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几点看法

作者：feikao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6600c00100enh5.html

这篇文章原本是看了网上关于知青的文章后,有感而发的一些议论。2009.11.13根据网友意见，做了一些删改。仍然比较零散，不过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1．我觉得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基本动机是开展一项改造社会、缩小三大差别的宏伟实践，并不仅仅是解决城市就业、戍边战备等具体问题的权宜之计。这个指示是毛主席以往多年论述过的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这里就不必详细列举他在四十年代对青年运动方向的论述，五十年代在合作化运动中关于“广阔天地”的论述和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关于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体结合的论述，六十年代对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论述了。但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被搞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最终因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脱离群众支持而失败。当年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概算是最接近毛主席设想的那种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亦军亦民的社会结构了。但毛主席设想的是军民城乡工农什么都是，结出的果实却什么都不是。当年我们就曾戏称兵团是“四不像”：工不工，农不农；兵不兵，民不民；城不城，乡不乡；土不土，洋不洋。知识青年在这一运动中的最大贡献与最大代价都不是物质方面的。最大的贡献是知青们用城市文化全面影响和提升了农村文化，表现在思想、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诸多方面。最大的代价是付出了一代人的青春，整整一代青年失去了系统学习的机会，这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毛主席的12.21指示虽然源于他的一贯思想，但与文革前关于青年学生与工农结合的论述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强调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在他以前的论述中，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分子知识化是并列的，城市学生上山下乡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既做人民的学生，又做人民的先生。比如文革前宣传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虽然也讲向农民学习生产生活技能，但更强调的是他们为改造农村落后面貌做贡献，很像今天宣传的大学生当村官和到贫困地区支教。而12.21指示明确提出，知青到农村去是为了接受“再教育”，指明了上山下乡的重要任务是依靠农民改造知青而不是依靠知青改造落后的农村，这是对运动方向的重要扭曲，产生了严重的误导。新指示向“左”转的原因，显然与文革中对“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认识有关，也可能与1968年夏季毛主席对大学生造反派武力抵抗“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行为强烈反感有关。这一改变对知青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我自己就深有体会。68年夏季我和许多主动要求下乡的知青一样，怀着反帝反修、建设边疆的一腔热情来到农场，满以为能够大有作为。12.21之后才明白原来要改造的不是农村而是自己。这个巨大的反差挫伤了许多知青的理想和热情，受到打击最沉重的，正是那些曾经最积极主动到农村去的青年。从此上山下乡运动中主动自愿的成分越来越少，强迫性质随之增强，逐渐失去人心。与强调再教育的同时，几乎不提改造农村落后生产力和落后的文化，不提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些都使知青原本有可能为农村和边疆做出的巨大贡献打了很大的折扣。先进与落后的颠倒、动力与对象的混淆，是上山下乡运动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含有许多混乱和不合理的成分。1968年我们初到北大荒时只有“支青”一词，即支边青年，如北京支青（杨华等）和山东支青、新疆兵团的上海支青等等。12.21指示后，“知青”——“知识青年”一词才开始广泛使用，取代了支青。我一直认为将下乡的城市学生称为“知识青年”实在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误会。首先，毛主席那段语录中清楚地指出知识青年是“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学生才是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可是很奇怪，当时他们并没有遵照这段最高指示“到农村去”，因此从未成为“知青”群体的一部分。除去大学生，中学生是否还能称为“知识”青年呢？这样称呼是否符合毛的原意呢？这就很有疑问了。比如文革中才进入中学的69届、70届学生，几乎完全没有接受中等教育，他们中许多人下乡时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连青年都算不上，怎么能称作“知识青年”呢？其次，同样是中学生，参军的、进工厂的为什么就不叫知识青年，也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呢？他们只要进了工厂或军营很快就成了工人和军人。为什么只有下乡的学生才被称作“知识青年”、才需要长期接受“再教育”？这样一来知青事实上成了低人一等的阶层。而且“知识青年”这个称呼与“知识”了沾边，在文革年代就意味着沾上了“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世界观”，谁也说不清“再教育”需要多少年，知青永远也成不了贫下中农，成了阶级属性不明的尴尬一群。虽然很少有人明确说知青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不少“左”派心里确是这样想的。我的博文就真实描写了这种“左”派言行。当时我们也不满也抗争，但这些抗争多是以“左”制“左”，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既然不能怀疑最高指示，对于自己到底应该算什么“分子”，只有迷惑和无奈。我之所以要追究“知识青年”这个词的含义与合理性，并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它和“再教育”一词一起，造就了当年中国社会上除“地富反坏右”之外最倒霉、最无助的群体：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连中等教育也不完整，却被戴上了半个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们像知识分子一样被改造，却没有知识分子的稳定职业和待遇，当然更没有后来的翻身；他们在农村和农民一样生活劳动，却总也成不了贫下中农。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不肯接受这个的群体，都视其为越来越重的负担（北大荒地广人稀，有接受外来开发者的传统，在接受知青这一点上比其它地区好得多）。知青要想改变身份，除了参军、返城，唯一途径就是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这就出现一种荒唐：在农村的中学生被视为半个“知识”分子，回城市上了大学反倒成了“优秀的工农兵”。这种荒唐在当年就引起我们强烈不满，也因此更不甘心留在农村了。谁不愿意参军、进厂、上大学，直接成为工人阶级，而情愿留在条件艰苦的农村接受遥遥无期的改造呢？“知青”接受“再教育”说词中的这些矛盾可以说也是上山下乡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始的、内在的原因。理论的破产先于实践的破产。到了文革中后期，“知青”“再教育”说法愈加漏洞百出，大多数知青不安心农村，千方百计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在实践中也已濒临破产。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文革结束、政治压力骤失，消极的抵制变成了公开的反抗，返城之潮便如破堤洪水，再也阻拦不住了。

