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自由之名·自由vs归属·公vs私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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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自由之名·自由vs归属·公vs私
作者：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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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自由之名 12月22日，毛才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 博主一直呼吁松动舆论管制，并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恰恰相反，博主非常担心那些希望“讲道理”的人都闭嘴以后，“不讲道理”的人就会登场。“戊戌”以后，驱逐了尚想“讲道理”的康、梁，却迎来了不再打算“讲道理”的孙文，终致辛亥之乱。 3月23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该刊记者对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采访《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在这个时候，属于“南方系”的刊物能够刊出这样一篇“讲道理”的文字，帮助王绍光教授发出为重庆探索辩护的声音，确实难能可贵，值得肯定。 这篇采访值得一读。采访中，王先生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思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只有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公平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强大的国家才不会变成张牙舞爪的怪兽”。 2011年，王绍光先生曾发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一文，高度赞扬重庆在中国进入“小康阶段”后，大幅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了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些努力，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王先生的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采访中，王绍光先生坚持自己对重庆经验的看法。他说：“重庆经验是多方面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地方尝试之一，十分宝贵，不容否定。打黑只是建设‘平安重庆’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有瑕疵（哪个地方敢担保打黑没有任何瑕疵？）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采访中王绍光谈到，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由右派”，被称为“新左派”的自己应该是“自由左派”。双方共享自由之名，分歧在哪里呢？自由右派更关注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盐论自油、出版自油、集会自油、洁舍自油等）不受侵害；自由左派更关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王绍光的这种看法，与另一陈姓锡林郭勒老知青在《县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所表达的看法，非常接近。窃以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于左右翼最终在县政旗帜下结成联合阵线。 窃以为，在许多问题上，左右翼之间的分歧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例如，采访中王绍光谈到，1993年他与胡鞍钢合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此报告促成了“分税制”，是王绍光人生作为中最有有意义的事情之一），认为中国应该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提高国家能力，循序渐进向民主国家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他看来，将近20年后，不但中国的国家能力“比那时候好太多了”，而且中国的正治体制也在变化。 博主在1990年6月16日香港出版的《百姓》杂志第218期上曾发文为当时身陷囹圄的属于“自由右派”的另一位“老王”、王绍光先生的北大老朋友辩护，文中写道： （他）对决策科学化的关注远远胜过民主化。在1988年底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中，一些人指责他们背叛民主。他们的看法源于他们的政治学研究。他们认为民主进程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背景，急于求成会欲速不达。他们认为民主进程包括传统砖制、开明砖制、精英政治、悯主政治四个阶段……。他提出的“精英要与痞子赛跑”的观点，在知识界中很有影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维护权威的关系，王说：“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明确身份，结束又当裁判、又踢球的状况，追求裁判的公正性，这与维护裁判权威并不矛盾。”他们对1984年以后的经济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在市场作用得到承认之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关系就不再是政策问题而变成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来回答。他们反对以“让利放权”为主旋律的经济改革思路，认为“让”和“放”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不能搞群众运动式的“放”。他们认为，对于城镇居民和全民职工的“利”和“（特）权”要以赎买方式来“收”，而不是“放”。他们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批评高消费的政策是“以打土豪、分浮财的方式搞经济改革，分光吃光”。对这位经济学家“纹革是十年动乱，改革是十年乱动”的说法有共鸣。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低积累、短期行为、产业结构轻型化，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导致经济失误的直接原因是缺乏精致的、严密的、可操作的设计，深层原因则是政治体制未能为人才到位和决策科学化提供保证。 从博主以真实姓名公开发表于1990年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曾为北大旧友、今天已经分别成为“自由右派”和“自由左派”领军人物的两位“老王”，20多年前，对“有力的国家”、“让利放权”等问题的看法，其实非常接近。 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难发现，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宪法、依法治国、约束权力、反对腐败、打击黑恶势力、发展悯主、拓展盐论空间、扶贫济困、倡导理想等许多议题上，“自由右派”与“自由左派”的看法仍然非常接近。 