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中的一滴】连载三：聚会· 过年·春播和夏锄·日记本
作者：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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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中的一滴】连载三：聚会· 过年·春播和夏锄·日记本
作者：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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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中的一滴 (连载三) 第二十四节 人在画图中 到克山农场的这些城市知识青年中。属鹤岗知青到的早。他们是1968年6月份到8月份分三批来的，共937人。 鸡西知青是1968年9月份到的，共594人。 天津知青的主力部队是1968年10月份到的，共645人。 齐齐哈尔知青是1968年11月份到的。共213人。从地理位置来讲，属他们离克山农场最近。 上海知青是1969年5月中旬到的。静安区到了1053人，13号到的；徐汇区到了548人，15号到的。 属上海静安区知青最悲壮，他们是从克山县城走着到54团的。其间要徒步行军90里。 不是团里没派汽车去接他们，而是闹了一场小风波。团里给他们每人发了几个面包。面包是克山农场自己产的，有点儿酸。有几个上海知青咬了一口面包，觉着不好吃，就把面包扔到地上了。54团团长——现役军人李立功骂这些知青，有的上海知青用上海话回骂。李立功想把骂人的知青从解放牌汽车上拖下来，他拽住了一个青年的脚脖子，却没能把这个青年拽下来，反被这个青年给踹了一脚，再想逮住这个青年，他已经躲到别的汽车上去了。李力功团长气得哇哇大叫。他下了一道命令：全体上海知青今天就上“再教育”的第一课，全体步行到克山农场去。在行军的过程中，有的上海女知青笑脸扬手，截住了顺路汽车扬长而去。急得那些上海男知青直想扎两小辫男扮女装。 天津1969年5月下旬又到了139人。其中34人是和平区的，其余是塘沽区的。和平区的这些人是特许找哥哥姐姐来的。所以一般就和哥哥姐姐分到了一个连队。这批人当中，就有柳若冰的弟弟柳若雾。 本来，柳若雾也可以和柳若冰分到一块儿的。可是哥俩商量了一下，还是不分到一块儿的好。柳若冰当时在连队混得不怎么样，正在放牛，回来帮不了弟弟，反而拖累弟弟，还不如让他去别的连队闯闯。这个连队最好离29连别太远，兄弟俩也好有个照应。团里够照顾，给柳若雾分到了四营25连。 克山农场形状像一条玉带，南北窄，东西长。五个营，一、二、三、四、五自西向东一字排开，最西边是一营，最东边是五营，三营正好在中间，团部就在三营这个位置。整个农场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鹰，团部的位置，正好是这只鹰头的位置。 从柳若冰呆着的五营29连看过去，柳若雾所在的四营25连就在地平线附近。站在29连往四周看，看不到几个村落。 五营29连到四营25连，若走大路，那可费了劲了。先得从29连到五营营部，然后再到四营营部，然后再到25连。拐了好几个弯，没有半天时间下不来，而且，不通公交车，也许半天也到不了。还有一个办法，走小路。从五营29连到四营25连有一条人踩出来的路。只是这条路时隐时现。夏秋季节，玉米长起来，这条路就没了。只有地里没了庄稼或者庄稼没长高，才可以看见田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远方。这里的地形是丘陵漫岗，略有起伏，25连的地势比29连高，所以可以看见。它就像一幅画挂在天边，真要走进画中，走到那个也冒着炊烟的地方，可费老鼻子劲了。 说到人在画图中，高家良还差点儿和一个人吵起来。要不是柳若冰拉着，他那架势就像要冲上去咬人家一口。那人是天津市知识青年慰问团的成员，男，50来岁。慰问团代表天津市政府来看望天津下乡知识青年，来到了54团29连。他们送给天津知青每人一件烟色的新绒衣——这件绒衣当时柳若冰舍不得穿，后来又过时了，所以就压箱底了。代表团听说还有两个天津知青正在放牛，不在连队里，就派这位先生前去慰问。这位先生一看上去就是名干部，没受过累，一付修饰得很清洁的面皮，一付悲天悯人的腔调，说出话来，跟两报一刊社论差不多。这种人，一看就让人厌恶，不过人家是慰问来了，官儿都不打送礼的，更何况咱是贫民呢。他说了两句冠冕堂皇的话，柳若冰致答词表示感谢，仪式结束。这位老兄在临别时感叹道：“你们这里太美了，真是人在画图中啊。”如果不是高家良不太礼貌地打断了他的话，他也许还会吟上一首诗。高家良说：“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要不咱俩换换，您在这画里呆上一年？”高家良那是胡搅，人家凭什么跟你换换。那位老兄尴尬地笑笑，解释说：“我不过是随便说说。”高家良冲过去，指着人家鼻子说：“有你这么随便说说的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是柳若冰拦着，那位老兄仓皇逃窜了，高家良还不定得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 凭心而论，那位老兄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大错。他们来的时候是五月下旬，正是春末夏初。这一段时间，正是北大荒最美的时候。29连的西面有一片果园，果园里桃花盛开，姹紫嫣红，美不胜收。这草甸子上也开满了红的、黄的百合花和各色野花。碧绿的原野上，牛儿在静静地吃草。蔚蓝的天空中，白云变换着各种奇妙的图形。扑面而来的，是泥土混合着野草味儿的那种沁人心肺的芳香。但是，旅游是一回事儿，在这里安家落户是另一回事儿。这就像你看着清明上河图会赞不绝口，可是你真的钻到图里去卖炊饼偏偏一天没卖出几个，或者在图里肩挑手提着重物，那滋味，和在图外观景是截然不同的。 1969年，柳若冰的妹妹柳若露也下乡了。她们那个学校老初二的“一片红”了。她很荣幸地到河北省唐山地区滦南县的一个小山村去接受再教育。 “再教育”这个词怎么着听起来都让人感觉不太舒服。好像以前没教育好，得回回锅。常见两个孩子调皮打架，这位家长说了：“你这孩子，可得领回家好好教育教育。”在这里，“教育”这个词分明带有贬意。 今天，这位高家良可露了把脸。他一时性起，忘了自己被教育的身份，好好给那位慰问团的老兄上了一课，也过了一回教育别人的瘾。