3．在“读书越多越愚蠢”的文革时代，这些原本知识并不多的学生被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发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改革开放后当知识真正被视为宝贵资本时，返城的知青们却再次被抛向社会底层，又一次成为最无助的弱势群体。这一回的原因正好相反：因为你缺少知识和学历。没有人管你为什么缺少。两次栽在“知识”上，外界却总是有理：第一次说你有知识是与农民比；第二次说你没知识是与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比。到了此时此刻，我们才终于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大代价是整整一代人失去了系统学习的机会。可这时我们已经人近中年了。当然准确一点应该说，是文革剥夺了这一代人学习的机会。那个时期的中学生，即使留在城市的也极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进工厂和参军奋斗几年后总能有了安身立命的稳定职业和技能。而知青们在文革结束后，却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就像排队一样：文革前，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和学生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文革风暴将这一切打乱。文革后老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和工农迅速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知青们却不知道该站在哪里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学生了（除了少数77、78级大学生），又没有新时期的通行证（学历），只能被抛到社会的底层。他们不得不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在人近中年时再次从头做起，从最底层开始，艰苦谋生。大多数知青都在后来的岁月中一次一次为职业、技能、家庭、文凭、职称、下岗、养老而辛苦挣扎。尽管在每个单位中他们都被公认是最埋头苦干、最尽职敬业的一群，但几十年来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有一批批当年的知青最先被疾驶的历史车轮甩向边缘。所以我经常说文革对别人的影响是十年，而对知青的影响是一生。我们不仅付出了青春，而且终生都在不断地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连当初被视为时代骄子的工农兵学员后来也统统入了另册，文革后著名的大学几乎将他们全部驱除。“工农兵学员”成了刺在他们脸上抹不掉的红字，只有读研究生和出国才能脱籍。你到任何一个优秀的大学或科研单位，都能看到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明显的十年断代现象，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4．知青回城后，失去了原有的独立集体，很快溶化到了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除了少数77、78级大学生和成功的经商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始终没能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没能“先富起来”。这一代人大体与共和国同龄，自幼接受正统的红色教育，经受了文革的动乱和下乡、返城的沧桑。亲身经历使他们懂得改革开放来之不易，他们最期望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工作、生活，他们最反感“折腾”。尽管几十年来这些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尽管他们心中也有无数的不平和牢骚，却始终是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这也应该算是知青一代对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吧。

