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离去，波西米亚的行吟天才——祭献瓦茨拉夫·哈维尔（附相关图文）
作者：散白雾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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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离去，波西米亚的行吟天才——祭献瓦茨拉夫·哈维尔（附相关图文）
作者：散白雾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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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波西米亚的行吟天才 ——祭献瓦茨拉夫·哈维尔 作者：王康 来源：《纵览中国》 你从安睡直接遁入长眠，不待 2011年12月23日
哈维尔葬礼 作者：北 明 （编译）
作者：北明 一个传奇故事的圆满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哈维尔抵抗极权统治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大约八十年代就以中文手抄本形式在中国大陆地下流传。岁月逝去，人们已弄不清它最初的翻译者是谁，也无法统计它打破多少中国大脑的自我禁锢，戳破了多少谎言的幻象，调动、激励了多少反对意识。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自由的思想，是铁丝网和秘密警察无法阻挡的。2003年下半年，中国大陆自由知识分子自费集资，再度以半地下方式印刷、出版了崔卫平翻译的包括这个名篇在内的《哈维尔文集》。丁东告诉我，此事一直捅到了最高层。最后以胡锦涛的口谕，"让他们自生自灭"听之任之了。丁东掂着手中所剩不多的几本书说，这文集一经出版，即刻销售、抢赠一空。 鉴于哈维尔先生的著作已经可以通过印刷体书籍和英特网突破封锁进入中国，经流亡作家郑义提议，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将我们多年保存下来的那本手抄本《无权者的权力》，作为一份具有特殊意义的礼物，交还给它的作者哈维尔先生，算是物归原主，。感谢他当年的思想和文字，感谢他为人类自由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请他代我们将此文物转赠捷克历史博物馆或相关纪念馆。 晚宴上，吴宏达(Harry Wu)先生引见我与捷克驻美大使先生谈及此事，大使先生表示，他正在协助捷克建立一座"哈维尔总统图书馆"。如果允许，他将协助把这部珍贵的中文手抄本转赠给未来的哈维尔图书馆收藏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的结局！成全了一段关于思想的完美传奇： 一位捷克知识分子的杰出思想飞越高山大海，乘坐手写体中国象形文字之舟，在遥远的中国地下河道行驶。无数翻阅的指纹是它的舵浆，自由信念是它的航标。多年后，这些思想从地下河流登岸，换乘印刷体的中文坐骑，在中国大陆腹地继续行走。而那停靠河岸的手抄版，已经再度翻山越岭过海、离开中国，停泊在同是捷克人、作曲家描写过的新大陆，自由女神之乡。它的使命完成了，漂泊久了，它想家呢。又过了多年，它的创造者、主人，到访自由女神的故乡。当年翻阅它的众多手中的一双手，借助一个偶然的机会，将它带到了它主人面前。由于外貌奇特，主人见了面不认识它。但了解了它的经历，他郑重地在它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纳了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我在请哈维尔签印刷体的《哈维尔文集》的时候，壮着胆子再耽搁他一分钟，向他介绍并展示了这手抄本及来历。于是，在捷克驻美使馆为哈维尔举办的小型晚宴上，带着无数中国指纹还有纸页卷边泛黄的岁月痕迹，这中文手抄本居然回到了作者手中。而且终于跟随作者返回了故乡。未来，永远，它将栖息在作者的思想仓库，捷克民主先驱，"哈维尔总统图书馆"。它将向后来人见证人类关于良知、诚实、自由的信念与力量 我希望这部手抄本当年的译者、抄者和读者，还有所有在它上面留下自己指纹的人，有朝一日能够看到这段文字，为这个圆满的结局同感欣慰。今天，这本书的故乡捷克已经变成了民主世界的一部分，但中国仍然在黑暗和谎言中挣扎。《无权者的权力》没有过时。虽然哈维尔"生活在真实中"的思想始终遭到诋毁，但是，对于那些拒绝谎言，热爱自由与尊严的中国人，这一朴素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智慧与力量的源泉！当吴先生应我请求，在宴会上向客人们展示并简介这个手抄本的故事时，掌声热烈。我注意到哈维尔再度面露欣慰。我相信那不是外交式微笑。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作者，看到自己的思想和文字在一个遥远国度的地下流传20年之后居然返回到自己手中、返回故乡而不感到由衷欣慰。 对不起！哈维尔。"完璧归赵"，是我这个参与搅扰您的记者对您表达的最诚挚的歉意。 2005年6月5日初稿，12日定稿美丽岚·墨根窑
紀念哈維爾 作者：孫乃修 一、 人類最神聖的事業，就是人間的道義和公正；人類最崇高的事業，就是為自由和尊嚴而戰鬥。這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第一事業。他們用自己的知識、思想、文字和行動，承擔起這一人類大業。 六十年來，東歐人民反抗專制、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知識分子發揮了核心作用。哈維爾的一生，獻給了捷克人民的自由事業。他是當代知識分子的卓越代表。 一朵燦爛的鮮花悄然凋零，無數鮮花遍地盛開。春天的種子、美好的希望和英雄的意志，永遠是人類心靈和勇氣的源泉，人間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阻抗春天的到來。羅馬帝國解體，奧托曼帝國崩潰，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覆滅，薩哈羅夫的祖國俄羅斯掙脫共產專制鐵幕，哈維爾的祖國捷克走上自由之路，蘇聯東歐共產集團滅亡，怒 濤澎湃的阿拉伯春潮中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暴虐政權相繼土崩瓦解，一再有力顯示為自由和道義而戰鬥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定律。