北京知青是1969年8、9、10三个月分三批到的。共到了1770人。在各地知青中，年龄上属北京知青最齐整，他们大都是69届初中生。他们仅小学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又混了两年就“一片红”了。下乡时，年龄最小的十五岁，岁数大点儿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1970年5月，天津市塘沽区又到了199人。 天津市汇仁中学来克山的这帮知青，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选在每年的10月23日，地点就选在29连。之所以选在10月23日，是因为这一天是下乡纪念日。柳若冰没有和大拨儿一块儿来，他也闹不清这一天到底是大家离开天津的日子还是到克山的日子。他一直没去追问。伤疤是不能去碰的。那个慰问团老兄的狼狈相让他懂得了什么叫不该问的别问。地点选在29连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同学分到29连的最集中。届时，团部的同学也来了，大家买了些罐头，打了点儿酒做了几个菜，就聚会了。 北大荒的酒度数不低，得有75度。拿打火机一点，酒就蹿出美丽的蓝色的火苗。喝到嘴里，你可以感觉得到那热辣辣的酒顺着食管流向你的胃，你可以感觉得到食管和胃被那酒烧热了，喝了几口，你会觉得浑身都热了起来。那酒是正宗的粮食酒。 高家良没有酒量。他属于那种“不喝正好，一喝就多”的人，没喝三两酒就喝高了。高家良晃晃悠悠地从自己箱子里翻出家里带来的一罐麦乳精，说要打开给大家尝尝。 柳若冰用刀子打开了那罐麦乳精，问他：“倒多少？”高家良舌头不老好使的：“都……都倒里。”柳若冰说：“都倒里有点儿多。留一半给你自己慢慢喝。”高家良生气地拿手一拨拉柳若冰，说：“我让你都倒里你就都倒里……你不倒……我自己来。”柳若冰说：“你别着急，都倒里就都倒里。”他把一大桶麦乳精倒到一个大盆里，兑了一暖壶水。大伙儿一看，乐了。这是干什么呀，这么一大盆，都够全村人喝的啦。要是高家良自己一个人慢慢喝，能喝三个月。 高家良大着个舌头问柳若冰；“你说咱们能返城吗？”柳若冰说：“够戗”。 高家良说；“你就爱说够戗。我最不爱听你说这句够戗。你再说够戗，我就跟你急。我再问你一遍，咱们能返城吗？”柳若冰说：“能。”人家不爱听“够戗”这个词。你这个“够戗”把人家这么点儿可怜巴巴的期望值归结为零，是不是太残酷了呢？何必呢？如果他在迷迷糊糊中，听到空中传来肯定的声音：“高家良，你一定能返城！”这对人家是个多大的安慰呀。 高家良哭了，几滴热泪从眼眶中滚出，转瞬他又笑了，喃喃自语道：“我能返城……一定能返城……”柳若冰说：“你休息一会儿吧。”他给旁边的同学使了个眼色，让他帮着自己扶高家良到炕上躺下。 第二天，高家良问柳若冰：“谁把我那一大罐麦乳精都给喝啦？”他旁边的天津知青说：“你非要叫柳若冰‘都倒里’，还跟柳若冰急急赖赖的。都进大伙儿肚里啦。”——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柳若冰还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别的城市知青看天津这帮人的眼神，那眼神里充满警惕和不安。 一帮人聚成堆，吃吃喝喝，不知在议论些什么。刚造了一通反，刚在城市里打了一通派系仗，现在又扎堆了，难免不会受到别人的猜忌。 果不其然，有位天津知青说，那个城市的谁谁谁看咱们聚会，在旁边说风凉话损咱们。咱们天津人得抱团。出门在外，不抱团就会受人家欺负。 乔仲逸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兼主持人。他曾是这帮人来54团时的领队。 乔仲逸没有马上表态。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柳若冰。柳若冰明白他的意思，在这时候，该自己说话了。 本来，各城市青年在语言、生活习惯诸多方面就存在着差异，很可能你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可是，真有必要剑拔弩张，势同水火吗？派系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两败惧伤。在城市里打派系仗还没打够，要跑出几千里地接着打吗？再说，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都够可怜的啦，有必要还为一点儿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吗？抱团，你抱团，人家也抱团，这样就会形成几个小派系。这种聚会，搞得不好就会成为派系斗争的动员会。柳若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正站在一个三叉路口上。 柳若冰说话了。他尽量用平缓的语调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他说，今天咱们聚会，高兴。别提不高兴的事。天津老乡聚会，别提别的城市的人。谁愿说什么就说什么，别生气，别往心里去。以后最好在这种场合别提这种事儿，扫兴。再说，有不少人是大老远的从团部赶来的，大家难得一聚，高高兴兴多好。互相照顾是应该的，抱团这个提法不太好，容易让人觉着是搞派性。 柳若冰的话音刚落，乔仲逸马上接过话茬说：“我同意刚才若冰说的。以后咱们再聚会，不提外地人。”乔仲逸对学生领袖这个词最有体会。他发现，到连队后，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不仅连队领导对他投来警惕的眼光，就是别的城市的知青看他的眼神里也多的是疑虑，少的是亲切和信任。他无意做什么学生领袖，他当领队只是偶然。他喜欢中医。他利用工余时间到大草甸子上采了好些益母草，再配点儿其它中药材，借用老乡家的大锅熬了一大锅益母草汤药，免费分发给当地的职工家属，对妇女病疗效不错。别的连队和附近村子有听说的，也有来取的。他觉着，这是实实在在为贫下中农做了点儿实事儿。派系斗争不能搞。他不擅长，也不热衷。 从团部来的柳若冰的同学张强和同校同年级不同班的绰号叫摄影家的同学都表了态，支持柳若冰和乔仲逸的意见。 摄影家拍的一手好照片。这本来是他的业余爱好，现在派上了用场。团里把他留在了团部。那阵儿团里活动也多，大会小会表彰会庆功会都是由他来拍照。 既然几位老大哥意见一致，态度坚决，大家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以后，天津、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的同城知青的聚会又搞了不少回。外城市的知青还尽量给搞聚会的知青提供方便，或躲出本宿舍，或问问：“你们缺点儿什么吗？”没有一个聚会是以派系斗争为话题的。 这么说，是天津知青的聚会带了一个好头，开了坚决对派系斗争说“不”的先河？ 是，也不全是。各地知青们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认识到了派系斗争的危害，他们变得成熟起来了。他们逐渐学会了在大风大浪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柳若冰当时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言行在当他遇到一生中最大政治危机的时候会救他于绝境。看来，一个人真的要多做善事。哪怕你动个善念，就是给自己种了福田。
