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解读温总讲话·民主不会一日建成·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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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解读温总讲话·民主不会一日建成·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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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温总：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听完今年两会后温总最后一次答记者会，回顾他过去几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以及对中国民主化的一系列言论，我认为温总的思路与思想可以归纳为12个字：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 “确立目标”是温总反复强调的，不管前面加不加上“社会主义”，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的现代化国家，至少是近五年来温总发出的再明确不过的信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确立一个大目标，才有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能凝聚共识与民心。美国立国之初就确立未来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后的伟大目标，都白纸黑字地写在《独立宣言》与《宪法》之中。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最后二十年，中国虽然积累了一些财富，国家与民族却失去了大目标。 “确立目标”是和“凝聚共识”分不开的。没有共识，就无法达成目标。而温总这些年反复宣扬的大目标，不但在体制内乏人响应，就是在体制外，甚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中，反映也相当的冷淡。 最大的阻力来自体制内的掌权者。他们担心一旦推出这样的“大目标”，会立刻失去主动权，并导致失去政权。他们相信一旦确立了大目标，民众的积极性就会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对通向目标的路径选择与对速度的控制，就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这正是他们害怕的。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利，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大目标”一蹴而就，明天就实现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都是抱住权力死死不放的恶人，还有相当一部分独立思考的人士，他们确实是从民族与国家的角度考虑，担心速度过快会带来混乱，甚至让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车毁人亡。 这可能是温总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国人呼吁“大目标”的原因，得不到体制内的支持，他希望在民众中“凝聚共识”，反过来促动体制内对他“大目标”的认可。遗憾的是，对温总路径选择的不认同，让很多体制外以及相当多的追求民主的人士也保持了距离，甚至讽刺他是在作秀。 温总的路径就是“循序渐进”：“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温总怎么也想不到，为什么他明明选择了历史正确的道路，是为国为民造福的路，不但在体制内外都无法取得共识，还遭遇了误解，难怪他答记者问时说自己任期内：“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一位总理强调的不是集体性与党性，而是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感叹不被理解的痛苦，这本身就证明他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立人格”。如果他闷声发大财，甚至像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坚决站在民主与历史的对立面，是不是更能获得一些人士的“理解”？ 我能理解温总的思路以及他的苦恼。虽然我的思路与表达思路的方式都与他有所不同，但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的路能够行得通。这毕竟是代价最小，利国利民的道路。但我深知，在当今的中国，要想就这种“大目标”与路径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项改革的滞后，机会越来越小，也会越来越难。这么多年下来，温总显然也明白这些，于是在最后一次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中国人觉醒了没有？中国的改革得到人民支持没有？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到底有多少是用在追求民主自由这样的大目标上？ 我想以西方的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为例，解释一下我为何倾向于“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的主张。谁都知道，美国的民主自由理念与国家的终极目标几乎在230年前建国时就确立了，但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其实是极其缓慢的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 就拿选举投票来说，只到最近五十年，才最终达到一人一票。而西方所有成熟的民主国家，几乎都经历了这种“循序渐进”逐步扩大投票权的相当漫长的阶段。思考一下：美国与西方拥有当今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和这种“循序渐进”没有一点关系吗？你又如何解释当今世界上民主质量相对较差、常常出现混乱的民主国家，人民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得到了一人一票的权利？ 再拿台湾来说，“军政、训政、宪政”也是早就立下来的大目标与民主路线图。