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如何从梦魇变成梦想？

作者：雷颐

来源：雅虎文化http://cul.cn.yahoo.com/t/ypen/20120408/974566.html

原刊《经济观察报》2012-04-09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一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都还“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用近十年的时间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到农村去是被迫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几乎都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

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回城时的你争我抢也并非后来才有。就在起初，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揣，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便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哪里是什么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比如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之外，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而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

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付出很大的甚至是惨痛的代价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被迫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二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与“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同时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这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在此，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先生当年关于要“专治‘健忘症’”的说法，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责任编辑：文娜)

 

 真正属于自己的歌

作者：雷颐

来源：学者社区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提起“知青歌曲”，多数人会想到“豪情壮志”、“兵团战士胸有朝阳”一类充满“宏大叙事”的歌曲。想当年，在一些“宏大场合”，与其类似的广阔天地炼红心”“大有作为”等等都是规定必唱的。但在“私人场合”，“知青”们却很少唱这类歌，因为它们并不出自“知青”的心灵，不是“知青”自己的歌。“知青”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那种由心灵淌出、只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才能唱的歌。

当时，许多地方的“知青”都有自己的歌曲，不知道是谁谱曲，也不知道是谁填词，虽然根本无法公开发表、演唱，但却以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然却心心相印，在广大“知青”中迅速传唱开去，像《从北京到延安》、《告别北京》、《我到山西当农民》、《我独自等待天明》、《重庆之歌》，等等等等。这些歌曲，词曲大都悽婉悲切，如《从北京到延安》唱道：“那夜晚，我梦见，妈妈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抚摸着孩儿的笑脸，泪水就挂在胸前。往日孩儿多健壮，如今瘦得可怜。睁开了两眼我细细一看，原来是梦中相见。乌云总有散，苦难总有完，幸福之日千年召唤，我们一定要团圆。”那时，我正在河南农村“插队”，这里流传的一首情绪非常低沉的“知青之歌”唱道：“离别了家乡不知多少年，可爱的家乡啊……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去插秧……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盼了又盼，望了又望，四处都是一望无边的荒凉和凄惨。”还有一首据说在全国知青中流行很广：“你可知道吗？萧萧秋风又是一年秋，得过且过，对酒当歌，愁来愁再说。自己的青春，自己要爱惜，苦难时别人不能替。往日的欢乐，甜蜜的笑语，一去就没有归期。”不久又传来了据说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中传唱的歌曲：“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泪水流，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不要难受。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会变成美酒。不要愁，愁一愁就会白了头；不要忧，忧愁会使你更消瘦，眼睛要向前求，心中能行舟。”而把一些著名歌曲填上自己创作的新词，更是知青常用的手法，这类歌曲可说难计其数，有首“知青恋歌”就是以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歌为曲调的：“……风暴不会永远不住，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知青的笑脸。……欢乐被压在冰山下，啊－－，知青的眼泪能冲平荒凉的原野。……我们的友谊像白云一样深远，我们的心灵像透明的水晶，知青是被社会遗弃的尘沙，啊－－，任凭风暴把我们吹到地角天涯。”不过，流传最广还是原创的《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因其流传最广，尤其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电台播出了这首歌曲，作为中国人民反对“文革”的证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这样一首歌曲竟然惊动了包括张春桥在内的“大人物”，张亲批要作为“现行反革命”要案侦破。作者任毅在1970年2月19日夜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被判死刑，后经过许世友将军的过问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曾被陪绑上枪决死囚的法场“受教育”，后改判十年，算是捡回一条性命，只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始获平反出狱。（戴嘉枋：《乌托邦里的哀歌――“文革”期间知青歌曲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但也因此，此歌成为唯一一首能确定作者的“知青歌曲”，以此方法确定了“知识产权”，真是令人心悸的“黑色幽默”。