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鹏:一个七0后眼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兼谈叶辛的《蹉跎岁月》 作者:老例搜集


 

 一个七0后眼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兼谈叶辛的《蹉跎岁月》

作者:甄鹏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6408

我初次接触“知识青年”这个概念,缘自叶辛的小说《蹉跎岁月》。这本书是我刚工作那年,到高密乡下去,身为教师的三姨夫送我的。故事的主角是上海知青柯碧舟和杜见春,他们到贵州插队落户所经历的艰苦的生活、劳动和情感历程。叶辛的语言很平白,宛如家常,娓娓道来。恰如那个时代的人,思想相对单纯。

我曾经以为建国后的三十年,虽然有过贫困和武斗,但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激情、没有贪污和腐败的时代。因此,当我偶尔从影视录像中看到红卫兵武斗的镜头,我只觉得好笑;当我看到《潘金莲之前生今世》中,猪一般的院长压在王祖贤的身上,我认为这些港台片在丑化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我看到《天浴》中李小璐为了回城,不惜忍受男人们一再玩弄,我认为这是投靠西方的陈冲编造导演的谎言。直到后来,我了解的越来越多,才发现这一切都是真实而普遍的。

毛泽东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为何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安置红卫兵,解决无业青年就业问题;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在那个红太阳一言九鼎的年代,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共约1700万知识青年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其中,最集中的是所谓的“老三届”,即1966、1967和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那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拿时髦的话讲,“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的虽然都是学生,但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例如,柯碧舟是“黑五类”子女,而杜见春出身高干家庭。而我最感怪异的是都梁在《血色浪漫》中描述的“北京顽主”这一特殊群体。农民怎么看下乡的知青?《血色浪漫》说得好:“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咋好好的京城不呆,到石川村干吗来了。”至于知青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影响,书中说“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十张嘴……”

这不是小说虚构的情节。叶辛回忆刚到贵州下乡时,当地的农民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除了生活和劳动的艰辛,许多知青遭受了残酷的折磨,血淋淋的事实触目惊心。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江洪洲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前一段时间,兵团各单位捆绑吊打知青1000多人,被奸污女知青200多人。……六营三连指导员左国生,长期奸污一上海女知青,另一个男知青唐洁新试图揭发,被扣上‘反军乱军’帽子,疯狂报复。”(邓贤《中国知青梦》摘引自云南省知青工作简报,转引自《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务院、中央军委曾专门下发了(1973)104号文件:黑龙江建设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的李耀东奸污、猥亵女知青达数十人,有的被黄奸污以后,又被李奸污。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是:“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发端于文革期间,而不是改革开放时期!“三大招”(招兵、招工、招生)出现了普遍的走后门现象。事情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为此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开后门”现象的通知》。

“反后门风愈演愈烈,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知识青年们的心目中,党和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腐败现象也由此开始公开,哪个再用豪言壮语说什么扎根、消灭三大差别之类的话,就会遭到公开的嘲笑和谩骂……”(《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蒋巍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蓦然回首》中写道:“从1971年开始,一些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老革命兴高采烈开始执掌‘一把手’的权柄,他们的子女随即兴高采烈扑打着翅膀纷纷从乡间飞走了。党的威信在人民和青年中间的急剧下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引起广泛不满的腐败现象也由此发端。千百万知青大军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原来如此啊一一军心从此涣散,理想从此崩溃,虚幻的反修大业失去了迷彩……”

毛泽东显然对这一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复信给“告御状”的李庆霖,提到:“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他又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泽东无力解决腐败问题。

在《血色浪漫》中,郑桐为了上大学给村支书常贵送礼。袁军的爸爸是部队高干,“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参军的)事就成了”。另一个高干子女钟跃民插队到陕北,凭借爸爸的老部下找关系入了伍。在《蹉跎岁月》中,苏道诚为了回城给大队革委会主任左定法送礼。左定法横行乡里,曾试图强奸女知青杜见春。常贵则克扣知青的口粮。

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什么不让知青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而非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许多问题,导致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百姓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西双版纳的知青发生了进京请愿事件和绝食事件。最终,知青们如潮水般返城,运动草草收场。

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拆散。尽管一些知青立业成名,但更多的人失去了系统受教育的机会,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对国家而言,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人才出现了断代。至于知青对农村的贡献非常有限,基本没有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

“知青的生活幸福感比非知青要低。经历了‘上山下乡’磨炼(有的是折磨)之后,打断了他们正常的发展道路,如果返城后没有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机会将会更加坎坷,这正是导致知青比非知青生活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王甫勤《“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后来重聚的老知青们常常打出“青春无悔”的旗号,那只是他们对岁月老去、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感慨。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他们还会再走一次上山下乡之路吗?他们虚幻了一段历史的美丽瞬间,连带着虚幻了一个领袖的神话。

叶辛在《蹉跎岁月》中塑造的最难忘的形象是邵玉蓉——一个美丽、善良、纯洁、勇敢的乡下姑娘。读者问叶辛:你书里的人物,我几乎都能在自己的身边找到,惟独你写的好人,我怎么没有遇到呢?(《蹉跎岁月》后记)我理解叶辛,但我想说的是:现实比小说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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