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指责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独裁，死死不肯放弃绝对权力，让“军政”与“训政”持续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但当今台湾民主的质量不但在亚洲遥遥领先，甚至公认的超过了比台湾更早实行大选的俄罗斯。这是否和台湾早早设立“大目标”并“循序渐进”走向目标的模式有关？台湾的民主转型也是近30年来所有国家与地区中最平和与顺利的，和当权者主导转型，恐怕也是分不开的。 我知道这样说有违“政治正确”，会引来非议甚至攻击，但我相信“确立目标、凝聚共识、循序渐进”是代价最小的转型模式。我也知道这样做有多艰难。新兴的民主国家，从亚洲到非洲，尤其是刚刚发生巨变的中东与北非，几乎没有一个是设立“大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走向民主的。集权与独裁政府鼠目寸光，抓住绝对权力不放，只要还有一点苟延残喘的机会，就不愿意向前，哪怕小小的一步。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手里的权力与口袋里的钞票。 但大众与精英们并不是没有责任，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要就是弄得两败俱伤，要就是让民众看不到希望，更糟糕的是，他们除了口里叫喊的“民主”口号之外，无论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其实与台上的人并无多大区别。西方国家以外地区民主化的经历，多少印证了这类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我希望自己对温总思路的解读不是那么离谱，最后让我们设想一下：经过讨论与辩论，无论左的还是右、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华民族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法治与均富的宪政民主国家。但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客观与主观的），我们也在“循序渐进”的路径上达成了共识：当局不再对追求温总口里“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民主目标的人大打出手；追求民主的人不再要死要活，看不到希望；该制定法律的制定法律，该乡村选举的继续选举，该维权的还得维权；“民主小贩”继续走街串巷……中国社会也因为有了共同的大目标与对通向这个目标的路径的共识，少了对抗与怨气，显得理性、平静与和谐…… 这个设想可能变成现实吗？还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这就得看我们自己以及下一届领导人怎么想与怎么做了。 2012－3－15北京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两个月前写了“永别了，卡扎菲”，一些网友过来怪我写早了，他们说卡扎菲有可能东山再起——其实，一点也不早：一百年前，地球上大概90％的国家是专制独裁者靠枪杆子统治；50年前，降到50％以下；现在，全世界的独裁专制国家不到10％。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下，你可以针对任何独裁者写一篇“永别了”的文章，然后坐等他们的灭亡。人民不会让你久等，历史不会让你失望。 看到卡扎菲血肉模糊的脸，他不久前说的话仿佛还回荡在耳边。他用充满自信的口气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说：我会下台？谁来推翻我？利比亚人民热爱我啊……如今，正是他口中这些“热爱”他的人民把他打得像齐奥塞斯库一样千疮百孔，而人民意犹未尽，竟然像庆祝节日一样涌上街头，载歌载舞！ 文明社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便依法处死十恶不赦的连环杀手，也鲜有人表示高兴，更没有人去庆祝，毕竟人命关天，谁不是爹妈生的？可这个文明的规则不适用于利比亚，不适合于刚刚从野蛮的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利比亚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能理解他们，独裁者的死亡，就是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民的节日！当这些独裁者一个一个都被赶下台、被消灭后，人类将不会再为任何个体的死亡而狂欢，地球也将更加文明。 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中国人不太理解人民对独裁专制的仇视，也搞不清专制与民主的关系，鉴于此，我提三点看法供大家思考： 第一，人民对独裁专制的仇视并不一定和民主有关，涌上街头的民众很多人并不知道民主有什么好处，他们只是对独裁专制忍无可忍了。过去一百年推翻专制独裁的历史显示：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梦幻般的民主制度在等着，人民才会起来推翻专制独裁。这一点对某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重要，他们不是不知道专制的可恶，只是看不到或者看不清民主的前途，于是就甘愿与专制共舞，而且心安理得，错把“奴性”当“理性”。 第二，推翻专制不等于民主建立。很多半罐子学者常常用民主的混乱来否定推翻专制的“不值得”与“时机不成熟”，既看不清历史的大趋势，也看不清人类良知的力量。民主也许还有很远，但不推翻专制，会越来越远。专制独裁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制度，只有推翻它，人民才能有其他其它的选择，国家才会有前途。 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历史背景、文化条件与宗教等原因，推翻专制不但不意味着民主，也许会被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取代。就拿中东来说，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这个地区并不太成功。这个地区公认最民主的国家是土耳其，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地区）就更适合民主制度，目前日本的民主制度已经超过一些西方国家，而韩国的民主制度也日渐完善，至少同朝鲜相比，已经是天上人间的差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台湾地区，那里的民主制度才实行不到20年，可不但在亚洲，即便在全世界都能作为样板。有些地方的进步之快，足足可以让实行了230年民主制度的美国汗颜。 第三，独裁专制几乎都是突然倒掉的，可民主制度却不是一天能够建成的。由于独裁专制违反人性、背离人心，不管表面多么华丽，不管统治者如何粉饰太平，如何开动宣传机器营造人民“热爱”他们的盛世假象，覆灭的命运无法避免，且说来就来。