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革命与犯罪——序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附李乾等人相关文章）
作者：老例搜集
|
|
|
|
| |
|
|
| |||
|
|
| |||
|
陈小雅：革命与犯罪——序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附李乾等人相关文章）
作者：老例搜集
|
|
| ||
|
| ||||
|
| ||||
|
革命与犯罪 ——序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作者：陈小雅 来源：天涯社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44626.shtml 命运，抑或历史剪辑的错误？ 李乾先生的《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以下简称“《迷》书”）是一本纪录个人经历和感想的书。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杀人犯”所记录的本人的杀人经过，以及此后他为之付出的代价，乃至重获新生的种种经历与思考。更重要的是，李乾杀人，不是为了“钱”或者“情”，也不是为了“义气”——即通常人们容易发生联想的几宗原因；他本人身为本省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学生干部，与一般同学相比，还具有处世理性，思维缜密的特点。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他处理派性问题的“政策水平”也远远高出其同龄人。这个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学生，甚至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出席过“国宴”…… 从他杀人后那个短暂“出逃”所携带的物品——“一册《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本《联共（布）党史，一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几本文化革命的资料”——我们或可以想见这位少年的心灵。他的种种行为和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个好学生，一个理想主义者，走上杀人的道路，这本身就非同寻常。而且，这次犯罪，不是由于“失手”，不是出自偶然，而是经过周密计划，有过类似表决的程序，上经领导默许，下有群众支持的一次行动，一次竟击毙两人之多。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杀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事人并无“犯罪感”。虽然当时既萌发有“恻隐之心”，并因此而中止了更大的计划，但支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这部文学名著的主题思想——犯罪主人公内心的自我拷问——并没有发生。在当事人的意识中，这件事即使不是“合法”的，至少也是“合理”的，他一直寄望于有关当局能够“法外开恩”。 杀人抵命，自古通理，中外亦然。他凭借什么，会存有这种侥幸心理呢？ 如果抛开当事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上述种种事情，怎么会奇怪地纠结在一起，并集中爆发于李乾身上。是不是历史导演在制作影片时发生了剪辑的错误，还是当事人神经出现了紊乱？ 一概没有！
2007年10月13日，打开一个陌生地址陌生人寄来的邮包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恐惧！ 因为我从不与杀人犯打交道，熟人中亦没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更令人不安的是，眼前的照片中，这个杀人犯不仅在微笑，而且神凝气定——表情颇为自信！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邮包是不是寄错了地方？或者，我已经被某种“黑势力”盯上…… 这个邮包里装着的就是《迷》书。寄件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亦即作者本人李乾。 怀着一种“是祸躲不过”的心情，我翻开了它的文字部分，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篇不长的自序。还没有看完，已经有一种酸楚。及至读完，那种酸楚的感觉，已经统治了整个上呼吸系统，及至麻木。 “面对封尘多年、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几十年前那难以言说的一幕幕场景，无声的泪水让我发现自己的神经并不似想象中的那样坚强。尚未愈合的伤口被一次又一次地撕开，汨汨流出的鲜血几乎要将人窒息……心里的疼痛让我多次停笔……”“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自己是为了写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听后在电话里笑出声来。……笑过之后他想大哭一场。”面对这样一颗真诚的灵魂，我不敢怠慢。 《迷》书共三十八万余字，内容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1967年12月5日枪杀案的犯案经过，以及主人公被捕前的活动。叙事开诚布公，笔法单刀直入，既无悔恨的矫饰，亦无情绪的渲染，仿佛大梦一场，读来令人压抑、发人深省。书末附录李乾的同学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是为这部分内容的参照，从他人的视角叙述了事件的过程与犯案人的情状。对比读之，可以发现作案人本身意识的盲点，也可以对当时社会氛围提供一种佐证。 该书的第二部分，为主人公自叙被捕、服刑，乃至思想改造、灵魂与肉体折磨，和重获新生的过程。其中穿插着对于文革经历的倒叙。语言简洁，设计精巧，衔接自然，感情真挚。既有对于自身的反省，良知的苏醒和人性发现的记录，也有对监狱黑暗，以及各种角色的描绘；其中看守所、军队管制下的劳改农场，连同劳改工厂状况的详细状况，各个特点；不同历史时期主人公精神面貌的细微差别，无不令人回味。读着这种种故事，你会不由自主地随着主人公命运的展开和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几度沉浮，宛如亲见那炼狱中的众生相，或捧腹大笑，或一洒同情的泪水…… 以下这段作者与十八年前的恋人相会的文字，更是宛如一首凄艳的诗： 冬日的阳光还像从前一样温暖，那逝去的一幕恍如发生在昨天，一切是那么清晰，余音还在耳边缭绕，这里的一切也好像还是一如当年。眼前还是那条四周吐着泥土芬芳的小路，路旁还是那一泓碧水的小湖，湖边还是那依依袅袅的垂柳，但柳下已不见那一脸稚气的少年。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抱着小孩的少妇正和一个婆婆在说着什么的画面映入眼帘，我的心突然一阵慌乱：是她？我慢慢走过去，在离十多米时停了下来，……十八年的风雨似乎在她身上没留下多少痕迹，一颦一笑依然还是旧日模样。那是她的小孩？这么小，好像还不到一岁。在确定是她后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脚步没有移动，内心却在翻江倒海……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她转过身来不经意朝我这边望了一下，突然她的表情一下凝固了，瞪大了眼睛，好像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最后，那熟悉的惊喜再一次出现在她脸上。 她抱着小孩走过来说：李乾？是你？！ ——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情感和文字的驾驭功夫，全然不像一个新手。 第三部分为本书的《后记——废墟上的记忆和沉思》，记述了新生后的作者，对于服刑地点的一次故地重游。从已经被荆棘丛掩映了的旧道寻找路口，到已经成为废墟的劳改农场旧址，读者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从经历大火的牢房，到栽满玉米的篮球场，读者能感受到人事的无常；从占领废墟的满目苍绿，到玉米叶尖上露珠闪烁的阳光，读者能感受到大自然生命的力量……还有作者遍访而不得一遇的、被思念着的原本地居民的不知去向，令人感慨造化之弄人，造化之无情…… 也正是通过这些叙述，作者表现出一种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生命的热爱，已升华到一种“悲悯和圆融”的境界——正如被作者引为“知己”的一位读者所说的那样。 李乾在自序中说，他“再一次对所有在‘12.5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深深鞠一躬，或许更应该跪下。”文革中武汉死于非命的人数以千计，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的至少也当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最保守也是以十万计，希望能看到有更多的当事人公开站出来对受害者深深鞠一躬，尽管这并不容易，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勇气。
一个优秀的青年，为什么会沦为“杀手”和囚犯？从《迷》书所述的“犯案”经过看，“一二．五事件”的发生，大约有历史和社会两重原因： 首先，因为作者在文革初期受到“资反路线”迫害，认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的秩序与胜利的成果与他心目中的“公正”及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维护革命秩序，保卫胜利果实，也成了他——学校革委会保卫干部——天经地义的责任。当时正值该校革委会成立，这是他和他的战友为之奋斗的结果，也可以称为他们“盛大的节日”，因而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之所面临的潜在危害也具有高度的警惕，在心情上也就分外的紧张。在胜利面前，他想到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心理，可以解释为胜利面前的轻率与骄傲。而犯罪，往往始于精神上的“酒醉”。 其二，是社会原因。李乾所在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校名是毛泽东亲笔题写；文革中改名“红旗中学”）是一所精英的学校。作者自身也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故而，他和同校的战友们，把邻校的一帮曾有抢劫银行、纵火、绑架和欺负女生等不法行为的青年视为“流氓”。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没有人维护社会治安的状态下，他认为，只要经过“多数授权”，精英对流氓，有处置的权力。 从《迷》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程度不同的反省。譬如：革命的权利并不等于杀人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意味著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落后群体中有流氓行为，并不等于那是一个“流氓群体”；文革造反派的出现即使有它的历史原因，但以文革的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并不能给多数人带来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证；毛泽东在利用青年的热情无知，去进行一项冒险的“社会实验”时，并没有为他们上“保险”；而“革命导师”为革命的远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人的生命的“教导”，则无可回避地充当了“教唆犯”！……如此等等，都是作者沉痛反思，难能可贵的思想结晶。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可能还有一层未被当事人和法律注意的自然原因。那就是当事人未满十八周岁，尚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责任人资格。让这样的人承担整个学校的保卫工作，本身就是把一个过于沉重的责任加之于一个不能承受之身。再则，在犯案的前一天，主人公曾因庆祝胜利喝了酒，而且是人生的第一次“喝醉”。醉酒对于人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它直接伤及脾胃，抑制大脑，尽管他所犯案的时间已经是酒后二十小时，但错误的决定，却是在更早的时候作出的。因此，我认为，此案可能还有一个“隐性杀手”——酒精——的责任未被追究。虽然没有人能证明，当事人在犯案时的身心不正常，但亦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他已回到了正常状态。否则就无法解释，在正常状态下一个非常理性、讲策略、有一定政策水平，而且判断精准的人，为何会犯一般人都不可能犯的错误。 此外，还有一层可能未被揭示的原因，那就是当事人正处在恋爱状态中。而他的恋爱对象，也曾有受男生欺负的经历。女生对于“安全感”的渴望，于男生的“骑士”精神和“英雄”情结自然会构成一种激励。在激素的作用下，一个血性未定的少年人，脱离理智轨道而犯下过错的事例，在任何时代，都屡见不鲜。
