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雷锋运动再审视

作者：胡平

来源：新浪博客

帮助毛泽东走出低谷送上巅峰，出力最大的莫过于林彪；林彪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和推动学毛选运动；而为学毛选运动量身定制的英雄模范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

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其中，从1961年、62年到1965年、66年这一段最值得研究。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殊不料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增至最高峰。

中外历史上那些被神化的大独裁者，包括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毛泽东，都是干成了几件漂亮事才被吹起来的；唯独这一次与众不同，这一次，毛泽东是在犯下最愚蠢最荒谬也最残忍的滔天大罪后，反而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狂热崇拜。

本来，在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的错误（共产党把它叫错误，其实应该叫罪行），至少在中共高层内部已经是心照不宣。毛在党内的威信降到七大后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刘少奇等务实派在党内的地位则显著上升。如果在那时召开九大，刘少奇很可能当选党主席，毛泽东很可能被送上名誉主席的虚位而失去实权。然而等到了65年，形势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当共产党的老朋友，美国人斯诺再度访华时，他最感惊讶的就是举国上下对毛泽东的毫无节制的崇拜：毛的著作和相片无处不在，但没有别人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使得毛泽东能迅速地摆脱被动，赢回主动，走出低谷，登上巅峰的呢？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自己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在62年秋天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党的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又扭转到阶级斗争；其二是发动中苏论战，公开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这两件事有效地转移了目标，动员起民族主义。暂不多论。

我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想要赢得全国人民对自己的崇拜，这事不能单靠自己，这事必须倚仗别人。你想坐轿子，总得有人愿意抬轿子才成。在延安时期，主要是刘少奇大力推动对毛的个人崇拜。但现在刘少奇显然不愿意再这么干了。

按理说，给领袖歌功颂德和灌输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是中宣部的事，可是现在由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也没有这份积极性－－所以文革一开始，中宣部就被当作阎王殿砸烂了。在这段时间里，吹捧毛泽东最卖力的是林彪主持下的解放军。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罢官，林彪接管军队工作。林彪上任后，全力以赴就做一件事，那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著运动推向高潮，把学毛选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林彪深知树立英雄榜样的重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共本来就有树英雄榜样号召人民学习效仿的传统，而从63年到66年，供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榜样基本上都是由解放军树立的，基本上都是解放军战士，所有英雄人物都把自己的功绩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其中宣传最力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

雷锋是部队从一开始就刻意培养树立的英雄模范。早在雷锋入伍当兵的第一年，沈阳军区的报纸就发表长篇报道称赞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其后又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雷锋模范事迹展览”。1963年2月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相继发表报道介绍雷锋英雄事迹。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毛泽东亲笔题词。这就把学雷锋运动推向全国。

在60年代初期，解放军高调介入政治。很多事都是从军队发起再推向社会的。

先是林彪说“把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然后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把林彪那句话带进毛泽东的那句话，那就是，毛泽东号召把全国办成他的思想的大学校（文革中，“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这一口号确实很流行）。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林彪题词说得很明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几句话出自雷锋日记）。把林彪的题词带进毛泽东的题词，那就是，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做他的好战士。

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林彪发起的学毛选群众运动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做好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正是这场学毛选运动，把毛泽东送上个人崇拜的最高峰，它不但造就了千千万万狂热崇拜毛泽东的青少年，而且使解放军这支党军彻底变成了毛军。

众所周知，毛发动文革就仗着两条，一是毛在当时民众心目中所享有的巨大威望，一是枪杆子绝对忠于毛个人。而这两条就是通过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学毛选运动完成的。学雷锋运动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要说，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我不是说雷锋是坏人，我说的是，学雷锋运动是掩盖毛泽东滔天罪恶，树立毛泽东绝对权威，把中国引向文革浩劫这一罪恶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帮助毛泽东走出低谷送上巅峰，出力最大的莫过于林彪；林彪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号召和推动学毛选运动；而为学毛选运动量身定制的英雄模范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雷锋。所以学雷锋运动罪莫大焉。

今天，中共当局又在大声鼓噪学雷锋。只是在今天，他们不好再强调雷锋学毛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竭力把雷锋精神归结为“做好事”。

然而我们都知道，要是去掉了学毛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就不成其为雷锋了。要是单说做好事，比雷锋做好事做得多做得好做得诚实的比比皆是，成千上万，哪轮得着把雷锋当模范呢？难道你以为，要不是当年“伟大领袖”号召学雷锋，中国人就连要做好事助人为乐都不懂了吗？

