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中的一滴】：

  序

此是一篇关于知青的中篇博文，拟在2009年8月中旬发表。题目是《大潮中的一滴》。

它记录了一棵小草曾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那样地生存过。

文章的体裁，既不是完全虚构的小说。也不是完全的旧闻报道。它介乎两者之间，就叫知青文学吧。

里面人物的姓名，大部分是虚拟的。里面的情节，大部分是真实的。

不管怎样，都请不必对号入座。

事情发生的主要时间段：1968年——1979年。下乡前夕到主人公返城。加了点儿后续。

主要场景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该文以记叙为主，议论为辅。

该文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因、性质以及知青们为什么会大规模返城作了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该文叙述了曾真实发生过的，直到现在搜索引擎还搜索不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一）缘起

在若水的博文中，经常提到“我的老爸”。博友们对若水的老爸也许有了些初步印象。那是一个对女儿疼爱有加，为女儿的相亲瞎忙活的父亲。一个饱经风霜、悠闲淡定又免不了上些当的退休老人。这篇博文，主要记录他们那一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经历的事儿。总不能人称总是“我的老爸”吧。若水只好不顾名讳，道出他的真名了。他叫若冰。

前两天，若水看到一篇博文，叫《十种牛人》。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文革时期去过北大荒的”。若冰就是其中一员。若冰是“老三届”中的66届高中毕业生，下过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过11年。一开始叫“兵团战士”，后来“兵团”改回又称国营农场，“兵团战士”也改称为农业工人了。若冰那一代人，把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献给了那片黑土地。在若水加入的圈子里，有“老三届”和“老知青”两个圈子，就是若水专为老爸若冰加的。

若冰在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地提到：“我们那时候------”。若水多半时间是不耐烦听的。她经常不礼貌地打断若冰的话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删节号里的话是：“您怎么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但是不等她把这后半句话说出来，若冰就止住了话。就像正在唱一出戏，台下观众听得都不耐烦了，唱戏的也兴趣索然了。

“老三届”是一个很奇特的称谓。单说中国解放后有多少届初中、高中毕业生，没有哪一届用“届”来圈定而且叫得响的。也没有哪几届会突然中断了学业，被身不由己地抛到运动的大潮中和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乃至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2008年初夏的一天。若冰接到一个电话，是他十多年没有联系的一块儿下过乡，在兵团一个连队呆过的同学打来的。-------这里所说的“同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一个学校的，虽说不是一届，却一块儿下乡，又都在一个团里，就统称同学了。那个同学说：有一个鸡西的兵团战友到天津来了，想和天津的几位聚聚。若冰说：好啊。那个同学又说：你把高家良也叫上。若冰说：行。他就抄起电话拨通了高家良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若冰想，可能是他的爱人。若冰说：你好。是高家良家吗？对方说：是。若冰又问：高家良在家吗？对方问：你是谁？若冰说：我是他同学。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叫什么名字？若冰说：我是若冰。对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听家良提起过你。你不知道吗？家良已经去世了。若冰大吃一惊：他什么时候去世的？对方说：两年前。若冰问：什么病？对方说：糖尿病。他突然就昏迷了，在医院住了不到一星期，就走了。若冰实在想不出该怎样安慰对方，只得说：请您节哀顺变，多多保重身体。放下电话，若冰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

高家良和若冰是同一个学校的，比若冰小一届。他们在兵团一个团、一个连、一个班里呆过。在一块儿放过牛。高家良返城以后，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上了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轻工业局办公室。他的家里，四壁不是墙纸，而是几乎顶到房顶的藏书。就算他不把自己视为才子，至少也可以算作个文人吧。算起来，他也就该退休了。却早早地化为了一捧骨灰。无声无息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再过40年，“老三届”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化为一抷黄土。若冰想，该写点儿什么。倒不是为了出名，草民也出不了什么名，就算留点儿声音在这个人世间吧。于是催促若水开了个博客。若水听了若冰的叙述，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她在晚饭后拿出笔，铺开纸，耐心地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并做着记录。

