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文革史：“飘派”拾零

作者：贝苏尼

来源：二闲堂

文革发动那时候我还是“小屁孩”，到现在也对名目繁多的派系十分茫然，什么“红卫兵”、“东方红”、“造反派”、“主义兵”、“红造司”、“好派”、“P派”……其实，当时如果有全国“一片红（橙，黄，绿，青，蓝，紫？）”真正实现“大联合”的派别，那就是“男焊（半导体收音机）女织（毛衣）”的“逍遥派”。不过，“逍遥派”要在运动之前混进大学才够资格，中学生当中则有一个“飘派”。

一、“飘派”正义

“飘派”很难下定义。碰巧有两个朋友都是老三届，都是干部子弟，就去问她们。第一个说，文革中父母受审查，家里三个弟妹全靠她里里外外张罗，（19）69年下乡，70年当兵，一当就是4年不能探亲，回北京已经是75年了。“飘派？连听都没听说过。”再问第二个，回答倒干脆，“像你我这样的都是飘派。”“啊？我是飘派，怎么不知道？”“上学放学的路上，从四面八方投来异样的目光，找茬儿跟你说话，就是飘派。还有，就是家长特别紧张，检查你的信，就是飘派。”根据她的话，似乎可以把“飘派”定义为“老三届当中的俊逸之士”。

张郎郎先生讲的老大学生风流人物只能算是飘派的先声。70届以后的叫wanzhu，当时以为是“晚主”，“晚于老三届”之意也；也可能是“玩主”，“会玩的主儿”之意。王朔给写成“顽主”，相沿成席，也就不好改动了。

“飘派”存在的时间段则相对容易确定。从1967年到1972年的5年左右是飘派的活跃期，此前革命热火朝天，此后就成了顽主的天下。

飘派大体上需要符合这么几个条件。家庭出身是干部（包括“革军”和“革烈”）或知识分子（高级最好，低级也凑合），看别人没看过的书，听别人轻易听不到的音乐，会唱歌跳舞或某种乐器，具备某种体育特长，会照相，冲洗放大。另外相貌一定要好，男女平等。有人说，“所有动物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只有人类相反。”这话需要修正，大部分女的比男的漂亮，可男的要漂亮起来，就能把所有女的比下去。

六十年代末的一天，跟女友走进西单的冷饮西点店，看见两三个男孩，身高大概有1米85，宽肩长腿，浅黑色的脸上有一丝忧郁，大眼睛深不可测。他们穿的也是蓝咔叽制服，但是颜色更接近正宗的藏青，剪裁和做工也显然很考究。马上断定他们是“老兵儿”，即最正宗的红卫兵。

人们总是说那时候的服装整齐划一，无非是蓝绿两色，其实在这蓝绿两色的制服中，阶级界限却比任何时候分明。

高干子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端正”二字，不论男女几乎都是舞蹈演员或运动员身材，相貌也是端正的，却比较缺乏个性和韵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有个性韵味，却不大端正。当年四中排球队的主攻手，据说是教授的儿子。此人的长方脸非常白皙，高鼻梁，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长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高强度体力劳动都没有将这一切摧毁。他能当扣球主力，身高肯定在1.80米以上，闹不好得有1.85，胳膊和腿都短不了，可惜有点溜肩，破坏了总体形象。此人只从远距离看过一眼，大名鼎鼎的运动健将正在矜持地微笑着和人谈天，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不知是否“耐看”。

一个高干子弟则和他正相反。此人原来是篮球和乒乓球健将，却由于某种我至今不甚了然的机缘参加了排球队，很快就压倒群芳，脱颖而出，成为副攻。猛一眼看上去，天下要是有美男子，那是非他莫属。作为篮球运动员，此人不算很高，大约1.79米左右，身材是标准的三角形，胸肌发达，长胳膊长腿，动作轻灵敏捷。浅黑色的长圆脸，五官也没毛病。可过几天再看，就毫无光彩了。