于是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人都知道“专制独裁”一定会“永别了”，但沒有一个人能够准确预测他们什么时候寿终正寝，好在它一定会倒掉，在我们“意料之中”却又“出人意外”的时候。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独裁专制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摧残，独裁倒台后，专制思想往往还要延续一代甚至几代人，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会遭遇种种困难与阻扰。但即便这样，那些哀叹民主还不如专制的人也应该睁开眼睛看清楚：全世界上百个获得了自由选择权的国家的民众，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回到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时代，而还没有走上民主之路的民族，依然在抛头颅、洒鲜血，九死而未悔。 过去一百年专制与民主的变迁史带给我们信心与思考：杀死独裁者容易，建立民主制度不那么简单。如果说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是人民渴望民主而推翻专制，那么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则是民众希望发展与完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有自我完善的功能，也有完善的空间，而专制独裁者如果不松开紧握绝对权力的双手，他们将会同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和卡扎菲一样，别无选择。 2011－10－21
如果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报道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当地300名学生亲切交流。不知道是因为我最近正在看有关文革的书，还是我自己写小说的大脑又出了状况，看着看着竟然发生了时空错乱，山城重庆变成了当年的天安门，而薄熙来却披上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 新闻报道是这样开始的：雨后初晴……市委书记薄熙来坐在同学们中间……与27所高校的300名学生进行了亲切的交流…… 这个时候你还不一定能够想到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学生的毛主席，不妨继续看下去： 薄熙来问大家：“打黑除恶你们赞成不赞成？”全场300多位同学声音响亮有力：赞成！在一片赞成的声音中，薄熙来阐述了打黑的理念，并指出是得到了人民群众支持的，薄书记还以告诫的口气警告了“党和政府”：党和政府必须头脑清醒，坚定不移地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这里的“党和政府”显然不只是指重庆的“党和政府”，因为重庆的“党和政府”薄熙来的头脑是清醒的，没有必要用“必须”两字。 接下来，薄熙来又问大家：“唱红歌，读经典，大家喜不喜欢？”全场齐声响应：喜欢！在一片喜欢声中，薄熙来回击了那些攻击他提倡唱红歌讲革命传统的人，他说，（那些人）对革命文化嗤之以鼻。我们搞“唱读讲传”，他们却在旁边评头品足，不屑一顾，有的还说我们在“搞运动”，是“左的一套”…… 最后会谈结束的时候，薄熙来与同学们合影留念，大家紧紧围着薄书记…… 大家看到我引用这篇新闻报道，一定会认为我要对薄熙来“评头品足”一番，但我今天不说打黑，也不说唱红歌，我想说说文化大革命，因为，这篇新闻仿佛让我看到了45年前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一幕幕场景…… 如何评价文革好像已经铁板钉钉了（参阅《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有多远？》），只是每一个人的钉子和板子都钉在不同的地方，唯一相同的是都容不得你多说一句话。以致我写的一篇文章（《十年文革与十年互联网：我们向何处去？》）本来并不是把文革与互联网相提并论，而只是想比较这两个时代里青年思考者的异同，结果竟然招致一片讨伐声，可见，不但文革不能提，就连当初生活于其中的那些被枪毙了的思考者也是不能提的，几个亿的中国人和文革一起被盖棺论定，被否定了，成了禁忌。 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刀切的否定文革却又不许探讨的方式才造成了现在并不了解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如此向往？以致让我在这篇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当时红卫兵般的热爱和激情？他们向往的是什么？向往的是某一个领袖一挥手，结果在几个月之间，全国各地几千个基层党组织被群众砸烂，当权者被批斗，有产者或者曾经有产者（地主富农资本家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也是后来否定文革时唯一被反复提起的理由，也是文革被定为“动乱”的最大原因。 这个问题要讨论下去会没完没了，正如我已经懒得对人家薄熙来的言行说三道四一样，我想薄熙来的重庆应该给了我们另外一个视角，该换换脑筋思考一下。薄熙来打黑唱红歌确实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基层群众的支持，这应该是“铁板钉钉”的，精英们否定的时候千万别犯了同样的错误：把普通民众们给代表了，或者认为普通民众“都不明真相”。 就我对基层老百姓的了解，只要是打黑——打掉那些和权贵有关系的黑社会，用唱红歌来对付贪污腐败，给他们一点精神支持，“净化重庆的天空”，还真不缺乏跟随者，至少比在台上的那些权贵整天折腾的东西要吸引人得多。也许有人说，薄熙来这样做不是真心的，是为了竞争上岗——这难道不是另外一批人认为毛泽东当时发动文革的另外一个原因：对付他不喜欢的刘少奇等？ 历史竟然在重庆那个地方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只是这玩笑真让人笑不起来。我想提醒大家，如果薄熙来得到了当年毛泽东的那些职位，然后他振臂一呼，要把打黑扩大到全国，发动新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我们换一个名字“打黑唱红歌为人民服务运动”，请问，跟随他的人数会比45年前跟随毛泽东的人少吗？群众冲进衙门把那些贪污腐败分子打翻在地的速度会比45年前的中国人慢一拍吗？ 当年共产党才执政17年，大多官员家里没有过多的财产，而且基本上还是一夫一妻制，现在打起来绝对过瘾多了，无数的金银财宝，高楼大厦，大家都可以分，从此不需要蜗居了，而且，还有那么多如花似玉的二奶到N奶，就算弄不上，也可以拿出来批斗一番，把乒乓球挂在她们的脖子上，羞辱一番…… 批评文革很容易，因为那是一场民族以致人类的灾难，但要真正直面文革，却是至今无法在大陆做到的；讥讽一下薄熙来也不难，毕竟他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他还没有爬到随便可以下令删除我们帖子和改写历史的高位，但要正面回答薄熙来带出来的一连串问题，我至今没有看到他的同侪中有谁跳出来提出更好的答案。 