我見到哈維爾，是在一九九五年春，那時我正在哈佛大學做研究。六月，在威登納圖書館前的校園裡，哈佛舉行盛大的畢業典禮，捷克總統哈維爾是特約貴賓，做主題演講。我坐在第一排正中，面對演講台，距離最多四米。這使我在兩、三個小時裡直面哈維爾。 主席台設在秀氣高聳的尖頂紀念教堂前的三、四級台階上。 哈維爾坐在第一排靠近中間位置，面形瘦削，身體微側，長時間以手支頤，若有所思，眼睛時而望著地面，時而望著空中。身邊和身後皆是哈佛大學教授。他一語不發，寧靜安坐。 校園裡坐滿畢業生，一片黑色學士帽的海洋，滿園歡欣的笑語和相互的祝賀。年輕的畢業生們即將走上社會各界，發揮哈佛人的壯志豪情和美國人的豪邁精神。哈佛大學一向以世界第一學府著稱，以培養第一流人才和領袖人物為驕傲。 這是滿園桃李的哈佛之春，一年裡最熱鬧的時節，陽光格外柔麗。哈維爾卻像一個孤獨者，沉浸在自己的心靈世界。他似乎不會寒暄客套，臉上不露興奮或喜悅。顯然，這是一位性格緘默、喜愛沉思、以思想為職業的人。 他走上講壇，面容依然嚴肅。他的主題發言，時時被熱烈的掌聲打斷。他的語調沉穩、樸實，沒有任何誇張、虛飾；他的面容肅穆而嚴峻，無一絲調侃或取悅；他的眼神沉著而堅定，沒有那種靈活和顧盼。顯然，這是一位超越世俗、性格真誠的思想者，絲毫沒有俗世的虛榮和浮華。 透過演講台的花叢，我的中焦鏡頭不斷捕捉哈維爾的面影：他為捷克人民的自由和尊嚴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著作和筆鋒與人類最邪惡的勢力戰鬥，身陷囹圄、百折不回；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人民聚集在首都布拉格的英雄廣場要求民主和自由，他再次挺身而出發表演說；專制政權垮台，身為捷克民主的靈魂人物，他成為第一 位民選總統；現在，他來到哈佛校園，在花叢中發表一位思想者對人類自由事業的信念和前瞻。
伏爾塔瓦河哺育了優秀的捷克人。斯美塔納的音樂之魂，流動著這條大河的靈秀之氣；德沃夏克的新大陸之聲，跳動著捷克大地的靈魂樂符；卡夫卡的文學思考，浸透著捷克人的憂鬱和敏銳；馬沙立克的學術著作，閃動著捷克人的智慧和博學；哈維爾的文學思維，充滿了當代捷克人的道義勇氣和自由精神。 二零零三年夏，為斯美塔納音樂中令人心蕩神馳的伏爾塔瓦河，我來到捷克首都布拉格，月色正朦朧。放下行裝，我來到河邊，看河上燈火織成的粼粼波光，水面騰起的白濛濛水汽和一簇簇漩渦，傾聽靜寂水面上夢似地迴旋著的斯美塔納音樂的一串串樂符。 我知道，我在尋找幾代優秀的捷克知識分子靈魂的聲音和生命的顫動，波西米亞人的自由精神和鄉村生活的淳樸氣息。 次日，我來到瓦茨拉夫廣場。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獨立運動的壯烈場面，竟有如親歷： 我聽到捷克人民震天的怒吼，我看到捷克人民如林的手臂，槍聲、坦克、滿地斑斑碧血交織成一幕歷史悲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天鵝絨革命"，五十餘萬人聚集廣場，齊聲呼籲專制政府下台、人民需要民主和自由，捷克歷史終於翻開嶄新一頁。 徘徊在英雄廣場，我恍然失神而夢回故土：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天安門抗議怒潮、夜晚廣場燈滅後的殘酷拷打和一地鮮血，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千百個熱血生命日夜吶 喊著飄蕩在故國大地，歷史積成的鮮血長河日夜汩汩流動、殷紅地漫過千山萬嶺、染遍千家萬戶。忘記血債的人，決不是熱血男兒；忘記公仇的人，決不是英雄兒女。走過藝術氣質高貴的查爾斯橋，登上俏麗高聳的國會山頂，來到總統府。人們告訴我，總統在裡面工作時，大院裡那面國旗就會升起。你可以在政府的大院裡走動。人們常常會在這裡碰見總統或部長們匆匆走過去。 我無須去見它的總統哈維爾；我已經看到捷克人的嶄新精神。我找到了伏爾塔瓦河的生命，斯美塔納音樂的靈感，波西米亞人的精神，捷克文明的精魂。
哈維爾是作家，但不是尋常意義上的作家。他以捷克人的自由作為文學的生命，他把人類的道義作為自己的生命價值。這一立身處世的高貴人格態度，把他與那些文字匠人截然劃分開來。他對專制勢力的憤怒抨擊，他對人間邪惡的英勇抗爭，顯示一位偉大捷克知識分子的英雄性格和尊嚴。他把當代專制政治下的作家職業和知識分子身份表現得如此輝煌，他把知識的道義性、思想的高貴性和人格的尊嚴表現得如此豐麗。 哈維爾是勇士，他站在捷克人民自由事業最前列，以頭顱撞開專制政權的鐵壁，以生命為捷克當代歷史揭開嶄新一頁。他的卓越一生，有力地證實這一點：知識分子的價值，在於社會道義和人的尊嚴；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對人類自由事業的承擔；知識的價值，思想的力量，人的一切創造性活動，皆在人類的自由和尊嚴。作家 藝術家知識分子的思想事業、人格尊嚴和道義承擔，在哈維爾身上獲得圓滿體現。 伏爾塔瓦河，流靜水深，天鵝一群群，在碧波上拍打著翅膀。斯美塔納音樂中的伏爾塔瓦河那麼柔美，那麼動人心魂，因為有了當代的哈維爾和自由的捷克公民。 2011年12月20日於多倫多 —《纵览中国》首发
