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苏联解体之谜

作者：王康（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 2011-12--24）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sjdjt/detail_2011_12/26/11576401_0.shtml

主持人：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阿忆。掐指一算呢，苏联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已经解体20年了，我们节目呢，一直想做一期研究它的节目，但是时间太短，好像沉淀得不够。现在啊，苏联解体到现在整整20年，我们可以做这个选题了，请来的嘉宾是王康先生，我们看一下王康先生的简介。

王康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大学期间他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决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耿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

主持人：王先生，在苏联解体，1991年，那个时候您在干吗？

嘉宾：（即王康 下同）我闲着，我被一个机构开除了。

主持人：是您的错呢，还是那个机构的错？

嘉宾：时代的错误。我正在看关于俄罗斯的书籍，我也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是一位诗人叫王家新，他写了一首诗叫《帕斯捷尔纳克》，刊登在《花城》的那个文艺杂志上。我偶然看见了，我就写了一个评论，他那个诗不长，也就一页左右吧，我的评论文就有20万字，就叫《俄罗斯的启示》主持人：那哪是一篇评论，那是一本专著，20万字，一本专著。

嘉宾：非常主观。

主持人：他的诗是什么您记得吗？您那个专著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嘉宾：他写，就叫《帕斯捷尔纳克》，俄国的、苏联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获奖的，他盛赞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那些诗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精神。我就引为同道，我就发挥出去了。

主持人：那您怎么一下发挥了20万字啊？20万字是240多页的书吧？

嘉宾：那还远远不够。

主持人：还没说完？嘉宾：没说完，才开了个头而已，要读懂俄罗斯，可得要一点本事。

主持人：您觉得自己读懂了吗？

嘉宾：没有。

主持人：正在研习？

嘉宾：还早着呢。苏联74个年头，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回到1917年前的，或者是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觉得不仅是我，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也许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我们都未必完全弄得懂，正因为不懂，我们得好好想想。

主持人：我当时就更不懂了，我也没学过俄语，岁数比您小好多，我认为它根本就成功不了。那个成功是我的词啊，就是准确地说就是它根本就瓦解不了，可能出现什么事件，政府采取了什么行动，最后这事等于白做了，完全超出我的预判。

嘉宾：不光是你，所有的西方的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全部失去了职业的荣誉感。没有一个人料到。

主持人：好了，由王康先生带给我们讲演，欢迎。

嘉宾：今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地解体20周年。1991年的12月25号，前苏联总统也是最后一届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正式地宣布，苏联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到此为止，苏联共产党自行下台。苏联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解体，74个年头，不论是拥护还是反对十月革命，是赞成还是敌视苏联制度的人，应该说都不得不承认：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的道路。我觉得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现代史的开端，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界划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19年才是近代历史的开端，理由如下。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旧的欧洲式的家庭争吵。它虽然结束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形态，殖民主义的体系并没有完全的瓦解，它是个旧的时代终结了。十月革命产生的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时代，所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的到来，它是一场普遍解放的，普遍获得拯救的，这么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它是一种新的一个世界历史的开端。

第二，俄国的这场实验，这场革命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在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都称为四大革命，但是俄国革命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以解放人类为己任，就可以说是光芒四射。

第三，就是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从此分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一种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把整个人类引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种是由两次世界大战走过来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自我调整，自我校正，一直到现在。它们这两条道路，它们的思想体系，它们的社会制度，它们的历史选择，可以说是大不一样，甚至有些地方是刚好冲突和不共戴天的。

好。如果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的纪元，那么苏联的解体，毫无疑问就终止了这条道路。它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十月革命对人类的意义。未来的50年到100年之内，我想俄国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对苏联解体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这个巨大的事实。现在20年时间其实还稍短了一点，还得过一代人到两代人，尘埃落定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的解体，才告诉未来的人类，究竟它们是什么性质的一场变更。

这是需要郑重地回答的，或者说苏联解体不能简单地说好还是坏来评价它。今天下午我的演讲就要围绕这些来展开。

十月革命大家都知道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面所展开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后实现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参加的这么一个，要结束一切私有制，要打倒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么一场社会政治大革命，它是在这个意义上完成的。

但是马克思本人，其实对俄国的革命，向来可以说是含糊其词。有一个女的革命家叫查苏里奇，普利汉诺夫的女弟子，多次去拜访过马克思，向他请教，就是俄国革命的道路。马克思在回答俄国革命的道路时候，非常地谨慎措词，完全不像他在论述西欧的，那种革命前景的时候那种雄壮，那种清晰，那种雄辩。他就说，大意就是，如果把我的关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生的理论，看成一个普遍的历史道路，那对我是莫大的一种荣誉，也是莫大的侮辱。显然马克思认为俄国的革命呢，是有问题的，他就说俄国唯一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元素，就是土地公社，土地公有制占领的这种形式，究竟会不会把俄国引向共产主义社会，那得看西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会不会到来。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到来，马克思把俄国革命的门槛，把它定在俄国之外。俄国的革命会不会爆发，是不是一种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取决于俄国。

列宁本身在早期，也追随马克思、恩格斯这个理论，认为俄国的这个社会制度，连称它为封建制度都不够。他不赞成把俄国的封建制度和普鲁士的封建制度等量齐观，认为俄国根本就不具备和普鲁士那种贵族和容克地主阶级的那种封建制度相提并论的资格。俄国的制度是可耻的，是普遍奴隶制。

而且像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的，他更认为如果俄国一旦实行西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俄国的历史就要有力地向后转，就可能回到，就是亚细亚式的那种专制主义的状态里面去，一方面产生专制主义，一方面产生大量的奴隶制度。

另外一个俄国的早期革命者，巴枯宁。巴枯宁曾经警告俄国革命者，如果一旦俄国用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俄国就会陷入到成吉思汗式的，亚洲的那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泥潭里面去。他说如果一旦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野心家们，他们自称他们代表人民。

恩格斯认为巴枯宁这个观点击中了要害，恩格斯在一篇关于共产主义联盟的文章里面曾经写到，就是在魏特林那种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后，可能会产生一种伊斯兰教的共产主义。伊斯兰教的共产主义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就是鞑靼的军事专制主义。因为俄国在历史上，曾经被蒙古人，成吉思汗统治过240年，那240年是绝对军事专制主义，那是没有任何人权、自由更没有什么民主宪政可讲的。它对俄国社会整个的这种专制主义的影响，这根毒刺可以说是又大又深的，现在都没有完全拔出来。

俄国革命之后呢，欧洲的西欧的最大的共产党就是德国工人党，有两名领袖，一直给予俄国的革命，对俄国的革命提出批评，一个是卢森堡，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她在《论俄国革命》这本书里面，开始还是肯定，就是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但是她说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托洛斯基和列宁，如此聪明的人，他们绝对不会说，他们的这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无可奈何的措施，要得到不能批判的这种颂扬和肯定。然后卢森堡就说，没有普选，没有自由的集会和交往，没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生活就会被窒息掉。