若冰的讲述是断断续续的。够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若水把这些零碎的故事集结起来，打算写一篇博文。起个什么名字好呢？“二三事儿”？确切倒是确切，人家用过了。“无悔的青春”？若冰不以然。“无悔”，指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多少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一看，你当初的选择对还是不对。可是当时，留城还是下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去内蒙，或是去河北省插队，是你能够选择的吗？可以诚实地说，90%的人是身不由己的。对此，本文不想多做评论，若水也没有能力做评论。1978年前后，知青大返城。草民们用自己的举动，不已经对这一运动的人心向背作了评判了吗？历史终归是人民写的。若水只能写那一滴水，那大潮中的一滴水。

（二）大字报

2008年教师节前夕，若冰上网在《博友的温馨小屋》圈子里看到了很多博友写的纪念教师节的文章。博友们对自己的老师的崇敬、感激、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若冰没有写文章，他陷入了沉思中。他的思绪穿越时光隧道，回到42年前。

1966年盛夏。“文化大革命”的大潮席卷了全国。若冰所在的汇仁中学自然不能例外。校园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高三（乙）班的同学正为一张大字报争论着。大字报是批判任若兰老师的。

任若兰是若冰的高一、高二两年的班主任老师，是位女教师，30多岁，短发，教政治的。这位女教师是位极负责、极热情的老师。她把她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她的学生身上。她希望她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要学有所成以外，在政治上要上进，要靠拢组织，要积极要求进步。若冰原本是只想把书念好的，也正是在她的引导下，政治上才有了些进步，加入了共青团，高一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高二时当了班长。现在回想起来，任若兰老师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的影响，对于所谓的“落后”生，说些牢骚怪话的，她是把这些当作“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反映去看待的。所以就严厉地、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这就不可避免地伤到了这些学生，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高三（乙）班的几个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一是揭发任若兰老师和班里一个姓汪的男生有不正当的关系。而那个男生是个小流氓，已被警察收进去了。二是责问任老师为什么在下乡劳动时私自闯进男生宿舍，而当时，仅仅比她小几岁的男生们穿的都很少。底下的签名是“高三（乙）班全体”。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就是要把他们的女班主任描绘成一个女流氓。这桶污水，泼到一个曾为他们呕心沥血的女教师身上，其杀伤力是可想而知的。

若冰心里明白，要阻止这张大字报贴出去，是不可能的了。世界已经颠倒，人们已经疯狂，大字报已经写就，人家之所以要召集全班会，并不是要征求谁的意见，仅仅是因为牵涉到一个署名问题。他知道，其实其他同学也知道，任老师之所以进男生宿舍，是因为她巡夜，怕学生们把被蹬了，着凉，进去给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孩子们”掖掖被。至于说他们的女班主任跟那个男生有什么不正当关系，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糟贱人真没有这样糟贱的！这就是所谓的“造反有理”，这就是所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尽自己微薄之力，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老师少受些伤害。想到这儿，若冰站起来，冷冷地说:大字报的内容，我是不同意的。你们谁同意，谁签名。至少有我一个人不同意，你们就不能用“全体”的名义。若冰即便这样说，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他出身不好，谁知革命会不会把他也“革”了。他没有想那么多，他顾不了那许多。若冰的意见，得到了班里大多数同学的支持。谁同意，谁签名。最终在那张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学寥寥无几。

当你付出了你全部的爱，当你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们，当你认为这就是你的事业、你的使命的时候，你得到的，却是兜头泼向你的屎盆子，是捅向你心脏的刀。这人生的痛苦和绝望，悲哀和心碎，年轻的、稚气未脱的同学们啊，你们可体会得到？也许，她注意到了，毕竟签名的只是寥寥几个学生，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她已经被这张大字报击倒。

到后来，学校也不上课了，学生们没人管了，若冰很少见到任若兰老师，有时，偶尔在学校操场上见到她，她也总是低着头，匆匆的，脸上全然没有了往日那充满自信的、自然的微笑。