在他人的視野里──憶哈維爾 作者：貝嶺 1995年6月，我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第一次見到哈維爾，那正是哈維爾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的年頭。做為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受邀成為哈佛大學年度畢業典禮的主講人，並被授予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任教，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在聽眾席前排座位上，面對坐在貴賓席上的哈維爾，得以不動聲色地觀察他。之後，我曾在筆記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感受： 「我和他的座位僅僅相距三米，而且是面對著他，我，一個純粹的觀眾──觀察者，得以不露痕跡地、不被被觀察者意識到地注視他──一個世界舞台上的新型政治人物，兼有詩人、劇作家、異議份子、囚犯、思想家等多重身分的人，現為捷克共和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先生。 他稍顯不安地坐在貴賓席上，神態安詳，嘴裡似乎在咀嚼著什麼，偶爾會發出輕微的咳嗽聲，這大概來自肺部──菸草的傷害。他的目光偶爾會變得游移、寬厚並帶著 懷疑地掃視演說台上對他發出無窮讚美，並詳盡敘說著他生平的主持人。台下，是成千上萬的哈佛人，他們不時地發出重複的掌聲，並持續地用敬慕、榮幸、渴望了解（無知？）的目光端詳著這位陌生的、曾經生活在共產主義世界幾十年的制度終結者。作為榮耀的享受者，哈維爾的目光會和他們交會，同樣也是友善、好奇和陌 生的。標準的錦上添花，一個被象徵化了的人物面對被同樣符號化的「哈佛」大眾。這是一年一度儀式性式的歷史性一幕──哈佛大學一九九五年的年度學生畢業典禮。哈維爾是這場典禮的主講人，他還將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作為我此生中最為關注的人物，整整三個小時，我得以冷靜、猶如閱讀作品般不被打擾地「閱讀」這個被賦與了人類歷史巾重要角色者的面部表情，猶如我數年來閱讀他的作品。那也許是多年來從事地下活動的職業反應，他掃視外界的目光是驚覺的，一劃而過，並不持久逗留。更多的時刻，他陷入沉思，並不時被他左右及後面的歡呼者喚醒，他要點頭應和別人對他的提示，他的沉思還不斷地 被儀式上演說者因提及他的名字而抬高的音量打斷，瞬間，他回復了應持的常態，對誦頌他名字者回以謙躬並帶著羞澀的微笑。顯然，他不是在權勢者的氛圍中長大的，他的謙遜則可能來自弱者因強敵環伺而顯現的自制，而他常常不自覺地陷入的沉思是哲學式的嗎？還是由於身陷於陌生的語言環境所流露的心不在焉？總之，他在這一刻毫無權勢者被奉承環繞時所流露的意滿志得。這是哈維爾而非總統哈維爾。那是難得的幾個小時，在冗長的、由當時的哈佛校長魯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領銜的哈佛「頌歌團隊」對哈維爾熱情洋溢的輪番讚美中，我注意到哈維爾不時露出的羞澀、甚至不安，那是生性靦腆者被眾人當面贊譽後的侷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受之無愧。後來，我甚至看到帶著反諷的不和諧，當講台上川流不息的頌揚者用加重的語調滔滔不絕地向哈維爾和聽眾的耳膜轟炸時，他則心不在焉，自得其樂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爾還陷入沉思。當然，他面帶感激，但這種場面或許在他的總統生涯中已經歷太多，似已無法讓他陶醉其中。我注意到他不時會被響起的掌聲驚醒，隨即警覺，並用警敏的眼神掃視眼前的「哈佛大眾」。那一天，他用英語發表了一篇哈佛演說〈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 與人類前途〉（The Thin Veneer of Global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當典禮結束後，我衝上講台，喊住他，他在驚詫中轉過身來，我們甚至未及握手寒喧，匆匆地告訴他的「來歷」和背景，但我們還未及多談，便被他的安全保鑣們隔開，擋掉我們的交談，他抱歉地望著我，隨後回過頭來，在保鑣們的挾裹下消失了。」 七年後，我在美國再次見到哈維爾，仍舊是戲劇性的。2002年9月19日下午，星期五，我的紐約公共圖書館駐館作家任期的第一周。這座完全由大理石壘成， 巍峨如宮殿般的圖書館主樓座落在紐約曼哈頓正中的四十二街第五大道上，面積覆蓋了第五大道與第六大道上的整整三條街。這是紐約的文化地標，也是書和思想的 重鎮。 下午三時，圖書館內我的工作室中，藏族朋友小楊為我的電腦安裝中文軟件，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及作家中心助理主任帕米拉（Pamela Leo）敲門告之，她剛剛獲知，捷克總統哈維爾今天下午將造訪紐約公共圖書館並贈送他的捷文著作全本，三點半，圖書館將舉行正式的贈書儀式，館方特別請我前去參加。 我隨著帕米拉來到與「學者及作家中心」同層樓另一端的亞斯特大廳（Astor Hall），廳外已戒備森嚴，工作人員和持通話機的美國聯邦安全局便衣拿著來賓名單一一核對著每一位應邀參加贈書儀式的來賓。此刻，可容納近百人的大廳內 已坐滿紐約文化界人士。我才坐定，哈維爾和夫人達格瑪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克萊斯克斯（Paul Leclexc）博士陪同下進入了大廳。 仍是那張被歲月刻下深痕的臉，但十年前照片上呈現的消瘦和深邃已不復見，多了些和藹及笑容，氣色頗好，比我三年前在布拉格總統府見到時顯得健康。他和夫人及隨員迅速在演講台右側站定，紐約知識界的菁英們帶著敬意起立鼓掌 ──對一位結束了專制制度的傳奇人物、一位人類思想進程中的資深作家表達敬意。 儀式是標準的紐約文化界主流風格，莊嚴、刻板及內斂的緊湊。圖書館館長首先簡短致詞，他鄭重歡迎哈維爾總統伉儷造訪紐約公共圖書館。然後，紐約公共圖書館人文及社會科學部主任菲力普斯（Rodney Philups）致正式的歡迎辭。在他飽滿、抑揚頓挫的知性頌辭中，他回顧了哈維爾做為一位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一生，然後，向哈維爾介紹了紐約公共圖書館人文社會科學館做為美國收藏珍本書籍和作家、學者手稿資料最多的館藏圖書館的歷史。十分鐘的演說是快節奏的。隨後，美國的思想重鎮《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主編西爾弗斯（Robert B. Silvers）代表紐約知識界向哈維爾表示了熱忱的歡迎。他說，《紐約書評》從1970年代哈維爾做為一個異議知識份子在捷克和專制政權抗爭時便開始刊登哈維爾的文章，迄今已持續了幾十年，《紐約書評》一直引以為傲。最後，是哈維爾的致辭，他言詞懇切地陳述了圖書館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性，他對也的書能置身 於紐約公共圖書深感榮幸。最後，他用感性的語調宣告，卸下已近十三年的總統職務後，他將回復文人生活。