第二个就是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考茨基。考茨基有一篇文章，叫做《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俄国的革命，本来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在国民议会里面，通过选举参加国民议会的，当国民议会阻碍了他们脚步的时候，他们就把它一脚踢开，他们本来是宣称要废除死刑，但是他们制造了大量的死亡；他们本来宣称要废除官僚统治，结果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集团等等。他说他担心，有一天要出现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那个热月，就是一场大的一场政变。

应该说现在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就是欧洲的这些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对俄国革命的这种批评，这种担忧和这种描绘，是俄国革命极其阴郁的，也许最真实的另一个侧面。

其实列宁本人他也很担心俄国革命，他曾经采取了两种措施来防止这场革命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俄国领袖们的分裂，这种党的分裂造成革命的这种蜕变，另外就是整个权力结构的这种制约。

第二就是列宁考虑了，就是他的这些战友们，在他去世之后，能不能维护党的团结。列宁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在他的1923年以后的遗嘱里面反复地谈到，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这六名领导人物，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斯大林、托洛夫斯基、布哈林等等，个人的人格道德和能力。

但是列宁的遗嘱后来根本就没发表，尽管列宁有这些担忧，有这些先见之明，但他断断想不到，俄国的革命后来是完全跟马克思、恩格斯所嘱托的，跟他所希望的，要避免的情况大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斯大林通过十年的，自上而下的一场“革命”，他阻止了十月革命以解放俄国人民，解放人类为宗旨的那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然后完全建立了从上而下的一个斯大林的模式。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著作，那个大家可以看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那个有非常详尽的资料，那些档案，那些考证材料，这是苏联在60年代出版的书。

可以说俄国的革命，它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的因素超过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俄国最多是一个，是一个借用，是一个符号，对于西化派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它是来自一种源自欧洲的，更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产物。对于斯拉夫派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因为他源于西方，但是他又批判和挑战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他就可以反过来证明俄国、俄国历史传统的某些特点和某些优越性。马克思可以同时满足俄国社会内部，两种对立的思潮，就是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本土派和西方派，这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情况。马克思主义到了俄国之后，和俄国土生土长的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个共产主义词汇，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才有。从拉吉舍夫到赫尔岑，到奥加辽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索罗维耶夫一直到列宁，可以说俄国的传统的贵族也好，平民也好，民意党人也好，社会民主党人也好，社会革命党人也好，立宪派也好，革命党人也好，布尔什维克也好，孟什维克也好，他们都在思考，什么叫共产主义，思考它的精神内涵，和它的社会意义。

俄国有个大的思想家，我本人特别佩服的一个，叫别尔嘉耶夫，1922年，他和一大批其他的思想家，被列宁驱逐到国外去，1922年。然后1946年他在流亡途中，在最后的绝望时候，反复地讨论俄国革命。他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植根于俄国的社会内部，民族内部。这种共产主义将来要被俄国社会内部的力量所铲除，但是这种铲除不是否定俄国的共产主义，而是去掉它的谬误的东西。它说俄国的革命最大的功绩，是唤醒了俄罗斯人民的力量。但是它重新恢复了奴隶制，恢复了专制主义，这是它最大的教训。

俄国的革命是两种力量，一个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技术，这是几代知识分子的工作，一个是俄国传统的就是对沙皇专制主义的绝望，对农奴制的绝望，然后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这两种力量的合流，形成了俄国革命独特的这种救世主义的。我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救赎，它本质上是一场救赎，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一样，它是俄国一千年来的稀世大梦，它是俄国19世纪的精神现代版，而且是指向未来的俄国的一种期待。

俄国革命是以拯救俄国和拯救全人类为己任，就像《国际歌》说的，要为真理而奋斗。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俄国革命具有极大的这种魅力，这种煽动性。不仅全世界的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向往莫斯科，而且在20世纪初，十月革命前后，一大帮西方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都同情，甚至神往俄国的革命。

为什么最终俄国革命会失败？就像美国一个克里姆林宫学者，叫丹尼尔斯，他在《革命的良心》一本书里面曾经写到。俄国的革命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的，让这种理想蜕化变质的这种悲惨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令人心酸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俄国革命开始，它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不具备它所承揽的，要解放人类的这个崇高使命的条件。

至于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我斗胆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是个道德问题，一点都不玄奥。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就是苏联人民长期不知道，他们的国家，真实发生了什么情况。一直到1956年斯大林去世三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发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苏联的一部分人才知道，斯大林对老布尔什维克的镇压，那已经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了。一直到60年代，苏联的广大读者，一部分读者才从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里面窥见到了遍布俄国的古拉格群岛。一直到了80年代，1985年之后，整个苏联人民才从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才了解了更深的斯大林时代的罪恶。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能相容的悖论。苏联人民因为，正因为没有卷入到斯大林的镇压运动当中去，所以说他们的两手是干净的，他们的灵魂和头脑应该说还是清洁的，还是高尚的。这是苏联的，这个民族社会的特有的苦涩和力量所在，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真相，一旦苏联人民知道真相，苏联人民在道德上，已经和这个国家划清了界线，已经弃若敝履了，他们不愿捍卫它，去了就去了，这就是我的解释。

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一个苏联人，没有一个苏联共产党人，甚至没有一个苏联的红军战士，起来为捍卫这个国家流一滴血！历史上没有这种情况，历史上所有大的帝国消失的时候，总有它们的殉道者。连阿道夫·希特勒这么恶魔般的暴君，他死之后，他的亲密的战友戈培尔和他的夫人把六个小孩全部毒死，然后双双自杀，追随他们的元首而去。

苏联解体了，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为这么伟大的国家流一滴血。

1991年，苏联发生8.19事件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

8.19事件平息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25日圣诞节夜，19时25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19时45分，一面3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此时此刻，广场上的人们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3就是这么大个国家，2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成就让整个西方都傻眼了。它是大大地靠近了《圣经》以来的那个乌托邦的彼岸了，它是用2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300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它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时候，居功厥伟，它是把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国家。

苏联的电影，芭蕾舞，苏联的奥运会的金牌让西方国家黯然失色啊。苏联解体之前，没有多大危机。美国的冷战设计师之一(喬治。凱南)曾经说，他们都没料到苏联会解体。衡量一个社会解体的经济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预算赤字，如果超过20%以上就有危险，法国大革命以来都是这样的，苏联只在7%所有，完全在警戒线以内，所有经济学家都可以接受的。另外苏联的工资到1985年，连续以7%的速度在增长，平均工资。苏联的住房、养老、退休、保障，那个时候全世界艳羡不已。

当时西方很多的战略家都承认，苏联在80年代中期的外交和军事上的那种成就已经达到顶峰，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阿富汗战争耗费了40到50亿美元，那跟苏联总的GDP来看，苏联的500万军事力量的存在来看，完全九牛一毛。当时东欧的国家，每12年要挑战苏联的统治权威，1956年是匈牙利，1968年是捷克，1980年是波兰，苏联全给镇压下去，而且镇压了下去之后，苏联完全不管西方的舆论，不管国际舆论，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多大的危机。