2012年3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对王绍光先生的采访，采访中王绍光教授重申了自己对重庆探索的支持。在同一天，3月23日，德国媒体也发表了对另一位“老王”的采访。这一位作为“自由右派”旗手的“老王”语出惊人，他说，刚刚卸任重庆书记的“政治生命刚刚开始”，“完成了成为左派政治和精神领袖的蜕变”。他说，重庆探索是“解决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实践典范”，“不仅赢得左派舆论的一片喝彩，而且赢得了民粹主义基础的政治支持”。他说，相比之下，另一位政治人物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改革一直停留在口头上，没有付诸过实践，也就很难赢得大多数民众的共鸣”。 同一天，两位“老王”发出了如此相似的声音，让人感慨，更让人欣慰。 2008年11月2日，作为老知青，博主在贴于本博的《下乡41年感怀》一文中表达了对知青一代的厚望：“这批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积淀而成的社会责任感。这批人，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底层。‘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这批人深入骨髓的共同特征。……我们或许应该想到，经历过种种人生历练和磨难的知青一代，将在推动中国进步的同时，帮助中国避免动乱。我们或许应该想到，民主县政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实现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理想的共同舞台。我希望，不论是偏好社会主义的知青，还是偏好自由主义的知青，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知青，还是‘处江湖之远’的知青，能够携手并肩，共同帮助中国平稳地度过世界金融海啸和经济停滞的艰难时期，共同帮助中国平稳地实现从集全砖制向悯主县政的和平演变。”我们看到，当年曾经在黑土地、红土地、黄土地、绿草原的广阔天地中晴耕雨读、跃马扬鞭、饮酒赋诗、论剑谈经的一代知青，今天，有的在“自由左派”中擎旗，有的在“自由右派”中拜将，有的将执大宝于“庙堂之高”，有的正著春秋在“江湖之远”。我期盼着他们能够共同努力去寻求“最大公约数”，求同存异，在县政的旗帜下，结成左右翼的联合阵线，形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 2012-03-26
（1） 审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历史，人的自由越来越多：获得了不信上帝的自由，获得了骂“皇帝”的自由，获得了炒老板的自由，获得了受教育的自由，获得了不缠小脚的自由，获得了自由恋爱的自由，获得了离婚的自由，获得了选择配偶性别的自由……，在文明国家中，还获得了炒“公仆”、炒“保姆”的自由，获得了盐论的自由，获得了洁舍的自由，获得了爸工的自由，获得了与老板进行“集体谈判”的自由……。 审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历史，人的自由越来越少：失去了杀奴的自由，失去了贩奴的自由，失去了打奴的自由，失去了骂奴的自由，失去了骂“黑鬼”的自由，失去了骂“黄祸”的自由，失去了骂“支那猪”的自由，失去了骂“东亚病夫”的自由，失去了取妾的自由，失去了“包N奶”的自由，失去了“杀妻”的自由，失去了单方面“休妻“的自由，失去了打妻的自由，失去了随时随地大小便的自由，失去了在鸦片中昏昏欲仙的自由，失去了在烟花巷陌中偎红倚翠的自由，失去了在公共场所抽烟的自由，失去了在公路上飙车180公里/小时的自由，失去了不系安全带的自由，……伴随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还将失去“打夫”的自由，失去骂妻或骂夫的自由，失去打骂子女的自由，失去骂“蛮子”的自由，失去骂“靼子”的自由，失去骂“乡巴佬”的自由，失去骂“弱智”的自由，失去随地吐痰的自由，失去在公共场所中随手丢垃圾的自由，失去在地铁上吃东西的自由……。
人有归属的需要，需要归属于集体，归属于朋友，归属于亲人，归属于家庭。渴望归属和珍惜自由，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之一，许多人都会为此纠结一生。 爱因斯坦在写于1930年的《我的信仰》中坦率地说出了表现于自身的“古怪的对照”。归属与自由之间的矛盾是弗洛姆的代表作《逃避自由》所讨论的主题，也是马斯洛长期关注的问题。 不知韩寒是否读过爱因斯坦、弗罗姆或马斯洛，但他天分过人，悟性很高。他在不久前写的“新三篇”中说：“对于国人，悯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悯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本博曾贴出过一篇《新娘的致辞》。新娘在婚礼上的致辞，也表现了这种内心的纠结。
归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心理方面，包含交往，情感，理解，亲情，同情，友谊等。一是物理方面，主要是安全感，包括吃饭，住房，养老，医疗等。 归属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包含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极左时代，许多人在吃饭，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有安全感，但牺牲了太多的自由，尤其是牺牲了发大财的自由。 极右时代，虽然没有获得盐论洁舍的自由，但获得了发大财的自由，在个人自由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一些人缺乏安全感。我直接看到的是，我的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在住房方面缺乏安全感。即使是一些要求并不算高的学生，也缺乏安全感。 在社会中，我的学生并不属于弱势群体。首先，能考上北语的研究生，就不弱。其次，在帮助学生提高生存能力方面，博主应算不错的助学者。我看到自己的一些学生尚缺安全感，估计社会弱势群体中缺安全感的人会更多一些。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存在归属（情感，安全）与自由的需要和渴望。但是，在归属与自由的冲突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个别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偏好。 我的理想是中庸社会，可以给具有不同偏好的人都提供选择，偏爱情感和安全的人可以选择共存，偏爱自由的人也可以选择厮杀。
自由与共存是矛盾的。为了共存，难免需要部分让渡自由。对此。毛曾经是比较清醒的。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做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他1957年在《1957年夏季形势》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不妨碍他人的“消极自由”，需要扩大，扩大，扩大，再扩大…… 妨碍他人的“积极自由”，需要约束，约束，约束，再约束……
一代领导讲“破私立公”。讲过了头，有失中庸，破来破去，破到了人的“消极自由”，使人的自由受到侵害。 二代、三代领导讲“破公立私”。讲过了头，有失中庸，纵容了人的“积极自由”。破来破去，破得儿童被撞无人救，老人摔倒无人扶，三聚、瘦肉精、彩色馒头铺天盖地，破得国家体育运动队为了食品安全自己养猪，破得妇女儿童被拐卖，婴儿当街被抢，青年被强迫摘肾，少年被卖入黑砖场为奴……。 四代领导对前人的得失成败多少有一些总结，对历史教训多少有一些认识，多少能够将一些前人的教训引以为鉴。他们进行了一些在公、私之间向中庸回归的努力。对此，博主是支持的。 对于与博主有着相同上山下乡经历的五代领导，博主是心怀期待的，相信他们的底层生活经历可以帮助他们对于公、私关系有更清醒的理解，可以更好地在二者之间持守中庸。 201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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