                                                                 2012-03-20

 必须反思“学雷锋运动”

作者：松博伊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4144

一个社会的正常有秩序的运转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是靠两种力量来维持。一种是世俗的政治权力，是比较实在具体的；另一种是靠一种精神上的“道义”，也就是道德的力量。在现实中就是所说的“文化现象”，这里包括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研究等等。两种力量虽然互有渗透，但本质上还是泾渭分明的：前者是靠强制，有武力的参与；而后者主要是靠文化的传播。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就是前一种力量逐渐衰落，而文化力量变得更加普及和加强的过程。前者解决矛盾的方式源于自然界中的“丛林法则”，源于原始人类，也就是动物“群”遵循的“胜者为王”；而后者的力量源于人类语言的使用，由语言而产生种种“契约”，以此来解决问题，是摈除武力的。所以这后者也是对“语言”的尊重，诚信和恪守承诺构成了这种力量的基础。文化力量的提高是不可能靠“武力”的，也就是世俗政权只能创造和维持文化发展的环境，而不能直接提升文化。世俗政权强制干涉任何文化的发展，都只能导致文化的退步。依法治国，就是靠法律、契约（即文化的力量）来判断是非，而由世俗权力来强制执行，这是所有正常稳定社会的基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虽然所说的是政教分离，但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控制社会的这两种力量必须“分权”，这是文明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俗权力只能判断社会人员的实际行动是否违“法”，而不能够判断社会人员精神、道德层面上的“好、坏”。

世俗权力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是公开用强制来维护社会秩序，当它消失或减弱时，社会很可能按照“弱肉强食”的规律行进，出现动乱是很可能的，也就是社会单靠文化的力量是不可能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古今中外，社会上的世俗权力一定有“政权更迭”问题，而且世俗权力一定是“排他”的，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所以世俗权力一定是将“夺取”和“稳定”政权放在第一位。世俗权力的更迭在历史上往往出现“你死我活”的惨烈局面，此时讲“道德”，讲诚信，不是有些滑稽吗？宋襄公的“诚信”被历来统治者所嘲笑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两种力量的分离不仅需要，而且是具有不同的属性，如油和水是融合不到一起的。

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避免两种力量冲突的传统，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不用去和世俗权力有什么过多的联系，常态是只要交点能忍受的税就可以去自己“安居乐业”，社会道德不是由世俗权力来控制。这种百姓可以和世俗政权相分离的状态才形成了数千年中国民间的“淳朴民风”，民众也从没有认为“皇帝”是道德楷模。这种局面在这近百年逐渐被改变，大量的普通民众被卷入到“革命运动”中来，尤其是上世纪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普通民众不可能摆脱“政治”。基于普通民众的“社会道德”难免被世俗政权“绑架”，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基础，无形的道德力量让位于世俗政权的“政治宣传”。而一次次政治运动不过是非道德，不讲理，不讲诚信的表演，这一切在在民众心理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民众道德素质的滑坡是自然的了。

上世纪学雷锋运动的兴起就是“权力”直接干预社会道德建设，试图以此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这种做法也在一直延续，各种“模范人物”的表彰层出不穷，其结果是从没有遏制住社会道德的滑坡现象，以致到了老人摔倒之后是否应当去搀扶一把都要引起争论的地步，到了在教育领域都是腐败丛生的地步。现在所有老、中、青的国人几乎全部受到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教育，从小是听“雷锋的故事”长大的几代人。几十年形成的社会现实说明学雷锋运动不过是典型的“愚民”教育，是用“虚假”来进行道德说教。我们说“雷锋的事迹”是虚构的，根本不用去考证，宣传雷锋的大量图片和当时的媒体报道就是证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照相是比较稀罕的事情，关于一个普通战士能有那样多的照片，只能说是在“上级”指使下有意拍摄的，毫无真实意义。我们的媒体也是统一被控制的，对雷锋事迹的宣传显然是特意编造出来的，不会是雷锋旁边的普通人真实记录下来的。从“假”中人们只能学会“造假”，哪有什么真正的“道德楷模”在里面。从巩固世俗权力这一点来讲，提倡的所谓“雷锋精神”中最重要一点是要求人们做“螺丝钉”，这也正是最值得反思的地方。统一人们的思想，泯灭人们的思维意识，这看起来会使社会像一架机器有序运行，而结果只能使社会危机四伏，处在火山口上。