再后来，若冰下乡去了。11年后，若冰返回了天津。

一天，若冰在马路上偶然遇到了任若兰老师。在若冰的印象中，任老师就像八路军的女政工干部，总是那么精神抖擞，那么神采奕奕，她上政治课，就像在演讲，年轻的学生们会跟着她投笔从戎。而眼前的这位老师，虽然依然是那么端庄美丽，但精神头儿明显不如先前，岁月，已在她的眼角烙上了细细的纹。若冰欣喜地和她打招呼：“任老师，您好！”“你好。若冰。”时隔这么多年，老师竟然还能清楚地叫出自己的名字，若冰很感动。他告诉任老师，他已返城并且已有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他看见他的老师的脸上又出现了那久违的、自然的微笑，他明白了，学生“好”，当老师的是最欣慰的。若冰没有和他的老师聊太多。他想，反正已经回天津了，见面的机会有的是，他一定要再回学校去看看任老师。却不料，这一别过，竟是永别！

几年后，若冰得知，任老师去世了。她得的是癌症。那样一个乐观的蓬勃向上的而且带领着她的学生门奋发向上的老师！若冰能够明白那场运动给她所带来的重创。即便是她谅解了她的学生，但那致命的一击，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她对她的付出的意义的坚信。

若冰想，他要把这篇博文打印出来，在清明节，烧给他的老师。任老师在天国，知道至少有一个她教过的学生在怀念她，并特地为此写了一篇博文，她会不会再次露出那自然的微笑呢？

若水感到很费解：在那个年月，人性怎么可以扭曲成这样。造谣、污蔑直接刷在墙上，就不要负法律责任吗？

（三）填志愿

1968年秋，老三届的学生们迎来了毕业分配。这些学生为国家大事激动、忙活了两年。造反、扫“四旧”、贴大字报、印传单、大串联、批斗……不知这是不是中学生应该干的活儿，他们都干了。这回，习惯于安排别人命运的学生们将要面对的是命运对自己的安排。

学校的布告栏里贴出了毕业分配去向，叫作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学校“革委会”要求学生们自己填志愿，班里同学评议。

学生们都挺识路子，第一志愿绝大多数填的都是“面向农村”。他们知道，填什么志愿都不过是走过场。该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绝不会因为你第一志愿填“面向工矿”就把你留在天津，分到厂矿的。

学生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满怀革命理想、满怀革命激情的，他们真的是想到那广阔天地里大干一场的。大多数不过是随大流儿。公开唱反调的还真有一个。公告拦里“四个面向”旁边出现了一张小字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面向工矿。我不去农村。不去边疆。让我填志愿，我就说真话。如果填志愿是假的，还填它干什么？

同学们为这张小字报的作者捏了一把汗：在那种形势下，所谓的真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这张小字报的作者很快就查出来了，是初三的一个同学。他挨了批斗。谅他还年轻，没有给他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同学们大多还没分配，就给他优先安排了。他被遣送回原籍。

说是填志愿，其实并没有一所明确的大学、明确的专业等着你填，只不过叫你把“四个面向”排排位置，表表态。若冰当然是跟大多数同学填的一样：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再不识时务也不必像那个初三学生那样。

若冰并不是没有革命激情。高二那年，受天津一个下乡青年模范事迹的感染，他曾在一天晚自习后找到班主任任若兰老师，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高中毕业后不考大学了，像那些先进青年一样，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去建设新农村，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祖国。任老师笑笑，没有说话。一般来说，她对于她的学生的革命激情都是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的。但这时她并没有说一句赞许和肯定的话，是她希望她的学生的志愿是经过慎重的考虑而不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希望若冰能有机会上大学还是去上大学——毕竟若冰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是名列前茅的。——也许两种意思兼而有之。既然得不到老师的坚决支持，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若冰也是一名在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他曾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相应党的号召，去徒步串联。当然，那时的徒步串联的艰苦程度不能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相比，可是对于若冰来说，徒步去串联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他平足，并且患有严重的痔疮——内痔、外痔、内外混合痔、脱肛——痔疮常常脱出在肛门外面，需要用手才能把它送回去。若冰不在乎这些。他和外校的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徒步去北京。天津距北京270里。现代人，两小时车程还嫌慢，修城际铁路，坐和谐号，一个小时不到就可以到了。当时徒步需要三天。他们在冬天，打着一面红旗，踩着积雪出发了。第一天走了90里。他们唱着革命歌曲，大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好在一路有不少接待站，吃、住都不成问题。第二天，他们走了70里。他们累了——他们毕竟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他们也不再唱了，只顾闷头走。第三天，他们起了个大早——一定要在今天赶到北京！当晚，当他们终于看到北京的灯光，当他们的脚终于踏上长安街时，他们禁不住欢呼起来。这一天，他们走了110里。次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徒步串联的学生。若冰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可是现在的所谓填志愿不过是一个形式。社会形势、家庭出身已经给你选择了“志愿”，用不着你自己再去费心了。