说了半天男的，再说女的。有一家三姐妹，父母是“起义人员”，在北京的高干和高知圈子里非常popular。这三姐妹有两件怪事。一是父母的特征都在脸上挂着，彼此就是不像！二是除了老三之外，老大老二的脸都是歪的，牙也不整齐。可她们仨还就是公认的美人儿，有专业摄影师照的逆光大头像为证。她们美在哪里？大概就是所谓“气质”吧，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雅，即便是破旧的蓝布制服也不能掩饰。有人说，出生地会给相貌风度留下痕迹，老大和老二都出生在巴黎。法国女郎本来就不是以N围胜，而是以风韵胜的。

凡事都有例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之一，是大学同学的先生。她是班上第一个结婚的女生，开口闭口“My husband”如何如何，我们就叫他“husband”。听她唠叨了一个学期，就想见见，说好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去吃西餐，带上husband。她有点勉强地同意了。到了西餐馆，只见从人群中擦着地皮翻滚出来一个人，张口就是一长串流利的英文。幸好几个女生都是学德文的，目瞪口呆用听不懂掩饰过去。Husband也很敏捷地改口说中文。他说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措辞和句式都很典雅，录下来放，肯定迷倒一大片。

区别“高干”和“高知”子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说话。高干子弟说话特别典雅，决没有“粗俗”或“低俗”的字眼，没有“胡同串子”的发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不仅不避俗语土话，还有意识地去学，词汇量越大越光荣，发音越准越能耐。插队的时候常听说邻村某聪明能干之女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可惜缘悭一面。若干年后有幸瞻仰她的“玉照”，实事求是地说，从有些角度看还可以，另一些角度看甚丑。又过了几年，有事不得不去找她，一开口吓我一大跳，土得掉渣！说穿了，都不过是snobishness罢了，尤其是后一种，拉出的架势就是，“我有家底我怕谁？”

二、“黑牡丹”和“白牡丹”

文革后期，北京某中学有两个“老初一”的女生突然声名大噪，都是鹅蛋脸，都喜欢修剪得很整齐的前刘海，碰巧一黑一白，人称“黑牡丹”和“白牡丹”。

“白牡丹”小学跟我同校不同班，一年级时有点印象，比较出众，后来转学走了。夸张点说，“白牡丹”的脸跟普希金那位让他送了命的太太差不多意思，身材则是东方式的修长窈窕。1970年初在上海街头看见一个很美的女孩静静地站着，苍白的脸上表情高深莫测，似乎是记忆中的“白牡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她也看了我几眼，但是都没有说话。这时候从马路对面糕饼店里出来一个男孩，必恭必敬地把奶油蛋糕递给她。她接过来，慢慢吃着，男孩不时讨好地对她说些什么，走远了。这男孩中等身材，宽肩，微驼，满脸青春豆，让我很失望。后来听人说“白牡丹”和她的男朋友，想起这一幕，就把见到的男孩形容了一番，得到的答复是，“她的朋友长得不错啊，就是脸上有点疙瘩。”“白牡丹”无才。

“黑牡丹”浅黑色的皮肤，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笑起来极其迷人。身材适中，四肢和躯干的比例也正确，就是总体感觉不太对头。她可以算个才女，会唱歌、跳舞、朗诵、弹钢琴。“黑牡丹”也免不了插队的命运，但大部分时间在报考文艺团体。当她终于被录取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八十年代意外地在一部相当轰动的电视连续剧里发现，那个“身患绝症返回故土死在心爱的人怀里”的“美籍华人老姑娘”，闹半天是她！

导演也算是有眼光的。轮到她表演弹钢琴的时候，摄像机罕见地对准了上半身，还有手的特写。背景音乐未必真是她弹的，可她起码知道把手按对地方，不像刘晓庆等人从音箱后面露半张脸，摆动的节奏还是不对。Ingrid Bergman在《插曲》中给Leslie Howard扮演的小提琴家钢琴伴奏，大段大段的练习和音乐会场面，二位都比划得够像的。可是中国影视作品里，我就看到过这么一个敢把手亮出来的镜头。说起来，冒充弹钢琴还是最容易的，姜文演《北京人在纽约》，怎么就把主角是大提琴手这茬儿给忘了呢？《新世界交响曲》还挺长，连我这观众都替他痛苦。