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的统治阶层，他们自己感觉到了危机。謝瓦尔德纳泽，苏联的外交部长，曾经是驻加拿大的大使，大使十年回到苏联时候，他告诉戈尔巴乔夫，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雅科夫列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他说我们的报纸新闻，我们的会议上充满了谎言，他是中宣部的部长；雷日科夫总理，俄国的管家也是说，我们互相颁发奖章，我们互相来吹捧，但是我们心里都充满了防范。

俄国一个理论家瓦西列夫，一个理论家，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拯救人民，拯救人民的方式是通过改革开放，但是必须拯救改革开放，而拯救改革开放，必须通过拯救人民的内心，才能实现。俄国人早就知道，面包不代替尊严。

今年2月份，梅德韦杰夫总统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智囊机构，叫做当代发展学会发布了一个文件，我认为它是梅德韦杰夫明年的一个竞选纲领。文献开始就这样说，俄国过去需要自由，俄国现在仍然需要自由，最大的挑战是要重新建立道德和价值体系。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尊严。

为什么苏联会解体，我认为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又极其简单的道理，就是俄国人民，俄国的十九世纪，作家们老是说，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为什么俄国有这么强烈的，就是好像这个什么叫不能这样生活下去呢？俄国对十月革命有一个无形的要求，有几点：

第一，就是一定要实现人与人相亲相爱，兄弟般的关系。

第二，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人权水平，实现人权水平的这么一个社会制度。

第三，每个俄国人都要拥有，俄罗斯的贵族的美德。贵族什么美德？贵族就是战争时期身先士卒，就是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就像普希金一样，就像俄国的贵族有一万七千多人死于决斗一样，那种贵族精神，贵族要忠于女人，忠于爱情、忠于艺术、忠于祖国，忠于自己的良心和荣誉。贵族的美德要为每个人所享有。这才是俄国人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这种要求和期待。

一当他们发现这个道德诉求和这个国家制度是背离的，这个国家制度和内心的道德制度是相反的，那么他们不可能抛弃内心的道德诉求和救赎精神，他们只能把这个外在的这种国家制度抛弃掉，哪怕他的国家都亡了。

讨论俄国革命和苏联解体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一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先生。

从1985年到1991年六年时间，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完成了几件事情，第一，他和里根总统（1985，1986，1987），和乔治·布什(1989年，1990年)，会晤，就大规模的削减战略性核武器达成协议。全世界的这个核战争可能性大幅度地减少。客观地说，首先是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作出的努力，人类第一次从核战争的可能性暂时摆脱出来，到了比较安全的境地。

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导致冷战的终结。这个冷战是人类，可以说近千年以来文明的发展，同时精神的绝望，所造成的极大的一种悖论的一种形式。苏联代表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是不共戴天的。

两次世界大战，都不是意识形态的，都是有很多很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有这个冷战，这两大世界体系是不共戴天的。它们唯一的前途就是消灭对方战胜对方，刚好有了强大的核武器。冷战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几次把人类推到共同毁灭的边缘，1962的古巴危机，好几次这种世界大战，柏林危机，我们现在应该感谢这个秘密，就是在苏联掌握巨大的核武库的这个手指头，从来不是邪恶的。如果掌握在希特勒，或者像拉登这种人物的手里边，也许这个世界核大战争早就发生了。

第三，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柏林墙的坍塌，然后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德国，大家知道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德国的统一，超过了所有的西方的那些战略学家们的预料，包括德国人本身，很快就统一了。德国的统一，大大地使欧洲的合作和联合提速了。这样一来就是全球化的时代迅速的到来，全球的资金，物流、物质、技术、人员、旅游不受障碍的，进行交流，然后造成了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财富的几何乘数增长。我把它称为戈尔巴乔夫红利，冷战终结的红利。

第四，就是对俄国本身，苏联解体对俄国，应该说是如丧考妣吧，国家都亡了，亡国亡天下了，亡党了。究竟这个对俄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姑且不要做这种简单的结论，但是俄国解体之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独立了，东欧各国走上自己的道路，苏联解体了，没有引起大战，没有引起天下的动荡，只有车臣的战争.车臣战争是深深植根于斯大林时代，这个我不多说了，就是俄国的解体没有血流成河，就是解体而已，现在俄国变成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是世界最大国家。

整个十九世纪那些先知们，那些殉道者们，都在说着一点，俄国是一个有罪的国家，但是俄国是个有罪的神圣的国家，哪怕罪恶深重，他们始终向往着天堂，向往着上帝，向往着彼岸，他们总有人，把这个巨大的要求，这个愿望告诉给俄国人，其实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一种声音就够了，何况俄国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连戈尔巴乔夫最高统治者都有这种想法，连梅德韦杰夫这种新的政治家们都说，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尊严的投资，这样的国家，它是不可战胜的，它是前程无量的。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持久的，有些甚至是永久性的。不全是坏事情。俄国的革命，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它的历史状况，它的那种乌托邦的性质，它那种极其的那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殉道者的这种身姿，我觉得它给人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这些遗产。不全是负面的，不全是教训，也有启示。

最大的启示就是人类在面临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命运的时候，要把这种理想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要把一个国家的这种能力，可能性和一种目标联系在一起。要面对现实，但是也要保有这种理想。刚才我说了，俄国整个后来的变化，其实是个道德选择问题，这可能是俄国的革命和苏联的解体，给人类，给我本人，给我们中国人，留下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

十月革命是个道德问题，苏联解体仍然是个道德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等而下之的问题，而这个道德问题，精神救赎问题，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遗产，一个精神的遗产。

主持人：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要交流吗？

学生提问：我是一个80后的年轻人，中国年轻人，我是受您的启蒙，几乎重新读了苏联历史。然后我记得您曾经提过，就是布哈林曾经是在苏共第一届领导人中，在新经济政策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个，如果他被赋予最高权力，可能俄国会有另一种方式，但另一方面，您今天讲座和你以前也反复提到，就是深植在这个民族血脉中的那种弥赛亚情节，它的历史文化土壤注定了俄国这种革命，以及最后解体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我个人在思考您这话的时候，我读苏联史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一种强大的历史宿命感，就是说历史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外化，俄罗斯的文化土壤注定了这个民族必然要走上这样一种发展道路，不是依靠每个个人而改变的。那么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这种文化土壤中，也注定了我们这种发展模式，我不知道您是否会认可我这种观点？

嘉宾：我不认可。这个英雄和群盲，究竟是谁，或者英雄和人民，推动了历史变化，或者有一种他们之外的一种神秘的力量。我认为是个人，我是英雄史观，我认为历史上尤其关键时候，就是个别人物，他们就可以改变历史。如果没有列宁4月份从德国回到俄国，那么十月革命肯定不会爆发，爆发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如果没有希特勒，绝对没有第三帝国。我相信这个，也许叫英雄史观，我觉得卡奈尔、胡克有道理，就是人类的历史的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一个什么人，他可是决定性的，这个意义上人类也是宿命的。

主持人：请把话筒给这位女士？

学生提问：我特别认可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就现在这个，出现一点小变数，就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这个二人传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会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不确定性？因为这个之前，大家都是在，全世界在看这个谜团，说普京会不会真的突破底线，他还要这个总统，那他上台当了总统之后，就普京的个性会怎么往前走？因为梅德韦杰夫明显，就是他很讲自由、讲尊严，但是一直感觉他笼罩在普京的阴影之下，我不知道我这个感觉对不对。