薄熙来要打的黑也许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反而是为什么他一打黑就吸引了那么多民众的眼球。如果中国不是只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把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得如火如荼，却枉顾民生与人权，迟迟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法制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没有宪政，请问薄熙来有黑可打？还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唱红歌吗？ 那些掌权者是时候想一下，造成今天这种格局的原因何在了。如果说，1949年后毛泽东一直掌权，所以，他发动文革反对自己创造和维护的体制是瞎折腾，那么，薄熙来从来没有掌握过大权，现在的一切并不是他造成的，相反，现在的这一起反而造就了他。 我觉得这篇新闻的标题——也是引用薄熙来的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有人埋怨我们打黑，自己却不干事—— 这句话当然也不是冲我们说的，薄熙来不是不知道，在中国能“干事”的除非他薄熙来这种级别或者更大的当权者，至于我们这些杨恒均之流的网友就算想干事，也没有地方干啊，好不容易写一篇博文，不被删除已经是人家手下留情了。所以很显然，薄熙来这话不是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说的，那他是对谁说的？ 当然是对北京的当权者，对广东、上海等各地的位高权重的党和政府领导人，所以，很显然，如果我要反驳薄熙来的言行，无意中也是把屁股放在了薄熙来喊话的那一群掌权者之中了，或者至少是那个方向了，可是，顺着薄熙来的质问把眼光转向那些比薄熙来官还大的人，看看他们面对中国的贪污腐败和黑社会盛行，对于中国目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滞后的政治体制又到底干了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底气很不足了。 如果他们不但像薄熙来指责的那样什么事也不干，而且甚至在压制我们这些想“干事”帮助中国永远避免文革的悲剧，让薄书记“英雄无用武之地”，促使中国走上真正的和谐之路的人，你为他们辩护还那么理直气壮吗？你还认为一些基层民众对薄熙来情有独钟是因为人家愚昧无知？你还会认为年轻人对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如此急不可耐只是脑残和“不明真相”？ 最后来一个小测验题：如果薄熙来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你会……请选择^_^：1）你会被抄家；2）你会去抄家；3）你会被人打翻在地；4)你会把人家打翻在地……N）你是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_^ 2010年1月18日北京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今天无意中看到网络上正在热议要给老百姓发钱，至少也有几百元人民币，也有的算了一下，每人可以得一千大元，还有一位专家更牛，说干脆拿外汇储备出来，给每个中国人发它几千一万元，刺激消费、发展经济、和谐社会，皆大欢喜。 我看到这里就坐不住了，急忙伸手摸屁股口袋里的中国公民身分证，谢天谢地，平时一直觉得没有什么用处，这次终于要派上用场了，现在只等公布领钱的地点，我就去连夜排队。于是乎，一边气定神闲地闭目养神，一边盘算着如何折腾掉这些飞来的横财。 不过脑袋瓜转了几圈后，忧国忧民之心又膨胀了，不觉猛然惊醒，发现发钱的主意实在很馊。这些钱发给老百姓，也没有多少人会去消费掉，所以，很可能造成一边是国家从银行里提钱发给穷人，另外一边穷人排队再把钱存进银行，折腾了一圈，这些钱还是回到政府和富人手里，消费没有刺激起来，银行的腐败案继续飚升。 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可能性，由于把国库的钱拿出来发了，结果一夜之间，除了钱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涨价了。于是发钱的那些人就就继续印刷钞票，后果显而易见：那些拿了一点钱的穷人们不但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原来辛辛苦苦存的那点棺材本也被通货膨胀了。 至于说到富人和一些人民的公仆，你发不发几百、一千块钱，人家照样消费。更何况，你不发这些钱，钱还不是在人家手里。开发票公款消费，感觉好极了。我最近有个理论，为啥消费萎缩了？就是你老百姓在网络上监督犀利了，搞得公款出国、单位买豪华公车、公仆戴名牌手表抽昂贵香烟都受到监督，还怎么鼓励人家消费呢？ 还有一点让我紧张的是竟然有人要动用外汇储备，那些可是存在国外的美金啊，嗯，你知道吗，一旦到了某一天，人民的币不值钱的时候，那可是救国救民于水火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被你们这些败家子拿出来分掉，嗯？ 用这种方式发钱鼓励民众消费还要考虑另外一大隐患，那就是据说在中国，咱民众素质低，虽然生活没有人帮你，但你的思想绝对不能也不应该自理。你发钱给他，他乱花了，结果几百几千块很快花光了，消费习惯养成了，到时，你却没有钱发了，咋办？你还想和谐吗？ 还有一点，别怪我罗嗦，也要提一下。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才发现，中华民族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普世价值观”除了尊老爱幼和艰苦朴素之外，几乎都被破坏殆尽。你现在为了拯救眼前一时的经济低迷，就高调主张、号召和鼓励消费与花钱——哥们，你悠着点吧，别把咱老百姓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也给断送了，那就千古罪人了，知道不？ 可是，我又有些矛盾，虽然不愿意这些钱都发下来被吃掉玩掉或者原封不动地送回他们的银行供他们贪污腐败包二奶，但又觉得那些钱放在国库更不靠谱。于是，结合我春节后正在苦心孤诣、夜以继日炮制的两篇论文（包括一篇探索互联网和中国前途的《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我想到了一个主意：不如，给每一个中国人发一台电脑，发一台能上网、低成本的笔记本电脑？ 