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革命以后会怎样？·掩映在历史深处的个人动机
作者：大仙鹤搜集
|
|
|
|
| |
|
|
| |||
|
|
| |||
|
陈行之：革命以后会怎样？·掩映在历史深处的个人动机
作者：大仙鹤搜集
|
|
| ||
|
| ||||
|
| ||||
|
革命以后会怎样？ 作者：陈行之 来源: 共识网 1、 我很少听从网友建议去写文章，这是因为我固守一个原则，对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问题尽可能不发表看法，然而本篇却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最近（“韩三篇”发表以后）关于革命的话题突然热络了起来，很多网友给我来信，希望听一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让我很为难，如果我说：“我还想看一看。”读者一定会觉得我虚伪，看来只能遵命了。 我想说一说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革命以后会怎样？一定有人不以为然：“现在连革命的毛儿都还没有看见一根，你却要说革命以后会怎样？你是不是傻掉了？”我没有傻掉，我是这样看的：革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过程，有开始就会有接续，有接续就会有结局，它的内在品性不仅见诸于发端的部分，也会渗透进接续的部分，更会最终决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对结局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逆向考察，是可以破解隐含在革命之中的遗传密码的。 为了对革命有一个具象的概念，我先说一件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这件事我以前曾经提及，不可避免会在行文上有重叠，敬请读者原谅。
1927年年初，还没到春节，天气异常寒冷，一个早就对社会不满的家伙，根据“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怀揣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到我国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窜访，在乡下和县城召集农民代表开会，向他们了解最近几年政府违法占地、强制拆迁、农村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勾结鱼肉乡里的情况。 85年前的国家权力机构还不像如今这样致密，再加上五县三十八乡的政府的公仆们大局意识不强，在“维稳”问题上严重失职懈怠，导致这位刚过33岁生日的家伙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整整猖獗地活动了32天，居然没有被举报，没有被拘押，没有被送进派出所“躲猫猫”，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这个家伙根据这次流窜考察写出了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居然发表了出来，深得国内外敌对势力赞扬和欣赏，此文作者被誉为最深刻看清中国问题的完全彻底的革命者。 这个赫赫有名的造反者和革命者，就是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被我们所敬爱，当然不仅仅因为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这一件事，作为最坚定的革命者，这位同志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真可谓在刀尖上行走，抛头颅、洒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最后终成正果，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成为了“人民的大救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天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早就有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即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得不做坏事，我记得最初读到记述毛泽东1949年以后所做坏事的书籍时，真是如雷灌顶，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那些白纸黑字是真的，后来知道了一点儿政治哲学常识，也就释然了。 现在，不管你对毛泽东是爱还是恨，有一点你无法否认，他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的获得又直接渊源于他深邃的社会洞见、卓越的政治运筹和军事指挥才能，这都不是常人可以具备的。除此之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我也必须强调指出来，那就是他对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深切热爱，这种热爱也是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陈行之，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我曾经认为你是坚定的反专制主义者，今天我才算看清，你其实是一个五毛。”对此我不做辩解，我们接着考察85年前发生的事情。
流窜到湖南省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判断当时的中国社会：“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显然是选择了“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这是由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站在社会潮流顶端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欣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革命的几段著名文字--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宫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解，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篇幅所限，我不能做更多引述了，读者可以通过原文领略毛泽东作为最彻底的革命者是如何讴歌农民革命行动的。