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但我在读这本书时，更经常想到的却是陀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这本文学巨著中，被杀者是一个人人恨不能杀之的恶棍“暴发户”，但他的被杀，却触犯了刑律。人们都把死者的长子，性格刚烈、脾气火爆，而且有利益牵连，又是情敌，曾扬言要杀死父亲，案发时又刚好在出事地点的德米特里当凶手来怀疑、追查。而真正的凶手，却是死者奸污一位傻女后所生的“私生子”——死者家中的厨子。这个帮工之所以犯案，虽有其自身的心理原因，但主要是听信了死者次子伊凡的“教唆”。阴柔，但却一贯以正人君子面目示人的伊凡，长期以来灌输的“革命”思想，使这个帮工早已模糊了“犯罪”与“革命”的界限，他相信伊凡所说，“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干的”，并照着去做了。这个伊凡，就是本案中的“教唆犯”。 大约是出于对同父异母兄弟的同情，伊凡本打算让这个帮工投案自首，那可怜的帮工看到伊凡到头来不认账了，只得以自杀相谢。庭审的结果，依然判处德米特里犯有“弑父罪”。但作者——通过厨子之口——认为，那“教唆犯”伊凡，才是本案的真凶。 许多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为作品宏大的叙事结构和复杂的人物心理关系所倾倒。而我所感到震撼的，是陀氏关于“革命”与“犯罪”问题的提出。对于我们这个通过“革命”所建立起来，并一直奉行“革命”原则的社会来说，它无异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指控。故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尊重。它使我想到，在毛泽东的青年时代，许多人是因为犯了“罪”才投身革命，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却是为“革命”才去“犯罪”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某种有害的意识形态，是以所谓“脑炎”或叫做“旋毛虫”之类的病菌的名号出现的。陀氏认为，无论革命还是犯罪，首先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侵入的结果： “一方面，是一个毫无价值、愚蠢、恶毒、有病、不仅没用而且对大家有害的人舒服地活着；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新生力量得不到帮助。杀死她，拿她的钱来为人类服务，成百的家庭可以免于贫困、免于败坏、免染恶习，一死换百生！”当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青年——读到上述陀氏的文字时，记忆中就会有各种熟悉的革命思想浮现。显然，在陀氏所处的时代，这种“病菌”的传染，依托的正是这样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这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所面对的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悬殊；在文革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新阶级”的问题，即使不完全相似，其“病灶”却是共同的。那么，以什么方式，由什么人主宰，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呢？陀氏笔下的犯罪主人公认为，这个主宰应该就是他们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人”。而杀人，则是“一劳永逸”的改造方式。 “世界上有很多伟人都是刽子手……他是因为要推动历史所以要杀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百姓，就说你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你要作为伟人的话，你不能在乎杀个人，这是无所谓的。”暴力是革命的“接生婆”；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毛泽东以他领导的第一场革命的成功，为下一代早已竖起了榜样。在他领导的第二场革命中，他又故伎重演。现已揭露，不是别人，正是他老人家关于“天下大乱”、“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的思想，直接倡导和推动了文革的血腥武斗。在武汉事件上，他甚至是第一推手： “这些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如后来在清算造反派时所说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恰恰相反，这个提法和设想正是出自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他老人家在1967年8月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在此前的7月18日，毛泽东在东湖对周总理、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就说过：‘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主席当时还夸奖了在红水院修建的武装工事，并一再要去参观。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当时的造反派都有些头脑发热，加上伟大领袖发了话后，地方要员们投其所好，主动向造反派献媚。据杨道远回忆，当时十五军的康星火等人就主动向钢二司提出武装左派的问题，并帮助安排钢二司从军械仓库抢枪。造反派当时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都是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因此在那种热昏状态下做出了许多荒谬的决断，12.5事件应该说正是其中之一。”（谢保安） 显然，“革命与犯罪”、“教唆犯”——这些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再次被《迷》书提了出来，成为了一代“炮灰”对文革灾难不公正审判的有力诘问。它比之《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厨子对伊凡大胆的质问并做出指控而言，虽然声音微弱，陈述隐晦，但读者依然可以清晰地把握。
《罪与罚》中杀人的大学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教唆犯”与中国“牛仔”毛泽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尼采及其“超人”哲学有些瓜葛。“超人”这个概念，与红色辞典中“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与现代社会学中的“精英”，其内涵是相同相通并可以交换使用而不会被误解的一类概念。而《迷》书，也恰到好处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正常情况下，精英与罪犯并不具有特别的联系。但是，精英的确有一点比普通人易于走近犯罪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自以为是。首先，他们自以为身份高于常人，就可以安排别人的命运，高估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侵害别人的权利；其次，他们自以为出以公心，或者是为某种理想而活着，因此从品质上优于一般人，并对普通人怀有道德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将一切世俗的计算、胆怯和自私的犹豫视为落后，从使自己蔑视常识，脱离常轨，以至于泯灭常情；第三，他们认定一切远大的考虑，均不是老百姓所能领会，却又是必须以牺牲普通人眼前利益为代价的，所以一般地较容易采取“愚民政策”。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若不从，则施以种种“策略”（其实就是诡计和手段）裹胁之……这样，“精英”和“超人”们就一步步为自己要么建立功勋，要么铸成大错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的结果，不为大英雄，即为大盗。 另一个问题是，精英由于处于社会道德权威金字塔的顶端，与处于权力顶端的统治者一样，其行为和话语具有示范效益，一旦实施便会出现放大效应。孔子所谓“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武装左派”是毛泽东说的，但“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他说的。对于他老人家来说，这只是一转念的事情，但也就是在这“一念之差”间，人间已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而当他老人家以他的后一句话，轻飘地拂去自身的罪责时，人间的罪孽已经铸成了不堪回首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无数家庭应声破碎，无数人的命运轻而易举地被改写！ 简言之，正是这类“超人”，可以行上帝之善，亦可为魔鬼之恶。不受制约与监督的“超人—精英”，其“犯罪”的几率、严重性，以及触犯复杂结构罪行的可能性，比凡人要大得多。这后者，就包括现代的“造反”与“革命”。 在《迷》书中，作者显示，他对于审案人员骂他是“法西斯”非常反感，而且长期耿耿于怀。但是，如果不存成见地看问题，就个体而言，那些“法西斯分子”和同情法西斯的分子，很多可能就是社会中的“精英”。他们不仅有纯粹的雅利安血统（种族主义对于血统问题的执着，与赌马和宠物豢养者相似），挺拔的身材，纯澈的目光，而且很可能具有较高的智商和理性（德意志民族是世界公认最理性的民族）。他们充满理想主义的狂热，具有高度的团队精神，随时准备自我牺牲……有的，甚至是名望极高的上流社会人物（如兴登堡、海德格尔）。但这些精英一旦被组织到一个“邪恶”的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们的危害，比“小流氓”的能量自然就不可同日而语。 试想，那些同样是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为什么有些犯罪？有些却能够不犯罪？除了各种偶然因素外，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担当倾向，不能不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同样显然的是，“精英意识”是一把利害相交的双刃剑。 从《迷》书主人公在服刑的逆境中仍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并在艰苦的劳动中有所创新，所到之处无不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这些经历来看，说他是“人中精英”，大概是可以的。由于有天赋的才能，受教育环境的优越，自身的努力又获得显著的成绩，他对于周围的人——从自己的对立派到狱中的犯人——的确具有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身份上的居高临下姿态。这种优越感与姿态，支撑了他杀人时的胆气，也支撑了他沦入炼狱后做人的尊严，使之在逆境中不甘沉沦。 笔者曾经想在《迷》书中寻找，作者在作品中后期表现出的“博爱”和“悲悯”，是否出自他对某种宗教的研习。但寻找的结果是发现，他对于诸多宗教问题的态度——与许多从“现代迷信”中走出的同代人一样——具有“异教徒”的特点。他拜服于自然和历史的力量，却从未向人、人造之物及其延伸，发生过膜拜的感情。那么，他的宗教式的“博爱”和“悲悯”情怀究竟来自何方？这也许已经涉及到东方佛教最本质的问题。而作者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一种向佛教徒过渡的里程，除了东方哲学所强调的“实践”（也就是“修炼”）外，也许，他身上那种始终没有泯灭的“心气儿”——一种精英意识——就是答案的所在？