其实，这首歌曲的内容与当时“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虽不和谐却并无尖锐对立，只是曲调悠扬抒情，在“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这类“宏大叙事”中更多地掺杂了些“妈妈”“艰难”“沉重”“异乡”等带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私人叙事”而已。这种真实正常的感情的一点点流露，在当时都是决不容许的。原本是不足为意的一己之悲欢，却被扣上“破坏伟大战略部署”这类无比“宏大”的说词；不过是胸无大志的“燕雀之心”，偏被安上有谋反之意的“鸿鹄之志”。创作这些歌曲不仅无名无利，甚至要冒锒铛入狱的危险，传唱这些歌曲也不时要受批查。因此，这是一种纯然发自内心、无法自已的声音，虽然多数歌曲的创作者将永远不为人知，多数歌曲将被遗忘淹没，但这却是更为真实、更动人心弦、实际更具普遍性、也更值得珍视和记忆的“叙事”。的确，在那艰苦岁月中，正是这些心灵之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因此在内心深处对那些至今仍不知道姓名的作者们永存一分感激与崇敬，“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这些真正“知青歌曲”的社会意义，则如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所说：“文革时期――‘知青歌’，以其特有的哀歌悲吟，形成了对当时乌托邦式的‘到处莺歌燕舞’的主流音乐的反叛。它的出现和存在，既是对于文革文化专制主义肆虐中音乐虚假反映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也是知识青年以自身的情感体验体验，对于生活现实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判。”“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观照，也完全可以把‘知青歌”看作是当时病态社会音乐生活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平衡，它通过其特定的微弱和浅俗的方式，将‘情感真实’这一音乐生命本应具备的特质进行了复归。由此，也为文革以后中国音乐脱离不惜以‘高’、‘硬’、‘快’、‘响’粉饰现实，虚假、畸形、极端地为政治服务的发展路径，在社会音乐接受主体的层面上悄悄地做了心理准备。”（《乌托邦里的哀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更真实的“私人叙事”往往不被记述，在时间的过程中极易也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被忘却，正在被当时的“宏大叙事”所覆盖。如果查阅当时的报刊或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像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遮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君不见，才不过短短二三十年，连一些以“老三届”为“题材”的饭店、文艺演出、畅销书及“肥皂剧”等各种纯商业行为，都无不充满当年“宏大叙事”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怀旧氛围。虽然其意在牟利，目的并不“宏大”，但实际上却进一步，甚至更为彻底地从“日常生活”这种“最私人”的层面上都用宏大叙事清除了私人叙事或个体的历史记忆；使当年的“当事者”也不知不觉地也从这一精心设计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回忆，使后来者只能拥有这唯一的一种历史文本。当真实的私人叙事完全消失的时候，“个人”实际便从“叙事者”成为“被叙事者”，由叙事的主体沦为物化的叙事对像。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残缺不全、空洞虚假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因此，鲁迅先生才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诸如“二十四史”等各种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至少，不能只读“正史”而不读“野史”。这便是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价值所在。与有权力背景的“宏大叙事”相比，“私人叙事”必居劣势，因此它的种种艰巨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留意倾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

 

 黑暗中的歌声

作者：雷颐

来源：中国网（原刊《书摘》）

当年插过队的朋友大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一天的田间劳累之后，大家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有时坐在黑暗的茅屋中，有时坐在田野中，一遍遍高唱各种歌曲。在那悲观甚至绝望的日日夜夜，这歌声，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熨贴和慰藉，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在这种合唱中没有指挥，也没有固定的曲目，谁的嗓音高、嗓门大，想起什么就唱什么。有时，是“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穿过绿色的大树林”，“让我们荡起双桨……”实际是怀念着“文革”以前“好好学习”的平静岁月。现在想来，最可奇怪的是，许多“解放后”就被禁唱，我们这代人原来从未听过的老歌突然在“知青”中流行起来，“何日君再来”，“香槟酒气满场飞”……在这些老歌中，大家最喜欢唱的却是“精神病患者之歌”，大概是那低沉悲观甚至绝望的词曲，最符合当时“知青”的心境。但我们唱得最多的，还是优美、苍郁的苏联、俄罗斯歌曲，“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山楂村下”，“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反映出苏联、俄罗斯文化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文革”前出版的《外国名歌二百首》和《外国名歌二百首续编》此时在知青中突然洛阳纸贵，许多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抄了一首又一首。这些，在当时都是作为“封资修”的大毒草、反动、黄色被禁唱的。但“知青”实际处于失控状态，在农村可以大唱特唱而无人管，回城探亲时唱这些歌却要小心一些，惟恐被“小脚侦缉队”听见，告到办事处或派出所。当时，有一个罪名是“裴多菲俱乐部”，几个人一起唱这些禁歌当可入狱。当然，到兵团去的“兵团战士”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一直严格禁唱这类歌曲，但仍有人冒种种风险唱这些禁歌。其实，此时的“知青”在几年前还是“红卫兵”时，大都也是将此作为“四旧”来“横扫”、严厉禁绝的。历史，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