主持人：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也想听，二人转问题。

嘉宾：普京是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之后的一个这么一个政治家，他的背景是俄国不能再削弱了，不能再分崩离析了。俄罗斯的500年的家产就剩这么一点了，因此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的整体的无意识是绝对需要一个，能稳住阵脚的人，或者一个强人。这种强人，他最强的东西，他就守住这个家园，俄罗斯家园，他不可能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不必担心普京会回到斯大林时代，他自己曾经说过的，根本不可能回到。他在那个2008年曾经到莫斯科近郊的那个被害者纪念区，发表过说法。我们要体验俄罗斯的处境。就是500年以来，或者是74年以来，这么大个国家，居然分崩离析了，不能让它再瓦解下去，这个我看也是天经地义的，需要这么一个铁腕人物，就是像普京这样的人物。至于他和梅德韦杰夫的这个二人传，是有点戏剧性，我觉得不必太当真。俄国经常出一些让人那个刮目相看的那些人物，这个跟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像斯大林这样的人，列宁这样的相比，他们就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只是这个特殊的时代，他需要这种表演，也许他能够上台，我还真为普京有点担心，他如果这样做，我觉得他真是有点个人的人身安全。

主持人：这不会有一种错误的暗示吗？尽管他有他的合法性和道理，有他的背景，但是这么做下去会不会有一种暗示，就将来我想玩个二人传，我也找一个人，跟我换一换，接着还管这个国家。

嘉宾：俄国是这样的，加起来有六七百年的专制传统了，那可不是一般的专制传统，现在俄国人获得自由才20年时间，我们不能要求俄国人在20年时间，完全拔去所有的专制主义的那些毒根，这个真是需要时间，我认为还得需要一代人左右。

谢谢观众：王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的意思就是俄罗斯作为他这个民族来讲在重大的这个选择命运关头，最后来支持他们是他们内心深处和悠久的这个传统，传统的道德。刚才我听了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在想1919年中国是选择了跟随，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道德来选择国家命运的这个角度讲的话，中国是选择了跟随，跟随了苏联当时的道路，我就在想难道我们目前的这种就是水平，我们的道德会一直跟随吗？

王康：（1919年时）中国不是一个道德选择，中国可能我也是中国人，我们可能从来不是道德选择，我们是利益选择。因为苏联对中国表示友好，要归还那些土地嘛，中国人当然这只手太友好太善良，没有选择，中国当时的选择，知识界的选择是走法兰西的道路，走西方启蒙运动的道路。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的路这就是结论，这个可不是1919年说的，这是1949年说的。我只是反复说，俄罗斯的国家我并不理解，我远远不理解，他们跟我们东方，完全东方或者中国人思维是大不一样的，跟西方人也不一样，俄罗斯是一个有罪的神圣的俄罗斯，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候把道德和精神放在第一位。这个很奇怪，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选择的。

俄罗斯两个世纪的那些先知们，那儿哲学家，那些诗人们，那些艺术家们，他们都这样。托尔斯泰82岁的高龄，誉满全球儿孙满堂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啊，他就出现内心危机了，50岁之后就这样了，然后82岁的高龄冒死要走出（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到阿斯塔波沃车站，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你说我们中国的老人，我前几年还在一起，包括我在内，我们闲下来一在一起就谈身体问题，疾病问题，养老问题。精神问题，道德问题我基本上没有听见过，没有听见过，像托尔斯泰82岁老人，按照中国老人的逻辑，你完全没有必要出家啊。

主持人：而且还是公爵。

嘉宾：伯爵。

主持人：伯爵在自己的庄园里待着有行了。

嘉宾：他和索非亚，他的夫人是有冲突，也不至于老头非得要出走，这一出走就没有一去就不能回来了。

观众：从您的这个讲述来讲，我体会好像就是俄罗斯包括当时的苏联，那么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良心，这种精神的这种脊梁，他是硬的，还是在整个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这种所谓的精神的这种脊梁，那么从历史的角度也好，从思想史的角度也好，那么王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预测，就是中国的这种未来知识分子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或者这种精神的脊梁，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嘉宾：是，都说中国需要一场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倒是多少年以来，我觉得中国更需要的是一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更需要的是一种道德重建。没有道德的重建没有这块文明的基石，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任何意义上的这个宪政国家。这个是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我们缺欠的一个领域，就是这个道德它有一个本体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在西方它有基督教，这个伟大的发现，在东方它本来有儒家的传统有天命意识，但是近现代以来，这种意识这种光环，这种精神性光环越来越单薄了，我们因为内忧外患，中华民族面临的是一个存亡继绝的问题，大量的现实问题逼迫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现实，要解决现实的民生问题，经济问题、稳定问题等等问题。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么大个中国，他总得有一部分人起来要关心道德问题、精神问题还有灵魂的问题。就是苏联的，俄国的这种教训告诉我们，战胜专制主义或者最后的超越和克服专制主义最根本的还是道德问题，是人格的较量，还真还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较量。那种东西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你方下台我上台的问题，是简单的权力更迭的问题。我非常赞成你的观点，你说我们，就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个伟大的所谓文明的一个国家，我们体的一个儒家的所谓大丈夫的精神，圣贤的气象，君子之风，我们从孔夫子以来我们好像很少看见了，像1949年之后像梁漱溟像熊十力，像陈寅恪，这种大儒大知识分子，他们那种风骨，他们那种道德确实是不再存在了。加上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趋向发展经济，金钱和权利的神圣联盟，确实这个危机在加深，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殷忧启圣，就因为如此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礼崩乐坏，这个道德的荒漠上，我们可能我们所取得的所有的物质成就，外在的形势荣誉，可能一夜之间付诸东流。非常紧迫，我心里也非常紧迫，我今天的演讲老实说我只想给诸位报告一个我的感受，就是在俄国人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高贵的伟大的民族，就是他们把道德的诉求把精神的拯救放在第一位。

主持人：好，最后王康先生提到了高贵的民族。这让我这一个本科学中文的主持人想到了高贵的贵在汉语当中原始的意思，它底下是贝壳的贝是吧？这表示当年的贵族都要带统一的标志，比如说都带着贝壳象征着财富，但是上面那半截是什么意思，一个横杠一个中国的中，它的原始意思是我们这些带着贝壳的贵族在一横表示大地是属于他的中间力量，但是好像后世我们谈到贵族的时候，很少想到这个贵字的本意。希望听过王康先生的讲演，不仅我们作为中国人想想跟我们一直关联性非常大的北部邻居，它的命运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想想贵族的贵字它的原始意思。谢谢大家，谢谢王康先生。

 

 解读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

作者：王康

（凤凰台《世纪大讲堂》·2007年11月22日）

来源：爱思想网

曾子墨：今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与去年在中国举行的俄罗斯年相呼应，两国人民之间通过这样的活动，应该对彼此有着更深的了解。