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紧张、慌乱、喜悦、悲戚……第一次的感觉虽然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它都让人记忆深刻。 第一次扛麻袋柳若冰看见人家扛着160斤、180斤、200斤重的麻袋，姿势优美，行走自如，不知人家是怎么扛上肩的，也不知自己能不能扛得动。别忙，马上就能知道答案。猪号要拉点饲料过来，萧班长就叫柳若冰去帮忙装车。一般大车（马车）都是一个车把势带一个跟车的。饲料垛离大车还有几步距离，不能直接把装满饲料的麻袋扔车上，需要有人扛着走四、五步扔车上。车把势和那跟车的把麻袋掫起来了，半人多高，亏了柳若冰平时注意观察人家怎么钻肩，临阵才不至于过于慌乱。他学着人家，头一低，左肩和头就钻过掫起的麻袋，让麻袋靠在右肩上，起，直腰，麻袋起直，微微有点儿往左靠，麻袋的主要重量压在右肩上，脑袋稍微顶着点儿麻袋，别让麻袋过于往左倾。行了，走几步，把麻袋往车上一扔，完事儿。没问题，自己完全能扛起180斤重的麻袋。那时，柳若冰的体重仅106斤。 有的知青第一次扛麻袋可不像柳若冰这么顺利。 有个北京来的男知青，因为他岁数小，刚15岁，69届的，个头不高，又瘦，还没长开呢，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他才100斤出头。180斤的麻袋往他肩上一撂，当时就把他砸趴下了。俩老职工没有一个人说“你太小，别扛了”，也没有一个人赶紧把他扶起来。他们的眼里流露出来的是淡然和冷漠。小不点儿刚站起身来，人家两人又把麻袋掫起来了，意思是快扛啊，没有人教教他钻肩要领，也没有人想到役使童工违法不违法。小不点儿一钻，又把他砸趴下了。这回他起不来了。那个赶车的不乐意了，找班长去了：“瞧瞧你给我派的哈人，也不给我派个顶个儿的来！” 第一次在北大荒过中秋节1969年9月26日星期五（鸡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这是很多知青第一次远离故乡，远离繁华的城市，远离亲人，孑然一身，在这偏僻的东北边疆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这一天，离上海知青到克山农场才过去四个月另十天。 这一个中秋节，是华夏大地千万个知青家庭遥望明月不能团圆，家长、子女肝肠寸断、人不能寐的中秋节。 真的应该为这一个中秋节写一篇赋。 那一年不知为什么29连种了那么多粟。粟，又称谷子，去皮以后称小米。粟不是农场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又不大，不适合联合收割机作业，需要完全靠人工收割。那年的谷子喜获丰收。谷粒饱满，一棵棵谷子低垂着沉甸甸的头。全连总动员，都去割谷子。柳若冰和高家良所在的猪号，也要组织人力支援第一线。高家良和柳若冰都去割谷子。晚上五点到八点。割谷子得猫着腰割。镰刀要磨快，割。就是腰酸得慌。完成任务。该回连队吃饭了。洗洗手，擦把脸。看看今天是八月十五了，食堂吃什么？食堂吃的是小米饭，菜汤。那个小米饭里沙子不少，牙碜。浇点儿菜汤沉淀一下沙子吧，青菜择得不干净，里面有虫子，汤一浇上去，饭盆里就飘上几条大绿虫子。这饭没法吃了。早来半年的知青，也就是所谓的老知青早有思想准备。他们提前几天就买好了肉罐头、鱼罐头、水果罐头，又整了点酒，几个同学聚聚，就算过中秋节了。新来的上海知青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有的上海知青指着小米饭对别的城市知青说：“这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喂鸟的。”音调中饱含委屈和愤懑。喂鸟？现在就喂你，你乐意吗？上海知青不乐意，他（她）们想家了，他（她）们想起了大上海，想起了亲人。上海女知青哭了，那哭声好象甲型H1N1病毒，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很快，上海女知青宿舍，演出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合哭。这哭声从宿舍里传出，能飘出二里地去。在这静静的中秋之夜，这哭声显得分外悲切、分外凄凉。这哭声也传到了连部。大事不好，别引起哗变。另外大中秋的吃这个，也不合情理啊。连里现杀猪，晚上十点半，又补了一顿夜宵，现炖的红烧肉，总算把民怨给平息了。老知青们冷笑道：“活鱼摔死了卖，简直就是猪脑子。”后几年的中秋节就好了许多。谁说连队领导是猪脑子？他们进步了。后几年凡中秋节，连里都知道改善一下伙食，后来还每人发一个月饼状食物。 第一次在北大荒过国庆节1969年10月1日星期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大庆。 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和阅兵仪式。游行中带有强烈的备战气氛。 农场正是秋收大忙时节。29连没有任何国庆气氛。没放假，没举行任何庆祝活动，连国旗也没挂。知青们和往日一样，早早起床下地，忙于秋收。人都走了，连队里静悄悄的。 知青们很不习惯。这可是20年大庆啊。人这一生，也就能赶上这一次20年大庆。 有不少知青中午休息时间从地里跑回了连队。他们跑回宿舍，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那里正传来游行检阅的声音。不能参加游行，就是听一听声音也好。 有几个北京女知青一边听广播一边抱着被子呜呜地哭。如果不下乡，她们此时正在游行队伍中。
柳若冰在克山农场呆了11年。其中五个年是在农场过的。 1969年2月17日星期一是己酉年（鸡年）春节。是不少1968年下乡的知青在兵团过的第一个春节。 1970年2月6日星期五是庚戌年（狗年）春节。是1969年春天以后下乡的知青在兵团过的第一个春节下乡头两年没有探亲假，再加上局势紧张，批假困难，好像多留一个人就能给领导壮多大胆似的。柳若冰的头两个春节是在兵团过的。 实际上过春节和平时也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是年三十吃顿饺子，放几天假，歇几天。包饺子的面和馅儿是食堂事先准备好的，知青们按宿舍领了去，自己动手包，包完送到食堂，按宿舍一锅一锅煮。包饺子得用擀面杖和面板呐，没有。擀面杖就用酒瓶子或筷子代替。面板就随便找一块平地方，铺两张报纸就得了。大厚皮，猪肉白菜馅。煮得了，外面皮都有点儿黏糊了，里面馅儿还嘎吱嘎吱的。不过总算是吃了顿饺子了。蘸点儿醋？蘸点儿醋当然好，食堂从不预备醋。上老职工家看看？老职工家也没有醋，倒了点儿酱油回来。那时买瓶醋，连里没有，营里没有，团里没有，得跑出90里地去克山县城去买。连里出一趟车不容易，有许多比醋重要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要买，所以，就别吃醋了。 上海人没包过饺子。上海男生一开始包的饺子没摺，还包不进馅儿去，一个个瘪瘪地、乖乖地躺着。不过，毕竟把馅儿塞进了皮儿里面。 和柳若冰一个学校的与柳若冰同岁比柳若冰低一届的韩叶不会包饺子，也不会擀皮。他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家庭生活条件优越，有保姆，不会包饺子也很自然。那就干点儿别的吧。 高家良说：“你帮着切点儿葱花吧，一会儿咱们炒两个菜。”韩叶说：“葱在哪儿？”高家良指了指门后堆着的一捆葱说：“那不是嘛。”大伙的饺子包得差不多了。问问韩叶的葱切的怎样了？一看，他把那捆葱都切了，切成葱段。半盆。大伙哭笑不得。你不懂不要紧，不会干也不要紧，你问问呐。 在兵团过第一个春节，柳若冰和他的同学有新鲜感。大年初二的早晨，团部的同学张强带来了两个同班同学来串门，那两位同学在赵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趁着过年放假，到克山来玩的。好在两个地方离的也不远。柳若冰高兴得跳起来：“没想到你们能来。……可是，连里没什么好玩的。”那两位同学说：“你们这儿好象离五大连池不远？”54团的东边就是五大连池，五营29连又在54团的东部，真可能离五大连池不远了。可是若冰刚来，有点儿转向，他连克山农场究竟在克山县的什么方位都搞不太清楚，更甭提搞清楚去五大连池究竟怎么走了。不过，他经常看见去五大连池拉火山灰的汽车从前面道上过。那阵儿，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旅游大巴。 