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重庆（五章）

作者：荣剑

来源：共识网

从“李庄案”到“李庄门”——回望重庆之一

重庆若干事件及其演变，在经历诸多民间猜测、政治想象、八卦演绎和“拼图式”报道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该市最高决策者下马。对于这个结果，尽管大多数人都有所预料，但在目睹了当事者谢幕前一系列从容表演后，似乎都无法确认，这个长时期一直被聚焦在人们视野中的政治强人，会在哪个时刻以哪种方式离开政治舞台。当这个时刻真的来临时，人们依然无法确认，这个结果对他个人，对重庆，乃至对中国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媒体人，写了一篇精彩的“媒体札记”，试图以“48小时”为一个叙事时间，尽兴勾画出期间北京和重庆所发生的某些事情，以及众多媒体对这个结果的不同反映，不幸的是，这样一篇有价值的报道在网上却存续了不到48小时。由此可见，对重庆的相关事件和人物，如何言说，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前为“重庆模式”说过话的学者，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情节和难以预料的戏剧性变化，可能都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重新检索自己曾经有过的言论。那些对“重庆模式”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或许会就此更加认为，这个模式从开始起就注定要破产；而那些持支持态度的学者，可能要面临学术上的尴尬境地以及道德上的压力，尤其是那些已经置身于重庆实践的学者，免不了会被人冷嘲热讽。目前的局面不可能平复学界原有的巨大分歧，左派不可能就此认输，右派也不会弹冠相庆，我的看法是，大家不妨再次坐下来，继续就“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探讨。

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界可谓“文章滂沛，议论波澜”，学理层面的左右之争有了制度依据，对相同的制度运行，基于不同立场的学者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后果，评价自然大相径庭，殊难弥合。杨帆从去年以来主张超越左右之争，以超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重庆模式”，立足点是为“重庆模式”寻求更大范围的支持。现在看来，这个努力无异于和社会的主流意见南辕北辙。按孙立平的说法，“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胡舒立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一些人“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这些直接和间接针对“重庆模式”的批评，根本无法通过杨帆那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予以消解，重庆的路径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绝无可能取得合法性。但是，在我看来，只是从“路径依赖”上来批评“重庆模式”，并没有揭示出“重庆模式”的根本问题所在。孙立平和胡舒立等人的批评，实际上也承认了“重庆模式”具有正确的问题意识，即必须面向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所形成的社会巨大不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和一些左派学者的忧患也大致切近。黄纪苏最近群发一篇短文，其中的一个主要意思，我愿意详尽引用：“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如果说，黄纪苏说的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而且都是被自由主义学者所认可的事实，那么，针对这些事实所形成的“重庆之解”——以福利主义为导向的民生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应当有其合法性。作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不是选择市场化而是选择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地方自治赋予它的应有权利，中央和其它地方不必置喙。现在有人在给重庆算账，认为按重庆迄今为止的巨大投入来看，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巨大亏空，如果这个帐算出来的确如此的话，也不能就此认定“重庆模式”破产，就如同整个欧洲在面对希腊债务危机时，绝无权力指责希腊透支财政的合法性。在中国现有体制下，任何地方的财政预算、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都缺少一个有效的审核机制和监督机制，选择何种发展路径，不应该也没法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有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浙江模式，肯定比只有一个模式要好。