在人們的注視下，哈維爾將由綠色硬盒裝著的十四本捷文著作交給紐約公共圖書館收藏。 一個多小時後，哈維爾來到離紐約公共圖書館只有數街之遙的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在美國前總統科林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的猶太裔作家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的注視下，向紐約市立大學的學生和教授發表了以總統身份在國外的最後一次演說〈政治，再見！〉。 演講中，哈維爾自嘲：「自己確實在歷史的意外中被逼上這個位置」、「其實是命運對我設下的殘酷陷阱」。但他也堅定地認知，「即便如此，有一件事是我能確定的。那就是，不管我是如何扮演了分配給我的角色，不管我當初是否要接受或是否配得上這個角色，也不管我有多滿意或多不滿意自己努力的結果，我把出任總統當作命運給我的一份厚禮。我始終是擁有了介入真正改變世界的歷史事件的機會。也因此，為了這麼一個人生經驗以及創造性的機會，那所有隱藏在其間的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對的。」 無疑，哈維爾在此為他的總統生涯做了強有力的辯護，這種辯護的內在原因是哈維爾作為知識分子和作家的自我懷疑和自省，同時，他也坦承，總統權位使他的人生產生了巨大變化。 哈維爾可能是當代政治領袖中唯一一位親自撰寫每一篇演講文稿的總統，甚至可能是人類史上唯一一位所有的文稿均自己撰寫、從不假他人之手的總統。這些演講的主題廣泛，既深入探討當代政治中危機、沖突的根源，也試回重新審視人權和國家主權的界定。令我難忘的還有，他甚至必須以電視演說的方式向捷克人民解釋自已的私生活──為什麼喪妻之後立即需要一位新的妻子。 —《纵览中国》首发
作者：VOA 在捷克共和国举国哀悼几天前辞世的前总统、剧作家、诗人、被誉为“自由象征”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之时，几位曾在布拉格会晤过哈维尔的中国学者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追忆他们印象中的那位“祥和、理性、睿智”的老人。 哈维尔是“布拉格之春”的领军人物。他因倡导捷克的人权活动而被打入牢房并遭软禁多年。1989年东欧天鹅绒革命瓦解了共产党政权后，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四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平解体成两个国家后，哈维尔再次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直到2003年离职。
上世纪7、80年代，哈维尔的一些反集权的经典作品开始在中国悄然流传。中国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回忆到，80年代末，他拿到了一些大学青年教师翻译的哈维尔文集。文集是油印的， 装订得很整洁，当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 徐友渔说，东欧民主变革前，同处共产党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多十分类似的地方。 徐友渔说：“相同的意识形态、相同的警察制度、相同的社会控制、相同的思想舆论的管制，而且在这种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心态、民众的心态都很一致。所以我们当初念他的东西都感到很强烈的共鸣。”
直到90年代初，哈维尔对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来说还是个陌生的名字。有一天，她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她记得里面写到：我也许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后者认为自己不仅掌握了过去和现在的真理，连未来的真理都掌握了。 哈维尔不喜欢穷尽一切真理的做法，他说：“这个世界还要神秘一千倍”。 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崔卫平。生活在同样意识形态国家的她觉得从来没有人如此接近自己的生活感受。 崔卫平说：“因为我们都被告诉说，铁的历史规律是不能动弹的，人的个性、创造性、想象力，一切(一切都如此)。所有文化、经济、政治都受到全面扼杀。我觉得他是一种开放的生活态度。” 从那以后，崔卫平读了不少哈维尔的作品，并翻译了《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说，哈维尔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他在道德上、 人格上的感召力，他的良心和责任感被很多人认同。
哈维尔是捷克《七七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和发起人。条约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协约中的人权条款，保障公民权利和人权尊严。 200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人在中国发起《零#八#宪#章》运动无疑受到《七七宪章》的影响。 2009年3月，捷克“天下一家”电影节将“人与人”人权奖授予刘#晓#波和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徐友渔、崔卫平和维权律师莫少平前往布拉格，代替身在狱中的刘晓#波领奖。 在电影节开幕式上，哈维尔亲自颁发了这个奖项。第二天，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了这三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