5．知青产生于特定时代，知青运动早已成为历史，但所谓知青情结却至今没有消失。当年知青下乡与参军、进工厂不同，后者基本上是个人经历，很快就淹没在军队、工人的总体中了。而知青身在农村，却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从未完全融入到农民中。虽然每个知青的年龄、知识、个性各不相同，但与外部差别远远大于这个集体的内部差别。他们24小时生活在一起，保持着异于外界环境的思想文化，共同经历了十分相似的艰苦劳动和生活，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和感受。这种独特的集体性、同一性深深地铭刻在每一个知青心中。如今，尽管他们即少“知”也早已不“青”了，尽管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却仍然固执地自称和被称作知青（用的是现在时，不是过去时），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温当年的集体。这种知青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和知青情结持续了几十年仍然不肯消失衰减。在年复一年的聚会中，在各地知青的返乡活动中，在知青文学作品和网络博客圈中，几十年前的往事仍然能娓娓道来，感染素不相识的同龄人；对知青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仍然一波一波地进行，总是不甘平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历史现象。无论是在同一时代的其他人还是在其它时代的青年人中，都很难找到如此一致、如此持久、如此炽烈的情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这种情结是否也包含着一个诉求：对知青运动的历史、对知青一代的牺牲和贡献做一个令人信服的评价？

6．不客气地说，知青情结的影响范围其实仅限于知青群体内，并没有受到圈子外多大重视。不妨看看当年我所在的单位、黑龙江农场的老职工是怎样评价我们的。九十年代初他们编写了一本《八五八农场史(1956年——1983年)》。这本560页的史书对长达十年的知青活动只用了一节描述，内容仅有两页，占全书的千分之3.6，还没有记录兵团首届田径运动会的内容多呢。这一节在最后一段总结了知青的贡献，大体肯定却不无微词：“1977年以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回城市。农场各种技术岗位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及时配上人员，各项工作都受到较大影响。虽然经过近二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但是广大知青在农场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在农场建设的历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书中的50幅照片，与知青有关的只有两幅，标题分别是“冬季运肥（1970）”和“水中收麦（1971）”。我是从年代判断照片中的人物应与知青有关。这些就是我们留下的“光辉一页”。看看别人的评价，可以使我们更冷静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同时也使人感到，我们有责任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为后人留下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划一个完整的句号。

                                                                       2009-09-25

一点补充：

 知青运动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差异（2010.3.19）

不同地区的知青运动有比较大差异，有些具体问题很难有统一的看法说法，对任何一种具体观点人们都可以举出反面的例子。我浏览了一些知青问题的网页和资料后，发现前面我对知青的“同一性”的看法有些空洞乏力。当年，一千多万知青的经历和感受是千差万别，并不相同的。有地区性差异，有体制性差异；不同年龄、不同出身、不同斌性、不同阶段，不同结局（上学、参军等），都对知青的那段经历的体验产生影响。比如北大荒农场，知青大体上衣食无忧，物质生活条件与许多插队知青就很不同。我在博文中写过这样一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不肯接受这个的群体，都视其为越来越重的负担”。写这句话时，我想到的是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弟弟。他和我的许多插队的同学、朋友一样，在生产队干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换口粮，每年要有几个月回北京靠父母养活。而城市迎接他们的，经常是街道干部厌烦和警惕的目光。这句话就显然不适合北大荒农场，所以后来我又加了一句说明：“北大荒地广人稀，有接受外来开发者的传统，在接受知青这一点上比其它地区好得多。”其实还应该补充得明确一些，就是《农场史》中所说的，知青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另一种差异是知青运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知青自身的思想、感情、表现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大体而言，1968—1970年，相当一部分知青是自愿申请到边疆的，带有比较单纯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知青英雄烈士，比如金训华、孙连华、张勇等人都出现在这两年，并不是偶然的；后来则几乎没了，只剩下“白卷英雄”一类。被挟褁甚至强迫到边疆的知青在1968年就有，后来比例越来越大。两个标志性事件对知青运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是“9.13”事件，从政治上宣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另一个是始于1970年的“走后门”，先是当兵，后是上学、回城，军队和高级干部子女几乎全部离开，“斗私批修”、学习毛著、“接受再教育”的说教再也无法令人信服，从此销声匿迹。这两件事浇灭了青年人残余的激情和苍白的理想，现实与理想、理论的巨大差距使最单纯的青年都陷入思想困惑乃至信仰危机。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一种人从此不再相信也不讲政治思想，不加掩盖地想方设法回城；另一种人口头上仍然高喊其实自己并也不相信的政治口号，私下却紧盯着每一个离开农村的机会。此后李庆霖信件和毛主席回信的发表，可以看成是知青运动在实践上濒临破产的标志。尽管依赖着领袖的权威和文革的政治鼓动，尽管中央和各级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克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知青运动继续维持，甚至出现虚假的“再次高潮”，但它再也没有当年的激情、理想和动力了。1976年文革结束时，崩溃的洪流已经势不可挡，只须等待一个突破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