一两年后，“黑牡丹”又出现在电影屏幕上，洗净铅华，演个国营菜场经理，进进出出穿的都是工作服，迷人的微笑毫无用武之地。那部电影也没什么情节。菜市场发生质量事故，顾客投诉吃了不新鲜的螃蟹泻肚子，经理亲自登门道歉。顾客是个八十来岁胖胖的老太太，像只面口袋似的堆在椅子上，说话却非常通情达理，“也怪我自己不好，吃着不对味儿，就别吃呗……”这句台词念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可以跟黄宗洛的“你的——什么呢，朋友吧，子君——她死了”和张伐的绝唱“万恶淫为首”相比。仔细瞅瞅，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吴茵呀！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让我记住这么句话。也算“黑牡丹”倒霉，跟“远东第一老太婆”演对手戏，哪里招架得住？

她有什么“飘”的事迹呢？据说她比较敢穿。在满街灰白蓝绿的确良的时代，她穿着绯红色半透明尼龙丝绣花衬衫晃来晃去，明摆着就是“找拍”呢。果然也就让人盯上了，找茬跟她搭话，经典过场对白说完之后，直奔主题：“交个朋友吧？”她才故作吃惊地“哎哟”一声，娇滴滴地说：“那我已经有朋友了，怎么办呢？”

三、穿靴戴帽

第一部分讲“尖头马”（gentlemen first），第二部分专讲ladies，现在又轮到“尖头马”了。

话说有两兄弟，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相差4岁，也许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也许其中之一是，或者二者都不是。他们的父亲没见过，母亲很普通的圆脸，白点可以算张爱玲说的“粉扑脸”，戴眼镜，其余部分无关紧要。

哥哥继承了母亲的圆脸，有的女孩认为他长得好，not my type。此人身高约1.70，驼背却比较严重，超过女孩钟情的“微驼”。据他的女朋友说，此人小时候不愿作“羊群里的骆驼”，等习惯养成，后来却没再蹿个儿，亏了。

弟弟的脸长得“七出八进”，跟哥哥一点不像，除了白。符合“高知子弟相貌欠端正”的“贝氏定理”。然而正如博学的钱钟书老先生所说，“例外检验公例”，他的身材就是可供检验“贝氏定理”的“例外”。弟弟比哥哥高，能打篮球，宽肩，发达的胸大肌和两头肌。

兄弟俩分别上了两所中等偏上的学校——这是我说的，他们一定说“都是老教会学校，解放后不受重视，师资还在那儿”。考分不说明智力高下，却反映在学校功课上的“投入”。这兄弟俩从区少年之家到市少年宫，从少年宫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外带溜冰、游泳、打篮球、下围棋、打桥牌，人是聪明的，在学习上却不太用心。

前面简单提到飘派的打扮，这哥儿俩就比较有代表性。从说话可以分出“高干”和“高知”来（这哥儿俩就说的一口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穿戴就不那么容易了。相对来说，女的还比较容易分辨。干部子弟都是典型的京派，穿现成的制服和毛衣皮鞋；高知子弟则多少带点海派，喜欢自己动手。其结果，就是前者整齐划一，后者比较独特。这哥儿俩有个表妹，其出身是“高干”兼“高知”，穿北京买不到的一字领有机玻璃扣子的暗兜蓝咔叽制服。上面说的三姐妹，她们的母亲永远在织毛衣。印象最深的是她用劳保手套拆出来的白棉线配上红绿纱线织成的一件线衣，式样本身就相当别致，外面套上蓝制服，领口隐隐露出一点红绿，更能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飘派的服装似乎都是冬装。女的一身蓝咔叽制服，多半为男式，内穿中式棉袄，脚蹬半高腰黑色皮靴，戴黑皮手套，拉毛长围巾。我的审美观完全是京派的，在我看来，女孩穿男式制服就比一字领更有韵味，用现在的话来说，更sexy。拉毛围巾首先必须长而且宽，天冷刮风的时候能把头包住再在脖子上绕一圈，不那么冷的时候可以在肩头制造出飘逸、浪漫、潇洒等效果。飘派的拉毛围巾多为鲜红色，蓝、灰、驼色的等于自我宣示放弃。有个女孩第一次见到她时围的拉毛围巾长度和宽度都够了，颜色是非常雅致柔和的粉绿，大约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不算。

