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革”方式打倒“文革”余孽非政治文明

作者：信力建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军队政治化是“文革”方式1966年底的“文革”高潮时期，各级党政机关曾一度处于瘫痪状态，但很快毛泽东就于1967年1月下令动用军队“支左”，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以恢复国家机器的运转，保证毛对局势的绝对控制。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25日，《解放军报》随即发表一篇很讲政治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军队进行政治表态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它往往跟宣誓效忠、派别斗争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谓“支左”的总前提是支毛，当时的中国是越左越革命，毛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国式左派。军队表态即是效忠，目的无非是打到其他派别，维护一权独大。支持革命左派就是强化军队政治意识和效忠意识，强迫军队更加坚定自觉地高举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旗帜，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并且要按照毛的指示参与任何政治斗争当中去。

据当过空军的雷颐曾回忆：“文革”时，飞机上天之前，飞行员要报：“起飞，沿着主席革命路线前进！”地面喊：“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前进！”两机交汇，这边说：“为人民服务，我需要爬高300米！”那边回答：“为人民服务，你可以爬高……”每当飞行员按下飞机发动按钮时，需要一个地面机械员查看燃烧是否充分，这边飞行员点火的时候喊一声：“打倒刘少奇！”地勤看到点火成功。这就是当时中国军人普遍的洗脑程序。

从1967年至1972年近6年间，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名官兵分赴全国各条战线，军队由此深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之中。不仅军队干部开始成了各级“革委会”这一特殊国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军队还对公安、法院、监狱等重要的日常机构实行了军管。更可怕的是，为了让军队控制局面，毛还赋予军队在“支左”中开枪“镇压”的权力。“文革”中因军队开枪镇压的事件在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现役军人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968年7月至10月，广西军区司令员韦国清等人经中共中央同意，调动数万军队，连同武装民兵，对广西的反对派“四·二二”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同时在农村大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仅据今天在官方内部材料上可查的数字，被杀者达11万之众。

这些惨剧还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叶剑英曾说：“文化大革命”中，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其中有多少是军队直接间接迫害死亡的，迄今为止没有详尽的统计。原本应该只是抵抗外敌入侵，谨守国防职能的军队一旦转入政治漩涡当中，面对手无寸铁的国民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和选择，后果必定是血流成河。不幸的是军队在“文革”中讲政治讲昏了头脑，脱离了自己的本质，成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工具。由此可见，“文革”时期，军队一直都是讲政治的牺牲品，试想一支军队真的是毛泽东思想洗脑出来的军队，那么这支军队必定只是毛的私人武装，而非保家卫国之国防军。

军队应效忠宪法温家宝总理说：“‘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很显然，军队效忠个人参与派别斗争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文革”遗毒。今天我们一直强调要反思“文革”，化解其毒害，塑造新的政治文明和游戏规则，最重要的不是打到一两个“文革”余孽，或者用“文革”的方式清理一批“文革”遗老遗少，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那种非黑即白、一权独大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模式，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会重现。改变历史轨迹需要我们提倡宽容和解，包容异质思维，抵制各种恶意的政治斗争，而实现的前提正是军队走向正常化，在各种政治纷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能表达政治观点，更不能参与政治斗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57年所著的《军人与国家》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军人要脱离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党中立。军队的政治化程度越低，军队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军队高度中立化的英美等国，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为零。

美国军官和士兵宣誓词第一句就是：“我，某某，庄严宣誓，我将支持和保卫美国的宪法。”美国宪法在前言中对国家的性质做了清楚的规定：“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这是说，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效忠宪法的军队因此是人民的军队。军人效忠宪法的实质意义是军队国家化，说明美军是国军而不是党军或者私人武装，一旦效忠宪法就不能再参与任何国民内部、政党之间的争斗。因此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上，军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形式的宫廷政变。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与美国军队无关，谁被选为美国总统谁就是美军总司令，到了总统该下台的时候，军队也不会再表忠心去挽留他，一切按照宪法办事。

军队不支持任何政治观点和任何派别是民主制度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现役军人必须退出立法机关，不得担任议员。军人作为选民有选举权，可参加投票，而军人只有在退役后才可参加政党、充当政治候选人参与竞选，才可在政府做官，这也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

军队的反噬性老子曾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就是在告诫每一个执政者，军队有可能被利用，也有可能反噬自己，乃不祥之器。悲摧的是，这些话不是每个人都听得进去的，那些通过军队实现自己政治野心，后来又被军队所推翻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根源在于军队越是讲政治表态效忠个人越是会导致政治混乱，其参与政治的行动，对所有人都构成了潜在威胁。

还在“文革”之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对“文革”非常反感，同情刘少奇。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1967年5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120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7月中旬，毛来武汉游泳，说“百万雄师，不算造反派，是‘保守组织’”，陈不仅当面顶撞毛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还发动军队和市民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企图抓捕毛，最后逼得毛仓皇逃跑，并将王力一顿饱打后抓了去。这个事件不仅反映“文革”不得人心，更加反映了军队掌权的危险性。毛死后率先出来结束毛泽东传位江青，企图“家天下”的野心也是毛最看重的卫戍部队。

即便是在毛这样的威权政治下，军队都有可能反噬当权者，而如果在党内派系林立，矛盾激化的时候，提出某某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任何政治派系都可以利用这句话来拉拢军队，实际上是把军队卷入到党内斗争中去了。所谓的绝对领导，很可能成为政治派别依靠军队打击党内政敌的手段，党指挥枪变成枪指挥党。

殷鉴不远，望所有参与政治改革的人不要忽视军队政治化的危害，莫让政改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向邪路。

                                                                        2012-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