柳若冰说：“远可能不太远，可是咱们怎么去呢？”张强说：“搭顺路车。”柳若冰说：“你们先吃点儿早点，带点儿干粮，一会儿咱们就走。”四个人来到道上，见车就拦。问是不是去五大连池拉火山灰。 搭顺路车的事儿还算顺利。司机看见四个年轻的兵团战士心急火燎的样子，不知他们有什么事儿，再说，反正去的时候是空载，没费多少周折就让他们上车了。 五大连池是五个互相连通的湖泊。1719—1721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年）黑龙江省境内的老黑山和火烧山喷发，岩浆堵塞了白河，形成5个串珠状堰塞湖，俗称“五大连池”。五大连池环境幽雅，风景壮丽，池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能治疗多种皮肤病，是旅游疗养的胜地。 最让柳若冰感到震撼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火山喷发时所流出来的炙热的滚滚岩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冷却，凝固、定格。就好像谁一声令下，岩浆突然停止了流动，在公路两旁塑造了巨大的石浪雕塑。柳若冰看见过海浪拍岸卷起千堆雪，他第一次看见如此波澜壮阔的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惊心动魄的石浪随着汽车的前行迎面扑来。 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那么渺小。 柳若冰一行四人跳下车，爬上了离他们最近的一座山。那就是老黑山。老黑山不算太高，用不了多少时间，四个人就都爬上了山顶。站在山顶远眺，五个相连的湖泊平和淡定，静静地向来看望它的人们述说着当年的火光冲天岩浆奔流的奇观。从山顶上望下看，就是火山口。火山口像一个被火山灰覆盖的大盆，直径有340米，有150米深。张强说：“咱们下去看看？”柳若冰说：“下去容易，上来，就不知容易不容易了。再说，一会儿咱们还得截车回去。”那两位同学也说，其实底下也没什么好看的，站在山顶上就已经把什么都看清楚了。 因为时间不够，他们必须在当天截车回去。还不知有没有顺路车，所以他们也没能深入五大连池腹地，也没能到水里去泡一泡。可是，他们毕竟是到此一游了。 这可能是兵团战士最早的一次自助游。
1970年春，柳若冰和高家良被分到了农工一排一班。 连队一年调整一次工作岗位。时间在每年的三月末四月初。 农工一排都是男劳力。排长是当地的老职工，姓常。副排长是北京知青，姓徐，全名叫徐宏彬。一排有三个班，一班没班长，由老常代管着。二班有一个副班长，代行班长职责，这个副班长就是贾革命。农工二排也是男劳力排，一色的秃驴。农工三排是青一色的女知青。这么安排可能是为了便于管理，细想想，设计者简直是猪脑子。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名言吗？而且，后来还大张旗鼓地动员人家扎根，与其磨破嘴皮子，不如来点实际的。你当初把男女生混编不就完了吗？多创造点儿接触的机会，到时候水到渠成，你不动员人家扎根人家也不得不扎根了。 那阵儿，干什么都讲“号召”、“动员”，先号召你，你不积极响应就“动员”你，要不那么多人闲着干什么去？先号召、动员你下乡；再号召、动员你扎根；返城倒好，不用动员，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农业活儿概括起来就是春播，夏管，秋收。 春天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脏”。 夏天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乏”。 秋天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累”。 北大荒这些农场机械化程度很高。春播的主要品种：小麦、大豆、玉米基本上是机械播种。这是机务排的事儿，那农工排干什么去？做点儿辅助性工作。比如拌种。就是把种子，包括小麦、大豆、玉米统统拌上农药，再拌上颗粒肥，灌袋，以备播种之用。春天，风大，颗粒肥因为是以有机肥为主，肯定是又脏又臭，好在那会儿还有点儿冻着，臭味儿不算太大。可是农药就不同了，拌的是什么？六六六。呛得要命。戴着口罩也不管用。干完活儿下来，都不想吃饭。 大田播种应该是“完全机械化”的，有一、两年种苞米却没使用机械而采取了人工点种。连机务排的也舍弃了拖拉机抄起了锄头。男士们在前面拿着锄头刨坑，女士们在后面点上两粒种子，抓上一把肥，用脚把土地秃噜平了。有好好的拖拉机不用这是要干什么？可能是为了锻炼身体吧。垄长，一片地一望无际，最后把有的男士练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吃饭时端不住饭盆。 春天刮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当地人叫作“风三儿”。风一刮起来就是三天。这三天就下不了地了。干什么？在屋里里剥麻搓麻绳。 麻是一种草本植物，它的种类很多，有大麻、亚麻、黄麻等。当地一般种的是大麻。它们的茎皮纤通常称作“麻”。把麻从茎上剥下来，叫做剥麻。剥下来的麻可以搓麻绳，编织麻袋，也可以用于织布，制成麻纺制品。剥剩下的径就是麻杆。它又细又长，还不结实。形容人像麻杆，除了有又细又长的意思外，还有点儿不老结实的涵义在里面。俗话说“麻杆打狼，两头怕”，狼到底怕不怕，没问过狼，这条俗语也只是猜测。人是真的害怕的，因为那武器不堪一击。 剥麻前先要把大麻扔到池塘里，这叫沤麻。过一段时间，捞出来，晾干，这才能剥。捞麻的时候，池塘里漂着冰凌，池水拔凉拔凉的。捞麻的一般是有经验的老职工。雷大胆看见了说他会水，非要试试。老职工给他拿来了一大碗酒喝下，然后下水捞麻。他一上岸，老职工赶紧给他裹上绵大衣。有的知青还问他：“冷不冷？”雷大胆的嘴唇都青了，他的嘴唇哆嗦半天才说：“不……不……不……冷你下去试试？”农作物的田间管理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除草、施肥、灌溉、杀虫。在克山农场，没条件灌溉。浇水主要靠老天爷。老天爷极给面子，到该下雨的时候准下雨，所以不用抗旱，也不用为浇水的事儿操心。小麦的田间管理完全是机械化：机械喷洒农药、杀虫剂和除草剂，不用人工。用人工的主要是大豆和玉米。 大豆地锄草，用机械也行，但不如用人工理想。一是不如人工锄的干净，二是可能伤着大豆。所以能用人工的尽量用人工。 玉米地锄草，必须用人工。玉米是点播。播下去的种子，有的是一粒，有的是两到三粒，锄草的时候，必须留强去弱，就是两棵苗一样壮，也必须去掉一棵，一定间距只能留一棵，要不谁也长不好。这些活儿，就得靠人工来干。 锄草是书面语，听起来有点儿文绉绉的，可是它准确。当地把这活儿叫作“铲地”。铲地这种叫法不老科学的。“铲”作为及物动词，它涉及的对象是地。其实不是，主要应该是草。 铲地这活儿，有知青写回忆录说累得要命，腰酸背疼，累得都不想吃饭。这也可能。地域不同，草多少不同，使用工具不同，要求不同，作业姿势不同，有可能这样。也有的知青说，这活儿还行，还不算最累人的。柳若冰就属于后者。 每天下地前，先要领工具。铲地的工具是锄头。挑选锄头是一大学问。当然，新买来的锄头都是一样的，前头都是弯月型的锄头头，后面安着一人高的锄头把儿。你拿手掂掂，猴沉，压手，肯定不好使。最好挑老农使过的。他们已经把锄头头磨小，磨锋利，锄把儿也磨得溜光。俗话说，人巧不如家什妙，有个好使的家伙事儿，能省不少力。 其次是姿势。要观察人家老农的姿势，握把儿的位置，下锄的动作，都要观察，不用问，观察完了自己琢磨。因为锄把儿长，锄草是立姿，一边锄一边向前走，把握得当，不比走路慢。如果你握把儿位置低，猫着腰，这铲到头，还不累死你。 铲地主要是乏。