回忆起那次会面的情景，徐友渔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和非常朴实的人。看不出他曾经是一个总统，身上看不出一点权力感，也看不出一点威严的感觉，就像和一个很普通，但是非常有思想，道德情操非常高尚的人在一起说话。” 在莫少平看来，哈维尔是一位“祥和、理性、非常睿智”的老人，对自己的信念非常坚持。 莫少平说，哈维尔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他为捷克结束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懈努力，甚至不惜被投入监狱。 而最让莫少平感动的是哈维尔总是敢于说出真相。 莫少平说： 在专制国家充满谎言，充满恐怖的环境下，他能够坚持说出真相，认为说出真相总是有意义的， 他这种方式也是非常令我钦佩的。” 这三位中国学者回忆到，哈维尔在会面中还详细听他们介绍了有关中国的现状，并询问他们是否因为签署《零#八#宪#章》而受到威胁。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民主进程不能走得太快、太陡。 12月18日，哈维尔因病在家乡去世，终年75岁。星期五捷克将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 —— 原载: VOA
哈维尔：一个真实的人 作者：贝岭 来源：爱思想网 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当了13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当年2月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美国作家戴维.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哈维尔的告别宴会的：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哈维尔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著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端看我们怎样审视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内心。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我本人曾多次接触及近距离观察哈维尔，许多片刻确实令人难忘。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作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不动声色地观察。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哈佛大学校长鲁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喊住他，和他握手，寒暄，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挟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我的汉学家朋友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象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员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汇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贲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队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交谈，并一起翻阅他著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了，最后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做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后，哈维尔责问他的助理，为什么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作着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后，还需哈维尔去向他们解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正是由于他经历了专制社会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人”的身份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在哈维尔总统生涯的最后五年，克劳斯和哈维尔对捷克未来的面貌持续进行着辩论。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对哈维尔的观点，认为他否定了议会民主，并企图削弱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克劳斯认为当某个政党经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党之后，总统就应放手让政党来治理国家。克劳斯一直强烈反对将国家分权/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欢任何削减政府权力的法案、将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私营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维尔的老朋友，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维尔主要著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会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Milo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哈维尔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和司法体系的新法有关，该法规定法官必须接受司法部所辖机构的教育与考试。