我说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是，在经济上可以不认同重庆的一系列做法，但不能就此说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正确的问题开错了药方。市场化不是惟一的药方，重庆也不认这个药方。即使重庆在以后的发展中要为目前的路径选择付出更大代价，那也是重庆自己去承受或消化这些成本，由重庆人民通过他们可以选择的方式，去矫正或修复那些业已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事宜的政策。完全以市场的逻辑来批评“重庆模式”，我认为根本没有指明其问题所在。我在今年2月1日发的那篇文章《“重庆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争》，其中提到，重庆的制度安排在中国这个大的范围里没有任何创新之处，本质上都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有所侧重的是从发展主义转向福利主义。“重庆模式”的特质在于经济之外，在于三个非制度性因素，即书记，唱红，打黑。就第一个非制度性因素而言，我提出了“人去政息”这个问题，他的去留对于重庆目前的制度安排能否长久持续下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这种非正常的人事更替，实际上已经宣示，“重庆模式”难以为继。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个人会以这种方式去职，进而对重庆全局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三个非制度性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整体，也是“重庆模式”的核心要件。首先，对于这个有着巨大抱负的人来说，去重庆执政，出什么牌有最大的效果，以图未来发展，肯定有过缜密的思考。选择大规模的“唱红”和“打黑”，结合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显然一开始就切入了社会高度关注的那几个领域。从最初实施情况来看，外界的总体反应尚偏于正面，满足民粹主义的需求不说，至少在一部分严肃学者看来，重庆的实践对于启动地方自治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即使那些批评者，也是抱着先看看再说的态度，并未从一开始就发出反对的声音。按理说，这种大致中性的坏境是有利于“重庆模式”的开展和实验，只有不出大的纰漏，推广者从中总结出若干经验，作为晋升筹码，应可期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重庆目前这样的结局？

从经济绩效上看，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还远未出现难以为继的迹象，更谈不上经济由于财政亏空而即将崩溃。经济政策的绩效评价，有待时日，至少要在两个任期内才能看出总体效果，目前轰轰烈烈的做法，虽有许多破绽，但都构不成政治问责的根据。重庆“唱红”，看似花拳绣腿，政治作秀，意图却是非常明显，通过开发红色资源，占据党内道德制高点。后期向极端转化，和毛左同盟，把重庆卫视办成红色卫视，有意席卷全国，引起普遍反感；尤其那次唱到北京，无任何政治要人捧场，已显露其中败絮。尽管如此，重庆“唱红”势头始终未减，红色成为其最安全的保护色，足以维持其党内正统地位，不会遭致根本反对。这就是说，民生经济和“唱红”虽有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堆积到一起，还不足以颠覆“重庆模式”，书记也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被去职。比较之下，真正的滑铁卢是来自于“打黑”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违法事件，首当其冲者当属“李庄案”。我在写上述那篇文章时就认定：“这个案件不管重庆方面如何解释和掩饰，不管它承认还是不承认，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在此引用这个话，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而只是想指出，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从“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看出重庆有关部门漠视法律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到了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地步。其他选项都有转圜的余地，都有不同的说辞可以辩解，都无政治问责的风险，惟独蔑视法律和道义的行为，最终一定不可收拾。我为此相信，“李庄案”是一个转折点，是“重庆模式”从此陷入绝境的“李庄门”。

重庆“打黑”从开始起，就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做法，公权力直接出场，“大三长”统一指挥，公安、检察、法院协调办案，声势浩大，高举高打，以运动化的方式，迅速席卷全市，抓捕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一时效果显著，引来一片赞誉。但随着各种案子进入庭审阶段，在法律的过滤下，漏洞和马脚就纷纷暴露出来，看起来的铁案，经不起法律起码的质疑。2009年10月，重庆方面审判黎强涉黑案，国内刑法学泰斗赵长青教授受托担任被告黎强律师，他在接受委托前曾和黎强家属有个约定，就是要为当事人做“有罪辩护”，否则就不代理该案。但在经过三天的法庭调查和两天的举证质证之后，赵长青决定依法履行《律师法》对律师职责的要求，为黎强提出“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因为他发现，在公诉机关1849件证据中，无一组证据可以证明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许多证据之间互相矛盾，混淆有组织的犯罪和犯罪的组织等不同概念，把正常经营的公司和公司的内部架构指控为黑社会组织，把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看作是黑社会行为。赵长青教授的辩护，秉持法律人的责任和道义，维护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尊重事实，符合法律，在正常的司法环境中，理应得到尊重和重视。然而，从黎强案之后，重庆有关方面在背离法律和道义的路途上走的越来越远，最后在“李庄案”中达到高潮，看似得胜归朝，其实埋下了炸毁自己合法性的定时炸弹。