中国对于俄罗斯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俄罗斯是神奇的，俄罗斯更是神秘的。那么俄罗斯在经过了巨大的辉煌之后，为什么会跌入谷底，而俄罗斯这样一个被称为是有精神分裂症的民族，它的病因是什么，良方又是什么。今天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世纪大讲堂》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的民间文化学者王康先生。

曾子墨：欢迎王康先生。其实上次演讲之后，我们反响也是非常地强烈，好多观众都来信说，难怪王康讲俄罗斯，难怪是研究俄罗斯，因为长的确实是像列宁。今天好像看上去，“列宁”的风采是依旧不减一年之前啊。

王康：整个20世纪对中国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俄罗斯了，既然如此，天然中国人就应该了解他们，而中国对俄国的了解，太不够了，误读的那个区域程度太广、太深。

曾子墨：您认为最不了解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其实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民族、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会中国人对它还不了解呢？

王康：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建立在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个基础上，因为中国当时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很屈辱，要寻求真理，要完成自己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西方很自私，没有提供这种方案，只有俄国人，俄国人伸出了手是非常友好的、非常坚强的。但是俄罗斯不光是遥远的北方的一个邻国，它在精神上，它的命运，实际上跟我们中国有很多不相似的地方，所有这些不相似的，都被中国人很聪明地、也很现实地遮蔽了。

曾子墨：具体的我们不了解的、不相似的地方都有哪些呢？

王康：中国也有自己的思想，中国有大同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是从自己的血缘关系、兄弟关系推己及人，中国是一种很朴素的、很自然的、很中庸的、也很简单的一种方式，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那种拯救世界，是从外来的，是从天而降的，外在的东西，是上帝的一种意志，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目标。所以它如果有悲剧，就极其强烈，如果取得成就，就极其辉煌。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曾子墨：那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和俄罗斯能够寻找到的相似之处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康：中国和俄国在世界大国里面，都是最后废除帝制的。俄罗斯的秘密警察，在中国是明代的东厂、西厂；俄罗斯的书刊检查制度，一直到1861年农奴制度废除之后，一直没有废除掉，中国的焚书坑儒有两千多年传统，深重得很；俄罗斯的绝对的沙皇专制，中国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那太类似了；俄国的农奴制，中国虽然没有完备的农奴制，但是中国的奴隶，奴性，奴隶思想，某种程度不亚于俄国人。这些都是相似性。这些相似性都是很可悲的，都是我们负面的历史包袱。

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它给俄罗斯带来多少美丽憧憬与悲欢离合？谁在勾画它？谁在赞美它？谁为它颠沛流离，谁为它血流成河？

从沙皇时代到红色政权，俄罗斯的历史上为何不断出现公开信？谁在咆哮，谁在呐喊？又会是谁带领俄罗斯驶往乌托邦彼岸？

曾子墨：民间思想家王康先生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为您讲述《俄罗斯精神的另类解读》。

王康：大家好，谢谢子墨小姐。

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在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一直上映了一部戏剧，叫《乌托邦彼岸》，这是英国的一个捷克裔的作家汤姆·斯托帕的新作。这部作品气势宏大，俄国19世纪的主要人物，俄国的精英，代表人物都在上面。他们在这个戏剧里，对俄国的道路，俄国和欧洲的关系进行了很激烈的、很精彩的辩论，最后出场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出场的时候，屠格涅夫和赫尔岑正在辩论，而且提出了问题，马克思对他们的问题不屑一顾，马克思好像是在独白一样，他发出了预言，他说，最后的大搏斗一定会到来，历史的车轮会最后地转动一次，千百万人的生命会中断，但是这种中断端的生命并不伟大，他们只是在证明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更优越的道德体系。在俄罗斯，他说，我已经看到从喀琅施塔德到涅瓦大街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到处都是挂满尸体的大树，只有我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接下来，斯托帕描写了赫尔岑，赫尔岑对马克思这段很血腥的独白提出抗议，他说历史没有剧本，历史没有目的，我们唯一可以信托的，可以追求的，就是艺术，就是个人幸福的“夏日的闪电”，历史永远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才给我们人类留下了自由和尊严的空间。

赫尔岑是俄国的19世纪知识分子里面对暴力的乌托邦，对空想的乌托邦一直抱有警惕知识分子，但是赫尔岑知道，俄国未来的道路离不开俄罗斯的救世主义。

当然斯托帕他不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戏剧家，艺术家，但是我们分明读到的不是俄罗斯自己对俄罗斯道路的解读，而是一名英国经验主义者的哲学，或者一个捷克的、布拉格的一个官员、一个小布尔乔亚的人生理想。

乌托邦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人类最神奇的禀赋。自然界没有乌托邦，人类独有的东西。乌托邦这个词也是中文翻译界的一个神笔。大家知道，《乌托邦》一本书是在1513年，英国的贵族、伦敦的副执行官托马斯·莫尔的那部名著里边提炼出来的。那部名著名字很长，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这本书背景是英国的早期工业革命开始时候，英国、欧洲开始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苦难，托马斯·莫尔希望有一个新的、没有出现过的所谓的乌有之邦。

在那个地方他鼓吹了乌托邦人的三条原则，第一，公民平等，这显然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所有的公民在法律上、在财产关系上、在人的关系上永远平等；第二，必须坚持对人类的永恒的坚定的爱；第三，对权力和财富的蔑视。

这本书写完之后，在英国引起极大的轰动，托马斯·莫尔有三个字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抗议，就是“羊吃人”。

1533年，过了17个年头，英王亨利八世把托马斯·莫尔判成叛国罪，这在英国和欧洲的文明史上、法律史上，是一笔非常肮脏的记录。一直到1886年，天主教会才给这位被恩格斯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最完美的人物平反昭雪，追封他为圣徒，把他列为殉道者。

托马斯·莫尔的悲剧很深刻，我觉得比苏格拉底的死给人类的启示更深刻。为什么乌托邦的构思者、憧憬者，总是像托马斯·莫尔一样命途多舛？从《旧约圣经》以来一直到圣奥格斯丁的《上帝城》，更早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大西洋岛》，中国的从孔子的“大同理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曹雪芹的太虚幻境，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康有为“大同书”，中外古今的乌托邦不胜枚举。但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所有乌托邦的缔造者，构思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更让人感叹唏嘘的是，乌托邦一旦被展开，几乎所有的乌托邦都是血流成河。

近代世界，最苦难、最动荡、最奏响乌托邦狂想曲的是俄罗斯。普希金在阅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之后曾经感叹，他说上帝呀，就像我们俄罗斯人一样地忧伤，但是上帝也永远在注视着俄罗斯。别尔嘉耶夫曾经评论到，这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整个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叹息和祈祷，也是整个20世纪俄国人的叹息和祈祷。

俄罗斯为何如此神圣却又如此忧伤？谁曾让俄罗斯辉煌，谁又让俄罗斯觉醒？第一封公开信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要多少鲜血去填充？俄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人类迄今为止最神圣、最伟大、也最可悲的乌托邦的幻觉，这深深植根于俄国的地缘和俄国的历史当中。