（四）评议

同学们填完志愿，按学校要求坐在一起评议。

高三（乙）班的同学很长时间没有坐到一起了。如果没有这场折腾，他们不会这么生分。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战斗队。彼此的战斗让他们疏远。汇任中学是个男生校。这个班级有54名学生，都是男生。他们在班级里就组建了四、五个战斗队，再加上参加学校里的、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总共有十来个战斗组织。其中有一个同学戴着个红卫兵袖标，上面豁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商学兵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他的这个袖标因为字多，戴在胳膊上就好像红套袖。若冰小声问他：“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多少人？”他神秘地说“六个。”“兵呢？”“没有。”“合着你们是光杆司令部啊。戳子刻了吗？”“刻了。一大堆。”“要是大串联那会儿用你们的戳子开封介绍信多来劲儿。”全班54名同学，53人都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战斗队，没有参加战斗队的仅若冰一人。班里成立评议领导小组，由各组织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若冰就成为班里唯一一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领导小组。

评议领导小组先坐下来开个会，商量一下该怎么组织评议，外面跑进来一个同学，兴冲冲地对大伙儿说：“我们把江立本逮着了，就在旁边屋里。你们不去看看？”评议领导小组里呼啦啦地站起好几个，冲到旁边屋去了，会自然也就开不下去了。跑进来的那个同学看若冰还坐着没动，就对他说：“你不过去揍他两下？他对你也不好。”若冰摇摇头。那个同学又说：“你没家伙事儿？我这里有皮带。”若冰没理他。他看看若冰不拾这个茬，便扭头跑了。

这个江立本是若冰的高三班主任。男。四十岁出头。教俄语的。他这个人，不太关心政治，作为班主任，他也不像任若兰一样关心学生。若冰也不喜欢他。他对若冰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作为一名学生，对老师有什么深仇大恨？这些同学，莫不是打便宜人成了习惯？这一场运动，竟能把一群原本单纯的书生教唆成了这样，它能把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激活，让它蔓延开来，吞噬着人的最后的一点儿善良。

若冰提到这些，并不是要指责这些同学，那时，他们都还太年轻，谁都有做错事的时候。

追根朔源，这些悲剧都是那场蛊惑人心的运动导演的。青年学生不过是群众演员。

评议领导小组最终也没有领导全班搞成什么评议。大家坐下来也不过是聊聊闲篇。事情是明摆着的：出身好的几个有可能留津，其余的都将上山下乡。

高三（乙）班出身革命干部的有两名同学。出身三辈要饭的，没有。所谓出身好的，不过是店员等半无产阶级。店员，就是现在所说的售货员，班里有这么四个。其次，就是职员出身，相当于现在的白领，例如会计。再次，就是小业主，相当于现在的个体工商户，就沾上资产阶级的边了。若冰出身于资本家，就是现在所谓的企业家。他的父亲是南方人，宁波人。解放初期在一家贸易公司里投了点儿资，作为几个主要股东之一当上了副经理。这家贸易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天津设立了分公司，他的父亲就举家搬迁到天津来了。那时，他的父亲才30岁出头，只知道多挣些钱来养家，当时是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又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他绝不会想到“资本家”这个头衔将会给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带来数不尽的苦恼。如果说，有人告诉现在的企业家或大学生创业者，你们在若干年后要挨斗，你们的子女要因此为你们而去赎罪，这些人还会去投资、去创业吗？这好像是一个冷笑话。可在当时就是现实。