我注意到，《迷》书作者在犯案过程的陈述中，也强调了民主讨论的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授权”。因为民主授权所给予的权力，一定是有行使范围和外部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授权人群范围之内的事务”（譬如红旗中学内部的保卫事务）。外敌攻进了该校，受权者或许有权力以牙还牙。但外敌在该校域外损害了该校同学、及其家庭利益，危害了其安全，虽然也属该校事务的延伸，但在法治时代与法治社会，这并未使受权者的权力产生相应的无限延伸。此时，他只能诉诸产生于更大范围的更高权力的裁夺。 “911”事件后，美国作出“反恐”的行动，是天经地义的。但这种“反恐”一旦越出本土，变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战争时，它就自然地面对“法理权限”的诘问了。同理，一场“圣战”只要越出了一定范围，就会变成“无义战”。从春秋时期的“国仗”，到文革时期的“派仗”，历史地看，它们在开始时都是有具体的理由的，但战争又使“报复”成为必然，报复必令战争升级。如此冤冤相报，势必偏离大多数人期望的生活，同时也违背战争发动者的初衷，最终把“为人类”的战争变成了“反人类”的战争，变成人类的自相残害。 “国仗”与“派仗”如此，种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以“二战”爆发前的德国周边情势论，我们不能说，犹太人中间就没有恶棍；也不能说犹太教义自称本民族乃上帝“唯一的选民”和“犹太人必将统一世界”的信念，对周边的民族，周边的文化心理不构成威胁。但如果把个体的犯罪或不义当作一个民族的邪恶，把一种潜在威胁视为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灾难性的。 时至今日，在许多德国人的心目中，那场使地球人类生灵涂炭的战争，仍然是他们民族发展速度最快，最扬眉吐气，人们精神最纯洁，目标最一致的时期。因而仍是令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缅怀的时期，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看法，难道不是天壤之别？！这种情结，在日本民族中也同样存在。由此可见，对于人类灾难历史的反思，对于当事者来说，是一个多么复杂与沉重的话题。 阶级的战争也是如此。本来，无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走资派、反动权威，可能都有绝对值得批判或惩处的分子和相应事由，但如果把这种对于恶的惩处变为对于一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群体性惩处与剥夺，就混淆了善与恶的界限，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最终落下的那颗难咽的果实，需要用不停的阶级斗争来消化，用不松懈的“专政”手段来保卫，以至于把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正因为如此，反对战争和流血，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绝对价值通行于世。1881年1月，陀氏在自己的笔记中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查苏利奇：‘为流血而抬手是沉重的’——这一动摇比流血本身更为道德。”这里所说的查苏利奇，是19世纪末期俄国“民粹派”的领袖之一。1881年1月24日，这位高贵的女性因向彼得堡市长开枪谋刺事件受到审判。陀氏参加了为她的辩护。“为流血而抬手是沉重的”，是她在法庭上的一句心迹流露。无疑，这句话表明，查氏对自己的理想所诉诸的行为发生了动摇。但陀氏认为，她的这一动摇，比之流血本身来说，是更为道德的。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人道主义者被载入史册的。他的作品所阐扬的主义表明，不是西方舶来的革命思想更有力量——因为这种思想的实施与人类的本性存在冲突——而是俄罗斯本土的、宗教的、人道的，带着泥土芳香、母性善良的文化更有力量。至少，他本人是拜服于此的。 反观《迷》书作者，他究竟是在何时，因什么原因，开始抛弃了毛泽东主义，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们却已经知道了他的结果：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体悟，来自生活常识的发现，以及对于一切——不分民族、宗教、文化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接纳态度，使之正在走向一个具有人道精神的“超越者”。
《迷》书不仅为“文革史”研究者提供了文革的资讯，为青少年心理研究提供了“活体”标本，同时，也为“极权主义”研究提供了生动的例证。最后，我认为，它还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特殊历史时期群众运动中的罪错与惩处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已经揭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具有某种“政治磁场”的性能。在这个磁场中，人受运动中心力的控制，会偏离自己惯常的轨道。在那种场合中，血性未定，没有社会经验、历史教训，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犯下暴行，在所难免。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投身这种运动，所以深知其妙用，故而屡试不爽。但他在给广大青年套上那双造反的“红舞鞋”（正如《迷》书作者所说）时，他老人家却没有给青年们买下保险。不仅没有买下保险，还以执行者的罪错掩盖和逃避了主谋的罪错。 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值得今后所有群众运动的参加者记取。 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也还没有追诉执政者罪错的力量和有效机制。文革结束后，政治家为了轻装前进，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处理方式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其中恐怕确有一些属于“草菅人命”的案例。这种无奈，希望能在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中，逐渐杜绝。而书中多次提到新老红卫兵待遇不平等的问题，则涉及到这个社会的实际“统治阶级”的问题。从目前的形势看，这一矛盾，并未因“阶级斗争”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退位而消失，相反，它仍将长期延续，并贯穿于今后人们争取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斗争中。 2007年11月22日修改于北京 陈小雅简介： 北京历史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员。著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行为及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主编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政治学》、《沉重的回首——八九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文革干将李乾忏悔录： 我是个罪人 滔天的罪行得不到有效的清算，这是许多文革余孽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蛰伏后，又重新活跃，尤其是在网络疯狂为毛泽东招魂，为文革翻案的原因所在。文革干将李乾是个例外，因为他被清算了，因而开始了忏悔。 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夜。武汉市武昌的一处民房。“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枪声，随后是撕心裂肺的哭喊。片刻后，另一处民房，又是一阵枪声、一阵哭喊…… 后来这被称为“１２·５事件”——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５日，１８岁的武昌实验中学初中学生、刚上任的校革委会委员李乾，策划和指挥一批学生，深夜来到２２中两名初中学生孔威、傅强的家中，开枪将他们击毙，孔的母亲和姐姐受伤致残，“行刑队”中也有两人中了流弹受伤。 十天之后，李乾等人被拘捕；１９７６年７月，他被法院判处２０年徒刑，同案中二人被判８年、５年徒刑，其他人免于刑事处分。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３６岁的李乾因表现好减刑二年出狱。他将自己杀人、坐牢的经历，写成了一部３０多万言的书稿《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通过网络传播征求意见，并不断修改。在这个事件快４０年时，他自费印刷一千册赠送师友。 一个杀人者的心路历程，震撼了许多人的心。而围绕这一事件和他的反思，讨论的声浪也一波一波升高、扩散。 “文革”高潮中的一个典型个案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最好的中学之一，校名是毛泽东所书。一墙之隔的２２中却是一所“最末流的学校”，“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李乾这么说。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４日，校革命委员会成立，锣鼓喧天，同学们突然发现曾放火烧毁该校办公大楼的２２中学生庄洪运混进来，不知要干什么，便将他扣押起来。２２中学生闻讯赶来“见人就打”，将庄营救了出去。 第二天晚上文艺演出，校门外聚集大批陌生人吵闹着要进来。与李乾同一派组织的２２中学生符军等人来报信说：“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２２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情况看来危急。负责安全保卫的革委会委员李乾和校革委会、学生组织其他负责人紧急商议，越来越多同学也集中起来严阵以待。 直到夜深演出结束，没有出事。有人报告：孔威、傅强等人也离开２２中回家了。这边摩拳擦掌备战的同学也松了一口气。正在这时，有人激动提议：“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随后更激烈的主张也一下冒出：“就地打死算了！”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这些毛头小伙子七嘴八舌地列举２２中“流氓”的劣迹，情绪开始升温：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烧了我们办公大楼，打伤高三学生；还绑架支持造反派的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对北京南下串联的女生耍流氓，抢劫建设银行……“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有同学引用《文汇报》社论说：流氓的挑衅“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这样做符合斗争大方向；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列宁语录：“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眼下公、检、法瘫痪，流氓猖獗，只有我们来管了！ 李乾后来回忆，当时自己对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他慷慨激昂地引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有高三学生说“不同意打死”，马上有人用不容质疑的口气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决定要干，又讨论选中四个处决对象：“流氓团伙”为首的孔威，“狗头军师”傅强，打手“哼哈二将”庄洪运和丁洪宝。当时很多学生组织都拥有枪支，他们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和各组负责人，落实了当晚行动中谁持枪、谁带路。 出发前，李乾心中涌起一阵焦虑不安：处决四人，是否太多？他找到比自己大三岁、政治上更成熟的高三同学何儒非、柳英发。何是新成立的校革委会副主任，柳是湖北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勤务组中唯一一个中学生，他们同意他减掉庄洪运。
