知青凭什么要“愧对”乡亲？

作者：吴道平

一个周末的下午，一位老朋友来电话，邀请我当晚去Strathmore音乐厅欣赏“演绎了中国知青的历史沧桑和的追求”的交响叙事组歌《岁月甘泉》。她自己也曾经是知青，也知道我也有过长期插队的历史，想我一定会感兴趣。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我其实事前就知道有这么个演出，但从来没有打算去观看。为什么？因为我无法作为一个纯粹的观众，置身情境之外去欣赏。合唱的内容势必会把我带回到那苦难的年代，和自己的不幸经历交织在一起，徒然给平静的生活带来波澜，这又何必？我更担心，会像许多知青文艺作品那样，这个交响叙事组歌又去歌颂当年的“豪情壮志”——当年我没有看到过哪个知青有什么“豪情壮志”，今天也不会理解，又去言不由衷地来表白“青春无悔”。在我们当年插队难友中的多数人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幸运者去歌颂“豪情壮志”，未免过于奢侈乃至麻木了。这“甘泉”我大概喝不下去。

朋友当然很失望。

然而事情没有完。今天忽然读到胡平先生的文章，“知青一代愧对乡亲”，对《岁月甘泉》提出批评。他指出：

“这部《岁月甘泉》，就和许多知青回忆录知青文学知青艺术一样，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那就是被我们称为乡亲的农民，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不幸。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国民，继续承受着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与压迫。作为当年的知青，我们有多少人为他们申张过正义与公平？”实在不敢苟同。一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们知青一代凭什么要“愧对”乡亲？

首先，没有人会指责，是知青一代人造成了农民的不幸。“城乡二元制”使得农民成为二等国民，和知青一代毫无关系。那是在我们出生的年代就已经制定、执行的国家决策。我们为什么要对不是由于我们自己造成的罪过抱愧？

其次，我们知青本身就是这制度的受害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千五、六百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建立在这种“城乡二元制”基础上的。如果不是这种“二元制”，城乡之就可以自由流动，本来也就无所谓“上山下乡”。对一种既不是自己造成的，又给自己造成实际伤害——对不少人是终身伤害——的政策，我们要对同样是这一政策受害者的另一部分人“抱愧”，就如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要对集中营中的斯拉夫人抱愧一样，真使人有受虐狂之感。

我不否认，因为我们曾有过那么一段经历，我们比没有这一经历的人和农民的相关性就比较大。虽然说中国社会不公到处都是，受迫害、被伤害的阶层远远不止是农民，知青一代，对农民的关注应当比对其他弱势阶层的关注多。但是，我还是不能同意胡先生的责问“我们有多少人为他们申张过正义与公平？”我所看到的是，在有关农民地位问题的讨论中，只要曾经是知青的，无不对这一“二元制”口诛笔伐。不要引证很多，看一看CND上的相关讨论就可以明白。

我所看到的是，国内那些曾经是知青而目前也有言论平台的学者们，已经多年在呼吁取消这种“二元制”。

我所看到的是，那些后来有了一些权力或财力的知青们，不少会回到原来插队的村庄，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出钱出力出主意，为改善乡亲们的生活尽自己一份力。

我所看到的是，那些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当年知青们，明知道自己无法为改善他们的地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事情，回到自己当年的落难之地看望乡亲们，即使他们已经出了国，不再是中国国民，用自己一点温情来抚慰那些饱受压迫、欺凌的心灵。

我们从被强制下乡的第一天就明白地懂得，农民乡亲和我们一样，是同一制度的受害者。

不要忘记，知青中的多数至今还不能像我们一样有丰裕的生活。他们还在为退休金，医疗费，孩子上学，住房等等在苦苦挣扎；还在因为上访、游行、静坐、示威而被毒打、监禁。除了网上可以发发议论之外，知青中的大多数也还没有发言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责备他们“没有伸张过正义和公平”，责之过苛了吧？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并不冷血，但也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们没有高尚到抛开自己的困境不顾而去为改变农民乡亲的地位奋斗终身，但也是一直是这一抗争队伍中的从不缺席的成员。