夏锄为什么乏呢？主要是时间长。 当时连队里提了一个口号，叫作“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 东北地区的纬度要比华北地区的纬度高。夏天天亮的早，黑的晚。夏天，两点半，虽然天还黑着，可过不了多会儿，天就蒙蒙亮了。“晚上看不见”。晚上要几点才会看不见呢？要八点半。从早晨两点半到晚上八点半，要连续在地里工作多少小时呢？18个小时。刨去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每天至少要工作16个小时。 最难受的要数早晨起床。真起不来。晚上八点半才下班，有时饭送到地里，有时稍微早下个半小时几十分钟的，到家也就八点半了。晚饭一般是馒头，蒸馒头的黄不溜秋的蒸锅水里撒把盐当汤——看上去好象酱油汤似的，不留克咸菜，或者大馇子稀饭，白菜帮子咸菜，胡乱塞点儿，赶紧洗把洗把，抓紧时间睡觉了。什么叫分秒必争，什么叫时间的珍贵，不用你哼哼教导，人人都深有体会。 深夜两点半，当你睡得正香的时候，那个催命的哨子发神经一样地响起来了。同时响起的，还有那个叫鲁大海的连长的破锣嗓子：“起床了，起床了，下地了，都快起床了，下地了！”这不赶上半夜鸡叫了。柳若冰知道长工为什么那么恨周扒皮了。那个姓周的地主是个老财迷，他连一根束腰的麻绳都舍不得买，就知存钱买地。真应了一句诗：终生只恨聚无多，集到多时枪毙了。他还有个早起的习惯。他每天五点就起床。儿媳妇呢，一看公公五点起，自己怎么好意思睡懒觉，她们就四点半起。长工们一看主家四点半起，他们就四点起。两点半起是没有的事。后来，周地主的后人追问那本书的作者，问“半夜鸡叫”是否确有其事，那位作者承认，那是艺术加工。换句话说，就是瞎编的。可是，这位鲁连长的叫唤可是真的。那破锣嗓门，叫得你心烦，也不知他一晚上睡不睡觉。隔了十几分钟，排长们的叫起床声也像那半夜跟着起哄的鸡叫声一样晃晃悠悠地钻进了知青们的梦乡。知青们与其说是被叫醒的，不如说是被烦醒的。你根本没法再睡。周财主的长工们不高兴，当时没人敢提意见。知青们也不高兴，不过，他们觉悟比那些长工高。连队毕竟是准军事化部队。他们毕竟是为“革命”而铲地，所以一个个睡眼惺忪，迷迷糊糊地就起来了，好歹抹把脸就扛起锄头下地了。 跟柳若冰一屋的有个天津塘沽知青，叫上官吉祥。大眼，高鼻梁，卷头发，一说话先笑，一笑两个酒窝，是个69届的。他平时身体挺好的，不生病。这些天可能是太累了，发起烧来，39度。鲁连长到各屋催起床，一看别人都起床了，就他还蒙着头睡，到跟前一把把被子撩了，命令道：“起床！”上官吉祥声音是微弱无力的：“我不好受，我病了，发烧。”鲁连长跳上炕，说：“什么不好受，快起！”说着，一脚把上官吉祥踹到了炕下。 上官吉祥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踉踉跄跄地走了两步，立住了身，刚要发作。柳若冰说：“连长，他昨晚上回来就不好受，晚饭都没吃。你看他脸，烧得通红。得赶紧叫连里卫生员来给他看看，别出嘛事儿。”鲁大海端相上官吉祥一会儿，对柳若冰说：“也是，你去把卫生员叫来吧。”柳若冰把卫生员叫来了。卫生员给上官吉祥一试表，好么，39度。 鲁大海对上官吉祥说：“你好好休息吧。”又转过头去对卫生员说：“你告诉食堂一声，中午给他做份病号饭。” 鲁连长带队下地去了。有个性曹的副连长负责断后，收拾伤病员。 怎么收拾？看看有没有装病不下地的，给轰下地去。 天津知青黎鸣谦是68届的初中生。他黝黑、消瘦，老实巴交。今天他在旁边那间宿舍躺着，鲁连长把他漏检了。他实在不好受，可能是有点儿过力受风吧，浑身无力，一阵阵发冷。他迷迷糊糊地没有起床，大队人马走了，他也不知道。恍惚间，他看见黑旋风李逵拿着两把板斧，瞪着两眼冲他吼道：“还不给我下地，我劈了你！”说着，举斧就向他脑门劈来。吓得他“妈呀”一声大叫，醒了。睁眼一瞧，曹副连长正举着一把斧头冲着他比划。怒目圆睁，斧光闪闪。吓的他赶紧穿上衣服，抄起锄头，抱头鼠窜，下地去了。 那阵儿没有测慌仪。曹副连长这招儿叫测谎。 铲地期间，柳若冰也病过一天。感冒发烧。吃过一回病号饭。手擀面，放点儿盐，粘粘糊糊一碗，连点儿油星也没有。刚感觉好点儿，就撑着下地去了。 那个鲁连长，倒是没来踹柳若冰，可能他也有点儿后悔自己的卤莽和主观。 那个曹副连长，也没使用“斧式测谎仪”给柳若冰测测谎，大概他觉得柳若冰不会说慌。 柳若冰真是好命的。 高家良倒是挺抗造，一夏天也没生病。
早晨起来到地里，先干一气儿活，再吃早点。连队里有车往地里送早点。早点一般是馒头、豆浆。吃完了，歇会儿，接着干。 中午饭也有车往地里送。馒头、炒菜。一般是炒黄豆芽，或是土豆熬白菜。 有送水车往地里送喝的水。就是那种直接从机井里抽上来的水，清凉清凉的，沁人心肺，堪比现在市场上卖的矿泉水。只是刚吃完一下子豆制品，又灌了一肚子凉水，肚子有点儿不太舒服。 吃完中午饭，可以休息半小时。柳若冰和高家良就地往垄沟里一躺，拿破草帽往脸上一盖，哪里还管它什么脏和净。烈日炎炎似火烧，也没有阴凉地儿，能迷瞪一会儿是一会儿。 也有坐着休息的。人家爱干净。 也有不休息抓紧时间学毛选的。全连就一个，那就是贾革命。 贾革命的行头也与众不同。一般农工下地，带着锄头，有的带着个兜，里面装着水碗饭盆擦汗的毛巾，也有的带着塑料雨衣，以备不时之需。所有这些装备都得自己随身带着。老职工腰里系根麻绳，拿个塑料兜往绳子上一系，在屁股后面耷拉着。知青们有手巧点儿的，做个小布兜。总之以轻巧为宜。贾革命斜背着一个绿色的小书包。那小书包上还绣着个红五角星，里面沉甸甸的。 贾革命学毛选一定要念出声来，要不别人怎么知道他在学毛选。那阵子也没再评学毛选标兵，可惜了。就是评学毛选标兵他也不一定选得上，他那叫假模假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秀，腻歪人。 铲地的时候，他一边铲，一边还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说都干上活儿了，还用现背？大家伙儿冬天那会儿天天读，早已把精髓融化在血液里，现在的关键就是落实在行动上。 柳若冰干活儿是个利索的主，铲地，大多数时候是第一梯队，很少落后。遇到荒垄除外。荒垄就是野草密集，小苗几乎看不见的垄。遇到这样的垄，只好沉下心来，慢慢来。在最后面检查质量的常排长一定会来帮忙，就是两个人铲这一垄也撵不上大部队。好在有提前到头的，会转过身来接。 铲地要跟上溜儿有许多办法，比如盖土法，刨起点儿土来把草或没用的苗一盖就完事，这法儿快是快，有点儿糊弄人。柳若冰在这些知青中从年龄上讲算是老大哥，这么干若是被后面检查质量的常排长发现了，说你两句，多栽面儿。还有跑步法，趁人不注意拎起锄头跑几步就行了，还至于落后。柳若冰铲地，跟老农学的，主要用技巧法。他在出工前花时间把锄头磨锋利，把那个月牙型的角磨尖。遇上杂草，自不用说，遇到两棵玉米苗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会把锄头倒过来，从两根苗的中间插进去，一推或一搂就能去除一棵。如果两根苗之间有些距离，他拿那锄尖轻轻一点，就能把不要的苗准确无误地锄去。所以，大多数时候是他接别人。 那天，柳若冰到头了，回头一看，高家良还差老远呢，他返过身去接。铲近了一看，高家良那姿势不老对头的，猫着腰，低着头，好象要在垄沟里寻金找银。后面传来了常排长的声音：“你这地怎么铲的，怎么把苗都铲了，把草都留下了？”高家良咧开他那大嘴尴尬地笑笑，说：“不是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常排长哭笑不得地说：“胡扯。”