也难怪她不敢穿戴得太标准。既然有“拍婆子”这回事，有“刀子里面出爱情”的说法，敢在大街上“飘”的女孩鞍前马后都有人暗中“戳着”（保护，撑腰），可能是兄弟，兄弟的哥们儿，也可能是男朋友。像“黑牡丹”那么勇敢地独自到处乱逛时，大街上搭话交朋友的还有，动刀子打群架的毕竟少了。早几年即便疏离主流还是会遭到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一年冬天回北京，跟三个女孩出去玩儿，就高潮迭起，险象环生。

那天，一个女孩穿的是墨绿色带暗格的中式棉袄，第二个是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第三个和我穿的是旧呢大衣改的短外套，分别为驼色和铁灰色。我们先到动物园附近的“老莫”照相。那家俄式餐厅早在文革前跟苏联关系恶化时就改名“北京餐厅”，可人们还是叫它“老莫”，大概是封闭环境里对异国风情的向往格外强烈的缘故吧。那里的米黄色石墙和雕花立柱在黑白照片里效果甚好，颇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刚拿出相机，还没来得及摆姿势对光呢，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两三个男孩，嘴里不干不净，说的也不是“拍婆子”的开场白。见他们来头不善，“中式棉袄”从地下拣起一块小石头冲他们扔去，喊道，“滚！”他们见势头不好，飞身上车，留下一句话，“你们不——狂，还穿着青布懒汉鞋呢！”一溜烟跑了。

这就说到鞋。最“狂”的当然是正宗的将校靴，其次是市面上卖的仿制品，再次是白回力球鞋，至于懒汉鞋，则雅俗共赏。懒汉鞋的鞋面一般都是黑色灯芯绒的，塑料底以白色的为贵，棕红色的不入流。那女孩的鞋面是布的，市面上少见，原来是自己做的，还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过，结果挨了句骂！好在她本来也跟“狂”无缘。

让这几个男孩一搅和，动物园附近是不能久留了，赶紧坐上汽车奔颐和园。进园门不久就碰上那两兄弟一帮人，有十来个，在雪后的昆明湖冰面上走。这帮人的服装大概属于正宗的飘派。有的在蓝咔叽制服里面衬了军礼服，藏青色或黑色的呢制服，一下子就撑起来了，显得很挺刮。另一些穿的是蓝棉大衣。其中一个穿的是长呢大衣，据说是某要人的侄子。此人面阔口方，气宇轩昂，颇有乃伯之风。多年后再见到，却变成了缩头缩脑的猴儿精，怎么看怎么不像。人们就叫他“某人的侄子”，言下大有将信将疑的意思。此是后话。这些男孩穿的衣服虽然不同，却一律歪戴着羊剪绒帽子，很俏皮，有俄罗斯风。羊剪绒帽子皮面，质量明显高于普通栽绒帽子，从身边骑车人的头上把帽子摘掉不难，当时也流行抢羊剪绒帽子。因此，男孩也难得敢一个人戴羊剪绒帽子上街。有天看见那弟弟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天很冷也没戴帽子。这天他们人多势众，就都把羊剪绒帽子戴上了。听说羊剪绒帽子的戴法还有讲究，有些男孩里边还戴着白色的“回回帽”，露出一圈白边，透着讲卫生，跟女孩戴口罩异曲同工。

从佛香阁下来，正走在一个什么回廊里的时候，横里突然跳出一个男孩，厉声喝道，“拿钱来！”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手里就亮出一把四寸来长的弹簧刀，身后还不远不近地跟着两三个同伙。“蓝制服”和“中式棉袄”跟那男孩吵，他手里拿着刀子一步一步往后退。这时背后出现了几个穿制服的中年人，似乎是警察或准警察，男孩见势不好，翻过栏杆跑了。

四、吃西餐

在我这个“初一小孩儿”看来，只要才貌出众就值得景仰，后来才知道不然。某飘派分子来到一个才子才女聚集的山村，看什么都不顺眼，入乡随俗嘛，也只好忍着。最后看到灶上晾的袜子掉进粥锅里，才子拣出来，还说“没事儿，没事儿”，该飘的忍耐到达极限，撂下一句话：“你们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飘然而去。