你会从文章中看到，给乡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没收他们的家业和地产、非法关押和枪决民愤极大的地主等等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可以被列为反社会暴行的行为，在毛泽东那里都成为了最值得赞美的革命事物；被严重破坏稳定的社会已经进入到反革命暴乱的状态，可见毛泽东的革命主张有多么激烈。 能不能据此认为毛泽东有偏爱暴力的病态人格呢？我不这样认为。当一种社会力量用暴力的方式欺压人民时，人民当然有用暴力的方式反抗的权利，这在任何政治哲学教科书中都是常识，这也是人类历史普遍书写的篇章，美国的建国者甚至公然把这一条写进了《独立宣言》。毛泽东对农民暴力行为的赞美，我想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皆因他对农民情之所切，爱之弥深，他比所有人都更深切更直接了解到了农民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遭受着怎样野蛮的欺压，因为这位出生于农村的年轻知识分子切实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惨景，看到了整个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广泛弥漫着可耻的非正义。 这是对么可贵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打一个不适当的比喻：当乌坎告急的时候，你有胆量背着笔记本电脑突破包围潜入这个村子去组织村民开调查会和座谈会么？你有胆量在那里呆一个月之久，切切实实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么？你有胆量写出一份《乌坎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且上传到网络或者发往国外么？你有胆量在报告中断言乌坎村村民冲击政府和烧警车的行为“好得很”么？你绝对没有这个胆量！可见，坐在书房里舒适地谈论革命是一回事，真的以“砍头不过碗大的疤”的气概投入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偶然的，换一句话说，革命和革命者都不是闹着玩儿的，毛泽东当年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得了的，没有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刻了解，没有坚定的对真理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信念，没有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境界，你连毛泽东的百分之一都做不到--用网络语言表述：你连给毛泽东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你不值毛泽东的一根汗毛。
有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在历史情境中，所谓英雄，用浅白的话说，就是做正确事情的人，反之，我们把做不正确乃至于反动的事情的人叫枭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呢？我以为这里大致有两个标准：一、你是不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做了时代迫切想做的事；二、你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做了人民渴望你做的事。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全部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通常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用官方的话说，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所谓历史的选择，在时间意义上不过是对某个历史时段的归纳性描述，这就好比我们在一条直线上标注出任意一个点，这个点看上去似乎是静止的（所谓“历史的选择”），然而在直线的延续中，它显示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它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未来的开始。 当毛泽东同志站在紫禁城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胡风先生热泪盈眶，用一个知识分子近乎于孩子一般的纯真热情，忘乎所以地高叫一声：“时间开始了！”说的就是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 开始以后怎样呢？依照想象，“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应当心无旁骛，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了，人民应当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红利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相反，人们惊讶地看到，庞大的历史列车竟然开始倒行！ 我们仍然以前面说到的农民问题为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陈胜、吴广、李自成同志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什么不同，就个体来说，毛泽东也与这些人心灵相通、血脉相承--公元前209年，刚刚起事的陈胜同志壮怀激烈，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接着，这位眼盯着皇帝宝座的乡邮员悲愤地质问苍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日你妈的！难道你们丫这些王侯将相就是天生的吗？！”过了两千一百四十五年，在贫瘠的陕北高原上，同样眼巴巴盯着皇帝宝座的毛泽东同志也壮怀激烈，赋诗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你们前面那些皇上都不济事，要说干事情，还得看我毛泽东的！结果，毛泽东像陈胜、吴广、李自成那样，也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旧王朝，也住进紫禁城做起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毛泽东得意地把自己定位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种结合：“马克思”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道路，“秦始皇”则把严厉的社会控制手段发挥到极致，整个中国变成了密不透气的铁桶。 