王康：大家知道，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和拜占庭联姻，接受了基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然后发生了俄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精神事件”。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第二罗马崩溃之后，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影响极其深远的几位宗教界人士，把眼光转向俄罗斯，转向莫斯科。1492年，当时德高望重的一个教父，叫左西马，他致信伊凡三世，说是俄罗斯从此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1510年，当时权势极大的修道院院长菲洛费致信瓦西里三世，说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已经代表了人类和基督教的黄金时代，俄罗斯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继承人，俄罗斯就是第三罗马。伊凡三世征服喀山之后，自封为沙皇，沙皇的意思就是古代（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和蒙古大汗两种最高的世俗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新兴世界帝国（皇帝）的称谓。这个时候，俄国从上到下，王公贵族，僧侣，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深深的意识，俄罗斯已经是人类的希望。

但是俄罗斯在历史上，充满了和这种伟大乌托邦救世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实。俄罗斯一千多年以来，就是奴役，就是人压迫人，就是入侵，就是征服，就是血流成河。在欧洲，这种情况也曾出现。当社会上一种理想迟迟不能实现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要完成一种转型，迟迟没有到达这个目的的时候；当乌托邦的理想被变形、被背叛的时候，总有一种声音，有一批人要站出来，说是先生们，你们走错了，你们欺骗了我们，这个理想已经被背叛了！我们不妨把这种东西称为公开信原则，它也许是一封信，也许是一本书，也许是一次演讲。当自由没有在欧洲降临的时候，欧洲就处于自己的公开信时代。但丁、哥白尼、（弥尔顿）、雨果、巴尔扎克、伏尔泰，海涅，都是欧洲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公开信的缔造者。客观来说，欧洲、西方，所谓的公开信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不用再用这种要付出各种高昂代价或者迫不得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也不绝对。而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当俄罗斯的这种天命意识、这种拯救意识降临的时候，俄罗斯实际上被专制、被黑暗笼罩。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广施暴政。他通过宪兵、密探、官僚和整个国家机器，迫害先进的知识界，同时他对土耳其和波斯发动战争，然后出兵华沙，镇压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俄罗斯帝国的御用文人们，完全陶醉在这种虚假的貌似强大的俄国和他们的主子面前。沙皇的一个幸臣本肯多夫，他把官方的意见总结为三点，就是：俄罗斯的过去无比伟大，俄罗斯的现在无比辉煌，俄罗斯的将来将使一切最大胆的预言、最乐观的预言黯然失色。

1836年，俄国发生了一件不小的事情。1836年，普希金去世前一年，9月30号，俄罗斯著名的一份杂志，叫《望远镜》杂志，它的主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纳杰日津，发表了一封信，哲学书信——《哲学书简》，也叫《哲学通信》，作者是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是俄国的贵族，禁卫军。他用法文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个情人，然后由别林斯基翻译成俄文，是俄国第一流的文献。在这封信里面，恰达耶夫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他说，热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业，热爱真理，是更壮丽的事业，我只能通过真理而不是通过祖国走向上帝。他说我宁愿伤害我的祖国，我宁愿使它蒙羞，我决不说一句假话。恰达耶夫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令人激动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高尚的行为，我们从来没有激动人心地让崇高的道德发挥力量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对人类的价值，人类的文明，没有任何重大的贡献，我们一直在玷污它们！我们给世界，给人类提供的仅仅是教训！我们的本事就是奴役自己和奴役他人。他说俄国犯了一个严重的罪过，俄国的道德一直存在着空白，俄国犯了一种“失言症”。《哲学书简》发表之后，在俄国社会引起极大的轰动，连第二年普希金的去世都被遮盖了，俄国人从上到下，不分贵贱、贫富、僧俗、老少，同声地谴责和诅咒这个俄国的叛徒。

莫斯科大学的大学生在官方的煽动下，扬言要对恰达耶夫实行暴力惩罚，尼古拉一世直接地干预，《望远镜》杂志被查封，主编纳杰日津被判刑，检察官被撤职，恰达耶夫本人被勒令永远不能写作，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版，然后他被宣判为疯子，必须接受警察和医生的监护。

赫尔岑认为，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国漫长历史黑夜当中放出的第一枪，它拉开了后来影响俄国极其深远的（长达）25年关于俄国历史命运、道路和前途的历史大辩论的序幕，它也是俄国19世纪中叶第一封公开信。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俄国的关于俄国的自我特性，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自我认识。

恰达耶夫对俄国非常痛苦和绝望跟强烈的否定，实际上找到了俄罗斯真实的自我意识，它是俄罗斯自我认识的精神辩证法，它直接地刺激和鼓励了斯拉夫派的诞生。

斯拉夫派最优秀的代言人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如果说他有公开信的话，就是用他的小说，感动和震撼了无数的俄国人的他的小说，

他的小说主人公，全是另外一个他。《群魔》这部小说，沙托夫是个主人公，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群魔》当中，对俄罗斯的民族性进行了经典的、全面的一个形容，他说在我的眼里面，人就是俄罗斯人，上帝就是俄罗斯的上帝，生活就是俄罗斯的生活。他对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也进行了一个经典的表述，他说，像俄罗斯这样一个民族，绝对不会甘于永远做一个世界事务中的重要角色，它必须要做一个主要的、决定性的角色，否则它就不是第一流的民族。但是大家不要误会，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有很深刻的人类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借卡拉马佐夫说了一句话，他说，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俄罗斯人是为了思想、为了一个伟大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一百多年以来，俄罗斯人从来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欧洲和全世界而存在的。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到欧罗巴去。有人说欧洲，那不过是一个坟墓，他说我知道，但是那个坟墓里埋藏着人类最高尚的、最伟大的、最天才的头脑！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炽烈的生活、最浪漫的思想、最伟大的才华！我会去亲吻这些冰凉的坟墓，我会在他们面前低下头来，流下我的眼泪。

热爱为何变成绝望，理想又为何走向恐慌？革命还是承受俄罗斯人终将如何选择？

王康：其实不管是斯拉夫派还是西化派，都是俄国最有教养的、最优秀的、最富于献身精神的殉道者，他们对自由、对俄罗斯都一样地热爱，他们极富人道精神。他们之间的争论，从来没有发展到现代党派你死我活的地步，他们从来没有到了为了证明自己（正确）把对方置于死地的地步。赫尔岑说，他们就是俄罗斯的雅努斯神，就是俄罗斯的双头鹰，他们共同地拥有一颗心脏，就是对俄罗斯的爱。

但是就连最彻底的斯拉夫主义者，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都绝望地发现，恰恰是在俄罗斯，“神圣”的俄罗斯，还存在着和基督教救世主义格格不入的巨大的现实，沙皇专制主义、农奴制、鞭刑、死刑、流放制度和国家官僚的邪恶和罪孽。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比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所有的论争更重大、更严峻的问题，自称“神圣”的俄罗斯帝国、沙皇制度和整个俄罗斯国家，是否体现了基督教的救世主义精神？！

十二月革命党人被镇压之后，过了将近30年的黑暗时代，然后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开始演变成民意党人。