过了几天，高三（乙）班的同学在一起照了一张毕业照。真的没见过这样的毕业照！毕业照中间竟然没有老师。老师让这帮小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屎盆子也扣在头上浇得臭烘烘、透心凉了，谁还有兴趣和一群狼一样的学生们一起拍毕业照。从另一方面来说，学生们也不会请他们。坐在前排正当中的是一名姓冯的同学，他已经获准参军了。这是这个班级毕业分配的第一人，这在当时是个不错的、让人羡慕的去向。姓冯的同学穿着新军装，端端正正地坐着，腰板挺得倍儿直，他还没戴领章帽徽。眉宇间露出喜悦。再看看其他同学，表情严肃，目光呆滞，一个个老气横秋，像一帮40多岁奔50岁又偏逢企业不景气的下岗工人。那表情好象是刚给谁开完追悼会。若冰后来端详着这张照片，想想，这也难怪，这些同学，因为派系的斗争，伤了感情，若不是拿欢送姓冯的同学作引子，同学们也不会聚在一起，可能连这张毕业照也不会留下。另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同学将下乡，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他们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有几个猜想自己可能留城的同学也表情严肃。

这张照片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照片，珍贵就珍贵在它的真实。它把那个时代留给青年学生心上的阴影显现出来，定格在一瞬间。

（五）与死神接吻（上）

中国5000万写博客的，有多少人和死神接过吻？大概不会超过万分之一。若冰就是这万分之一当中的一个。

若冰在1967和1968年曾经两次和死神接过吻。死神为什么没有把他接走呢？可能怜他太年轻，也可能要留着他让他去告诉人们很多事情的真相。总之，两次，死神都把他轻轻推开了，这才可能有以下这些文字。

第一次是1967年夏，若冰跟着同学们去游泳。游泳地点在水上公园外的东湖。水上公园里有游泳池。可是水上公园要门票，5分钱。到游泳池游泳又要买一次票。穷学生们买不起票，只好成帮结伙地到水上公园外的湖里去游，他们管这湖叫王八湖。为什么不叫东湖呢？谁也不知道，反正一说到王八湖去游泳，大家都知道。

若冰不会游泳。同学们都会，就他不会。从小学三年级就开了游泳课，一直到高三了，还是只旱鸭子，在水里只能扑腾个三五米，从没在没过顶的水里游过。他只能在离岸边不太远的浅滩游游泡泡。同学们在水里游得很开心，若冰也用蛙泳姿势往前游了几米，又往回游了几米，算算就应该到刚才启动那个地方了，他就直起身来，以为脚就能踩着地，没想到，脚根本就够不着地，水一下子就没过他的头顶。这就叫没顶之灾！说出这段儿事来，要让那些从小在水边长大的南方博友们笑话了，可是对于北方旱鸭子，水没过头顶，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若冰没忙着喝水，王八湖这么一大片，要指望着把水都喝干了露出头来，光凭着若冰这肚子肯定不行。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但若冰毕竟不是宰相，更何况，那句话很可能是一种比喻。若冰并没有吓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也没有顾得上背诵两段毛主席语录。按说这时候该说豪言壮语了，可是若冰的脑袋连同发声器官都还浸在水里，当务之急是要露出头来，若冰很自然地就瞎扑腾开了，他脚往下踩，手掌往下按，他明显感到自己在往上升，这时，有个同学在他身后使劲推了他一把，若冰的脚就踩着了地，头也露了出来。若冰赶紧向在这关键时刻推了他一把救了他的命的同学道谢，那位同学笑笑说：“没什么的。不用谢。”说完，摆摆手，扑腾扑腾用脚打着水游开了。后来若冰想到，和他一起去游泳的这几个同学，知道他不会水，实际上是特意留心着他的，要不也不会注意到他没露出头来，也不会恰恰在这一危机时刻出现在他的身边。若冰后来跟同学们又去王八湖游了几次泳。他比原先胆大些了，因为他学会了踩水，最起码可以争取到把脑袋露出来喊救命的时间。不过，他还是不会游泳，游不了几步就游不动了。看来不是技术问题。

王八湖后来又淹死了几个人。湖边树起了牌子，禁止游泳了。可能是因为湖底不够平整，眼看到湖边了吧，会突然出现大坑，而且湖当中还有水草、铁丝网什么的。若冰和他的同学们想想昨天这片水域上面还漂着死尸，也有点儿害怕，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第二次是1968年秋，若冰动痔疮手术。