但胡先生这样的责备，完全可以针对知青中极个别的、手执国家政权、也就有权力改变农民地位的那几位而发：中国核心领导阶层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有过插队的经历。现在，离他们完全掌握国家权力的时间不久了。我们等待胡先生到那时候对他们提出同样的责问。

                                                                     2011年11月29日

 

 知青一代愧对乡亲

作者：胡平

来源：百度空间http://hi.baidu.com/tyzhengcheng/blog/item/4453185829727c7f84352426.html

【这部《岁月甘泉》，就和许多知青回忆录知青文学知青艺术一样，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那就是被我们称为乡亲的农民，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不幸。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国民，继续承受着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与压迫。作为当年的知青，我们有多少人为他们申张过正义与公平？】

几天前收到一位朋友转发的邮件，标题有点耸人听闻，叫《中国知青“占领华盛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名叫“岁月甘泉”的合唱团在华盛顿、纽约等地剧院演出的一段文字和一组视频。

“岁月甘泉”合唱团是由耶鲁大学交响管乐团与来自耶鲁、康州、印地安娜州和华盛顿地区合唱团两百多人组成的一个团队，演出大型交响叙事组歌《岁月甘泉》。按照海报的说法，这一大型交响叙事组歌演绎了“中国知青的历史沧桑和一代人的追求”。组歌的词作者苏炜是我的老朋友，文革中曾下放海南岛，现在耶鲁大学任教。合唱团的两百多人大部分也都当过知青。尽管这些人都已年过半百年过花甲，但至今仍怀有浓烈的知青情结。

说来也是，知青一代确实是很特殊的一代。通常，一代青少年，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大家的生活轨迹就分道扬镳，有的上有的下，彼此的地位境遇就已经拉开差距。所谓老三届这一代却不同，由于毛泽东发出最新最高指示，在68年底69年初，几乎是一锅端地被上山下乡：不分男女，不分红五类黑五类，不分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不分团员非团员，不分成绩好成绩坏，大家统统都成了农民。虽然也有人分到城镇当工人，或是凭关系开后门送去当了兵，或是硬呆在城里不肯走，但数量都很少。自那以后，接连几届中学毕业生，相当大一部分也被上山下乡。这就构成了所谓知青一代。

知青一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尽管他们的个性、资质和家庭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却有着一段极其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曾经以知识青年的身份，远离城市，远离父母，进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在艰苦的农村，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于是形成了知青一代特有的群体认同。

我看了几段《岁月甘泉》的视频，又转发给其他一些朋友并且贴上了网，引来种种议论。不少人批评《岁月甘泉》太浪漫太激情，以至于淡化了当年的苦难以及对青春的摧残。这其实是回首往事者最常见的陷阱，再不幸的经历，如果你终于挺过来了，时过境迁，尤其是如果你现在还混得不错，那苦涩也就酿出了几许甜味，它甚至比没有苦难的日子更让你感到深沉和美好——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值得深入的话题。

在我看来，这部《岁月甘泉》，就和许多知青回忆录知青文学知青艺术一样，有一个巨大的缺失，那就是被我们称为乡亲的农民，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不幸。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国民，继续承受着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视与压迫。作为当年的知青，我们有多少人为他们申张过正义与公平？

不要说什么“国情”，城乡户口二元制绝对算不上“国情”，因为在所谓“旧中国”并没有什么城乡户口二元制。不要说什么政府已经在着手户籍制度改革了，有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了；问题是，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无非是一种回归，就像当年恢复高考，哪里还用得着试点呢？让这种罪恶的制度多拖延一天，就意味着让亿万农民多受一天的苦难，多受一天的侮辱。

今日中国，从政界到商界到文化界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都有知青一代占据要津。别指望那批当上首长或是给当局做幕僚的了，以他们早就拥有的决策权力，如果他们还把农民当作平等的人，城乡户口二元制早就废除掉了。

问题是，其他的知青为什么不为农民大声疾呼呢？毕竟，在今天，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呼吁几声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风险，为什么还躲躲闪闪呢？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强烈的冲动为农民鸣不平，如果我们自己骨子里就把农民当作下等人，那就别再奢谈什么对农民乡亲的感恩怀念什么厚谊深情了。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二等国民的地位，知青一代已然愧对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