多年后，根据该村的成名才子之一分析，哪位“小飘儿”能有这么大口气呢？首先他得“份儿”极大，谁到这村来还能显摆“份儿大”呢？才子才女们破衣烂衫，撒过粪的爪子来不及洗，抓起干粮就往嘴里塞，但精神状态极高昂，能侃点儿西方哲学史、萨特、德热拉斯《带星星的火车票》什么的，可能才有资格评价他们是否有做人的资格。可他若是读过这么多书了，也不会在意那只袜子了。

飘派不论大小，大概没兴趣看萨特、德热拉斯，也没有在猪圈旁边拉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揣着笛子上山，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付诸实践的雅兴，看看《红色娘子军》，听听“老贝”、“老柴”，够吹牛的就行了。飘派们重要的资格之一就是在天桥剧场看过“原装正版”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能当场抓拍舞台剧照的“拔份儿”，要是跟演员们认识，知道些八卦，“份儿”就更大了。

飘派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吃西餐。当时北京的西餐馆子还剩两家，一个就是早已改名北京餐厅的莫斯科餐厅，简称“老莫”，一个是新侨饭店的西餐厅。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并改建之后里面的和平（德法式）、和风（顾名思义，日式）都没了。老莫和新侨在“破四旧”的高潮中卖过炸酱面，但很快又恢复了西餐供应。

当时是吃新侨的“份儿”比老莫大，我想大概是地段关系，就餐厅本身来说，老莫的厅堂远比新侨宽敞，打腊地板，顶天立地的钢窗，丝绒和纱窗帘都没有被“破”掉，暗绿色的柱子上有可爱的猫头鹰浮雕，华丽的吊灯。从穷乡僻壤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足够造成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此外老莫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餐具地道。不知是从苏联运来，还是专家设计在中国烧制的，那些蓝边白瓷碗碟、刀叉、酒杯、装胡椒和盐的小瓶，尤其是套镂空金属的玻璃茶杯，是正宗俄式。中式与和式茶具万变不离其宗，无非“陶瓷”二字，西式茶具也多为瓷器，偶尔有玻璃，在玻璃外面套金属是典型的中亚风格。二是最早的一批服务员也是苏联专家培训的，尽管后来招的服务员能把汤洒一半，碰上老师傅还是能充分“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

“飘”和“非飘”们热衷于吃西餐固然有附庸风雅的意思，究其根本还是缺油水。红菜汤（borsch）、火腿沙拉、炸猪排、奶汁烤鱼、甜点……对身体发育阶段人们的诱惑力，跟俊美异性一样难以抵御。不过，这些早期崇洋派也要面对永远的挑战：怎样吃进嘴里。我就见过不止一位实际或自以为美丽的女孩，叉着涂了黄油果酱的整片白面包，环顾左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跟必须有三代以上富贵经历才敢说话土得掉渣儿相类似，宣称“爱中餐”也要有吃西餐的经验作底子。一个围鲜红色拉毛围脖的女孩就这样勇敢地说过。据说她的酒量十分了得，白干4两不醉，葡萄酒能喝一瓶。这样的人当然不止她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中餐馆计有丰泽园、马凯饭店、新疆餐厅。马凯至今没去过，丰泽园毫无印象。关于新疆餐厅，值得一说的是馕。当时就觉得非常香甜可口。出国后住学生宿舍时，见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等国邻居经常烤一种面饼，发音约如nan，味道跟新疆餐厅的相似，是发面上涂了蛋液，在烤箱里烤熟的。但是新疆餐厅的馕是圆的，形状跟烧饼差不多，这些中亚邻居烤的却是一掌宽，半米多长。黎巴嫩人开的店里卖的馕则有一米多长，可以折叠起来扛在肩上。到巴基斯坦人家作客，席上有主妇手制的馕，形状又变了，是长圆形。看来馕也有多种变体，自东向西越拉越长。

西餐也好，中餐也好，都是在北京有名堂的地方吃的。回到乡下，就是无穷无尽的“精神会餐”材料。

五、看小说

“腹有诗书气自华”，要能“飘”得起来，完全不读书是不行的，那叫“土鳖”。地下读书运动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了，其实当时读的书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数理化、文艺小说三大类。肯下功夫“啃”前两类的，大概都不承认自己是飘派，合格的飘派要看文艺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即所谓“世界文学名著”。