若冰自己决定的，要尽快动痔疮手术。他的痔疮很严重。内外混合痔，脱肛。也就是说，痔疮翻露在肛门外面，不用手送回就磨着疼，走路都难受，怎么下地干活儿。农村医疗条件又差，趁下乡前得赶紧把手术做了。

若冰没有跟他的父亲说。

若冰的父亲经过这两年的运动，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若冰后来想想，父亲在挨批斗、抄家、压缩住房，人的尊严丧尽，不多的家产上缴和被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活下来，确实够坚强的。父亲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对落实政策始终抱有希望。二是他的伴侣——也就是若冰的继母在这患难时给予他的理解和支持。

若冰的生母在若冰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生产时大出血。若冰的父亲40多岁再婚，娶的这位继母。介绍人是当时市里很有名的一位老中医。若冰的继母有些钱，这些钱是她和她的前夫离婚时前夫给她留下的。若冰的父亲带着哭腔请求她把这些钱上缴，说如果不上缴就会没命了。若冰的继母在这关键时刻没有犹豫。她把这些钱主动上缴了。在她看来，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她信佛。

若冰的父亲在公私合营以后一直拿着保留薪水，每月180元。文革时，只拿12元生活费，无力帮若冰出这笔治病的钱。

若冰的父亲这一段精神不大好。他的一位朋友自杀了。这位民族资本家朋友文革以来经常来串门，若冰也认识他，虽然没有跟他说过话。他富富态态的，脸上好象还带着那么点儿微笑。若冰断断续续地听到他劝导父亲要想开些，要相信党，早晚会落实政策的。他的话语，送来的其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人生若无希望，就看不到活下去的意义。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绝望。不知怎的，这个劝别人坚强地活下去的人竟然也绝望了，他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个人，也自杀了，就是那个给若冰父母当婚姻介绍人的老中医。他在医院里是反动学术权威——那年月，“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单位挨批斗是很自然的。他哪儿受过这个。年轻的医生们本来对他是必恭必敬的，不知吃了什么药，一夜之间翻了脸。挨批斗，飞机式，挂牌子。他从来就不大过问政治，也不是什么“五类份子”，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医大夫，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病，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遭此横祸。再加上他的家庭不睦，他也自杀了。

（六）与死神接吻（中）

若冰想要动痔疮手术的事儿也没有跟他的继母说。

若冰的继母自跟若冰的父亲结婚以后一直上班。若冰上学，放学以后回家帮着做饭。他学习知努力，学习成绩良好，课余时间爱看书，也不到外面去惹祸，倒是个省心的孩子。若冰和继母接触不多，一个上班，一个上学，晚上回家吃完饭后的那点儿时间，若冰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要看书做作业。若冰的继母并不象有些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狠歹歹的，她从没有打骂过若冰，但她也很少关心若冰，也可能是因为她自己没有生育，不知道怎么关心。

若冰把想动痔疮手术的事儿跟他的同学和姐姐说了。

若冰有两个姐姐。大姐若月，比若冰大五岁。她在天津的一所女子中学学习很努力，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她以为自己一定能考上一个重点大学的，发榜时录取她的却是她最后一个本科志愿校。她高考发挥正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受了家庭出身的影响。

若冰高中毕业时他的档案里有学校组织上经过千辛万苦内查外调所积攒的一摞材料。最后的结论是：只能上一般院校。也就是说，你自己再努力，考得再好也白搭。若冰从小就喜欢航模，让他自己选择的话，他第一志愿会报北航的。可是这一切都像是在开玩笑，没有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不必用功的，也不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个冰冷的大红戳子已经给你的运行轨迹封了顶。那时，出身不好就像一个个沉重的十字架无情地压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嘲笑着这些八九点钟的太阳，也把什么平等、博爱、人权这些美丽的词汇泼上了腥冷的血污。