我曾经说过，“李庄案”是重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从此难说大白于天下，但“黑打”之议泛起已无法阻挡。正是从“李庄案”开始，重庆“打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法律界已荡然无存，在社会上也广受质疑。“李庄案”从一季到二季的演变，其中包含着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情节和秘密，当事人正在不断地披露出来，相信真相彻底公布之后，人们会对重庆“打黑”有一个恰当的评价。从我的观察角度看，我更关注的是“李庄案”在法律之外的一系列后果和影响，正是“李庄案”所引发的社会舆情、经济选项和政治角力方面的变化，促使重庆出现戏剧化的人事变局，出现“休假式治疗”这样的政治丑闻，进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需要重新收拾的局面。这是一个似乎没有赢者的局面，主要的当事人，从李庄到局长到最高的东家，可能都要经历一个相同的场景。有所不同的是，李庄已经率先走出他的噩梦，而原来主持审判他的人，现在则要接受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李庄案”的后果，不会仅仅停留在当事人身份的互相转换中，从街谈巷议到各类学术研讨，对于围绕这个案件所反映出来的法律问题和其他问题，人们基于自己的立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但我相信，这个案件不仅影响到重庆的变局，也必将影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变化。为此，我作如下三点思考。

其一，“李庄案”对社会舆情的影响至关重要，它起到了一个社会动员的作用，首先是中国法律人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被充分激发出来，然后是形成广泛的社会正义的声音。面对重庆“打黑”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实，中国法律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高度一致的认识，他们从李庄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律师的命运，而且更关注的是中国法治的前途。江平、张思之、贺卫方、陈有西、斯伟江以及更多的法律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没有退缩，以法律为武器，在为李庄辩护时，对全社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普法教育。社会舆情是在控辩双方的较量中逐渐泾渭分明，主张正义要求法治的意见成为主流，最后形成一种巨大的民意压力，让审判者有所忌惮，对相关部门有所警示。以法学教授、法律工作者和律师为主干的中国法律人，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效地把宪政法治理念和公民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国家的政治状态和每一个公民命运联系在一起。从“孙正刚案”讨论到废除城市收容条例，从呼吁制止非法拆迁到“吴英案”上的集体法律行动，以及最近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大讨论，都是由法律人在主导社会舆情，由此推动中国进入法治轨道，促使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向宪政方向发展。

其二，重庆“打黑”，表面看起来都是在政法领域发生的事情，其实对经济影响甚大。重庆“打黑”落网者，大多是知名企业家，在当地拥有众多产业，苦心经营多年，积聚不少财富。中国特色的资本积累，其中少不了会有些原罪，取之不义或来路不明，这回凡是以涉黑名义进去的企业家，财产不问罪与非罪，不予甄别，一律没收。“打黑”演变为变相劫富，是重庆“打黑”运动缺少正当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非法剥夺，不仅无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整个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有消极作用。重庆能发生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何尝不会再现？诸如此类的联想，让许多企业家开始选择出国置业，狡兔几窟，看情况有变，随时出走。这种状态持续蔓延开来，会形成一股巨大的消极力量，影响中国的长治久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应是铁律，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拥有合法性，就是在于承认多种所有制的合法存在，承认资本配置资源和获取收益的正当性。现在应当强化这样的共识：公权力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公民私有财产。

其三，“重庆卫士”离奇出走他国领馆，是重庆“打黑”运动以来最富戏剧性的政治后果，这个后果和“李庄案”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现在无法确定。这位直接指挥几乎所有重庆“打黑“案的公安首脑，亲临机场迎候李庄“归案”，足见其对“李庄案”的重视程度。重庆在侦查阶段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他毫无疑问的要负主要责任。事情的转折最终还是来自于他的出走，他在重庆任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注定要把他送上一条绝路。在执政党的历史上，除了文革无法无天的情况，公权力如此不受法律约束，为所欲为，实属罕见。更可悲的是，他自己最后也沦为法治破坏的牺牲品。对于这样的政治后果，或许有更深的内幕和更多的政治角力因素，但在我看来，以“李庄案”为代表的重庆式“打黑”运动，不仅触犯了法律和道义底线，也违背执政党的政治伦理。这种行为如不加以制止，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积累起来的政治信用和合法性，将丧失殆尽。目前的局面，是执政党自我纠错的惟一选择。

