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沉默中等待·忘了国家与民族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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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沉默中等待·忘了国家与民族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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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69】 我们在沉默中等待 中国有位作家，在作品中写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的说法，离不开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定势，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常常陷入简单、浮躁、极端的二难选择。而真实有用的经验是，不在恰当的时机爆发，就会在爆发中灭亡。除了爆发和灭亡，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在沉默中等待。 我喜欢这个词语，等待。尤其在读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之后，更加喜欢了。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个两幕话剧的剧本，是在中文系三年级的时候，买了一套新出版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丛书，其中有《等待戈多》。好像当时我不知道，我读到的只是剧本的节选，而不是它的全貌，于是，在领悟能力最强的岁月，失去了对它最强的领悟。 等待，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铁树会开出花朵，沧海能变成桑田，错过的时机还会再来。终于等到贝克特诞生一百周年，我也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在书店里看到《等待戈多》的全译本。说起来有些惭愧，比起精通多国语言的贝克特，我精通的只是母语，不能阅读其他语种的出版物，这样一来，差一点儿就像我的同胞一样，与它深刻独到的精神内涵，擦肩而过。 上面说的我的同胞，可能要包括会外语和不会外语的一般读者，可能要包括写作小说和剧本的中国作家，甚至包括那些搞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导师。毕竟这部戏剧的年代太久远了，它在法国的首演是1950年初期，那时中国正关闭国门，不与世界往来呢，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单、浮躁、极端，用了两代人的岁月，用了假冒伪劣的文学，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优秀的作品，还是正常的作品）统统扫除干净，我们的周围和我们自己，都成了文学的真空。这样一来，我们的长辈与我们的同辈，还有我们的一部分晚辈，从整体到个体，缺失了对诗歌、欣赏、散文、戏剧的欣赏和理解能力。 贝克特的戏剧并不晦涩难懂，只是我们看不明白。比如《等待戈多》，1953年在法国接连演了三百多场，几年后在美国的一所监狱里演出，一千多个囚犯都看懂了，联想到自己的生命过程，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贝克特用最简单的场景、最简约的人物、最直接的情节，说出一个关于人道、关于存在的故事，就有了无比宽泛的指向，让不同经历的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我们是一种存在，被环境与经历所决定的存在。命运把我们抛到哪里，不必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有的人是阿伽门农，有的人是奥德修斯，有的人是哈姆雷特，有的人是李尔王，有的人是爱斯特拉冈，有的人是弗拉季米尔，有的人是波卓或幸运儿，有的人是戈多的信使。 受那美国监狱中一千多个囚犯的感染，我在阅读贝克特时，加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结果看见，前面列举的《等待戈多》的五个人物，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都在我的生命里存在，换句话说，我是他们，他们是我。 比如，我就是那个叫做幸运儿的奴仆。 幸运儿的脖子上总是拴着一根粗绳子，我也是一样。在学习写作的那些年里，栓在脖子上的绳子始终左右着我，规定了我的写作方向。假如我不按照绳子的意愿，走的快了，或者偏了，那根绳子就猛地一拉，让我摔倒在地，然后进入昏迷和沉睡。 幸运儿手里总是提着沉重的东西，我也是一样。幸运儿提着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无用的沙土，但它们必须提在幸运儿的手上。稍有不同的是，那些负荷，那些庸长的、空洞的、繁琐的、无用的政治理论，强行占有我的头脑。我们是奴仆，没有放下它们的权力。 幸运儿的思想方式，也是我的思想方式。他只有在专制的主人允许时，戴上帽子才能思想，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对我来说，一位作家的思想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由，在于海阔天空，在于没有障碍和束缚，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样的思想，以前的我，曾有过吗？ ——因为他是奴仆，他的能力渐渐退化，以前会跳很多种舞蹈，后来只会简单的一种。 ——因为他是奴仆，不需要表达自己，在第二幕里成了哑巴。 ——因为他是奴仆，他乐于接受奴仆的命运，甚至对关心他不幸命运的弗拉季米尔，狠狠踢了一脚。 ——因为他是奴仆，必须逆来顺受，应该给他的一根鸡骨头，被人拿走的时候不能抗议。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奴仆，他低贱和卑微的存在，给了专制的主人高贵和尊荣的存在。专制的主人波卓，有一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幸运儿！要不是他，我的一切思想，我的一切感情，都将平淡无奇。”还有爱斯特拉冈与波卓的一句对话，也刺痛了我。 爱斯特拉冈：“他要是起来自卫怎么办？”波卓：“不，不，他从来不起来自卫。”在这些方面，我不想再与他相比了。我的神情沮丧，再比下去，体温也会降低，像第一幕里的那棵树，没有叶子的树，在寒冷中站立。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监狱里的囚徒会看懂这部剧，并且有较深的理解。按照存在主义者的描述，这世界像是监狱。 我还想弄明白，贝克特对被奴役者有这么多的理解，这么多的同情，它们的来源在哪里？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贝克特出生于1906年，出生那一天恰好是复活节前的耶稣受难日。据我猜测，在这个日期出生的贝克特，又在欧洲宗教气氛最浓的爱尔兰长大，比起其他欧洲作家，应该具有更很深的宗教情怀。我看到他的几幅照片，他脸上密集的深刻的皱纹，似乎证实了我的推想。那是一张瘦削而生动的面孔，如果翻制成石膏头像，要比大卫和伏尔泰的头像，更适合美术学院的学生画素描。在他渐渐长大的那些年里，他所在的国家正在为结束英格兰人几百年的奴役而抗争。还有，四十岁之前，犹太血统的贝克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冒死参加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以上这些特殊的环境与经历，使贝克特终于成为贝克特，一位深刻的作家，对于受压迫者和被奴役者，以及遭遇各种不幸命运的人们，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关怀。 有位美国荒诞派剧作家这样说，贝克特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戏剧，就是要用来改造人们，使人们对世界了解的更深透。 1969年，由于“他的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的印象里，瑞典文学院1969年的诺贝尔奖颁奖词，比前些年的颁奖词更富于激情色彩，对贝克特几乎是大唱赞歌。 让我佩服他们独到又深透的眼力的，是以下几段文字： 我们曾眼见前人所未见的人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了解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能认识人的真正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尤有甚者，这种悲观主义以其丰富的同情心，拥抱了对人类的爱，因为它了解剧变的极限，一种绝望必须到达痛苦的顶峰才会知道没有了同情，所有的境界都将消失。 二次大战对贝克特的影响不在于战争的实际意义，也不是前线的战事或他自己曾参加的“抵抗运动”，而在于重返和平后的种种：撕开地狱底层的帷幕，可怕地展露人性在服从命令或本能下，可达到的非人道堕落的程度，及人性如何在这场掠夺下残存不灭。因此贝克特的作品一再以人的堕落为主题，而他所表现的生命态度，更强调了生命存在的背景如闹剧般既怪异而又悲哀，这可说是否定论——一种在完成全部历程前不能受干扰的否定论。它必须继续到底，因为惟有那样，才会发生悲剧思想和诗境显现的奇迹。这种否定一旦形成了，它能给我们什么？一种肯定的、愉悦的意象——在其中，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 我想在前面说到他的戏剧情节，没有插入的地方，只好附在后面了： 他的戏剧形式，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没有情节，因而杂乱无章，乱无头绪。只是我们习惯于欣赏的传统情节，在贝克特的戏剧里无法找到。在我看来，他处理情节的方式，超出了传统戏剧仅把外在事件当做情节的局限，一是让人物心理的活动直接成为情节，比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两个等待者，从戏剧开始到结束，相继思考了与他们命运相关的一些事物；二是把人物的一些特质铺陈在剧中，也应该当做情节来看，比如幸运儿，一个被奴役者，在剧中表现了他的各种生存状态，不分先后，一一并列。实际上他的戏剧手法，还是象征和意识流的东西多一些，容易读懂。问题仅仅是，贝克特愿意这样编剧，我们也只能这样欣赏。 2012-01-20