各位，我从来不喝酒，也没有醉，如果你稍安勿躁的话，我给你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美国机场转机 这次到美国感受黑小子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气氛，从费城到北卡，从旧金山到华盛顿，飞来飞去，在丹佛、旧金山、洛杉矶等多个机场转过机，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感受最深的是在等飞机的时候，登机口前上百个旅客，除了几位老人和一些海外游客之外，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笔记本电脑，离开起飞只有半个小时了，可是一看，地上，凳子上，到处都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的美国人。 那场景真雷到我了，我以前真没有想到美国人使用笔记本上网已经到了如此习以为常的程度。我想照一张照片留下证据，但不好意思，结果就照了这一张，也可以看出登机口的人不是看书就在上网。 我也打开笔记本电脑，一搜索，找到了十几个无线上网连接服务，用信用卡付了几美元，可以无线上网了…… 第二个故事：一位我记不起名字但永远不会忘记的慈善家 美国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和随处上网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就在我到美国前，我已经知道中国的上网人数达到3个亿，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数了。美国人上网成为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我亲眼看到朋友转机时打开电脑，敲了几下，就改变了航班。生活和工作中越来越大一部分是在电脑上进行的。 虽然中国人上网的人数超过了美国，但电脑在中国和在美国的用处则完全不同。而且我知道，中国的上网人数是有水分的，很多久久去一次网吧也被计算进去了。美国不同，大概上网的人都有一台电脑，而且，由于有些人家里有一台，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办公室还有一台“公家的”，平均算下来，可能美国人不止一人一台电脑。这一点中国还远远做不到。 想起几年前从新闻上看到的一位美国慈善家，他发起了“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全球性慈善计划，主要针对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地区的学校孩子。这位慈善家的名字我忘记了，但他要做的事却一直深留我心。他的计划是以低成本批量生产笔记本电脑，运到第三世界的中小学校，给每个孩子一台。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一台能够上网的标准配置的笔记本电脑的成本竟然不到两百美元（相当于一千多元人民币）。这位慈善家的计划后来据说遭到一些国际电脑公司利益集团的刁难而失败（如果他的计划实现了，其他的所有公司的昂贵笔记本就没有人会买了）。 介绍那个慈善家的一些电视画面至今还历历在目：在孟加拉一个偏僻的小学，一群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兴奋地坐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前，电脑屏幕上传来的是万里之外——也是相隔了大约几百年的文明世界的画面：纽约、上海的高楼大厦，城市孩子的欢声笑语也不时传来，以及一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老师通过电脑和学生们对话…… 从那些孩子脸上的表情，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部能够上网的便宜电脑不但压缩了空间，也缩短了时间，它将比慈善家们送来的面包和衣服甚至校舍更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跳跃式地进入到现代文明之中…… 第三个故事：奥巴马让我对美国的民主产生了怀疑！ 说电脑太乏味了，我汇报一下这次到美国感受第一个黑人总统就职气氛的感受吧——实在太浓了，我说的是民主气氛。我敢断定，那段时间，应该是美国民主气氛达到了顶峰的时候。大家知道，就在奥巴马当选后，我写了一篇很多读者喜欢的文章《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当选的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我对美国民主的成就极尽赞美之能事。 看到美国人脸上的那些表情，我知道我并没有夸张。我看到昔日奴隶的后代登上演讲台时，那么多的人——黑人、白人和棕色的人，流泪满面……他们为什么那么激动呢？难道这不是美国民主的必然结果？难道——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出了一身冷汗，我脑袋里当场跳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真是无与伦比的吗？ 随即，我又弱弱地问了一句，如果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或者是最不坏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制度在230年前就设立了（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宪法一直没有修订），却要等到一百年后才废黜奴隶制？为什么在45年前黑人不但无法参选总统，甚至被剥夺了投票权？为什么一直要等到230年后的今天才迟迟实现了“人人生而平等”？而从每一个人脸上的眼泪又分明地让我看到，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定是经过了很多艰难和险阻的。 那么，230年前成立的那个民主制度，为什么走了两百多年才走到今天的高度？ 第四个故事：民主小贩杨恒均发生了信仰危机 在我即将推出的两篇论文里，对此有详细的探讨。这里简单提一下。民主制度出现于2500年前的希腊城邦，但那个制度出现后的两千多年里，并没有显示出有多少优越性，且不说当时世界上很多生活其中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对民主制度多有抱怨和指责，就拿有民主传统的西方和中国比，也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到1820年前的历史就真因为缺乏民主而成了“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至少在这个年份前，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民众的生活水平一直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GDP在1820年前一直世界各国不相上下，甚至还高一点）。 可是，这同一个民主制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却突飞猛进，逐渐显示出了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啥呢？ 