《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作者：李乾 内容简介: 这部纪实，从作者和一群激进的中学生在文革中枪杀人命开始，到十几年后与几个身负重罪的囚犯在监狱里甘冒受惩罚的风险，用良知、智慧和勇气使一群迷途的年轻囚犯在悬崖边上停下了脚步结束。一段文革中的迷失与求索的心路历程在这里不加任何掩饰的展示，一颗面壁多年的灵魂在历史责任面前的如实叙说。 文革期间的武汉市，发生了一个被称作“12.5事件”的案件，两个被认为是流氓的中学生被另一所学校的中学生枪杀在梦醒时分。这事件的组织者和现场指挥李乾等人被拘捕后，他的同学和战友在武汉市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前后持续了几年的“营救革命闯将李乾”浪潮，参加营救的甚至包括了当时的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驻汉联络站。此事还被捅到了北京。 当年那个“12.5事件”里的焦点人物李乾，就是本书的作者。 标志着文革开始的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时，作者还不满十六岁，但他已半主动半被动地走向那场谁都无法想象最后结果的风暴。当他一走进那风暴，就立刻被套上了红舞鞋，身不由己地在那风暴里旋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他始料未及的，包括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个幼稚单纯，自以为有思想有追求的少年就这样以迷失为起点，开始了他那多舛的人生。 在自由被剥夺的那一刻，他大惑不解地问：怎么会是这样？从那一刻起，他不只是产生了深深的疑惑，而且一直在苦苦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十几年后他历尽磨难终于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与之伴随的不是终于有所收获的喜悦，而是灵魂的痛苦颤栗，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却是他必须直面的。 书中再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往事，如实记录了毁掉数个家庭、让一大批人的命运变得面目全非的“12.5”事件，细腻地叙述了作者非常有时代特征的青春萌动，写出了自那一刻起，他长达十八年、角色一再错位、极具个性色彩的铁窗生涯。如惊心动魄的同死神争夺海归教授；深刻独特的与睿智老人思想碰撞；别具一格的和流氓团伙龙头老大倾心交流；在压抑、凝重、令人窒息的氛围里，零距离同性格迥异的死囚一起渡过他们生命的最后十天；宣判时的即兴游戏等，其中特别是作者狱中母子相见的情景令人动容、不忍卒读。这段几乎陷他于灭顶的经历使他的视野和思维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曾料到的境界。在作品中多处都可以看到他对人生、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入思考和沉重感悟。 作者还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武汉文革初期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事情，如”九.二-四绝食”、“八一渡江”、同周恩来总理的座谈及宴会等。 作者的经历独特，文笔生动。题材的厚重和作品的可读相得益彰。 作者简介： 李乾，汉族，1949年12月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在文革中因开枪杀人一案于1967年12月被拘留，1976年7月被判刑二十年。服刑期间减刑二年，1985年12月出狱。 这是他的第一次写作尝试。 目录 李乾 一直有把这段历史写下来的念头。 十年前曾动过笔，断断续续写了大约三千字后，感到自己还不具备起码的能力写出那段沉重的历史，稿纸被放到一边，这一放就是十年。 2004年12月初，远道而来的何儒非见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便说与其写些不沾边际的东西，还不如把你那段经历写一下。不知怎么在那一刻我忘记了十年前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的那一幕，草拟了几十个题目后就不管不顾地写了起来。开始也没什么信心，一口气写了五、六千字后，开始有了一点感觉，在朋友们不断的鼓励和支持下，十个月后，有了这部纪实的初稿。 事先怎么也没想到在写的过程中，心会有那么苦。 面对尘封多年、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几十年前那难以言说的一幕幕场景，无声的泪水让我发现自己的神经并不似想象中的那样坚强。尚未愈合的伤口被一次又一次地撕开，汩汩流出的鲜血几乎要将人窒息。叙述“12.5事件”的经过时，心里的疼痛让我多次停笔不愿写，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百般拖延，害怕面对当年的自己。《青春的萌动》那一节，我感到不是我在写，是被吞噬的青春自己在那里诉说，我的心只是站在一边无声地哭泣，身心俱焚地凭吊那一代人的青春。写到我最对不起的三个母亲时，我无法想象此事给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的心在给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叩头里，早已泪流满面。 相反，在写自己经历的一些磨难时，我反倒觉得内心很平和，像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只是到了晚上，一次又一次的恶梦把我拉回监狱，在疑惑和无奈里搬着指头算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出去。这种梦境已有十年没有光顾过我了。 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是在迷失中开始的——尽管迷失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写那一段历史绕不开对文革的思考。 文化革命是晚年的毛泽东在作为一个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或许还有别的动机），向该体制的阴暗面发出的一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宣战。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下层民众的应声而起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宣战契合了他们追求民主的愿望和诉求。这个宣战一定会被毛泽东自己取消，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只不过这个取消来得太快，以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为标志，这批响应者已被列为文化革命的整肃对象。随后一个清查“5.16分子”的风暴，在无休止的学习班、交待和批判斗争中，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重新打入另册，无数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应声而起的民众已经并将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既然已被唤起，不论他们的下场多么悲惨，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人在深化自己的认识、改变自己的幼稚和挣脱自己的局限的同时，不可改变地把建设一个能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法制社会作为自己终生的追求，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不管他们是否还举着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他们早已经走出了毛泽东的文革。 认识走到这里似乎差不多到位了，其实还远没有。一个还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走出了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从思想上走出了历史的怪圈么？ 本书开篇就问：怎么会是这样？问到最后，直到末篇里才有了一个经过艰难求索才得到的并且很粗浅有待深化的答案： 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 感谢上帝为我安排的所有这一切：先让我有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让我的认识一步步走到今天。又给了我一个从容叙述这段经历的机会。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曾对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自己是为了写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听后在电话里笑出声来。后来他对我说，笑过之后他他想大哭一场。 在初稿出来后我又去了一趟京山。不料这次京山“公安屋”的旧地重游，竟让一些我早已忘记的往事重现眼前，于是有了《后记——废墟上的记忆和沉思》。 通篇纪实，没有一点恨的影子。事实上对任何人我都是心存感激，只记得别人对我的关照和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我走不到今天。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可能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人根本无法看清楚那隐藏在悲剧、喜剧或滑稽剧的表象下的文革的本来面目，本书只是想为历史保存一段真实，这真实指的是经历的真实和思索的真实。至于这些经历和思索本身的是非对错，留给后人评说。 征得柳英发先生的同意，将他在《文革亲历者访谈录》里有关“12.5事件”的部分作为本书的附录，有兴趣的读者从中可以对“12.5事件”有更立体的了解。 在这本书里，除了柳英发和笔者本人用的是真实姓名外，绝大多数相关人的姓名都作了处理，地名也作了点处理。如果有人觉得这样仍然有违他（她）的心愿，事先我在这里对他（她）表示深深的歉意。 再一次感谢那些支持和帮助了我的朋友们，没有他们，不可能有这本书，特别是书中多次出现的燕妮丹，没有她的支持，这本书有的章节就没法写。 也再一次对所有在“12.5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深深鞠一躬，或许更应该跪下。 2006.9.22