两个月前，在我首次以文字形式议论“重庆模式”时，重庆民生经济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还看不出任何颓势；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断地表达出对重庆“唱红”和“打黑”的质疑，但我还是乐观其成。我一直认为，地方自治、公民社会和乡村选举，是中央政府以外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重庆异军突起，以超乎寻常的做法，主动打破平衡，打破僵局，对于中国整体转变是有积极意义，也许可为中国的地方政治开创出新的可能性。对于制度性事件及其绩效的认识和评价，不能完全从自己的道德好恶出发，或者限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首先应当站在一个客观理性的立场，着眼于中国社会转型趋向于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方式。重庆目前的困局，并不意味着“重庆模式”的总体破产，至少它因运而生的时代条件还在，它所应对的那些社会问题还在中国广泛存在。从重庆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系列非常事件中，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几个有关中国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且必须做，比如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地方自治；有些事情可以作为过渡性的事情来做，做有限性和策略性安排，比如国家直接介入民生发展，为维护正统开发红色资源；有些事情则绝对不可以做，比如侵犯公民权利，违背宪法和法律，抗拒社会正义。这或许就是“重庆模式”留给我们的启示。

重庆红色之困——回望重庆之二

重庆“唱红”，作为“重庆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中国西南一隅狂飙突进，不仅让人联想丰富，引发各种记忆，而且也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据说最大一次的红歌会，聚集人数有十万人以上，书记市长领头，各套班子倾巢出动，红旗招展，红装在身，红歌嘹亮，会场一片红海洋，此等场景，大概只有在文革时代毛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才会有。局长出走领馆事件发生后，重庆依旧组织红歌团远赴香江演唱，真不知香港人民在目睹聆听重庆红歌表演之后，会有何种感受。

红色中国这个词汇，曾经让中国引以为豪，也曾让帝国主义反动派心生恐惧。在冷战和铁幕时代，红色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充满着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及对革命、战争、暴力和鲜血的赞美。文革终止后，人们在反省毛时代的制度弊端时，也会反省在红色名义下所发生的一切。正如人们在反省自由时会说：多少罪恶假汝而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认知红色主导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冷静反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在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绩。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红色记忆淡化，文革渐行渐远，外部世界已经不在乎我们的红色输出，倒是我们在担心东欧的颜色革命会蔓延进来。这个时候，重庆以公权力的巨大优势，以运动化的方式，大规模推行“唱红”以及与此相关的各项活动，构成中国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寓意深远，自然引发人们高度关注。和重庆“打黑”一样，“唱红”一出场即引起巨大争议，毁誉不断，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人事变局，重庆长期坚持其“唱红”做法应无异议。现在人们在看，这场超大型的红色秀是以正剧落幕呢？还是以闹剧收场？