这个铁桶首先窒息了中国社会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农民。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以私有制为标志的）中国农民数千年以来都未曾失去的土地，被国家强行掠夺了过去，尽管被冠以“集体所有制”的名称，然而就连村头的大槐树都悲哀地意识到，农民事实上什么都没有了，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这种状况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发展到极致，那时候吃公共食堂，家里连碗筷炊具都被没收了。也就是说，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带领农民打倒了大大小小的地主，革命以后，他所统领的国家却成为了超级地主，中国农民成为了不得不依附在这个超级地主身上的佃农，佃农还可以依据选择东家，农民却被钉死在了超级地主家里，既无财产权又无迁徙权，具有很多奴隶的特点。无论计划经济时代的“剪刀差”，还是所谓市场经济时代的“国家征用”，超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既残酷又无情，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的，令人发指的，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更大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压制，这种压制导致了怎样凄凉、晦暗的社会图景；这种压制在世界范围内怎样把中国弄成了让所有人警觉的“不正常国家”，我们就不说了吧！我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场伟大革命发生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严重的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想到如下问题--革命是靠得住的么？ 革命者是靠得住的么？
我的回答是：革命是靠不住的，革命者也是靠不住的--就连毛泽东这样对人民抱有最深切感情的革命者最终都成了人民利益的戮害者，你对其他人还能抱怎样的指望呢？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主义文化，这块广袤的土地是制造专制者的最好温床，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导致专制的状况，实在与这种文化有关。这里说的文化，当然不单纯指孔子同志的儒家主张，更是指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是专制者制造专制，而是我们制造专制者，专制者才得以制造专制。 假如胡风先生当初别喊那句“时间开始了”，他还会遭受磨难，最终被革命碾碎么？假如中国知识分子在1957年堂堂正正站立，决绝地宣称：“不自由，毋宁死！”中国大地还会发生那场血雨腥风式的政治清洗么？假如中国科学家1958年不像钱学森那样违背科学精神，揣摩圣意，发表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达到数万斤“是可能的”，大跃进所造成的民族灾难还会那么骇人听闻么？假如周恩来不是毛泽东的仆从，而是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作为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罪恶还能够延续那么久么？假如林彪和林立果打出反对党的旗号，就像台湾民进党叫板国民党那样，在顺应民意中拓展政治作为，他们还会以宫廷政变者的身份被记入历史么？假如中国人具有明确的自由、民主意识，成熟到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掠夺面前像大山一样屹立，同声说：“不！”改革开放还会演变为权力和资本对国民财富肆无忌惮的饕餮么？中国还会面临“有可能中断现代化”（吴敬琏语）的危险么？ 遗憾的是历史从来不相信“假如”，它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发展，所以，在中国革命这条道路上，该发生的全部发生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我们目前所置身的这个时间节点，是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 在这“过去之延续，未来之开始”，除了想到上面这些之外，我还想到，如果真的发生革命，绝对不能再任由革命者去操纵革命了，必须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力量来看护革命，这意味着革命者（那时候革命者已经成为了统治者）必须被监督，绝对不能给任何人复辟专制留下任何可乘之机。 学者李劼先生在回顾埃及巨变的文章中，提出了“义工”的概念，他以两个平静地参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去赴死的普通人为例，来说明真正的革命需要那些不计代价的参与者，对人很有启发。 所谓“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实际上是说，时间节点与时间节点不同，它有一个递进和上升的过程，这意味着当我们现在回望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较以前明亮了，我们看得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了；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较以前透彻了，我们警觉到必须警觉的东西了。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一再上演过的历史戏剧不会再重演了呢？
掩映在历史深处的个人动机 作者：陈行之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我在《革命以后会怎样》一文中，通过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的事例提出了必须对革命有可能导致专制、革命者有可能重新成为专制者保持警惕的问题，感觉话还没有说透，本文作为补充。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相向而行的一条公路来比喻这两种生命形态”，他认为“河流是遗传或生物性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库利特别指出，“公路比河流出现得晚，它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动物生命进程中是不存在的，但后来沿着河流出现了模糊的痕迹，渐渐显著和充实了起来，最后发展为精制的公路，承受各种车辆，达到和河流相等的运载量。”