1 怎么会是这样一扇沉重的铁门在面前打开，这是命运向我开启的地狱之门。 在突然失去自由的那一刻，那感觉就像生命被突然夺走的那一瞬，巨大的冲击力同样会在瞬间夺走人的意识，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还能不能重返这让我们莫衷一是的多彩世界。后者自那一瞬起，黑暗不仅成了不可改变的永恒，而且这生命对于这世界或者说这世界对于这生命，也随之永远地消失了；毫无准备地被突然夺走自由则是猝不及防地从光明坠入黑暗，这世界在那一刻对于被剥夺者来说，就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尽管这黑洞能夺走人意识的可怕威力实际上只有一个短暂的瞬间。 此时这黑洞就像一个无情的巨兽，在一瞬间就整个地吞噬了我的视觉、我的思维、我的意志，吞没了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切，只剩下一点无意识的本能。 在完全不清楚面对的世界是个什么模样时，一股令人窒息的污浊空气又突然迎面扑来，里面混杂着衣物的霉味、人体的酸味和马桶的臭味，也许这就是眼前的陌生世界送给每一个来者的不容不收下的见面礼。我刚本能地屏住呼吸，立刻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拖进无法抗拒的眩晕之中，身不由己地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里旋转翻滚，两手下意识地想抓住点什么，但四周什么也没有，我只是在虚无中徒劳地挣扎。在旋转中隐约听见一个声音：不要迷失你自己，不要迷失你自己。这声音不即不离，时有时无，始终就在耳边若隐若现地缭绕，这大概是我那颗自以为有坚定信仰的灵魂对已开始麻木的躯壳发出的含意不甚清楚的警告。不知旋转了多久以后，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随着这亮光的出现，那裹胁我的力量突然散去，就像刚才突然降临一样。恍恍惚惚中，我又忽忽悠悠地回到眼前的世界。 稍稍定了一下神，凑着昏暗的灯光，隐约看见里面两排打开的被子紧紧地挤在一起，整个地面上一片黢黑。看守低沉地说了一句：进去。我下意识地朝他看了一眼，他面无任何表情地站在一边，一只手紧紧地握着那粗实的铁门闩，一只手提着那一串在黑暗中发着幽光的钥匙。我有点疑惑地跨进了那个冷冰冰的牢门，踮着脚尖刚插进那没有缝隙的地面时，“哐”的一声，身后那扇门毫不迟疑地关上了。 穿着一件军大衣，左手提着被抽去皮带的裤子努力不让它掉下来，右手抱着一床刚才塞给我的黑黢黢的棉被，斜背着一个装着几本书的书包，脚上是一双抽去了鞋带的皮靴，呆呆地站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时间是1967年12月15号晚上大约十点钟，在我刚满十八岁的时候。 此时脑袋里一片空白，屏住的呼吸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的。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对以往的后悔、没有对眼前的恐惧、也没有对未来的担忧。好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仅仅只是一个站在旁边的看客，看着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 好像倏地意识到什么，我突然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怎么能是这样？怎么把一个革命小将搞到这里面来了？这怎么会是我呆的地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发问：这里是监狱，这里是牢房，这里关的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我怎么和这些人弄到一起了？革命小将和罪犯之间怎么一下子就划上了等号？这和我仅只是去警备区认识一下问题就准备回学校的思想准备反差太大了，简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我肯定地对自己说：一定是搞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不可能、更不应该到这里来，明天一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先对付这一晚上再说。 随着那看守的皮鞋声渐渐远去，眼前这些被子里的躯体开始扭动，有几张惨白的面孔朝我看着，这几张脸让我想起小时候看有关十八层地狱的连环画时产生的阴森感觉。我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看看放在墙角的马桶，看看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碜人的面孔，看看堆在墙角边的大大小小的包袱，突然一个声音传来：把鞋子脱掉！ 什么？把鞋子脱掉，说谁？为什么？我下意识地寻找说话的人，似乎想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光线太暗，寻找有点困难，在我还没有找到说话的人时，同样的声调、同样的话语再次传入耳中，我突然意识到这话是对我说的，这屋里就只有我还穿着鞋子。脱就脱吧，这大概是不可以也不必要对抗的。在脱鞋时才看清脚边是一排放置有序的鞋子，我的鞋很快成了那有序中的一双。 环顾四周，只有马桶边还有一点空隙，看来要守着马桶过这一夜了。 “搞么事进来的？”在一阵无言的对视后有人发问。 “搞么事？这年头还有么事搞？不是日×就是杀人。”我还没吱声就有人把话接了过去。没等旁边有什么反应，这声音就变成了得意放荡的笑声。 “这位朋友怎么不做声？不敢说？”有人激我。 “杀了两个流氓。”我冷冷地说。 “用什么搞的？”“枪。”“狗日的好快活啊，老子在外面不起篓子①是鬼变的。”一个年轻的声音又是羡慕又是遗憾地发出感叹。 突然铁门中间的一个小门被“哐”的一下打开，一个不大的声音传进来： “怎么还在说话？想出来练练？”顿时里面鸦雀无声。 刚才明明那脚步声是走远了的，什么时候又转回来了？我有点纳闷，不过这问题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思绪回到了自己身上：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不然怎么会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庆祝武汉钢二司②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我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前不久在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的宴会上，我还作为武汉市的中学生代表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贵宾们碰了杯，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和我同一桌，两个人还谈笑风生，一定是警司的头头不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差错。 右排最里边的被子动了，一个人钻出了被子，年纪大约三十来岁，他披上棉袄，说了声这边的往外移一下。睡在他这一排的人开始扭动身子，随着身子的扭动，一张又一张阴沉无奈、惨白浮肿的脸从被子里露了出来。在不情愿地坐起来后，又不情愿地往外挪动被子。这位看起来有点像是头儿的人一边催快点，一边从还愣愣地站在门口的我手里把被子拿过去铺在他的被子旁边。他一边帮我铺被子一边对我小声说着什么，我实在没有心情听这个看起来不乏善意却太陌生的人说了些什么，只是知道了他是这间牢房的组长。 没有在意半垫半盖地裹在身上的被子发出的难闻气味，在明天问题一定会解决的理念中我竟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很安稳，甚至可以说睡得很香甜，没有焦虑光顾，也没有噩梦打扰，就像是在大串联的途中，走了好久才碰到的一个接待站，睡上一觉消除了疲劳后，明天还有我新的开始。浑然不知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太残酷的玩笑，注定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与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要是知道离开这牢房的时间是在又一个十八年之后，我全部的青春将在这样封闭狭小的空间里消磨掉，从精神到肉体所受到的磨难很可能让自己完全崩溃，我还能这么快就进入梦乡、还能睡得这么香么？ 好像只睡了一小会儿，朦胧中铃声响了，这铃声似乎很熟悉，甚至有点亲切，对，想起来了，是实验中学的起床铃。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就没听到这铃声了，怎么现在突然恢复了？离早锻炼应该还有十分钟，至少还可以再捱一下，实在太想睡觉了。半睡半醒之间我觉得自己是躺在学生宿舍的床铺上，享受着舒坦和惬意。这时有人推我：起床，起床，快点，看守来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牢房，一下子惊醒了。 待我起身时，其它人的铺盖都卷起来了。我依样卷好铺盖，默默地坐在上面，相关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注释： ①起篓子：这里的篓子是指放在沟渠里捕捉鳝鱼的器具，起篓子就是取出里面的捕获物。在武汉的方言里，引伸为发财的意思。 ②钢二司：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为武汉地区的大、中院校学生。下文中的红十月是隶属于钢二司的一个基层组织、柳英发后来是钢二司“勤务组”五成员之一。
1967年12月4号，红旗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在文化革命中改名为红旗中学）。 事后有个戏谑的说法：12.4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它的谐音是“要尔死”。 在宣布学校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刻，群情激奋，锣鼓喧天，不少人脸上挂着幸福的泪水尽情地欢呼，我们为之流血奋斗一年多的红色政权终于诞生了。我忘情地在礼堂的楼顶上鸣枪庆贺，把子弹打了个精光。 到中午时分，大家都吃饭去了，我碰到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两人在礼堂旁谈得正起劲，初一《翻天》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急急忙忙找到我这个在革委会里兼管安全保卫的委员（在革委会里分工我主要是管教育革命），说二十二中的一伙流氓冲到了办公大楼的三楼，情况十分凶险。追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原来二十二中有人发现放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的庄洪运上午混进了我校，不知他要干什么，就告诉了我校的几个同学，《翻天》战斗队就把他弄到办公楼的一间房里想搞清楚办公楼被烧的经过。到了该吃饭时候多数人都走了，只留下两个人看着他。这时突然冲进来一伙二十二中的人，见人就打，同学们没一点防备，只能夺路而逃，不知道楼里有没有同学被他们截住。 听罢没有多想，只是着急自己同学的安全，也来不及去召集人，就一个人赶过去冲上了办公大楼的三楼。 一上三楼就看到几个人高马大的陌生年轻人一脸杀气地站在那，但已经没有我校的学生了，看来至少他们都已离开了这里，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这几个见只有我一个人上来，仗着他们人多，就凶过来想动手。前后都是他们的人，我的处境有点不妙，心想不能让他们围起来腹背受敌，就掏出手枪对着朝我凶过来的人走去。他们一愣，没想到我会迎着他们走，等他们缓过神来我已穿过他们的包围圈。 “谁敢动手？”背靠着墙壁我挥着没有一发子弹的手枪说。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①”一个看起来长得很斯文却一脸杀气的高个子用手指着我说，然后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此时示弱意味着什么，也用同样凶狠的眼神盯着他。 