赋予色彩以政治正统的意义，由此确认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从夏商周三代往上，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就有了后来经传中的一个普遍说法：“改正朔，易服色”。《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这里提到的“易服色”，是指车马、祭牲、旌旄、服饰必须具有该朝代的法定色彩。到战国时，道术为天下裂，诸子百家争鸣，其中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大盛，为统治者所信服。《吕氏春秋》根据该学说，认为黄帝时土气胜，其色尚黄，到大禹时木气胜其色尚青，再后来就是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朝代更替本质上是“五德”循环轮替，易服色也就意味着朝代更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认为秦之所以能够取代周，是因为秦乃水德之始，压制了周的火德，故决定易服色为黑，以接续“夏德”。刘邦立汉，他本人及手下都没有什么像样的身份，不是贩夫走卒，就是屠狗要饭，稍好些也不过是“吏椽”或“狱椽”，就是在衙门或监狱看门而已。这等身份要继承秦帝国的庞大遗产，显然难以服众。为解决法统问题，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搬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汉是延续周德，改正朔易服色就必须延续周制，故色尚赤，以取代秦的黑色。曹魏篡汉，魏文帝曹丕对“五德始终”说已不信，知道那是糊弄百姓的鬼话，但从寻求魏的正统性出发，仍有必要讲究服色配置。儒生再次出来立功，这回是攀上远祖，认为曹魏继汉乃是土德所致，接续的是唐虞，比秦汉都要正统得多，土德尚黄，以黄色为曹魏底色。魏晋南北朝以后，玄学横流，佛学昌盛，儒学道统中断，到宋理学再次复兴儒学时，儒学的基本说法就开始改变，充满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说再也上不了朝廷台面，易服色也就不再和改正朔挂在一起，诸如黑白青色在皇家的色彩谱系中被淘汰，惟独黄色因其黄金般的华贵而成为皇帝独有的色彩。黄袍加身，那是天子专利，平民百姓不得染指。除此之外，其它色彩恢复其世俗本性，不再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红色和革命相关联，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受苏俄革命影响之后，掀起红色崇拜。欧洲范围内的激进主义浪潮，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崇尚暴力，崇尚流血，使红色成为暴力美学的主要色彩。苏联十月革命则将红色进一步上升到革命合法性的高度，建立起来的政权称为红色政权，军队称为红军，对敌实行的暴力镇压称为红色恐怖。在红色的名义下，一切行为都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敌关系也由此经纬分明，简单易辨，凡是主张红色的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否则，都是敌人。红色同时也是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苏俄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红色歌曲，意义明确，歌颂斗争。唱着这样的歌，热血沸腾，慷慨赴死，有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暴力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红色总动员，极其有效，能够迅速凝聚士气，划清敌友，鼓舞斗志，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也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用红色叙事囊括一切革命教义、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斗争哲学，使之简易明白，通俗易懂，进而所向披靡。革命成功之后，红色的神圣性进一步被确认，被意识形态化，成为执政党法统的象征，谁占据红色资源，谁就占据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到了文革时期，红色崇拜在中国更是达到高潮，红旗，红歌，红宝书，红袖章，红卫兵，红海洋，最后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要求千秋万代红下去，永不变色。红色对于中国的意义，达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包括苏俄时期，也绝无仅有。

文革时期的红色专政，使社会经济陷于崩溃状态，执政党实际上也是深受其害，大批高级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有毛和“四人帮”一伙，愿意以红色名义继续实行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但这套路线和做法，在林彪事件之后，已经彻底丧失信用，失去人心。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宣告毛的红色法统破产，依靠革命叙事建构起来的执政党合法性，已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否则，只能被人民唾弃。邓小平领导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为执政党重新寻求合法性基础，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彻底否定文革，摈弃以斗争暴力为核心诉求的红色传统，在理论上提倡依法治国，逐步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应当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执政党一个新的法统，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之上，执政党近三十年来的稳定执政，就在于它初步满足了这些要求，为中国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国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文革作了初步的清算，但并不是彻底的清算。限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主要还是顾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统一，该决议在涉及毛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错误时，虽然基本否定，但还是留有许多尾巴，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把毛的错误和所谓毛泽东思想进行切割。党内元老黄克诚专门写过文章，谈把毛的错误从毛泽东思想中单独撇出来的意义。邓小平也说过几回，强调不能砍旗，不要过多纠缠历史问题，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在这个基调下，社会上对文革和毛更深入的批评声音很难正常表达出来。巴金在80年代初期就多次提到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警示后人，这个意义深远的主张在执政党内石沉大海，从未得到有效回应。执政党承认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是一个浩劫，但对于学术界和民间的相关研究一直予以限制，不让往深里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讳莫如深。毛的错误及其根源只能限于执政党相关决议，按所谓“三七开”的标准来评价功过是非。可以这么说，清算文革，检讨毛的错误，从80年代起，执政党就没有做好功课，做的是一锅夹生饭。