民意党人发动了著名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大学生们，青年知识分子，觉得俄国太黑暗，怎么办，必须唤醒民众，他们散发了大量的传单，他们办了“自由与土地社”，创办了民意党人的杂志，各种各样的宣言，都用公开信的方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俄国的农民，俄国的底层民众尽管遭受沙皇专制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他们对民意党人的革命理想并不感冒，他们也不理解。这让民意党人决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民众，他们走向了恐怖主义，他们第一次在俄国历史上，把殉道主义、理想主义和恐怖主义结为一体。

1881年3月1号，民意党人经过多年的策划，成功地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这个事情之后，民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快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标题叫《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就是被刺杀者的儿子。这封信是用很精美的羊皮纸印刷好的，丢在涅瓦大街的邮筒里，然后在俄罗斯各地散发了一万三千份。这封公开信很简单，它提出两条要求，第一，大赦政治犯，第二，必须重新由俄罗斯人民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然后他们说，我们在祖国和世界面前庄严发誓，只要新沙皇承诺放弃专制和镇压，民意党人就从此绝对地放弃暴力，绝对地服从由自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会议的决议。

亚历山大三世决定坚持要把这几个谋刺者判处绞刑，托尔斯泰听说这消息之后，决定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就是《致亚历山大三世》，信是这样的，他说，陛下，您现在处于上帝和祖国的十字路口。你如果实行宽恕，以善报恶，我相信，俄国所有的叛逆者们，都会从魔鬼那个地方转到上帝这方面来，他说作为我，我托尔斯泰，我会像狗和你的奴隶一样，匍匐在你的脚下，亲吻你的脚背。他说慈悲和爱，将像泉水一样涌出，俄罗斯就会得到拯救。

我们可以看看，所有写公开信这些人，他们很深刻，但是他们很天真；他们很无私，但是他们很幼稚；他们很无奈，他们很绝望，但是他们确实代表了真理！

亚历山大三世置民意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和托尔斯泰的公开信不顾，然后几名谋刺者被绞死，其中包括一名叫做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年轻人，他是列宁的哥哥。当然，亚历山大三世即或是一个圣徒，他也不可能接受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公开信的要求，因为他所属的那个帝国，他所成长的环境，跟这些圣徒们，那些对真理的追求者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要宽恕这些谋刺者，帝国的敌人，那就意味着他本人就不复存在。

俄罗斯帝国曾经是以神圣俄罗斯自命的，俄罗斯的最高统治者是以沙皇这个称号自命的，到了19世纪末，经过二月革命，经过日俄战争，走到了沙俄帝国最后的地步，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这个时候，沙俄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千疮百孔，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完全寿终正寝，这里面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变数。历史是在1917年的11月份，给罗曼诺夫王朝304年的统治划上了句号，俄罗斯的旧的帝国崩溃了，旧的拯救精神也失败了，被摧毁了，俄罗斯从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据说是真正神圣的、真正伟大的，不仅拯救俄罗斯，而且拯救全世界的新的救世主义，那就是十月革命。

俄罗斯选择这样的政体，有了这样的制度，并且重新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大国的角色，这当中和俄罗斯精神，乌托邦精神有着什么样直接的联系，这些精神是怎么样体现在今天的俄罗斯？沙俄帝国300年的血雨腥风留下了无限失望与悲伤，红色政权的诞生能否带来一片曙光？革命的乌托邦是什么？新的公开信何时现身？俄罗斯开始了怎样的探索？留给世界，带给人类的将是什么？

曾子墨：谢谢王康先生刚才给我们带来的声情并茂的非常精彩的演讲。那如果我们看俄罗斯，包括到20世纪的苏联，这些年所选择的制度，您会认为说更多的是俄罗斯的精神，无论是乌托邦的精神也好，还是弥塞亚救界主义的精神也好，造就了这样的制度呢，还是说反之，这样的制度可能导致了俄罗斯会有这样的精神出现？

王康：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它的精神造成的，还是它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因素造成的，是人造成的，还是一种更神秘的来自我们未知世界的那种因素造成的？

我觉得有两种因素，一个是在苏联之前的俄罗斯的几百年的历史，包括它的地缘，这个地缘已经是文明化的地缘了；另外就是外界，我上次曾经说过，如果拿破仑和希特勒没有先后入侵俄罗斯，如果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在《凡尔赛和约》上没有那么自私，俄国可能还会爆发十月革命，但是十月革命的那种极端性，或者走向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在这一点上，俄国的道路就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不仅仅是本民族的历史地理或者主观的努力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在这一点上，尤其像俄罗斯这种大国，它的命运是和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曾子墨：如果我们看今天的俄罗斯，它选择这样的政体，有了这样的制度，并且重新希望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大国的角色，这当中和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两种精神，有着什么样直接的联系，这些精神是怎么样体现在今天的俄罗斯的？

王康：今天的俄罗斯和1917年前后的俄罗斯，还是面临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现在谁也没有能力来预言俄罗斯将来会走向什么道路，俄罗斯本来就是极其两极化的一个国家。丘吉尔是一辈子反苏反共的，和俄国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最后死之前，说俄国是一个永远，裹着神秘面纱的谜中之谜。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大胆地、很粗略地预言一下。将来的俄罗斯道路，天然会在，对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两个俄国的命运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走下去，我觉得现在看来很明确的一种趋向是，俄罗斯首先要融入欧洲，在精神上，它属于基督教世界，在地缘上，虽然它大部分，乌拉尔以东的地区都属于亚洲，但它的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它更多地还是属于欧洲的范围。

曾子墨：好，谢谢王康先生。关于俄罗斯的精神呢，我们在网上也征集了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沟通。这边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就叫做救世主，他说俄罗斯的救世思想产生的外部因素，刚才您提到了一些，那么它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它本身的使命又是什么？

王康：首先是它的地理环境，这么大一个国家，横跨欧亚，遍布11个时区，没有崇山峻岭，没有沙漠，没有天然的自然屏障，所以它充满了入侵和扩张，充满了战争，它的苦难就特别深重，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在苦难当中，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拯救意识，就像犹太民族一样。这是小的民族、小的国家，一般来说，没法产生的，苦难不是那么深重的民族没法体验和产生的这种救世精神。我觉得俄罗斯的救世精神首先产生于俄罗斯的这块时空环境，它的外部，比如基督教的传入，拜占庭帝国的陷落，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列宁对卢森堡回答之后，列宁当时就是，我不要第二国际，我建立第三国际，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与当年的基督教一样，来自西方的一个神圣的理想，成为了俄罗斯救世主义（新）的理论基础，这是外国的。

除了俄罗斯，其他的民族也具备这种乌托邦的精神吗？俄罗斯公开信这种形式，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俄罗斯的民主并不是很彻底，那么俄罗斯将来如果走上强权专制的道路，是不是随时都有这个可能？它的今天该如何定义？它的明天是强权还是民主？俄罗斯的未来能否预言？

曾子墨：接下来呢请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和王康先生进行沟通。

提问1：谢谢曾子墨。王康先生，你好。刚才听了你的演讲，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您谈到了，因为俄罗斯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造成一种欧亚文化的一种冲突，还有它的历史文化，还有它的那深重的苦难性，造成了它追求一种乌托邦的精神，那是否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有其他的一种民族也具备这种乌托邦的精神呢？