（［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 库利打了一个比方：“我们设想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一个中国婴儿，并且把他带回美国抚养成人，这个婴孩的生命历史仍然源于中国，他会生长出直的黑头发、黄皮肤以及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其它体征，甚至也会有一切独属于中国人遗传的意识倾向，但是他的社会性的历史将源于美国，因为他从周围人那里学到英语和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习俗、举止和观念，他将成为美国的政治、宗教、教育和经济传统的继承者，除了他学习这些事物的遗传倾向和美国儿童的遗传倾向之间的区别（如果有这种区别的话）之外，他的整个头脑将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头脑。中国河流和美国道路在他的生命中交汇在一起。”（引文同上）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甚至认为人的复杂性全部渊源于这种交汇所产生的撞击。为了扣住我们的话题，从中看到更多有意味的东西，我们不妨把中国婴儿的例子再延伸一下，假设真的有这么一对双胞胎婴儿，一个被美国家庭收养，另一个则留在了中国，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两个婴儿分别取名为“成克杰”和“杰克”，并且都热心于政治，都成为了政治家，前者官位坐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者当了美国副总统。 没有任何社会、文化、制度的因素限制成克杰副委员长烈焰一样的个人欲望，公有制形态下的社会资源和人民财富成为他囊中之物，探手可取；他无限大的权力完全在封闭中运行，没有任何国家政治程序和政治力量行使监督和限制之责；他无需看人民的脸色，只要伺候好给予他权位的人就可以了；他更无需对人民表达忠诚，只要保持对最高权力者的忠诚就可以了……结果呢？结果这位号称公仆的人顺理成章地堕落成为了既贪婪又好色的家伙，仅查证落实的伙同情妇收受贿赂款物就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最终掉了脑袋。 长相和成克杰副委员长一模一样、具有完全相同遗传基因的美国副总统杰克当然也喜欢漂亮女人，当然也想贪污天文数字的美元拿去挥霍和享受，其人性状态与胞弟成克杰委员长别无二致。无奈的是这个国家三权分立，权力运作有一整套严格的制衡程序，反对党把眼睛瞪得比牛蛋还大，就像防贼一样盯着你，看你在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问题上有没有疏忽，犯没犯错误；作为政治家的你没有隐私权，新闻媒体犹如索命鬼对你穷追不舍，就连你放的屁有味道没有味道都要写成文章发表到报纸上，这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了人民有权利知道国家领导人放没放屁、在哪里放的屁、放的屁有味道还是没有味道；你必须讨好人民，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成熟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绝不相信政治家的任何道德喧嚷，只相信“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孟德斯鸠语），他们知道，政治家一旦获得利用黑暗手段得到权力的渠道，他必然背叛人民；你比谁都清楚你手里的权力源于人民通过选举表达的信任和委托，而不是源于对更大权力的忠诚，你的一切都取决于人民的同意还是不同意……在如此严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这位杰克副总统即使想美女想到抓狂也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几近于公开地去包养二奶，即使被金币埋起来也绝不敢窃取其中一枚，当然，其人生结果也与胞弟成克杰副委员长截然不同：卸任之后，杰克还原为教授回到大学教书去了，或者返回乡间在家庭农场安享晚年……总之，没有咕隆隆人头落地。 两种人生情态，两种命运结局，潜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啊！
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由遗传与社会双重因素构成的，那么，我们就将无法否认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必然含有源于人性的个人动机，我们就将无法否认人们参与历史事件的内在驱力（不管领袖还是一般革命者）不仅源于历史发展方向，更源于蛰伏于千百万人心中的个人欲望与谋求。 这话说得有点儿费解，其实直白了表述，就是我们一位官员所坦言的：“不贪污谁还来当官？”仔细拆分这句话，我们会看到，它陈述了两层意思，一、作为社会现象的官员群体的不正常麇集和膨胀；二、作为个体现象的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追逐私利。这句话并没有逻辑错误，之所以引起普遍惊诧，并非因为荒谬，而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被意识形态精心遮蔽的事实：官员们喋喋不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实际上是在精心掩盖他们“情为已所系，利为己所谋，权为己所用”的个人动机，这种个人动机消解了官员群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了唯一的权力动力。这种意识形态喧嚷与权力运行的本质或者说真实形态有极为遥远的距离，更无法用它来说明历史。 人所生活的世界之所以被定义为“社会”而非“丛林”，是因为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彼此之间进行联系的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彼此之间的交流为个体的精神成长创造了必要条件，社会伦理作为人类的精神契约随之产生，这种契约像任何政治、经济的契约一样，对参与方同时具有社会约束性，即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约定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约定性。某种形式的约定性是人类走出丛林的重要标志。 约定性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我觉得称之为“社会伦理”更准确一些，就像我前面说的，在构成人性本质的诸多因素中，源于自然生命的遗传特征（生物性自利）只能被抑制而无法被消除，而人的本质表现（人性之卑劣抑或崇高）则取决于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拥有一套怎样的社会政治伦理……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止于它被限制的地方，人的本质不仅来源于遗传，更来源于社会伦理的约束，我们假设的成克杰副委员长和杰克副总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显现其各自之“在”的。