虽然毛的思想在最近30年里一直被供在理论案头，但其影响力用他自己的一句牢骚话说，大概真的不出北京城。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实际上都处在失效状态，干的和说的不一样，“打左灯，向右转”，唱共产主义高调，干资本主义实事。邓的理论，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猫论”的升级版，是在左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讲经济时用右手出牌，讲立场时用左手出牌。这种左右逢源的实用主义路线，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符合实用理性，搁置意识形态争议，放手发展经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要现实生活有进步，口头上说些“政治正确”的话，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左右逢源，看似灵活机动，其实矛盾冲突的根子还在，集中表现在，右有正当性，却缺乏左的正统性。这些年来，左右之争不绝，原因就在于左的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执政党的道德制高点，改革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取代毛的正统性。理论和实践长期不能统一，使得思想冲突不断，不争论类似鸵鸟政策，无法彻底终止价值信仰上的分歧。重庆“唱红”异军突起，毫不掩饰其左的价值倾向，也应置于这个背景下来认识。

左的思潮重新崛起，是90年代以来中国崛起后所出现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在80年代，文革和极左势力虽然未被彻底清算，但声名已经狼藉，正当性不复存在，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头上戴着一顶左的帽子。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变化，学界形成“新左派”，已不羞于和左的名号为伍，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西方左翼传统。起初羞羞答答，后来大张旗鼓，从“鞍钢宪法”到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新左”诠释，别有一番新意。现在更是进了一步，以60年为时间单位，算总账，把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之功记在前30年的制度配置上，提出“中国模式”，以中国经验对抗普世价值。和“新左”隐晦的学术面孔不同的是，党内“老左”一出场即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掩饰自己的身份，匿名撰写多篇“万言书”，从改革纲领到具体政策，全盘否定邓小平路线，把改革开放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看做是资本主义复辟。对于这种用毛左法统公开挑战改革法统的做法，执政党居然从未予以回击，听之任之。2000年，党的前任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意图向社会民主迈步，在党内“老左”万言书的狙击下，只迈出半步便不敢往前。党内“老左”掌握毛的法统，对执政党实际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底线。在“新左”和“老左”的呼应下，民间逐步形成民粹主义的“毛左”，以“乌有之乡”为代表，态度更加极端，公开要求恢复文革路线，把打到“四人帮”称之为一场硬性政变，把邓公1992年南巡讲话称之为软性政变，把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称之为汉奸卖国贼，言辞之大胆激烈，不仅完全超乎现行法律，也超乎执政党现有的政治伦理。“毛左”思想领袖，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高树毛的旗帜，以极左理论劫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以红色话语刺激民意，动员民粹。因此，言辞虽然极端，却毫无政治风险，近年来通行无阻，愈演愈烈，实际上已形成政党雏形，一旦时机成熟，恐怕还会造出更大声势。

左的思潮的大规模回潮，有多重原因，除了80年代执政党清算文革不力留下后患之外，90年代以来持续存在的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原因。近20年来，国民经济总量有了巨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利益集团操控和垄断社会主要资源，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毫无保障，以至社会危机浮现，群体性事件不断。在缺乏制度有效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人们怀念毛时代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这在客观上为左派思潮重新崛起创造了民意基础。左派的存在已不仅仅是一种见识，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代表着特定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左右之争的根源是利益分裂、阶层分裂和族群分裂。从当下的社会构成来看，工农弱势群体，左翼知识分子，退休官员和其他不掌握资源的人群，的确构成了左派的社会基础，对于这批人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如何表达，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左派阵营的三股势力，学界“新左”，政界“老左”和民间“毛左”，虽然话语方式不一样，但价值取向一致，都是力求抓住这些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重庆模式”的出现，让左派欢欣鼓舞，左的资源不再分散四处，各自为战，而是得到制度整合。左派教授去重庆任职，红色网友去重庆朝圣，执政党高官纷纷前去背书，重庆俨然已有革命延安风采。对于左派来说，重庆民生导向的经济政策，符合底层群体利益，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重庆的价值导向，即红色资源的再开发。福利主义战略在任何制度下都可实行，惟独中国的红色传统是毛奠定的革命正统，已荒废时日，有待重新振兴。重庆“唱红”显然是红色传统再次复兴的重要举措，大规模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唱红方式，也极其符合历史上红色动员的传统做法，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革命正统标准，参与其间，身受革命教育，延续革命法统。