柳若冰说：“排长，你看高家良，今天没带眼镜。他要是不带眼镜，能把两棵苗看成四棵。把草也看成苗。”常排长问高家良：“你眼镜哪儿去了？”高家良说：“坏了。”那阵儿眼镜坏了，团部没法儿配，得去克山县城，离连队得100多里地，现在正农忙，怎好请假。常排长说：“明天咱连正好有车去克山，我给你一天假，你上克山，赶紧把眼镜配了。”高家良连声说谢谢。他又咧开大嘴笑了，这回是开心的笑。 三个人一边杠起锄头往地头走，一边聊天。柳若冰说：“排长，你们铲了这么多年地，遇到过开心事儿吗？”常排长想了想说：“还真遇到过。”柳若冰说：“什么事儿？你给我们说说。”常排长说：“前些年有一年铲地，生产队出了个高招，在地头放上脸盆、暖壶、毛巾，谁先铲到头，谁就把那些奖品拿走。得第一的抱走暖壶，那可是上海产的铁皮暖壶啊，红底儿，上面一朵大牡丹；得第二的拿走脸盆；得第三的拿毛巾。大伙儿可来劲儿了。”高家良说：“那还不得抗起锄头跑。”常排长说：“那不行，有检查质量的。质量不合格，得不到奖品不说，还要罚钱。”高家良说：“那您肯定得过奖了？”常排长得意地说：“我们家那个暖壶就是那年得的。”柳若冰说：“就这么一回？”常排长说；“就这么一回生产队长还挨了批，说他搞‘物质刺激’，他还做了检讨。”
铲地，热倒不怕，最怕下雨。最怕下雷阵雨，你说下雷阵雨，让这帮农工回去不回去？不回去，雨越下越大，没法干活了；回去，就耽误了进度。鲁连长的做法是，抻着，掉几个雨点儿，先看看，先不让大伙儿回去，雨下起来了，也不发令让大伙儿回去，等会儿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他看看实在没招了，才下令让大伙儿回去。地离宿舍远着呐，一通疾风暴雨，早把人浇个透心凉，人们这个骂啊。当然只是心里头骂，那年月，没人敢当面骂出声。 凡是去过兵团当过农工的没有没挨过浇的。 柳若冰从家里带来了一本“看云识天气”，有彩色图，底下还有文字说明。原来在猪号用处不大，这回到了农工排，老挨浇可够戗。他从箱子里把那本书翻出来，认真学习起来。学了几天，他竟然也能看明白什么是积雨云，什么是雨层云。他还知道了一些气象方面的谚语。例如什么“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啊，什么“鱼鳞天，不雨也风颠”啊，他还注意观察起云彩来。农村下雷阵雨跟城市不同，农村没遮没挡、视野开阔，下地时，你都能看见那块正下着雨的乌云在快速移动，你能看见云下细密的雨丝。 知青们得知柳若冰在研究天气，就纷纷找他问明天什么天。或者早晨出工前扯着脖子问柳若冰：“今儿个有雨吗？”一听柳若冰说：“有雷阵雨。”有的有塑料雨衣而且背着不嫌沉的会赶紧跑回宿舍把雨衣带上。柳若冰不能瞎报，瞎报人家还不得骂他。他报的天气预报，基本准确。说下雨，八九不离十。跟柳若冰一个班的北京知青庞小虎摸摸鸡西青年小诸葛的后背说：“这事儿还用问若冰。我摸摸。今天准有雨。小诸葛的后背都湿了。”带着眼睛、文质彬彬的小诸葛这时也麻利地摸了庞小虎的后背一下，对大家大声说：“今天有雨，庞小虎的后背湿了。”按照当地说法，乌龟的龟壳湿了，说明快要下雨了。他们俩是互相拿对方找乐。 那阵子不象现在这么先进，中央台天天报天气预报，还能用上卫星云图。那时候只有半导体收音机能报天气预报，只能报到省一级。绝大多数知青还没有半导体。 尽管知道可能有雷阵雨，柳若冰也不带雨衣，他没买雨衣。大多数知青也不带雨衣。他们有的跟柳若冰一样，没有雨衣可带，有的嫌带着雨衣累赘。 那天，柳若冰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去铲地，到下午四点来钟，远远地就看见天儿上来了。那云彩就像一只凶猛的大老雕张开了它那巨大的黑翅膀向这边压过来，而且是逆着风向这边扑过来。柳若冰知道这种顶风云的厉害。他不由得放慢了铲地的速度，慢慢地由第一梯队变成了整个队伍的尾巴。常排长在后面检查质量，他知道柳若冰的小伎俩，落后虽然不好看，往回跑的时候后队变前队，可就沾便宜了。长垄一般有七、八里，这样至少可以比人家少跑二里地，可以少挨会儿淋。而且他发现柳若冰在队伍里的位置和天气是有联系的，凡是柳若冰有意落在最后，准赶上一场大雨。常排长也不批评柳若冰，他也知道大雨要来，他也想早点儿回去。 柳若冰笑着说：“连长这时下命令让大伙儿撤多好。这可是收买人心的好时候。”常排长笑着说：“你当连长你就不这样想了。”一会儿，大雨点子就砸下来了，那个鲁连长也不喊撤，直到雨开始下大了，他才命令撤退。离着这么远，他的命令，柳若冰和常排长是听不到的，他们看前面的队伍乱了营，兵败如山倒似地呼啦啦往回跑，他们就知道已经下了撤退令。他俩拎起锄头，掉转身，没命地撒丫子就往回跑，好象后面有鬼在追。等柳若冰换好干净衣服，点着了一支香烟，才看见那些残病败将一个个象个落汤鸡似的狼狈不堪地逃窜回来。柳若冰忽地想到：下午刚开始铲地的时候，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副画面啊。绿色的田野上，一字排开锄禾的人们，那姑娘们红的、粉红的、黄的，花的“的确良”上衣，小伙子们的白上衣在这田野上飘舞，就像那五彩缤纷的野百合盛开在碧绿的原野上。现在，就像一幅美丽的水彩画被泼上了水，一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些上海姑娘，在家里不知怎么娇惯……他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正像现在这一幕——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得公府千斤似下流。 地里有三个老职工没回来，其中一个是老蔡。看看天已擦黑，雨也停了，仨人还是没回来。家属急了，找到连部。连部出动一辆胶皮轱辘拖拉机载着他们三家的家属，又叫上几个小伙子返回地里去找。到那儿一看，三个人都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原来三人遭雷击了。别人往回跑，他们三人没跑，其中一位老职工有件塑料雨衣，仨人想一块儿去了：先避一会儿雨，等着雷阵雨过去再回去不迟。于是仨人就用三根锄头搭了一个棚子，三人躲在棚子里避雨，没成想挨了雷劈。 连里一看怎么办呐，连里也治不了啊，连夜派车把他们三人送往团部医院。当晚他们就住了院。 住院病人都特烦他们三位。整个病房，就属他们闹得厉害。他们浑身疼，哪哪都不好受，医院也没有什么特效药。老蔡在病房哭：“我也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啊，怎么遭天打雷劈啊……”跟他一块儿避雨的一位老职工说：“你还没干缺德事儿？前年冬天你忽悠人家下乡青年拿舌头舔锁，那事儿还不够缺德啊。”老蔡捶胸顿足哭道：“老天爷呀，我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那两人也跟着哭：“我可没做什么缺德事儿啊……”乔仲逸闻讯过来看他们，这时他已经是团部卫生院中医科的主治大夫。团部卫生院新增了中医科，就他这么一位大夫。 乔仲逸对老蔡他们说：“不要紧的，慢慢会好的，回头我给你们开点儿中药。”