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计有：

俄国：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斯托耶夫斯基：《白痴》、《罪与罚》、《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父与子》、《初恋》、《罗亭》；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诗体小说）；

英国：

狄更斯：《大卫·科伯菲尔》、《双城记》（后者可能记忆有误）；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拜伦：《唐璜》；勃朗蒂姐妹：《简·爱》、《呼啸山庄》；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法国：

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斯汤达：《红与黑》；梅里美：《卡尔曼》（卡门）；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小仲马：《茶花女》；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傅雷译出部分；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我们的心》、《一生》；左拉：《娜娜》、《金钱》；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勒萨日：《吉尔·布拉斯》

德国：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席勒：《阴谋与爱情》、《华伦斯坦》。

西班牙：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意大利：

但丁：《神曲》

美国：

杰克·伦敦：《热爱生命》；德莱塞：《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钱》、《金融家》、《天才》；马克?吐温：《镀金时代》。

这些小说都是“写实主义”的，熏陶出来的人，其审美趣味也基本上是清晰的，即所谓“雕塑感”一类，与顽主们的崇尚现代派构成鲜明对比，也是二者之间的代沟。朦胧诗是一个异数。

《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形形色色的案件》，以及《汤姆?索亚历险记》文革前就流行过，不再此列。另外，Gone with the Wind，名副其实的《飘》在飘派时代并不流行，也是一桩怪事。

六、照相

在“才”与“貌”，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之间固然存在着鸿沟，但并非绝对不可逾越。有一项“沟”的两边所共同喜爱的活动，那就是照相。大概从1967年起，中学生里兴起一阵照相风。照相技术已经发明了近200年，此前此后都有人照相，专业的，业余的，但是可以算作identity的照相，似乎非“老三届”莫属。原来也没这么想，那天接待诗人们时忽然发现，除了京不特摄像机不离手之外，只有北岛拿着数码相机摆弄不已，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杨炼不是“老三届”，他就不照相，发现被镜头对准了，就摆出pose让人照，其他更年轻的也这样。玩儿乐器是为了报考文艺团体，有20出头开始学手风琴的，嫌指头太硬在热水里泡泡再拉，玩儿照相又“图”个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跟焊半导体，织毛衣类似，照相“不着一字”，凡是没被砸烂的，大概也就是被默许存在的，原样照下来，责任不在我，却可以“尽得风流”。二是快要下乡了，在生长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风景名胜留下点纪念。第一批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就是1967年夏天，后来山西、陕西、云南、吉林……一拨接一拨，持续到1970年，再后来多是北京郊区。

“老三届”里照相upgraded为“摄影”，参加影展的也有，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几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是大学里不同系的同学，专业摄影师的老公，大二那年的暑假他到北戴河照的一张《渔归》，落日余晖中近乎黑色的海浪、水面上翻腾的白色泡沫、礁石、蹒跚而行的渔人……后来每看到类似题材的照片就有意无意地跟他的比，不知是不是先入之见，总觉得不如那张好。再就说到那两兄弟。因为认识那哥哥的女朋友，沾光也让他照过几张相，他为了取景，攀上跳下，几次差点掉进水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辛辛苦苦给你们照相……”但似乎未见精彩，只能说曝光基本正确，构图连老套都谈不上。另外，他的眼睛只盯着女朋友，集体照抓的全是她表情最生动的瞬间，其他人只求不闭眼，让雪地上的强光晃得皱紧眉头也不管。弟弟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男孩坐在颐和园长廊的顶头，人，柱子，和上方的雕花呈剪影框架，中景石舫，远景玉泉山的宝塔，层次分明，中规中矩，半点不“飘”。后来在照相馆找到工作的是弟弟而不是哥哥，并非偶然。