我认为，这和世界经济的大发展，以及科技进步分不开，民主成为好东西的时间正好和科技进步相吻合，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科技的进步，让人类的人性和良知开始苏醒，让民众的公民意识开始普遍形成。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人在230年前喊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白人们不认为黑人是平等的，连黑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平等的，于是乎，这个民主制度就这么继续前进。直到有一天，民众——黑人和白人，还有黄色人、棕色人，他们逐渐觉醒过来，这个时候，同样一个民主制度才逐渐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里篇幅太短，说不清楚，再说下去，可能就会让人误会我是“素质论”者，误会了。我是想说，在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民主制度的主体——“人”的觉醒，素质的提高，再好的制度，他们也没有经济能力去享受，没有时间去投票，没有能力去决定。所以，我们看到2500年前的希腊城邦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几百上千个贵族和有闲人士在广场上决定全体希腊人的民运而以，所以我们看到230年前那个让我们激动的美国民主，一开始有投票权的也只是占总成年人口的少数族群：白皮肤的男人。 第五个故事：我们难道要从头走过2500年？ 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深深误会我。因为我上面提到的正好和某些人的理论类似，也正是被世界上很多非民主制度国家的利益集团用来抵制世界潮流的借口：哎呀，XX国民的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XX国家人口太多，无法投票；XX国民教育程度不高，和外界接触都没有，如何知道管理自己？ 我不想陷入素质论，但从世界上民主制度的发展来看，我们不应该否定，即便在西方，即便在这个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扎根了2500年的土壤上，这个制度也只是在一百多年前开始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这之前，与非民主制度相比，民主制度还是比较优越的，只是对比没有那么明显而已），而这个时间正是世界GDP曲线突然上扬，以及科技发展开始腾飞的时候，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让民众不再闭塞，言论自由能够表达，媒体也从纸媒发展到收音机和电视机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些事实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知道，如果我们承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是渐进式发展的话，那我们就陷入了永远无法起步的困境。难道要让亚洲和非洲一些新兴的国家退回到230年前的美国，然后开始起步吗？当然不是，美国这种民主制度是原生的民主，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探索，而后来的民主制度国家的包括日本和韩国、泰国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比较高。 问题是，即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还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民主的主体是“民”，如果“民”因为各种原因（自身和被外界强加的、或者被愚弄的）并没有准备好，甚至根本不想当家作主，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这个问题也是我论文里详细讨论的，今天讲这个就太乏味了。让我们再回到开心的事——对了，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在讨论给国民发钱，有人说一人发一千元人民币，我则建议给所有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对的，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第六个故事：过去十年，我们在互联网上走了多远？ 说起电脑，我就兴奋。这次奥巴马当选是得力于电脑和互联网滴。很多以前对大选不感兴趣，也绝对不会出现在投票站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异军突起。结果让那位在现实世界叱咤风云，在互联网上却连电子邮件都不会用的老兵麦凯恩昏头转向，最后输得都找不到北了。 引起我注意的是，历史上民主制度变得越来越好是因为上个世纪的科技大发展，而今天把奥巴马推上总统宝座也同时把美国的民主推到一个崭新高度的竟然也是高科技——互联网。 让我如何不想起互联网就兴奋？让我如何不联想到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让我如何不想起过去十年，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就在这样想来想之中，不知不觉地找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中国网民过去十年在互联网上走过的路竟然与民主制度在在历史上2500年里走过的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甚至吻合。 莫非上天特别眷顾中国？就在我们被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互联网出来了，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世界，我们和过去，我们和未来的距离？ 互联网从十年前出现在中国时只有几万名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这类精英在上面讨论问题，到今天达到3亿网民，可以说走过了希腊广场上几百人到少部分人参入发表意见、参政议政的漫长历史。 记得去年有个专家说，中国的网民不能代表民意，因为农民不上网，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他不应该忘记，世界历史上最不坏的民主制度出现后的几千年时间里，在推进、完善和享受这种制度的，都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而且由于经济和科技不发达，这个数字增长很缓慢。而中国的网民的人数则每年都在急剧上升。 