这一年冬天，柳若冰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这种危险，指的是政治上的危险。他很有可能由此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彻底断送了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 这一年冬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几年，中苏关系紧张。60年代中期，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打响。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中苏双方互不信任，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1969年10月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197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战备的需要，按照上级指示，经常进行野营拉练。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基层连队，按照上级的命令，也经常进行野营拉练。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天。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说是准军事化部队，说是屯恳戍边，其实它和解放军部队是两码事。绝大多数连队，既没有配备枪支弹药也不进行军事训练，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种地。要不庞小虎说：“人家是解放军，咱们是假放军。”——上海话把个“解放军”念得就好像“假放军”。兵团战士和“戍边”几无瓜葛。唯一和军事训练沾点儿边的就是拉练。 第一次拉练，知青们还有新鲜感。半夜两三点钟，紧急集合的哨声响了，还真以为是苏修打过来了。有的老职工钻进了柴禾垛，把头藏起来了，屁股还露在外面，气得他的老蒯（老伴儿）拿棍子敲他的屁股：“就知道自己藏起来，咱家猪可怎么办呀。”连里开了锅，好象日本鬼子来扫荡了。大家穿好了棉袄棉裤在雪地里转了一圈，才知道不过是虚惊一场。第二次拉练，还多少有点儿紧张感，地里头不知谁埋的信号弹，腾腾往起蹿，苏修特务很可能就在这连队里，得提高警惕。那会儿，看谁都像苏修特务，到了一个也没抓住。第三次再拉练，就有点儿疲沓了。第四次还拉练，知青们就有点儿烦了：这是穷折腾什么呀。烦归烦，没人言语，也就是心里不乐意。偏偏有人不长眼，把心里的不乐意给嘟哝出来了。 冬天。那天是半夜一点。大伙儿在热被窝里睡得正香，紧急集合哨响了。拉练。知青们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钻出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柳若冰一边穿衣服一边小声嘟哝：“真够烦人的，人家刚睡着。”这话本来是心里想想的，不知怎的让他那不争气的嘴给说出来了。好在声音不大，不注意听也不知柳若冰在嘟哝什么。 全连在雪地里列好了队。整装待发。 这时，队列里传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报告！有人反对拉练！”鲁连长说：“谁喊的‘报告’？出列！”贾革命走出了队列，说：“报告连长，我喊的。”话音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鲁连长严厉地说：“谁反对拉练？”贾革命说：“柳若冰。柳若冰反对拉练。”你说说贾革命这种人多不是东西。他要是听见了柳若冰的嘟哝，在宿舍里提醒他一声，别瞎说，或者底下跟排长汇报一下都行。他偏偏等全连列好队，清点完人数，在这种严肃的场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这不是要置柳若冰于死地嘛。 平时，柳若冰虽说是有点儿看不惯他，并没有得罪他。 事情是明摆着的：谁反对拉练，谁就是反革命。 鲁大海连长命令道：“柳若冰，出列！”柳若冰这时没有别的选择，事已至此，只有见机行事。他沉着地走出了队列。 鲁大海问若冰：“你反对拉练？”柳若冰说：“我没反对拉练。”鲁大海的语气明显缓和下来了：“你没反对拉练？那你总说点儿什么了吧？”柳若冰说：“我说，贾革命这人阴一套，阳一套，是个两面派。”柳若冰说的和贾革命说的完全不一样。需要旁证。 鲁大海道：“一排徐排长。”一排副排长北京知青徐宏彬应声道：“到。”鲁大海说：“你说说，怎么回事儿。”徐排长平静而肯定地说：“柳若冰没反对拉练。他就说了那几句话。”鲁大海说：“宿舍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啊，你们说说是怎么回事儿。”队列里雷大胆和庞小虎应声说：“我们都一个宿舍的。徐排长说得对，柳若冰没说别的。”鲁大海冲柳若冰和贾革命摆摆手：“你们都入列吧。”柳若冰刚要归队，他又叫住了柳若冰说：“以后对谁有意见，可以直接向连部反映，不要犯自由主义。”鲁大海是名正式的转业军人。凭他的聪明，他怎么会想不到柳若冰明显在说瞎话。半夜三更的，一睁眼会说人家什么两面派不两面派。他明显感觉到，徐排长在有意袒护柳若冰。可是他不愿戳破这些。他心里很清楚，知青们很可能发些牢骚，但谁也不会公开反对拉练。鲁大海虽说有些简单粗暴但是他为人正直，他最看不惯那些蝇营狗苟的小人。此时，他想起柳若冰那种镇定自若的样子来，心里倒有几分欣赏这个小伙子。 柳若冰猛地想起在天津老乡的第一次聚会上自己的一番慷慨陈词。如果不是当初坚决反对派系斗争，会有今天在危难时刻外城市知青的拔刀相助吗？ 一个星期以后，连里下达了一个任命：鉴于农工一排一班没有班长，兹任命柳若冰同志为一排一班副班长，代行班长职责。
从那个紧急集合去拉练的夜晚到柳若冰接到副班长任命的这一个星期里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鲁大海连长就那么相信徐宏彬这个知青副排长的当众证言？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 第二天——准确地说应该是当天，因为紧急集合已经过了半夜12点——早晨七点半，贾革命到连部找连长和指导员。他说，他说的完全是真话。那个柳若冰反对拉练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个徐宏彬说瞎话。 鲁大海派通讯员把徐宏彬叫到连部。 鲁大海问徐宏彬，柳若冰和贾革命的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邱指导员在旁边很严肃地对徐宏彬说：“要对组织说实话。”徐宏彬说：“我说的就是实话。”鲁大海又问了问事情经过，徐宏彬说的和半夜里说的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破绽。鲁大海只好让徐宏彬先回去了。 徐宏彬走了以后，鲁连长和邱指导员两人商量，究竟信谁的？要是信贾革命的，挺麻烦。要上报材料，要接待上边调查人员，而且，上边可能还会批评连里工作不实，因为毕竟只有贾革命的一面之词。而且，徐宏彬还用不用？不用，用谁去？毕竟徐宏彬的工作表现还不错，在男知青中有一定威信，从来没给连里添过麻烦。还是信徐宏彬的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晚饭后，贾革命又到连部，催问调查得怎么样了。 鲁大海不乐意了，黑着脸说：“有什么新情况吗？没有，你先回去吧。我和指导员有事儿要商量。”邱指导员拍拍贾革命的肩膀说：“小贾啊，要相信组织嘛。”贾革命一看连长和指导员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中午，贾革命又蹿到连部。