七、爱之天平

在“西学东渐”中碰到的最难翻译的词之一就是sexeuality，福柯的Histoire de la sexualitié以前译为《性史》，增补修订后成了《性经验史》，其实都不全面。Sexuality的含义很广泛，包括性行为、性心理、性道德、性禁忌……等等等等。在大街、公园或冰场众目睽睽之下问女孩“你哪儿的？”说它跟性毫无关系吧，问答（或不答）双方都知道下面要谈恋爱；硬说这是“性行为”，又实在勉强。欣欣已经考证出来，轻易发生性关系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青少年都“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恰当的表述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某飘先交一女友，门第甚高，容貌平平，且有些傻气。不久就厌烦了，说：“你去把那个谁谁给我叫来。”“谁谁”和“傻大姐”相反，门第不高，相貌出众，光洁的浅黑色鹅蛋脸，轮廓分明，大眼睛很“飘”，人称“印度美人”。不久该“飘”因故入狱，“谁谁”回乡下老家生下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故事后曾在西单见到一个相貌身材无可挑剔，却面容憔悴衣衫破旧的女孩，不知是不是那“谁谁”？

胆儿最小的当然是谨遵“晚婚晚恋”的国策，生怕影响招工上大学。（带“婆子”下乡的，两人在面临招工上大学时都被往后排，实在挺不住结了婚的，后来都要经历更多曲折才能回城。）但是根本不谈恋爱还能“飘”得起来吗？所以一般人都取“中道”。

看了外国小说，难免想效法，可像巴尔扎克的那些“人间喜剧”人物的动力是欲望，在试图泯灭一切欲望的环境里，别说是效法，连共鸣都难以产生；狄更斯的“苦孩子turned out to be somebody's son”模式也比较boring，因为飘派之成其为飘派就是门第高贵确定无疑；居于N角之上的人可能对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同情，当时延续的还是“真诚的爱情不能见容于虚伪社会”的解读，毫不犹豫地站在卡列宁的立场上骂安娜“破鞋”，是电视剧播出后的奇观。效法安娜的前提条件是“居于N角之上”，不在“角”上的人如何进入“角”色呢？这就用得着普希金了。

当时很多女孩都能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许多段落背下来，就效法达吉雅娜给心上人写一封信。这种方法却往往不灵。男孩收到信后难得效法奥涅金回信或当面把女孩教训一顿，而是转手就交给组织上。也许，男孩们竟是对的。达吉雅娜和奥涅金的故事只是前半段，真正让女孩们潸然泪下的是达吉雅娜成为将军夫人后对奥涅金的告白：“不错，我爱过您，但是我现在有丈夫，我要对他忠实。”

 

八、听唱片

现在想起来，飘派们的趣味还是非常保守的。他们看的世界文学名著到19世纪末戛然而止，20世纪作品只有苏联小说，难得有现代派作品。高行健之所以能在80年代比别人先走一步，完全是因为学法文出身，萨特、卡缪等荒诞派作品可以看原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则是受《麦田守望者》影响，据说她就看过这么一本小说。他们听的唱片，不管是抄家抄来的，还是逃脱抄家留下的，多始于巴赫、亨德尔，止于肖邦、李斯特、“强力集团”。能听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是王昆儿子的朋友。

50年代批判德彪西影响了一代半人的审美趣味，知识分子们多反对现代派音乐。某工程师热爱西洋古典音乐，制订了庞大的唱片搜集计划，到文革开始时已有500多张，自然都被抄走。他本人则接受例行审查。一日，忽然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并播放一段爵士乐为证，不禁勃然大怒，找到造反派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我没有这样的唱片！”80年代电视上采访申葆青，记者最后问她对摇滚乐有何看法，她坐在钢琴旁莞而一笑，“代表”专业音乐工作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太吵闹了一点吧？”

上面说的这些人如果看到我的文章，也许会愤怒地抗议：“我不是飘派！”尽管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可能失去朋友，我还是希望得到原谅；虽然语带调侃，我写的时候却怀着温情。那是我们的青春，那每人只有一次，永不复返的青春，在那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乏中，是怎样近乎绝望地抓住任何可以称为“文化”的东西，来抵御粗野和愚昧的蛮荒。然而书中的“上流社会生活”毕竟要在现实中碰壁，这就是飘派不得不通过打架来“拔份儿”的原因。不过，贵族本来是武士，在中绝了十几个世纪之后居然能发出微弱的回响，也未必不是好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