哈维尔无法否决这个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诉求，而宪法法院同意此项新法违反司法独立，从而推翻了该法案。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Vladimir Klokocka）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那是一幕感人、却多少有些凄凉的退场。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六十六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保罗.威尔逊感慨着：“他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观察到，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着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宝蓝色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明白并了然于胸。雪花大片大片飘落，停顿在鹅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论他有多少缺失，这样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吗？”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那几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那几十万捷克人民的化身吗？抑或，他们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们？那时，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Civic Fourum）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阳台上，用扩音器不断地向人民发表演说，用和平、坚定、不容质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沈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在无数摄影镜头下，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 十三年之后，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却，他们对哈维尔怀着敬意（而不是激情）以及日渐增多的抱怨，此时的哈维尔，再也不能像一九九O年代初那样，随便一个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门走进总统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说，我们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维尔或在街头某个转角的咖啡馆和哈维尔聊上一会儿了。批评者说，他已远离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超过了对捷克民间疾苦的了解，甚至说他更像是一个住在捷克的外国人。 无疑，哈维尔结怨甚多。首先，哈维尔不属于任何政党，故，他从来不去取悦选民。同时，由于他的再婚，或者说由于妻子是位早已走红的电视明星，由此招致了不少的攻击。有时，媒体或他的敌人将他形容为是一个精力耗竭，并被野心勃勃的美艳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个身居王位却又处处对人对事持着异议的孤家寡人，认为他对于议会民主完全外行，说他已经过气却还恋恋不舍地握着权力不放。据说，他和伊万（Ivan Havel）—那位曾在他早年的牢狱生涯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和感情支持的亲弟弟，由于家庭财产分配上的分歧，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哈维尔离任时，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虽然他就任总统时的最高支持率曾达87%），这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比率。 担任总统时的哈维尔每个月月薪约合二十一万台币，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捷克议会曾就共和国首任总统退休后，是否应按照民主社会的惯例支付每月约两千欧元的退休金，无偿提供办公室、专用轿车、安全警卫及终生的全职司机这一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现任总统克劳斯的政党民主社会党和捷克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下，这一提案被拒绝了。也就是说，哈维尔作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体面退休的总统，没有民主制度下前总统应有的待遇。然而，作为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品牌”（捷克总统克劳斯带着嘲讽的无奈之言），哈维尔全然不必担心可否维生，因为哈维尔有着永远也应付不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假如身体状况允可，他完全可以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以在世界各地演讲谋取厚酬。 