谁也没有再说话，整个三楼没一点声响，这是一种令人窒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安静得能听见空气中凭空出现的火药在迅速燃烧的咝咝声。双方就这样对峙着，谁都希望对方的眼光先撤回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我知道时间对我有利，但也担心在同学最后到来之前可能发生的恶战。 正在想着怎么改变眼前的困境和僵局、怎么让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时，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拉开和我对峙的人。 此人是谁？他要干什么？是不是庄洪运？这几个问题在我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对，是庄洪运，是他，看来刚才他吃了一点亏，不然不会这样走路。久闻其名，今天才见其人。这个参与了洗劫我校华侨贮藏室又放火将办公大楼付之一炬的家伙要干什么？我警惕地盯着他。 “刚才打我没有他的事。”他对那个想凶过来的高个子说。 真没想到他会这样说。这话一出，极度紧张的空气一下子缓和下来，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把刚松弛的神经再度绷紧。 “实话跟你说，要晓得是这样一回事，要晓得把我打成这样，当时抓我时我就不会把手榴弹递给旁边的人，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好像很后悔地说。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就在半小时之前，只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一念之差，我们学校和一场惊天惨祸擦肩而过。 “我们和你没得“烟子”②，也晓得你是管“硬糖”③，不会和你过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来见了我们像乖乖儿的“汤饭”④，现在看见自己赢了就来搞老子，走着瞧。”他接着说。 回复|引用回帖人：无待影响力指数：3 | |发短消息|只看此人|不看此人| 2011/3/25 1:27:11跟帖回复：第15楼 他这话对我来说有点中听，对眼前的这个人我一下子有了几分好感。这好感的产生不仅仅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我化险为夷；也不仅仅是他在最后一秒钟决定转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弹，从而避免了一场不知道可能会有多少人丧命的惨剧；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经意间从骨子里透出的硬汉的味道，我喜欢这个味道。没想到的是这好感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让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脚步。 忽然我心中涌起一丝温情，虽然自己的险境是否完全过去还不得而知，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恻隐之心。看他捂着腰说话的神色，我还担心他是不是有了内伤，就走过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这样吧，我去弄辆车子送你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感觉他在说这话时主要的情绪不是愤恨，甚至没有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关照时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学一下子涌上来好多，他们很意外地看见这里已化干戈为玉帛，我正拍着庄洪运的肩膀说话。双方只是静静地相互看着，没有谁想再生出一点什么事来。 我是真心实意的，等我把车安排好再上来找他时，人影都没有了，为这车我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 热心要带他们去找熟人中医的汪××有点扫兴地说白忙了。 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为革委会的成立，这天晚上不少的班级都搞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议起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胜利后有少数同学的革命意志有点衰退，不抓不行了，决定晚上开个班会，好好说说这事。 在红石大道上碰到几个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发生的事上。有人说你怎么不开枪毙他一两个？我说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吓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边有人接着说正当防卫怕什么？在我还没有回话时，有人不以为然的插了一句：不是正当防卫又怎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虽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钢工总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庆贺演出，昨天发生的事一直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事的预感。 冬日的太阳早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不到六点钟天就完全黑下来了，七点半钟演出才能开始。这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着闹着要进来，学校里的空气开始有点紧张。这些人是来看演出的还是来闹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没有关系？我站在大门口极力想搞清楚这问题。从昨天最后的情况看，二十二中那伙人不像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庄洪运挨打是二十二中学生“点”的“水”⑥，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他恨的是他们学校不敢和他正面过招的人，这点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点倾向于门口这些人和昨天发生的事无关。 这时候有人来叫我，让我到新礼堂去一下，说革委会已有几个人在那里要我过去碰个头。一上红石大道的台阶就看见一群人正在谈论什么，有革委会的主任耿祺华，副主任宁汉文等人，走近看到还有二十二中的符军、祁援朝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人介绍是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陈伯伟老师。我对他点了下头，他也回了一下，表示相互认识了。 二十二中钢二司头头符军和祁援朝有点激动地介绍情况：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还说今后要守在学校门口，只要是红十月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陈伯伟老师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要我们注意安全，说这几个人现在出言猖狂，你们要小心。但就因这句话，这位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直到三、四年后被逼得抛妻别子，从长江大桥上跳下自杀，也没有能摆脱与这件被称为“12.5事件”的干系。 我还得知两校之间一处废弃的房子被人打了一个洞，那伙人进出我校都是走的这个洞，只看住大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个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对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会的几个人分头去通知，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一分手就急忙赶到大门口，此时大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同学已经有点抵挡不住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干就大干一场，谁怕谁？我有点横了。 “把他们都放进来，大门不用管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对门口的同学说，话语中竟透着几分兴奋。 想起这伙人的种种恶行，要惩罚他们的念头一经产生就越来越强烈。 庆祝演出准点开始，但我没一点心情看，连礼堂的大门都不想进。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谁也不害怕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 在礼堂周围转了一下，见没有什么异常，就朝集合的地方走去。老远就听见《红十月》编辑部里人声鼎沸。一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革委会的第一副主任何儒非，柳英发，宁汉文已经在里边，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发着议论：
——在李乾完稿纪念会上的发言 作者：儒非 今天，是李乾的作品《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完稿成书的一天。借这个机会，我们在东湖边组织这样一个活动。活动的主题一是纪念李乾的作品即将成书，二是对四十年前发生的《12.5事件》进行反思，对事件的受害者表示我们的追悼和忏悔。 需要说明一下，今天的活动，是由我、柳英发和李乾三人发起组织的，其他几位朋友，都是作为这一活动的见证人邀请来的。所以我想我先代表我们三位发起人对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感谢。 其次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两个主题放到这一个活动当中来。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李乾的这本书，记述的是他的文革经历。而李乾的文革经历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2.5事件》。正因为这样，《12.5事件》不仅是他这本书的开头，也是他这本书记述的中心事件。也正因为这样，李乾对文革的反思，离不开对《12.5事件》的反思。李乾对《12.5事件》的反思与忏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我和柳英发对《12.5事件》的反思与忏悔。这就是我们要把纪念成书和反思《12.5事件》两个主题放在同一个活动中的理由。 四十年前，我、柳英发、李乾都是武昌实验中学的学生，同时又是当时学校中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12.5事件》就是我们在当时策划并组织实施的一场震惊武汉三镇的血案。在这一血案中，两名同我们年龄相仿的中学生，在半夜，在他们家中，在他们睡梦被惊醒的那一刻，遭到枪杀。与此同时，还有四人误伤，其中包括受难者的两名家属因伤而终身致残。 血案发生以后，我们这几个对血案负有直接罪责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这些惩罚，既有法律上的，也有行政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灵魂上的。事实上，当这一事件血腥的、残忍的恶果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下子就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与恐惧之中。