王康：所有的民族，甚至所有的个人，都有乌托邦理想，都有一种救世主的精神，这是人的神性。人不是神，但是人有神性；就像人不是野兽，但是也有兽性一样。但是，像俄罗斯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我觉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像它的空间，它的国土，在全球上占六分之一，是独一无二的一样，这是所有的其他民族不可能经历的。

提问2：可以说俄罗斯更多的是一种寡头经济遗留下来的一种状况，它上面这些暴富的人民使，暴富的人使得底下的人民非常非常地贫穷，像你刚才提到的公开信的原则，是否还会有人出来拯救这个，新的这种状况，还是说这种状况还会一直持续下去，或者说有什么改变？谢谢。

王康：俄罗斯的现状各说不一，我得到的信息是，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改善，而且速度比人们预料得要快得多。像俄罗斯这种国家，过分看重宗教、道德、精神的民族，经济发展可能不是衡量评价他们的主要指标。普京，至于普京总统所有的内政外交，毫无疑问是立根于俄罗斯的现实上面的，没有人能够完全说，就是俄国的目前的那种，那种危机，是不是完全过去了。就像十月革命一样，它是诞生在俄罗斯300多年专制帝国废墟的基础上一样，在苏联74年的红色帝国的废墟上，能不能产生一个新的俄罗斯，一条（新的）道路，刚才我说了，我们没法去预言它。但是有一点，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经过了1991年的解体到现在，16～17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灾难，它自己倒蒙受了不少东西，车臣的“叛乱”，恐怖主义，但是俄罗斯在这个过程里，它应该是一个奇迹，仍然创造一种奇迹，不能由咱们中国的标准来衡量它。

我相信俄罗斯这种民族，能够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的民族，产生了这么多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巨人的这么一个民族，如果仅仅要发展GDP，对他们来说，不说是小菜一碟，也不是太难的事情，这个民族性不一样。我曾经说过，就是俄罗斯，他们有东正教的一个结果，他们对权力和财富……不太看重，绝对不能变卖，而且俄国从来没有产生（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像私有制，来自西方的那种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俄国从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的情况下，俄罗斯居然能够经济上恢复了今天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提问3：曾子墨好，王康先生好。我问一个问题，您刚刚讲过了，就是俄罗斯公开信的产生问题。我还想问一下，公开信这种形式，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王康：如果人们正常的愿望可以自由地、畅通地得到表达，没有必要写公开信，显然公开信的提出来，是在民意不畅通，自由没有被兑现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里，从广义上来看，人类状态永远不完满，永远没有，……永远不可能在地球上实现，所以人类永远需要表达自

己对现实的不满，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永远处于公开信的时代。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它的苦难深重，它的危机深重的话，那么它就更处于狭义的公开信时代。写公开信的人，刚才我不断地说了，他们总是命途多舛，他们总是承担了时代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必须承受的，这是他们的荣耀。

提问4：王康先生，您好，我是研究那个宪法、行政法的，并且您在后面似乎总结到就是，它的专制似乎来自于我们蒙古对它的入侵留下来一个遗产，而自由来自它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追求。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东正教的这种基这种理念，以及它跟那个天主教，以及作为天主教的一个改变形态的这样一个新教……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俄罗斯的启示，那么我们研究俄罗斯是有着中国问题关怀的。那我们中国现在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两个基本的倾向是，一个就是基督教化，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样一种理想或者说制度来覆盖中国原来的这种制度；另外一个就是儒家化，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我就想问一下，对于中国道路里面，构成里面，基本两个方面，就是道统、正统，您有什么看法？谢谢。或者俄罗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王康：我来辩明一下，统治俄罗斯240年的蒙古统治，我坚决不认为它是我们汉民族的，我们祖宗的，孔夫子的儒家的那套思想体系，我们中国的一大悲剧就是蒙古人的入侵。

而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入侵和统治，是绝对的军事意义上的毫无任何现代价值的专制主义。俄罗斯，莫斯科公国后来兴起之后，很多莫斯科贵族，他们的血统都来自蒙古人，通过千差万别、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渗进了俄罗斯的血液当中，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传统，相当程度应该说，确实来自亚洲腹地的蒙古各部落。

王康：俄罗斯东正教大概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天主教，后来的新教，由于天主教在罗马化时期完全腐朽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一定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尤其是财产权，个人的利己主义的西方的基督教。西方认可，包括新教，在东正教看起来，是对基督教的背叛和玷污，而东正教一个基础，就是俄国一千多年的村社制度，东正教的神教人员和思想家们就发展出一套理论，说在这个村社里，真正体现了上帝的兄弟之情，真正地体现了基督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

王康：道统和政统这两个很浓厚的中国色彩的词，放在俄罗斯的那个身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当然我懂你概念的意思。如果说俄罗斯的政统和道统，就是俄罗斯的东正教或者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俄罗斯帝国、沙皇专制主义，这两者之间，刚才我反复说了，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冲突，俄罗斯的世俗权力，它的具体历史过程，和它的所谓拯救精神，始终面临没有办法解决的（局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冲突的过程，恰恰依靠这种两极化的冲突，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发展。

提问5：曾子墨好，王教授好，刚才您谈到的是一个俄罗斯的过去，我们从俄罗斯的历史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民主并不是很彻底的，那么俄罗斯将来如果走上那个强权专制的道路，是不是随时都有这个可能？谢谢。

王康：有，不能因为旧俄时代的乌托邦破灭了，不能因为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失败了，就得出一个结论，俄国就能够走上一条真正的光明大道，俄国的苦难和俄国的罪孽就会逐渐消失掉，不能打这个保票。

我坦率地说，我就在普京的身上看见了某种程度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苗头。存在的，俄罗斯走向一种新的专制，新的大国主义，甚至新的扩张的道路，始终存在。首先就是它要重新恢复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的版图，要重新统一俄罗斯，这可能是将来所有俄罗斯统治者们、领导人们一个巨大的梦想，可能也是俄罗斯人民吧，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某种愿望，它和乌克兰的关系，格鲁吉亚的关系，甚至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关系，甚至和波兰、东欧这些国家的关系，将来会怎么发展，很难说。

最近美国把导弹防御体系放在俄罗斯的门口去了，（俄罗斯）的军界已经发出声音，（俄罗斯）要做出强烈的军事反应，当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欧洲的联合和统一的步伐，也让我们可以保持另外一种乐观态度。也许俄罗斯碰上另外一种天才人物，他真正能够顺利地把俄国真正地融进欧洲，而欧洲也敞开自己的胸怀，容纳这个让他们头疼不已的俄罗斯。我也不奇怪，如果30年、50年之后，欧洲合众国把俄罗斯也包括进去了，那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曾子墨：好，谢谢王康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的演讲。的确，如果我们回顾19世纪的沙皇俄国，它所走过的这样一条道路。弥赛亚救世主义这样的俄罗斯精神，曾经对俄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而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到王康先生，我们会把目光投向20世纪的红色苏联，来看一看20世纪的红色苏联又受到了什么样的俄罗斯精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