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十年前，我的老友，也是哈维尔最信任的中文翻译、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然(Olga Lomava)教授就告诉我一个在捷克流传的说法，说哈维尔除了脑子之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修补过的。他的肺和肠均因癌症切除大半。1996年，也就是他的元配妻子奥尔嘉过世那一年，他曾七次被送进医院抢救和施行手术。那一年，哈维尔面对着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他的妻子奥尔嘉（Olga）在一月去世。十二月他也因肺癌而濒临死亡边缘，当时他高烧不退，双目几乎失明，医生开始时只是诊断为一般性肺炎，后来才确定是癌症，并立即切掉了他右边的半个肺。在上手术台前，哈维尔还在抽烟。据说，当时住在加护病房的哈维尔，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护士竟不在旁边，正巧达格玛去探望他，达格玛吓坏了，拼命呼救，并及时招来医生，紧急抢救，哈维尔才活过来了。1997年1月，哈维尔和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krnová）结婚.达格玛是捷克最著名的电视剧演员，在捷克民众中家喻户晓，她是哈维尔的情人，并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由于那位和他厮守一生，共过无数患难的妻子奥尔嘉的形象深入人心，捷克老百姓难以谅解哈维尔这么快就再婚的举动。1999年夏天，我曾专程去布拉格公墓瞻仰卡夫卡和奥尔嘉的墓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午后，奥尔嘉已过世三年多了，可她的墓前仍摆满了鲜花，前来瞻仰和送花的人络绎不绝。 为此，哈维尔不得不通过电视演说向全国解释道：“在奥尔嘉去世前，她说过我可以再婚。”哈维尔说：“那时，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我已决心独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但她坚决认定我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也不应该这样。她是对的，而且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达格玛。” 为了疗养他那由于几十年的吸烟习惯和牢狱生涯伤害了的肺部，他在葡萄牙空气清新的Olhos d’‘Agu海边买了一栋别墅，他会不时地在那里住上一段时日，休养，也是为了躲避他称之为永远也做不完的“一千零一件事”所形成的工作压力。不久前，他在接受捷克报社的采访中抱怨说，他的秘书和助理，从当总统时的近百人变成只有三个人。 哈维尔的早期总统生涯中充满了自由甚至畅所欲言的平等气氛。我惊奇地发现，在他1990年代的总统府内，没有太多的官僚气息和体制化的死板仪式。1991年，在他和他的老友、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领袖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思考深刻的重要访谈中，陪同他的助理（从国际事务发言人到新闻秘书）均可以随意插话，甚至抢话头、打断哈维尔的言谈，以对他的想法表示异议。他和米奇尼克对话的方式尖锐、风趣、直言不讳，是我读过的所有哈维尔访谈中最精彩的。请看他们一开始是怎样进入对话的：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米奇尼克：”对了。”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一件最有争议性的事，就是从2001年以来，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离任前，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现了一封由哈维尔及其他七位欧洲的领导人联合签名的信，内容是完全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为此，他受到了早年许多支持并声援过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批评。 哈维尔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表的看法，其实比大部分东西方左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要复杂，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但在我看来，仍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以“非暴力抗争”而被世人广泛称道的典范，怎么会去领衔支持一场先发制人的侵入性战争呢？其实，哈维尔最根本的视角仍是基于捷克及东欧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蹂躏，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经验。只是他复杂但精准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战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2002年，在那场听众包括奥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演说中，哈维尔回忆说，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捷克，影响到整个欧洲，而且祸延长久。