自那一刻起，直到一次次“触及灵魂”的学习班早已结束的今天，我们的灵魂一刻也没有真正平静过。可以这么说，《12.5事件》不仅断送了两条年轻人的生命，毁掉了两个家庭，也葬送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另外，我昨天才听说，这一事件还牵连到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如当时22中的某老师。所以，这一事件使我们一生都不得不在无法卸脱的负罪感中度过。 《12.5事件》不仅因为它的血腥、残忍震撼了许多人，也因为它的不可思议困扰了许多人。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曾向我们当面表达了他们的不理解。他们说：你们实验中学的学生，看起来一个个文质彬彬的，怎么做出这样骇人听闻的事情来的？当时公检法的办案人员更是绞尽了脑汁想要寻找一个合乎常理的“作案动机”。就是我们自己，多年来也在苦苦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这些从小学到中学一贯优秀、文革中又那样忠心耿耿地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学生，会沦落为一起严重罪案的制造者的。但是，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学习班”，写了无数字，无数页纸张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判”，挖了无数次的“思想根源”，这一答案始终没有真正找到。最后能够归结的，只有一句话：“受错误思潮影响”，而这个“错误思潮”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由于谁也没有找到答案，使得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76年对《12.5事件》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成了一份罕见的、一字不提作案动机的判决书。因为办案人员无论怎么努力，都找不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事件的涉案人员是出于私利、私情或者其他不正当的目的和动机制造了这一血案。相反，他们的调查只能一再证明，这些案犯都是充满了革命理想，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的年轻人。他们的作案目的和动机只有一个：要革命，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今天回想起来我认为，事实上，当年的办案人员已经走到了真相的边缘。如果不是一层难以穿透的政治雾障，他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对那些分裂人民，鼓吹暴力的所谓“革命理论”“革命学说”一步步地，把这些年轻人引上了邪恶之路的！ 这一结论，是我个人得出来的，不代表别人。对我个人来说，拨开这些政治雾障，得出这一结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这一结论的讨论，我想可能是以后的事情，今天我只想引用我前年给李乾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我对这一结论的简单解释。在信中，我对李乾说： ………… 我自幼腿有残疾，身体孱弱，加之学校跟家庭教育的结果，使我一直对暴烈的举动怀有反感与恐惧的心理。然而文革和文革前的“革命教育”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反复灌输的“阶级斗争”思想，给人道主义贴上“反动”的标签，并加以反复地批判、蹂躏，人为制造的仇恨与对立，这一切早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善良天性销蚀大半了！我害怕流血，但我更害怕自己的害怕！我厌恶武斗，但我更厌恶自己的厌恶！我恐惧暴力，但我更恐惧自己的恐惧！我，或者说我们，就是在那些噬血理论的驱动下，以及全民施暴的氛围中一次次地践踏着、泯灭着自己的人性，终于走上了不归之路！要不，虐杀两条年轻生命的事情，我们怎么会那么简单、轻松，以致以不可思议的草率就决定下来了？什么叫“草菅人命”，不就是《12.5事件》吗？如果那会儿，我们头脑里哪怕只有一点点对生命的珍爱与敬畏，这件事，还会发生吗？ ………… 这封信，是我第一次对李乾，也是对另外一个人，坦露自己在《12.5事件》中真实的心理活动。我认为，只有真实地面对自己，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看清历史。 后来，有人曾经问过我：“你们决定去杀人的时候，难道就没想到过，杀人是犯法的？”我反问他：在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中，有谁，在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什么叫犯法？我可以这样说，在《12.5事件》整个策划过程中，“犯法”这两个字，连个影子都没有在我脑子里晃过。 所谓的“革命理论”可以为这次有计划的杀戮提供一千条支持的理由，但指望它给我们带来制止暴行的勇气时，它却显得十分地无力和苍白！ 反思文革，反思《12.5事件》的话题还很多。但即使在今天，反思仍有重重阻力。李乾的作品不得不以自费付印的办法出书，而不能作为正式出版物出版，这本身就说明这一阻力的顽固和强大。但这本书终究还是出来了。李乾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曾几次打电话给我，说他几乎快没有勇气继续往下写了。为什么呢？写得太难过，太痛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简直就像用刀子在心头一刀刀地割”。但他终究没有放弃，终究还是把书写完了，而且今天这本书终于出来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对李乾是钦佩的，感激的，因为他代表我们这些当事人对我们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作出了某种交代，同时也是对阻止反思历史的顽固势力作出了某种回应。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专门为这本即将问世的书举行一次纪念活动的理由。
——读李乾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作者：程宝林 来源：文心社网http://wxs.zhongwenlink.com/home/blog_read.asp?id=85&blogid=27009 我和本书的作者，并不相识，更没有相似之处。我迄今为止，连鸡都从未杀过，而他，在1967年12月5日，率领武汉红旗中学的一群学生，夜闯两户人家，当着其家人的面，将两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以行刑方式枪杀。他不只是参与谋杀。扣动扳机的，正是作者本人。 经过了类似于民主程序的开会、决议、表决后，列入“必杀令”的，本来有4名外校中学生。后来，由于多种因素，另外两人逃过一死。 在被拘禁9年之后，1976年7月31日，李乾被正式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为是“革命小将”，虽身负两条鲜活人命，李乾并没有被判极刑。可是，在毛已死、王、张、江、姚已囚之后，仅仅因为在日记中吐露怨言的江西女工李九莲，以及在街头贴过几张反对“四人帮”标语的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却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后者请参阅鄂华报告文学《又为斯民哭健儿》，《鄂华写实文学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 李乾1985年出狱，时年36岁，正值人生壮年。他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使得他能够开设一家汽修厂，过上或许殷实的生活。而被他亲手杀害的两名武汉中学生，尸骨已朽，两个家庭的创痛永无止时。 当我收到纽约柯捷出版社寄赠的这本长达37万字的回忆录时，我连着两个夜晚，读到凌晨两、三点。吸引我的，并不是它有高妙的写作技巧，华美的文辞，而是从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那种强烈的反省、思索力量。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文革”北京死难教师第一人卞仲云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迄今无一人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参与过打人这一背景对照下，本书的作者，公开用纪实作品的方式，将自己杀人的前前后后，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刊行于世，以昭天下，以谢国人，以戒子孙。这种赎罪和忏悔，自有超乎寻常的大勇气在。仅此一点，我就必须向这位年长于我的同乡表示敬意，虽然，从情感上讲，我永远也不会试图和一个杀害过两个无辜青年的人成为朋友。 这本书只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真实、但却是被疯狂与愚昧的暴力时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心灵样本。它只有18岁，青春来临，爱情在望，纯洁得只想立刻为革命而死。可是，当得知相邻学校的几个人，是“流氓”和“坏蛋”之后，立刻想到的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处决，而且，是以最血腥的方式，当着其母亲的面行刑。在处决第一个受害者时，李乾等一伙，还开枪将死者的母亲和姐姐打伤，致其终身残疾。最令人发指的是，行凶后，他们撤退途中，李乾听后面赶来的同伙汇报，说目标孔威还活着，李乾竟然返回现场，对被害人补开三枪，使其身中11枪而死。 是谁，在他心里，种下了如此疯狂、残忍的仇恨种子？ 我们从小接受“革命”的狼奶哺育，在暴力至上、枪杆万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此刻，“革命”回归其最原本的语义：取人性命。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的禾场上，看电影《红孩子》。当镜头中的几个小孩子，拿着红樱枪，将一位站岗的“白狗子”(政府军士兵，不外乎是某村某庄当兵吃粮的壮户汉子)诱到山崖边杀死时，我对暴力革命的教育灌输，就产生了最初的、朦胧的怀疑和厌恶：电影为什么要宣扬、鼓励孩子们杀人？难道不杀人，就无法将一个国家建设好吗？ 书中实录了若干封作者的申诉书、家信。在被判刑后，作者写给自己父母的家信中，仍然充满了不堪卒读的极左毛氏语言，在毛去世后，作者更出乎真情地，写下了一首《七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被囚9年之后，作者血液里的极权制度的毒素，竟然还丝毫未减。 值得庆幸的是，从来就喜欢“杀无赦”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对这个残暴杀人的革命者，未处极刑，从而给他提供了一个缓慢地、不无痛苦地否定、审视自己并获得再生的机会。漫长的刑期、对食物的极度渴望，监狱里的人性黑暗、陪伴死囚度过最后几天的特殊任务，这些磨难和痛苦，使得作者不仅对当初杀人动机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否决，而且，在艰苦的独立思索过程中，泯灭了的人性中的良善、仁厚、人道、慈悲等高尚情怀，渐渐地得到恢复。将自己血液中深深浸淫的暴戾、嗜血毒素(这是极左的、极权的社会制度的第一要征)，漫漫透析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所有的中毒者，都能达到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彻底唾弃从前旧我这一境界的，而本书的作者，无疑做到了。 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时常可以见到独立思索的价值和力量。