互联网的历史和民主制度演变的历史当然不能等同，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然而，在中国人的面前，连接未来最直接的正是互联网。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过你花几块钱的上网费就可以去发表意见，就可以去发表文章的事？而且，从2008年的一系列情况看，无论从胡哥还是宝宝这些最高领导人，还是从政府部门，网民的参政议政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回应，有些反应之快（例如处理人肉搜索出来的腐败官员），是我在西方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很少见到过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么珍惜和深思？ 我们还能够在互联网上走多远，有赖于我们客观的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走了多远。而我们在互联网上能够走多远，以及是否能够走进现实，或者把现实带进互联网里，则有赖于我们国家电脑和网络的普及程度，以及每一个中国公民使用电脑的熟练程度。 第七个故事：发电脑不但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能解决其他危机 如果我们真要发现金给中国民众促进消费，克服经济危机，我认为拿其中部分的钱制造廉价的笔记本电脑，争取每人发一部（婴儿和太老的怎么也无法使用电脑的同志就算啦），则是非常可行的。这样做，不但可以拉动中国的电脑制造业，扩大就业，而且还可以拉动电信和宽带等各项通信和多媒体的发展。 在发放电脑的时候，立即建立覆盖全国的无线上网业务。有了网络，全国民众都能够在电脑上接受教育和资信。发电脑取代发现金，我们分明的感觉到，电脑不但是物质的，而且更是精神的。 电脑带来的精神消费不但会解决经济危机，还会解决教育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 几年前，当我看到美国那位慈善家在孟加拉小学教小学生用电脑时，我就想，如果我有很多钱了，一定开工厂制造这样的电脑，送给中国乡村的学生。那样他们虽在交通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却可以通过屏幕接受最好的教育，从电脑上学到现代化的知识，听最好的老师讲课，一个相对开放的互联网平台，让这些注定要在相对落后和贫穷中度过一辈子的孩子有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机会。 这个故事不是天方夜谭。科技的发展，电脑成本的降低，这一切其实非常容易实现。只是，那些利益集团的孩子们都不在乡下偏远的地方读书而已！只是，还有一部分顽固不化的人，始终人为民众就是喂饱就行了，阻止他们在精神上自理。 当中国人都有了电脑的时候，我们将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电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到那时，只要识字的人，哪怕是农民，都可以上网冲浪，他们可以阅读当地买不到的报纸上的新闻，可以直接和省里的领导聊天，反应当地村里的村长又干了了什么不民主的事儿……电脑将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大学，中国人将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西方人使用了上千年时间走过来的启蒙和人性的觉醒！ 而且，不知道你想到没有，最伟大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就可以使用上网实名制（反正你得用身份证才能领到一人一部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手里的电脑直接参政议政，甚至投票！ 各位，我没有喝酒，只是有点晕乎乎的——请让我把话说完，再把我赶出去。请问，大家一直在说民主和投票，但你是否知道，从希腊民主到今天的美国民主，投票率虽然从非常低到现在的比较高，但却始终没有实现民主贤哲们幻想的那种全民的民主？那些穷苦的人包括后来有了投票权的黑人，为了生后，根本没有时间去投票站投票。就拿现在的我所熟悉的美国、澳洲民主来说，投票率也并不高（澳洲使用罚款的方式强迫公民投票），而且，很多人已经断言：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谓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在国家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发出声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言之过早了，你忘记了科技的进步会改变一切吗？你忘记了一个叫杨恒均的民主小贩坐在一部破电脑前突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快捷的民主教育和最彻底的民主方式？ 电脑不但可以缓解经济危机，不但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不但可以让我们通过开放的网络逐渐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而且，在电脑这个虚拟的空间实行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并不会立即波及现实世界（不会破坏现实的“和谐”）。 而当我们在虚拟的空间锻炼了一段时间，当我们自信到打破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后，中国——这个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将向世界证明，我们后来居上，在一次经济危机中实行了每人发一部电脑的办法，使得我们有条件实现人类历史上最全面彻底的民主——如果你高兴，就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吧，反正，只要不把后面的“民主”两个字删除掉，其他的事，嘿嘿，我们就不争了，为啥？你忘了，我们有13亿人，而且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你就别代表人家了，他们都会轻敲键盘，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以及他们怎么做…… 第八个故事：陶醉 我没有喝酒，但我醉了！ 2009/2/12广州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回到澳洲的第一件事就是陪儿子开车来到他刚刚进入的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这是澳洲最好的大学之一，而儿子所在的专业，据说在澳洲排名第一。让我欣慰的是，儿子还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奖学金，算是帮了我这位赚钱不给力的老爸大忙。 