上世纪将学雷锋运动推向顶峰的政治人物是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第二伟人”，自己也在“忽悠”够民众之后走向灭亡。这样一位人物所推介的“模范”能是道德楷模吗？记得本人在年轻时也认真模写过他给雷锋写的题词，也写过学雷锋的心得体会，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受到莫大的“被耍弄”。在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又打出学雷锋的口号，又在学子中大谈雷锋精神，真不知道是真打算提升社会道德呢？还是再一次上演半个世纪左右前一次次的“权谋”之术呢？还是看到这里的商机，不过乘机赚点“银子”，高价推销一些低成本的“教辅”材料呢？还是一些当时买了“拐”的人又发现有机会再转卖给他人，借机表现自己从来都是“聪明”的，并没有“上当”呢？（这里借用赵本山《卖拐》小品）。

我在前些日贴出的《对“绝对敌人的存在”和“亲情至上”观念的思考》文章中谈到人们认识社会有一个容易产生的误区，这就是认为社会总是存在“好人”和“坏人”，存在一个绝对的“敌人”。“学雷锋运动”就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误区，认为社会上的人是分成好人、坏人、敌人，这种认知看似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实际上是很糟糕的认知，也是道德滑坡的原因。我们只要略微分析一下，不难看出这种认知的荒谬。人能在社会上生存，离不开社会道德的存在，而社会具有道德的基础是“公平”，是全社会每个公民能得到尊严。而这种把人分成“好”、“坏”、“敌人”的思维，无非是强调人与人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是不能得到“尊严”的，而有些人可以高人一等。社会几乎可以讲每时都有“坏现象”和违法现象，我们指责的是做了坏事的人，但不可以认定一些人是“阶级敌人”，不能在社会中预设敌人的存在。例如地主李四做了违法的事，只能指责李四，不能推出地主就是敌人，继而可以随意侵犯贴有地主“标签”的人。这个简单的常识屡屡遭到破坏，其源头正是这种思维意识。过去强调道德的“阶级性”，其实质就是对社会道德存在的否定。把“阶级斗争”观念推向社会的每个角落，是今天社会道德缺失的重要源头，今天用提倡雷锋精神来提升社会公德，只能是适得其反。不过是为社会种种不道德的现象狡辩。

个人道德形成的内在因素源于人性本质，传统文化所说的“恻隐之心”；外来因素源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这种公平的环境显然是“权力”不能做到的，个人和“世俗权力”是不可能平等的，“权力”一定要张显强势，何谈相互尊重。甲对乙有救助，是希望乙也能以同样方式去救助丙，……，这是社会道德形成“链条”，道德是在平等环境中“传递”发展的。如果是强势对一弱者实施救助，则弱者只有“感激”之心，他人和本人不可能“学习”，形成不了道德传播的“链条”。同样，当甲救助乙之后，世俗政权参与进来给甲戴上种种桂冠，甲就不再和大家一样，此时这个“救助”行为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示范”效应。社会道德现象的所有评说应当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世俗权力参与。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世界上所有政治“名人”能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全都是在“政治”上做出“成绩”或“劣迹”的；相反，任何一个真正的通常好人，一个“道德楷模”只能是默默无闻。这个逻辑很简单，在正常社会里，做好事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值得“表扬”；别人也会感到这是普通的事，引不起注意。我们不可能因为某人因“道德问题”被判“有罪”；同样，树立“道德楷模”来提升社会风气也将是徒劳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世俗权力直接来提升社会道德是不会有成效的，两种力量的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是个病态的社会。社会缺乏公德只是表面的“小”现象，最可怕的是使“言不由衷”、“言而无信”的现象成为普遍的常态，人们对此非但不感羞耻，而且欣赏。这种现象的结果是“语言”的作用在降低，人们之间信任被破坏。它使得社会很多矛盾失去了理智解决的机会，损伤了“法治”的基础，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运行“成本”。作为世俗权力来讲，此时也要依靠更多的强制手段，要应付更多“民众不信任”的尴尬局面。对于百姓来讲，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良好风气，而是把“胜王败寇”作为信条，对“上”一方面趋炎附势，另一方面又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