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彻底抛弃对刑事罪犯“从重从快”的所谓“严打”。而早在1983年，以草菅人命、践踏法律为特点的第一次“严打”运动展开后，枪毙大量轻微犯罪人员的录像片在监狱中放映(“严打”在王小帅的故事影片《青红》中有所涉及)，作者写到：“我无法认同在执政30多年后，还要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杀人，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与其说这是法律，不如说这是凌驾于人民意愿之上的‘长官意志’”；“以这样压倒一切的气势来处理关天的人命，会不会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后遗症？”(该书310页)。这些思索和怀疑，在信息闭塞的高墙之内产生，可以说相当难得。这是第一缕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微弱光芒。唯其微弱，尤为可贵。如若不信，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随便问一问自己身边的人：将“乱世用重典”的惯例，惯性运用到如今这样的“康、乾盛世”，很少有人不赞成。 虽然，这是一本沉痛的悲剧之书，但书中也不乏人间真情、人间温暖，特别是被捕时与朦胧相恋的女友的生离死别、出狱后与已成人妻、人母的女友的重逢时刻，还有，得到监狱管教干部的特许，10多年来第一次回家为母亲过生日的情景，都感人至深。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于那些以宽厚仁心对待囚徒、在不违背监规的情形下，对囚犯给予人道待遇的管教人员，以感恩的语言进行了描绘。这使作者的人性复归、复苏与复活，变得尤其真实、可信。 巧的是，写此短文前，我正好在网上，读到了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长文《狱中百日记》。文章实录了他1989年那场风波后，由于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主持的刊物上挂名，而被捕入狱的经过。在那篇文章中，高尔泰先生也写了几个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同时对这个学者也适当照顾的看守人员的形象。令我不解的是，文章开头描绘的情景：身为著名学者、教授的高尔泰先生，是在和妻子买菜回家，进入南京大学家属院时，被几名便衣人员强行抬起来，扔进一辆吉普车后抓走的。高尔泰并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名满学界的知识分子。他被剥夺了公开地、合法地、体面地被捕的权利，而是被以极具人格侮辱特点的绑架方式秘密抓走。读到这里，只有无言一叹。 写此短文时，网路上正膨胀着爱国酵母。抵制家乐福、抗议CNN，冲击武汉、合肥家乐福的抗议青年中，赫然见到了高高举起的毛泽东的画像。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中，是否有1967年12月5日一夜连杀两人的李乾？我想，一定有。所不同者，李乾怀里揣的，是手枪；而这些新一代“爱国者”怀里揣的，是手机。 铜钟警世，以戒来者。我希望他们能读一读被柯捷出版社列入“铜钟丛书”的这一本《迷失与求索》。但我也深知，在出版尚被列入意识形态管制重地的中国，他们不大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一本普通中国人的悔罪书。可堪庆幸的是，亲身经历过这50多年当代史的中国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李乾”，凭着非凡的道德勇气与毅力，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家庭悲欢。一部中国当代的断代史，就这样平铺直叙地记录下来，流传开去，惠及子孙、德泽中国。“礼失求诸野”，信史在民间，信矣乎？吾信也。 2008年4月23日，美国无闻居
作者：金水桥畔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摘自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辩护词 写到我最对不起的三个母亲时，我无法想象此事给三位老人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的心在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叩头里，早已泪流满面。 ——李乾 捧着朋友李乾的《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一书，沉甸甸，我仿佛和作者一起经受着以往岁月的无情煎熬，承受着道德和良心的反复鞭笞。 历史本来可以按部就班地前行。李乾1963年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人人羡慕的武昌实验中学。在这所毛主席题写校名的工程师的摇篮里，他本可以顺利结束初中、高中的学业，进而开始书写自己灿烂的人生。 伟大领袖的号召，让李乾这一代人都被“套上了红舞鞋，身不由己地在那风暴里旋转”，李乾旋即成为武汉地区1967年“12·5”事件的“组织者、现场指挥”。 1967年12月4日，武昌实验中学成立了新生的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李乾作为校革委会分管保卫工作的负责人，为了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参入并执行了12月5日对“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的、“罪大恶极”的两个“流氓’的处决，造成骇人听闻的惊天大案。作者因此深陷囹圄18年。 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觉得“12·5事件”太荒唐，但是仔细一琢磨，如果时间再倒流40年，出现“12·5事件”又不奇怪。当“革命小将”头脑发热的时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在进行。 当李乾们在执行“处决”这两个同龄人时，一定也象《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处决叛徒那样，一边大声宣判：“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判处你的死刑”！一边掏出手枪“砰砰”两响，王金标也就一命归西。 现在读者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实验中学的同学怎么能这样？ 我以为现在更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会这样？由此可以联想到，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有无数无数的这样的“为什么”。我想1000个人会找出1000个答案，但真理只有一个，人们还会继续探求下去。 都是那双“红舞鞋”惹的祸。 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 文革发端的那一年，李乾不满16岁，文革掀起高潮的1966年，李乾不到17岁。正当花季少年。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却过早地承担起无法承担的革命重任，李乾是那样地投入、那样地忘我、那样地义无反顾。 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追随南下“一小撮”参加绝食；北上京城求见总理聆听中央的声音；企图按巴黎公社的原则组建了《红十月造反公社》，他真以为自己真正成了一个革命志士，只要老人家发号施令，上刀山、下火海都会在所不辞。 听一段李乾在当年班会上的发言：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衰退，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据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字字铿锵有力，掷地可作金石之声。 你能相信这是一个18岁的少年在发言？ 我相信。这就是历史。 李乾参加过周总理主持的座谈会，出席过欢迎欧洲一盏明灯国度领导人的国宴。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能够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干杯的又有几人？这些“亲密接触”的特殊经历，李乾以为不值得炫耀，唯有一心一意跟毛主席干革命才是最好的报答。 “一个幼稚单纯，自以为有思想有追求的少年就这样以迷失为起点，开始了他那多的人生”。 《青春的萌动》是回忆录中写得最好的章节，人间最纯洁最美好情感的碰撞，在这里绽放出的火花尽管转瞬即逝，但它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那样地叫人久久不忘。 12·5事件后，为了防止报复，李乾被迫离开学校南下长沙，呆了4天就要求回汉，并选择女同学屈慧君的家为藏身之处。李乾“蓄谋已久”的“阴谋”就要实现，他要“以革命的名义”住到她家里去。他在这里受到屈慧君父母、屈慧君姐妹及弟弟最热情周到的接待。18岁的李乾也正是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青春宴，在这里戴上手铐，同自己的青春告别。 读到这里，我竟然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亚和保尔。我的同龄人正当少年读到这部小说的相关章节时，难道不是都在和保尔一起分享初恋的甜蜜？直到下放农村插队，还有知青借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本书，专把这些章节抄录下来久久地细细品味。 初恋是甜蜜的。难怪数年之后，身陷囹圄的李乾还填过一首《钗头凤》：“脚上镣，身披袄，往事历历重现了。桃花鲜，梨窝圆，杯盘已散，不知咸淡。甜，甜，甜”。 我曾和李乾交换过意见，我以为文章最美的部分，就是写他的初恋（应该算吧？），以及他和几个女战友的悲欢离合，包括那位在羁押期间到警司同他相见的3位同学中的那位女同学。 这种异性之间的友情、恋情、同志情，今天看来是多么珍贵。只是在那特殊的年代，这种“情”在被摧残、被扼杀、被蹂躏，这既是历史的悲剧，又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作者还可以把她开掘得更深、更美、更高尚！ 监狱是一所大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学，李乾在这里“锻炼成长”。 李乾在叙述18年监狱生活的同时，也让我们听到他在特殊的环境中深层反思的心声。 出狱后获得重新生活的自由，但反思历史、反省自己的任务还在继续。他来到羁押过他近9年的地方，于是就有了六个章节的“后记——废墟上的记忆和沉思”。 作者的反思在升华。 他认为“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求，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这种思想当然还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已经从自己的遭遇中解脱出来，站在新的高度，用更广阔的视野，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剖自己、分析古今、批判过去、展望未来。诚如作者所言，同年轻时的“以天下为己任”相比，现在他更愿意为这个世界的美好从力所能及的身边事做起，哪怕看似匪夷所思，哪怕角色错位，哪怕前面是一轮新的惩罚。 得到《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已经成书的讯息，为作者高兴，为我们这些有同样文革经历的同龄人高兴。朋友李乾将半生心血都倾注在这几十万字之中，我以为是值得的。因为他给自己、给同龄人、给后代、给历史，作了真挚、清白而沉重的交代。 李乾的这本书对历史做了真实记载。作者忏悔虔诚，反思深刻。每读一页，我的心灵都会随之颤栗而不能自已。 历史已经惩罚了李乾，但是还有更应该惩罚的人却至今没有得到惩罚，这不公正；还有更应该忏悔的人至今并没有“得到良心的发现”，这才是悲剧。 好在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