此时，鲁连长和邱指导员都不在。连部里只有一个女文书在。她是位天津知青，姓梅，老初三的。小梅问贾革命找连长和指导员有什么事儿。贾革命神神秘秘又兴奋异常地说：“我发现了反诗！”小梅吓了一跳：“反诗？什么反诗？在哪儿？”贾革命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黎鸣谦的日记本里发现的。”小梅说：“连长和指导员到团部开会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贾革命说：“那好，我待会儿再来。”贾革命前脚刚走，连里的通讯员天津塘沽知青小戴进屋了。 小梅紧张地对小戴说：“你赶紧去一排，找到徐排长，让他看看黎鸣谦的日记里写些什么。贾革命说里面有反诗。让他赶快处理掉。越快越好！”小戴赶紧去了一排宿舍，把徐宏彬叫了出来，说明了情况。 徐宏彬回到宿舍。屋里乱烘烘的。贾革命在打盹，脸上盖着本选集。徐排长给黎鸣谦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跟自己出来一趟。一到宿舍外面，徐宏彬马上就问：“你有本日记？”黎鸣谦支支吾吾地说：“是……是有一本。”“里边都写点儿什么？”“没……没写什么呀。”“还没写什么呢，都有人把你告了。你赶紧回屋把日记本拿出来。记住，别惊动任何人！”黎鸣谦回屋把他那本宝贝日记本拿出来，递给了徐宏彬。徐宏彬接过日记本翻了翻，里面也确实没写什么。老初一的，也就比小学多上一年，你让他像宋江题反诗似的来上这么几句，他还真没这个本事。有这么几句，有点像诗：天苍苍，地茫茫，腰酸背疼累得慌，半夜起来望南方，何时再见爹和娘。 徐宏彬说：“你写这些干什么？马上把它烧了！”黎鸣谦还有点儿舍不得：“都……都烧了？整个日记本都烧了？”徐宏彬斩钉截铁地说；“对。马上就烧。记住，不管谁问，你都要说你从来没记过日记。”黎鸣谦虽然有点儿不情愿，但他从徐排长的脸色和语气中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掏出火柴盒哆哆嗦嗦地划着了火。蹲在宿舍外面烧炕的灶坑边，看着自己心爱的日记本变成火苗和灰烬，他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好像亲眼看着自己亲人的遗体被火化，那种揪心的痛，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得到。 黎鸣谦是位天津知青。他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日记本就是他的忠实听众、他的可信任的伴侣。他职员出身，不算积极，可也不算落后，是位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与世无争的人。他从来不招惹谁，没想到事儿会主动找上门来。 贾革命听说连长指导员回来了，兴冲冲地跑到连部去报案。鲁连长说；“那好，你把那本日记本拿来让我们瞧瞧吧。”贾革命回到宿舍，把手悄悄伸到黎鸣谦的铺盖卷里去摸，没摸到那本日记本。他又把手伸到被里去摸，仍然没摸到。一屋子人，有打扑克的，有洗洗涮涮的，他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把人家铺盖卷打开检查。他满脸狐疑，差点儿把他心里想的“咦，我记得就在这儿的。”这句话说出声来。 贾革命的这些动作，徐宏彬都看在眼里。他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脑子在飞快地转：既然贾革命能翻黎鸣谦的铺盖卷，他也可能翻别人的铺盖卷，这么说，宿舍里的每个人都处在危险之中！
没错。贾革命不是只翻过黎鸣谦的铺盖卷，全宿舍所有人的铺盖卷，他都翻过。他就像一只癞皮狗在这些铺盖卷里闻来闻去，想从里面嗅出点儿什么，以便邀功请赏。 徐宏彬安排两个北京知青严密注意贾革命的一举一动。一个人是庞小虎，另一个人是林涵。 林涵是个俊俏后生。高鼻梁，明亮的会说话的眼睛，中等个儿，一身发达的健美的肌肉和匀称的看上去不那么单薄的体形，像个体操运动员。 第三天，贾革命说他有点儿不好受，请一天假。徐宏彬准假。徐宏彬同时安排林涵和庞小虎也歇一天。主要任务：盯紧贾革命，看看他到底在干些什么。 大队人马刚走，贾革命就忙活开了。他先翻黎鸣谦的铺盖卷，把黎鸣谦的铺盖卷翻了个底儿朝上，甚至还拿手捏捏黎鸣谦的被，看看那日记本会不会缝在被里。庞小虎在窗外看见，当时就想冲进去揍他，林涵摁住了庞小虎的肩，示意他别着急。 当地有一句俗语，叫做"四大忌"："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跑腿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这四样东西人家忌讳，不能动。你拿人家木匠的斧子去劈劈柴。弄锛了，人家木匠师傅不乐意。大姑娘的腰，是你随便搂的吗？什么叫"跑腿儿"的行李？"跑腿儿"就是单身汉。因为没有家庭的拖累，转移起来方便，所以叫"跑腿儿"。跑腿儿一般都住集体宿舍。他的钱那什么的没地方放，又不像后来的知青还有个箱子，只好都放在自己的行李卷也就是铺盖卷里。这个行李卷外人是不能随便乱动的。乱动者，有偷盗之嫌。 贾革命看看实在是搜不出什么，便失望地把被按原样叠好，把铺盖卷卷好，他又翻别的知青的铺盖卷。一个个翻过去，翻到紧靠墙脚的一个铺盖卷，从里面翻出一本日记。他快速地翻阅着那本日记，突然停在一页上，两眼放出光来，好像间谍发现了重要情报。他从自己的铺盖卷里掏出一个红塑料皮的日记本，就着宿舍里的箱子平面，把人家日记本的内容飞快地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把人家的日记本放回原处，又开始翻对面炕。他刚翻开林涵的铺盖卷，宿舍门"咣"的一声被踢开，林涵和庞小虎从外面冲了进来。 林涵按住贾革命的臂膀厉声问："你这是要干什么？偷东西？"贾革命万万没想到此时会冲进人来。他吓得脸色煞白，嘴也不利索了："我……我……我没干什么。"庞小虎用他那挺好听的北京话说："你还没干什么呢，我们都看见了。你说你干点儿什么事儿不好，怎么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林涵说："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吧。你是愿打呀还是愿罚？"贾革命知道，如果说愿打，这两个北京青年还不把自己给揍扁了。连队领导都带队下地了。他连忙说："愿罚。愿罚。"林涵说："这样吧，我们也不难为你。你写一下刚才的事情经过，写份检讨。另外，你得把你那本日记本交给我们，省得你拿它再去害人。"这两条，贾革命都不愿意接受。写份检讨，把柄就握在人家手里。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资料和整人的心得体会交出来，他舍不得。可是，比起受皮肉之苦，还是按人家说的办比较明智。他知道，他如果不答应人家的条件，这两个愤怒的知青绝对会说到做到。这时，他早把他背诵的一段一段语录丢到九宵云外去了，他选择了投降。 晚上大队人马回来，林涵向徐宏彬说了事情经过，问贾革命那本害人的日记本怎么处理。 徐宏彬说："扔灶坑里烧了。"过了几天，贾革命央求林涵把他那本红皮日记本还他。 林涵说："我拿你什么红皮日记本了吗？我记得只有一份检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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