1965年夏，若月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山沟沟里的一个三线工厂。听说弟弟要做痔疮手术，她表示支持。那时，大学生刚毕业每月能拿到40多元的工资，就算不低了。有很多青年工人，每月拿38.6元工资，一拿就是八年。文革那段日子，若月留下十几元自己用，把30元寄回家。到处乱烘烘的，没有人管你日子过得下去还是过不下去。给弟弟看病的钱是她省吃简用用积攒下的。她给若冰寄来了40元钱。

做手术的医院是若冰的同班同学帮着找的。一个同学帮他联系了医院，另一名同学答应每天接送若冰。这两位同学都是班委。一位是班级文娱委员，是革命干部子弟。他帮助联系的医院，是位于城里的西门里卫生院。天津市的人都知道城里是指老城区。也就是由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围起来的方方正正一块地儿，最原来是有城墙的，后来拆了改成有轨电车，再后来把电车停了就变成四条马路。西门里卫生院是一个基层医院，按现在的分类，应划为一级甲等医院。连区级医院都算不上。可是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作“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家医院的痔漏科是很出名的，痔漏科采取枯痔疗法治疗内痔，也就是说，在内痔的痔核里注射进药，在内痔痔核周围扎上有松紧性的绳子，随着痔核逐渐缩小，绳子也逐渐紧缩，直到有一天，痔核枯死脱落。不用开刀，也不用住院。门诊手术，手术完可以回家疗养，这就能省下住院费。而且，若冰听说那个主治医师在这一领域小有名气。他决定就在这家医院做手术。

答应接送若冰去医院的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叫柳森林。高高的个子，厚厚道道的。他和若冰都算是班级前领导班子成员。可是若冰到了高三就已经不是班长了。他主动请辞了班长这个职务。最后写毕业鉴定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出是不是因为要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啊，言外之意是以为若冰太多地考虑自己，不愿意再为同学们服务。其实不然。当个班长还费了多少时间，还至于靠那点儿时间去用功。他之所以辞去班长职务，一是因为那时已经开始讲家庭出身，他觉的应该给那些出身好的同学让出来表现的舞台。二是那个高三班主任，也就是后来挨打的那位江立本老师实在是太不关心班级工作，简直没法和高二班主任任若兰老师比。若冰心里不痛快，不想干了。这样，若冰就成了白牌。同学们对他这个下野的前班长挺好的，文斗武斗，从没斗过他。这不。还伸出手来要陪他去医院动手术。

从若冰家到西门里卫生院有一个2路车可坐。若冰自己上2路车，柳森林在他下车的西南角这一站的站头儿等着他，陪他去医院。

给若冰做手术的这个主治医师是个男大夫，姓左，若冰听别的同学也提到过他，说他医术挺高明的。若冰一见到他，不知怎么的就对他产生了信任和好感。他40来岁，中等个，英俊白净，说话和气，明亮的双眸流露出来坚定和自信。

左大夫对若冰说：你先坐那儿等会儿，我做完这例手术，第二个就给你做。

若冰在那儿等着。他前面还有一个做瘘疮手术的。那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气色也挺好，等他做完手术出来，面色焦黄，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滚而落，人已近脱型。若冰的心里直打小鼓，几乎想临阵脱逃。又想想，长痛不如短痛，关公刮骨疗毒，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自己这点儿疼怕什么？于是，他就像李玉和赴刑场似地走进了诊疗室。

（七）与死神接吻（下）

做手术没有一点儿不疼的，除非全麻。做手术没有不害怕的。不过好在还不像想象的那么恐怖。

左大夫说，这次不能一次把内痔外痔都做了，那样创面太大，有可能有危险，这次只能做一部分。等这部分创面长好了再做第二次。

若冰表示，听您的。您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

若冰上了手术床，撅着。大夫打麻药后开始剌外痔和鼓捣内痔。时间不算太长。好了。打针，吃药。在外面长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

若冰跟左大夫道了谢。

柳森林说：我送你回家吧？

若冰说：你送我到2路车站就行了，下车才一个多路口，我自己走两步就到家了。

柳森林陪着若冰走到了2路公共汽车站，直到看见若冰上了公共汽车才离开。他们约好了第二天换药时还在2路车西南角站打碰头，一起去医院。

 