它告诉我们，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归纳为人类理性推动了历史，然而构成这种发展内在驱力的却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即源于生物性自利的个人动机，甚至可以说，正是千百万人（无论领袖还是群众，无论英雄还是枭雄，无论公仆还是“屁民”）寻求发展的个人动机，才最终构成了社会事件产生和历史发展的原始动力。 我们这样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心理学依据。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和实现自我的需要。前四种需要是缺失性的，即人在社会（环境）中感受到匮乏，于是想努力寻求能使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东西，无论物质的、人际关系的还是社会地位的；第五种需要即“实现自我的需要”谓之“存在性需要”，在这个阶段“自我”已经不仅仅是那个不断向社会索求的“小我”，服务、创造以及对社会正义的渴望会超越“小我”上升成为“扩大了的自我”，也就是说，这个“自我”是超越了缺失性需要的“大我”——为了让马斯洛的这个理论与我们的话题产生直接对接，我们不妨把它概括为：人的本质来源于人类个体成长实现不同层面自我的完整过程。 马斯洛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同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发达的地方，人的缺失性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将占主导地位，而存在性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则所占比重很小，极而言之，当这种比重退化为“零”时，人类也就等于重新回到动物界了。 马斯洛的理论之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很好地阐释了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缺失性需要构成人类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存在性需要只有在具备某种升华条件的时候才会产生。我在论述国家话题的时候，经常使用“政治成熟”这个词，内涵所指实际上就是这种升华条件，英雄和枭雄的最后分野也正在这里。 由此可知，成克杰副委员长和杰克副总统即使作为政治家，他们的个人动机也是相似的，最基本动力都来源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尽管我们愿意相信他们选择从政之路时就超越了缺失性需要，进入到了存在性需要的境界，但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支配他们行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往往会被遮蔽起来，形成一种利他主义的假象，在这种假象中，政治家的存在性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一下子变得晦暗不清起来，他们似乎全部成为了不食人间烟火、道德高尚的超人。 这就是政治的神奇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由遗传与社会双重因素构成的，承认马斯洛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解释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将无法否认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必然含有源于人性的个人动机，我们就将无法否认人们参与历史事件的内在驱力（不管领袖还是一般革命者）不仅源于历史发展方向，更源于蛰伏于千百万人心中的个人欲望与谋求。 这话说得有点儿费解，其实直白了表述，就是我们一位官员所坦言的：“不贪污谁还来当官？”仔细拆分这句话，我们会看到，它陈述了两层意思，一、作为社会现象的官员群体的不正常麇集和膨胀；二、作为个体现象的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追逐私利。这句话并没有逻辑错误，之所以引起普遍惊诧，并非因为荒谬，而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被意识形态精心遮蔽的事实：官员们喋喋不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实际上是在精心掩盖他们“情为已所系，利为己所谋，权为己所用”的个人动机，这种个人动机消解了官员群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了唯一的权力动力。这种意识形态喧嚷与权力运行的本质或者说真实形态有极为遥远的距离，更无法用它来说明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遮掩成克杰副委员长和杰克副总统政治行为中的个人动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里的“完全不同”四个字非常重要。 A、遮掩成克杰副委员长个人动机的是权力的绝对性。 当权力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像恶魔一样在人间恣意驰骋的时候，它一定会为权力者制造一顶华丽的道德冠冕，这就是我们在权威主义社会为什么总是能够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等政治喧嚷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诸如此类耀眼的政治光环遮蔽下，权力者得以抢占道德制高点，才得以用最卑鄙、最野蛮的手段对国民财富巧取豪夺，才得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当然，不受监督的权力也可能导致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景，那就是什么事也不做，平庸乏味到连生命迹象都看不到，任由社会矛盾火山一般聚积，任由贪腐形成燎原之势，这同样是一种腐败，它甚至更接近“腐败”这个词的原意：腐烂，败坏，酸臭，丧失掉全部价值。 B、遮掩杰克副总统个人动机的是权力的相对性。 当权力被各种彼此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最广泛民意监督着的时候，它无法为权力者对私利的谋求提供任何遮挡；一个政治家，如果他还想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种延续中实现自我，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做正确的事来证明自己，这也是我们在非权力主导型社会很少看到上面那些道德喧嚷，却总是能够看到政治家千方百计讨好选民、竞相承诺为民众提供更多福祉的主要原因。尽管这样，杰克副总统仍旧无法摆脱人性的纠缠，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辨析出他隐含在这些政治行为深处的原始动机，只不过它被遮蔽了而已。 儒家文化从总体上来说是不相信人性恶的，然而也不乏洞见之人，荀子谓之曰“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司马迁慨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不完全是在指摘古人，他们同样也是在指摘我们眼前的这些政治家。