忘了国家与民族 春节之前，朋友问我：你的回忆录写到了1969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上有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有，我说，那一年人类登上了月球。 其实这登上月球，不仅仅是那一年的，也是几千年里的重大事件。我还记得，跨世纪、跨千年的2000年元旦到来，我策划和制作的电视节目《回首千年》，在十二分钟里回顾了千年里的人类进程，二十多个重大事件里就有这件事——我在解说词中简约地写道：1971年，阿波罗号登陆月球，阿姆斯特丹代表全人类，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留下了足迹。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的祖先就曾坐在绑着火药的椅子上冲上天去，为探索宇宙贡献了生命。 几天以后节目重播，这一段话我修改了两处，一是把1971年改为正确的1969年，二是把阿姆斯特丹改为正确的阿姆斯特朗，两处错误实在可笑，对不起我的电视观众。在那之前，为了《回首千年》两三千字的解说词，我从书架上搬下几十本书，寻找影响人类历史文明的重大事件，没想到那些出版物上太差劲了，有的是出于政治需要故意篡改历史，有的是编辑校对错误无意篡改历史，真的让人防不胜防。现在好了，可以在互联网上多搜索一会儿，找到正确的答案。 如果要为这件事道歉，真正对不起的，是1969年登月的阿姆斯特朗。按照地球上的世界协调时间（UTC），1969年7月21日2点56分，阿姆斯特朗走下登月舱，用左脚踏上了月球。这时候，他看了看自己的左脚，踏得很稳，没有在月球的灰尘中陷落，于是放下心来，说出了人类踏上月球后的第一句话：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有人说，这句简单而又隽永的话，只是阿姆斯特朗忽然涌出的思绪，并非事先想好的。也有人说，他有意识地借用了托尔金小说中的一句话，“不是他个人特别大的一步，却是黑暗中的一步。”对于托尔金，世界上所有的《魔戒》读者与观众，都比我更熟悉一些。我仅仅知道，他想为儿子写一些童话故事，没想到一不小心，写得恢弘庞大，成为史诗般的奇幻文学。 比他更早的凡尔纳，被人们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他是小说家，还是博物学家，各方面知识太多太深，组合成强大的判断和推理能力。这样一来，作品中大胆、奇妙的想象，很多都成为后来的现实。比如，早在阿姆斯特朗驾驶阿波罗号登陆月球的一百多年前，凡尔纳就写了一部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其中驾驶舱里的人数，与一百年后登月的人数一致，都是三人。小说中“弹壳飞船”的航速，与实际的宇宙飞船相比，仅差了百分之一点五。科幻小说中飞向月球用了97小时，而实际航行用了103小时，已经相当接近了。还有，科幻和现实中的登月，各自的飞船从地球哪里出发，到月球哪里降落，两个地点，惊人地相似。 这样会不会给人一个误解呢，以为有了科幻小说的指引，登月就容易一些了，或者说凡尔纳能想到的，别人就一定能做到。还有呢，如果科幻小说可以依赖，比科幻小说出现更早、更有想象力、遍布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是不是也能成为依赖？比如中国的古老神话，有个叫做嫦娥的半人半神的女子，服了一种长生不死的药，轻飘飘地飞到月亮上去了。月亮里还有一位半人半神的男子，叫吴刚，被罚去砍一棵五百丈高的月桂树，每当那树将要砍倒时，忽然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只能无休止地再砍下去。 很多年前，我觉得受罚的吴刚，有些像受罚的西西弗斯，一个是无休止地砍树，一个是无休止地推石头。相比之下，我不赞同砍树的刑罚——为什么要去砍伐一棵高大健壮、枝叶飘香的月桂树，那是在杀伐生命、破坏自然。后来我了解到更多的事情，就有了更多的感叹，感叹西西弗斯与吴刚的本质区别：西西弗斯受罚之前的个人行为，或是用神界之王的秘密换来一座城市的供水，或是绑架了死神导致人间很久没有人死去，都曾经对大众的生活有益，而吴刚受罚之前的个人行为，或是怒杀了与妻子私通的第三者，或是醉心于仙道而不专心学习，都不会对大众的生活有益。由此我产生了一些怀疑，是不是早在神话传说时代的中国，就不看重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就不鼓励为大众献身的英雄诞生。如果真是这样，太遗憾了，太悲剧了。 在和平年代里，宇航员是最容易为人类献身的工作之一。人们把苏联的加加林，称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实际上的他，只是第一个从太空里活着回来的宇航员。在他获得成功的1961年之前，苏联人就急着进入太空，一次又一次，没有谁活着回来。在他获得成功的1961年之后，还有人相继死于各种航天事故。1967年，苏联的科马洛夫，四十岁，飞船返回地球时坠毁身亡。同一年还有美国的查菲、格里森和怀特，三位宇航员都很年轻，死于飞船测试时发生的火灾。接下来是1968年，加加林三十四岁，死于大气层内的一次飞行训练。 终于到了1969年，人类满足了千百万年的心愿，可以到月球上漫步了。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停留了两个多小时，除了一些科学研究，还有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把一个纪念牌放在月球表面上，以缅怀为航天事业而死的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科马洛夫以及死于美国阿波罗1号的三位宇航员查菲、格里森和怀特。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阿姆斯特朗的话了，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句话说了一个重要的常识：一个人的胸怀，也是人类的胸怀。他从个人出发，跳过了国家与民族，直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说话。国家与民族也是重要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比人类更重要，不比组成人类的每个个体更重要。 有时候，我们可以忘了国家与民族，但是不可以忘记个人，不可以忘了人类。 阿姆斯特朗就要离开月球，回到他生存的地方了，最后，他存放了一个盛有七十六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201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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