儿子去上课的时候，我在校园里游荡。新南威尔士大学也是我的母校之一，我2000年的时候从该校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主修国际关系）。这次旧地重游，发现这里竟然如此和谐，同儿子年岁差不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川流不息，每一块草坪上都坐满了学生，咖啡厅里叽叽喳喳，男孩子们如此青春，女学生都如此美丽（吸引老杨头）……记得儿子刚刚进入大学的上个月，我曾经在电话里开玩笑问他，你们学校有没有美女啊？要留意啊……儿子很不好意思，答非所问了。原来他们学校这么多美女啊——我以前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注意到？ 也许还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注意到吧，那时我并不介意，但现在我得仔细观察一下，因为我儿子也进了这所大学。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儿子在这里学到什么？我能够完全放心，把他交给这所大学吗？ 大学，对于父子两代人，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生活在澳洲的儿子，选择学校与专业都是出于个人兴趣，以及进去前，就知道出来后的工作在哪里，工资有多高。而当时过了35岁的我，选择的国际关系、教育学与中国问题这些学科（分别进入澳洲最好的三所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则和我当时的工作与赚多少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脱节了。从小的说，我就是为了活一个明白，为了搞清楚一些事，从大的说，就是为了服务中国，探寻繁荣富强的道路，现在年轻人听我说这些也许觉得很遥远、很无聊，甚至会认为我在装鼻，但这是我这代人，或者是我个人的宿命。当然，说心里话，我衷心地希望像我这种人会越来越少，或者说，根本不再需要…… 当我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漫步的时候，我想了很多，观察了很多，我很想寻获更多的意义，告诉我在国内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这里的大学和国内的大学有何不同，我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虽然我知道它们完全不同。 就在这时，一张中文大字报跳进我眼中，我定睛一看，真被雷到了。原来是两个白人摆的一个小摊贩，不是“民主小贩”，而是“专政小贩”，因为他们贩卖的全部都是支持中国革命，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与资料。看看那些文章标题：“保卫中国畸形工人国家”，“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而斗争”，“击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革命攻势”，“保卫和扩张1949年革命果实”、“为一个在社会主义亚洲的、工农苏维埃的中国而奋斗！”，坚决反对中国搞西方民主，要求中国回到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时代，当然我这种“民主小贩”也在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打倒之列…… 我大开眼界了啊，这两个白人出售的是中英文资料，在西方最民主的国家澳大利亚最好的大学最中心的广场一角，公然恶毒攻击澳洲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制度，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对伊拉克与利比亚进行侵略…… 我停下来和他们交谈，并对他们拍照，我问是谁写的文章，他们说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人数不多，但都坚决反对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坚决支持中国同北朝鲜一起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社会主义大旗抗到底。我听着听着，热血沸腾，几乎忘记了身在何处，时光倒流，差一点高呼起穿开裆裤时就熟记的那些革命口号…… 也许聊得太久，我又太投入，感觉他们也看出了一点问题——要知道，过去一个星期，我可是澳洲所有报纸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都上了澳洲最大报纸的头版——万一被他们认出来本人正是和他们对着干的“民主小贩”，他们会不会把我当成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当场打起来？ 虽然我的主张原本是与这两个澳洲“异议份子”截然相反的，可此时此刻，我却觉得这两人分外的亲切，他们是特立独行的异类，是澳洲的反民主份子，他们不但想颠覆澳洲，还想用中国以前的列宁主义推翻全世界的民主政权。可惜的是，在这个真相像汉堡包一样普通、真理与常识无异的大学里，所有路过的大学生都对他们不屑一顾，几乎只有我一人用两块钱买了他们的四份资料。弄到最后，他们大概一上午也就收到了我的两块钱吧，看到他们默默地收起摊子，悄然离开，我心里真有些难受——好在他们告诉我，每个星期三都会到这所大学来贩卖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价值观，我真想对他们说，到中国去吧，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你们大有作为啊。可是，很显然，这两个俊男美女死都不会到中国去的，因为他们在这里能够享受到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公开反对民主与自由的权利…… 当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青年学生中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儿子进了一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所大学不但传授你如何赚钱的知识与技巧，还允许一切思想——哪怕是最偏激的思想存在，真相在这里不会被隐藏，真理在这里是可以被质疑与拥有的对象，偏激的学生不会被“会商”，“特立独行”的人不但不会受到枉顾法律的对待，而且还会被鼓励，当然，你也不会因为传播思想与理念而感到孤独，更不会有危险…… 儿子进了这样一所大学，我放心了！ 2011－4－6澳大利亚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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