任何一个国家的“世俗权力”很容易遇到挑战，巩固和维持自己的政权是有理由的。而且世俗权力的巩固与否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普通民众处于对权力的恐惧也好，出于对社会稳定的期待也好，对于世俗权力有比较强的依附性，所以围绕“政治”上的虚假和不诚信现象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赞赏的，例如对“谋略”高低的评价。但我们必须让“世俗权力”和“道德”两种力量分离，社会道德由民众自己来呵护，来培育，让大多数民众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不去谈论政治上的是非。恢复民众的自信心，在社会公德方面有自己发言的权利，有得到尊重的权利，有判断是非的权利。社会处在强权下的有序和有充分道德下的有序相比，普通民众更希望一个讲诚信的社会，一个讲理、恪守信用的社会。

  反思学雷锋运动

作者：王硕

来源：人人网

每年的3月5号，社会舆论总要对已经坚持了四十多年的“学雷锋活动”有所关注，当然，也仅仅限于这一天而已。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那么，雷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只不过是个头脑简单的小屁孩，或者说，是个追求进步的小青年，这样一位像青苹果一样幼稚的年轻人，他所说的话、做的事，就真的值得全国人民年复一年地学习和仿效吗？对此，有分析认为，雷锋在谈到自己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时曾写道，过去我看见有的人入了党，有的评为了模范，可是自己的进步为什么就那么慢呢？经过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我终于找到了原因，……。原因找到了，我就处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抢着做各种工作，因此也被评为了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等。中选网上，作者李钟琴的博客文章接着说，原来如此！他“抢着做各种工作”，只是为了入党和争当各种模范啊！于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媒体舆论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不仅入了党，评上了先进，还当上了班长，并在20岁的时候成为抚顺市人大代表……。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据说雷锋做好事是从不留名的，但为什么后来人家纷纷向他所在的部队寄表扬信呢？如果他不留地址的话，人家怎么寄信？为什么他做的那些好事全国人民全都知道了呢？

文章说，前些日子，女儿对我说，她所在的学校要搞一个”学雷锋”作文比赛，问我怎么写这篇作文。我告诉她，雷锋有几点不值得学习：第一，他不分场合地做好事，不可学！比如说，他坐火车，便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内卫生；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就带病去参加义务劳动等等。实际上，打扫车厢卫生是列车员的份内工作，你都替人家干了，人家干什么去；另外，如果我们碰到建筑工地便想着去义务劳动的话，这不是在抢农民工兄弟的饭碗吗？如果你进饭店吃饭就想要替厨师炒菜，到银行存款却想着要替人家数钱……，这社会还不乱套了吗？第二，雷锋为了现实的目的而做好事，不可学！做好事原本应该是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但雷锋做好事，却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是为了评先进，为了入党和提干。尤其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作为一个小小的班长，雷锋出差的机会却相当多，经常坐火车。原来，在成为先进典型之后，雷锋经常要到各地去宣讲自己的模范事迹。不过，老是讲过去的那点事儿，未免就成了老生常谈，所以他就得不断增加新内容啊，因此，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做好事的机会，这也就难怪“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了。第三，，雷锋在做了那么多好事的同时，他本人作为驾驶员的份内工作却不够专业，以至于年纪轻轻的就被一场完全不必要的意外事故夺去了生命，这一点也不可学。1962年8月15号，雷锋在指挥其助手乔安山倒车的时候，竟被一个不小心碰倒的木头杆子击中了头部，伤重不治，离开了我们。人们不禁要问了，他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指挥倒车的时候还在想什么呢？难道是在背诵毛主席语录吗？这分明是一起责任事故嘛！理由很简单，如果车不好倒的话，应该让徒弟乔安山下来，由他亲自来倒车。在这种情况下，助手出的事故，雷锋也是有责任的。

李钟琴的文章最后指出，学雷锋运动的直接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假圣人，他们大都是些“满口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政治投机份子。而伪君子、假圣人的大量存在，又使整个社会充斥着伪崇高和伪道德，让人们说谎成风。这些人喜欢用就连自己也不相信的道德说教去教育别人，鼓励别人“无私奉献”，自己却可以坐享其成。正是这种脱离现实和人性的道德说教与价值观，造就了大批量出产投机份子的肥沃土壤。中国从来也不缺先进典型，而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无疑则宣告了以往那种通过树立道德楷模来推行愚民政策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