第一次悲剧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在德国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野蛮要求让步（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希特勒德国挥军占领捷克），这一历史悲剧让多数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一出现时，就必须先将其制止。 他说：“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经验，就是1968年被华沙公约集团的国家占领。那时候，整个国家重复述说‘主权’这个词，并谴责苏联的官方说法—宣称入侵乃是为了执行‘来自兄弟的协助’，是为了高于主权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宣称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胁，而全人类能够更早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胁。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为了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相信捷克的主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这是我们经验到的第二个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药剂师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指伊拉克战争），是否真的是为了协助人类对抗一个邪恶政权，并保护人类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当然是比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更为复杂的—‘来自兄弟国家的协助’。” 按照哈维尔的传记作者，也是哈维尔早年的好友约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一书中的说法，哈维尔的一生经历过六个时期：一、斯大林式政治体制下的早期学生时代；二、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捍卫“人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时期；四、成为异议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随后的牢狱生涯时期；五、1989年捷克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六、最终的十三年总统时期。就像斯洛文尼亚批评家斯拉沃依.齐泽克（Slavij Zizek）所说：“沿着这一脉络，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许多弱点和怪癖的哈维尔，然而，这一切不但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业绩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此时，在哈维尔离任之后，我相信，应是他的第七个时期，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哈维尔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后总统生涯”时期。我可以想象，此时的哈维尔，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却有限。 无疑，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他那毁誉参半的十三年总统生涯），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仅仅凭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写下的那些直面邪恶的政冶文论：《生活在真实中》、《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的信等，便已足够奠定他在二十世纪人类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五年前，哈维尔在接受捷克报纸《民众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King Maker），没想到却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当记者再追问他，什么是他真正满意的生活时，他告诉记者，他最渴望的是回归到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写出新的著作是唯一可以让自己满意的事—这几乎是每一个曾经认真严肃并专心致意地有过作家生涯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的愿望。哈维尔诚实地将它说出来，而且也做到了。 我以为，不是机遇，甚至，不仅是责任，而是命运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许是一个具有思想家特质的文学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独创性、甚至更适合的舞台。他不仅通过了苦难甚至死亡的考验，他也通过了政治权力对他的考验，即尽所有可能地在权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中的异数，一个虽有着传奇般的英雄业迹，却仍能保有思想品质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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