然而历史并非没有例外。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人民对领导革命的将军们充满了感激与崇敬，华盛顿（1732-1799）作为最高统帅更是得到了空前拥戴。此时他们有一千种理由顺势把大权一下子揽过来，通过对权力的垄断坐享江山，然而华盛顿和为美国独立浴血奋战的将军们并没有这样做，却纷纷解甲归田，不再谋求政事，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第一届美国总统，又开始了繁复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立法过程，正是在以华盛顿为首的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富于远见的努力下，美国才奇迹一般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了北美大陆，出现在了世界面前。1793年，华盛顿获得连任，但是在他两届总统任期结束以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隐退于弗农山庄园，美国从此建立起了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选举制度。 华盛顿逝世以后，美国各地民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人们赞扬他：“当他击败了他的祖国的敌人以后，没有像凯撒那样用他掌握的军队去征服这个国家，这位伟大的爱国英雄出现在国会面前，在众人赞叹的目光下向授权人奉还他那把克敌致胜之剑。”华盛顿“之所以名垂青史，不是由于他为获得权力而做的努力，恰恰相反，华盛顿的历史英名来自他对权力所持的一贯回避的态度，来自于他热诚地放弃国人委托于他手中的权力。”华盛顿的作为甚至引起了中国人的深深敬慕，晚清名臣、学者徐继畲（1795-1873）曾经这样感叹：“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徐继畲：《瀛寰志略》，1848年）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徐继畬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华盛顿的介绍与推崇，无法见容于皇权专制制度，就在《瀛寰志略》出版三年以后，徐继畬被免去福建巡抚职务，削职回乡了。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徐继畲先生被削职回乡以后一百三十多年，这样的事情仍旧在不断发生，我们不是时常听说有人因为介绍和鼓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失去饭碗吗？我们不是时常看到杰出的思想者被逐出主流，成为散落在民间的精神流浪者吗？ 面对不断从历史深处延展而来的图景，我们免不了要悲愤地想：这是他妈怎么了？！为什么狗日的美国摊上了一个高风亮节的华盛顿，用宪政制度把那个历史并不悠久的国家弄得天晴日朗，中国却出了个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把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折腾得昏天黑地、精神一片荒芜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就近考察，你会发现，尽管历史匪夷所思地为美国提供了偶然性，但你更应当看到它的诞生有更深刻的必然性缘由，其中一点就是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为美国的开国元勋提供了杰出的建国理念，这种理念集中体现到了《联邦党人文集》、《独立宣言》等建国文献之中，你甚至无法在这些文献的表述和洛克思想之间找到区别。 譬如，洛克在《政府论》（下）中深刻阐述了如下思想：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的自然权利，当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采取行动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将权力收回。《独立宣言》则几乎用相同的语言表达了这些思想：“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就是这样合力创造出一个伟大国家的，这个国家不仅迥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它甚至也迥别于启蒙思想发源地欧洲，它来源于历史又超越了历史，它甚至成为了不断向未来延续的历史本身。 现在再来看徐继畲先生和当代思想者的遭际，你会作何感想呢？你会想到，在某些独特的时刻，历史依托于人类某种先进理念的滋养，是可以超越人性的，它书写的是人类最杰出品质的辉煌。当你不具备这种理念滋养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你很可能要遭遇人类最卑劣品质依仗国家权力对你的无休止愚弄、压榨与蹂躏。
“陈行之先生，你开头说是因为感觉‘革命有可能导致专制、革命者有可能重新成为专制者’保持警惕的问题还没有说透，所以才写作本文，那你究竟要说什么呢？”实际上我要说的都已经说过了，总括起来无非是：这个世界没有圣人，更没有救世主，假如发生革命，你一定要看到汇集成为革命大潮的无数个人动机，一定要看到驱使革命者鼓动革命、参加革命的动力源，这样，你就会在被他们感动和鼓舞的时候保持必要的警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绝对不能无条件地崇拜英雄，绝对不能把民众的命运无条件地寄放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身上；一个人一个政党无权为社会制定规则，只有人民才享有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民一旦放弃或者被剥夺这种权利，革命必将重新沦为专制，革命者必将重新成为专制者。 中国这块沉重的土地，数千年以来一刻也没有停止上演“打江山，坐江山”的丑恶戏剧，我们已经承受了如此严重的历史后果，难道我们还要让它再次重新上演吗？！ 2012-3-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