最有“原创性”的还是“知青”自己创作的歌曲。当时，许多地方的“知青”都有自己的歌曲，不知道是谁谱曲，也不知道是谁填词，虽然根本无法公开发表、演唱，但却以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然却心心相印，在广大“知青”中迅速传唱开去。那时我正在河南农村“插队”，这里流传的一首情绪非常低沉的“知青之歌”唱道：“离别了家乡不知多少年，可爱的家乡啊……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去插秧……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可爱的家乡……盼了又盼，望了又望，四处都是一望无边的荒凉和凄惨。”不久又传来了据说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中传唱的歌曲：“亲爱的朋友，不要把泪水流，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不要难受。世上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样去追求，只要你能昂起头，苦水也会变成美酒。不要愁，愁一愁就会白了头；不要忧，忧愁会使你更消瘦，眼睛要向前求，心中能行舟。”而把一些著名歌曲填上自己创作的新词，更是知青常用的手法，这类歌曲可说难计其数，有首“知青恋歌”就是以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一首歌为曲调的：“……风暴不会永远不住，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知青的笑脸。……欢乐被压在冰山下，啊——，知青的眼泪能冲平荒凉的原野。……我们的友谊像白云一样深远，我们的心灵像透明的水晶，知青是被社会遗弃的尘沙，啊——，任凭风暴把我们吹到地角天涯。”不过，流传最广的还是那首“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或许是因其流传最广，这首歌在当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只听说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因此身陷囹圄。直到翻阅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知青事典》才知道，这样一首歌曲竟然惊动了张春桥这种“大人物”，亲批要作为“现行反革命”要案侦破。作者任毅在１９７０年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罪名被判死刑，后经过许世友将军的过问才改判刑十年，算是捡回一条性命，直到文革结束始获平反出狱。�煛吨泄�知青事典》第６１５页　其实，这首歌曲的内容与当时“假、大、空”的“宏大叙事”虽不和谐却并无尖锐对立，只是曲调悠扬抒情，在“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这类“宏大叙事”中更多地掺杂了些“妈妈”、“艰难”、“沉重”、“异乡”等带有浓厚“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私人叙事”而已。这种真实正常的感情的一点点流露，在当时都是决不容许的。原本是不足为意的一己之悲欢，却被扣上“破坏伟大战略部署”这类无比“宏大”的说词；不过是“燕雀之心”，偏被安上“鸿鹄之志”。创作这些歌曲不仅无名无利，甚至要冒锒铛入狱的危险，传唱这些歌曲也不时要受批查。因此，这是一种纯然发自内心、无法自已的声音，虽然多数歌曲的创作者将永远不为人知，多数歌曲将被遗忘淹没，但这却是更为真实、更动人心弦、实际更具普遍性、也更值得珍视和记忆的“叙事”。的确，在那艰苦岁月中，正是这些心灵之歌“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因此在内心深处对那些至今仍不知道姓名的作者们永存一分感激与崇敬，“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歌曲往往不被记述，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直到歌功颂德。

或许，曾经有过的黑暗中的歌声，能唤起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