一连几天，柳森林都陪着若冰到医院换药。

这一天，医院里等着做手术的人多，轮到若冰换药，已近中午了。换完药，左大夫又给若冰打了止血针。他对若冰说，这一两天，内痔痔核可能脱落，要多加注意。他让若冰在长椅上多歇会儿，别急着马上回家。

若冰在长椅上歇了20分钟。看看墙上挂着的表，已经12点半了。同学陪着自己，也饿了，也该吃饭了。若冰对柳森林说：你回去吧。再呆会儿，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柳森林不放心：你行吗？

若冰肯定地说：行。没问题。

那一天不知怎的。若冰的感觉是动手术以来最好的一天。也不太疼，也没有什么异样。若冰觉得自己完全能一个人上车回家。

在若冰的一再催促下，柳森林走了。

若冰自己一个人走到2路汽车站等公共汽车。

忽然，他感觉到有血流出来，顺着裤管，顺着双腿流向自己的脚。

血汩汩往外流淌着，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好象自来水龙头坏了，已经控制不住自来水。若冰觉得浑身无力，他靠在2路汽车站冰冷的铁栏杆上。

这时，他看见等车的和过路的人在他身旁围成了一个圈子，他听到人们关切地问：你怎么啦？他想告诉人们，他动过手术，可能是痔核脱落，大出血。可是这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他能看见周围人的一张张关切的脸，能听见他们的问话，自己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由于大脑缺血，语言控制系统已经停止工作。若冰静静地看着自己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失在悄悄地溜走，他已经听见死神给他数出的倒记时的读秒的声音！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他就会永远告别这个世界。

一个穿着一身工作服的中年工人挤进了围观圈子，他毫不犹豫地双手把若冰抱起来，大声说：大伙帮帮忙拦辆三轮车，得赶紧把这孩子送医院！

车拦到了。中年工人小心翼翼地把若冰放到车座上，自己也跳上了车，命令蹬三轮的：去二附属！

三轮急急地跑起来。没跑出多远，倚坐在车上的若冰突然感觉到好象被从冰冷的地窖里又拉回到温暖的太阳底下，血止住了。他知道，这是今天打的止血针起了作用。

若冰说：别去二附属了，直接去西门里卫生院，我在那儿动的手术。

若冰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发出的微弱的声音。

中年工人指挥着那辆三轮车直奔西门里卫生院。

左大夫从诊疗室迎了出来，把若冰扶上了诊疗床。他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了问若冰现在的感觉，安慰若冰说，不要紧，我马上给你换药。

蹬三轮的直楞楞地杵在若冰身边，也不说话。

中年工人对躺在诊疗床上的若冰说：你还没给人家钱呢。

若冰问：多少钱？

蹬三轮的瓮声瓮气地说：五毛。

若冰说：这么贵，才几步道儿。

中年工人说：算了吧，小伙子，他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吧。他刚救了你一命。

若冰不大情愿地从自己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五角钱来给了那蹬三轮的，虽说他是救了急，但多多少少有些要价偏高。

蹬三轮的接过钱就走了。若冰想对那位中年工人说声谢谢，他先说话了：小伙子，一会儿自己回家有问题吗？

若冰说：没问题。

中年工人咧嘴笑了笑：那我可走了啊。

说完，不等听若冰的道谢，转身走了。

他出现的时候也是这么突然。好象谁施了魔法一样一下子从地底下冒了出来，出现在垂危的若冰身旁。现在，好象他在屋里转了一个圈，又被谁变没了。

左大夫给若冰换了药，若冰又休息了十分钟，不疼了。

左大夫问：一会儿你怎么回去？我给你叫辆车？

若冰说：不用不用。我没什么事儿了。我还是坐公共汽车回去就行了。

左大夫说：明天你就不用来换药了。你告诉我你家地址，我到你们家去看你。

若冰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又在诊疗床上缓了一会儿，跟左大夫道过谢，就起来自己一个人慢慢向2路汽车站走去。

若冰后来想，人的感觉有时候真的是靠不住的。若不是那天自己的感觉特好，比动手术换药这几天哪天都好，自己也不会坚持不让柳森林送。意外往往出在最没有戒备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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