重庆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推广“唱红”运动时，其政治远见应该远远超于乌有之乡所看到的那些范围，大概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声势这些外在效果。对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他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切身的感受，对于毛的一系列极左政策和做法，私下里也未必不会有批判和反思。在他以前的政治经历中，似乎也没有和左的人物与事件有过什么特别关联。这回以异乎寻常的做法，主动以左派救世主形象出场，一手“唱红”，一手“打黑”，即便引起巨大争议，也在所不惜。对于一个意图高远的政治家来说，他这样做，一定是基于他对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各方力量对比的判断，选择打左灯，向左转，已经不是机会主义的策略，而是战略选择了。他实际诉诸了两方面力量，一是来自于民间左派阵营的各种力量，包括新左老左和毛左，和他们形成互动格局，相互支持。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的那些意气相投者或利益相关者。这10年来，在执政党控制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宁左勿右已是常态，对于左派彻底否定改革路线的各种言论，听之任之，纵容不管；相反，对于右派言论则是严防死守，不得出格。国民待遇不一样，是因为左的正统性在执政党内依旧保留着，毛的至尊地位还被供着，左的话语即使充满文革腔调，那也是一个祖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价值取向一致，都要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大目标下，左派不分激进与温和，不分党内和党外，已形成一股合力。“重庆模式”的提出和实施，借助的就是这个力量。打民生牌召唤民意，“唱红”掌握革命法统，“打黑”两者兼具，三者的共同目的是最大范围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势在必行的政治突破，以便在最高权力的更新换代中掌握主动权。

“重庆模式”看起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正面临重要关口，路径选择、结构调整和人事更替交错在一起，充满机遇，时不我待。所谓“地利”，重庆虽偏于西南一隅，但此地自己做主，随心所欲，动静做大了，可影响全局。所谓“人和”，用“唱红”整合红色资源，动员民粹，抓意识形态主导力量，重新型塑党内法统。如果没有局长出走事件，占据如此有利条件，加之上下呼应，内外结合，重庆这位政治强人应能按其意愿，上位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看起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偶发事件，瞬间改变了整个局面。这个政治强人的无奈出局，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信用的彻底破产，也标志着“重庆模式”的正当性也将遭到根本置疑。民生经济尚可进行，其绩效的总体评价早晚也会到来，最后必将拷问国家主义制度及其政策的合理性；“打黑”模式基本瓦解，其合法性荡然无存，执法违法的相关当事人和机构必将接受法律审判；“唱红”则是处境尴尬，欲罢还休，大规模的红歌会已经休克，以前说出去的大话要费劲再收回来，重庆卫视更是在活受罪，财政一旦断粮，肯定打回原形，再和广告过不去就是关门歇业。由此看来，重庆这幕大剧难以为继，看似偶然，其实早已内在注定，从其开始起的一系列诸多做法，违背经济规律，违背法律，违背社会普遍正义，甚至违背人之常情。从根本上看，是以毛遗留下来的红色革命法统违背由邓开创、由广大人民实行的改革法统。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民意愿的任何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多么鲜艳的红色面目，都注定无法长久持续下去。

迄今围绕“重庆模式”所发生的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法和意识形态领域，涉及到诸如是坚持市场导向还是国家导向、是人治还是法治、是回到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和不同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重庆所能涵盖的范围，也超越了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解释。人们透过重庆这些年来的一系列做法，其实看到的是中国未来的不同走向。究竟是以毛以来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继续作为中国的合法性基础，还是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重新建构符合宪政民主的历史价值观，可能是比经济路径选择更重要的选择。如何认识中国红色传统中的革命叙事和阶级斗争思维，如何认识和清算文革历史，如何认识和评价毛的政治错误，都是一些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而有待解决的急迫问题，对这些问题如果不给出正确的结论，左右之争仍将长期存在，并将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社会分裂，各种红色动员活动还会一再出现，重庆的红色之困也将持续地成为中国之困。

强人政治与威权政治——回望重庆之三

重庆事变的最高当事人，在他黯然出局之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中的一个政治强人。他在重庆执政不到一个法定任期，掀起的动静之大，引起的争论之激烈，在执政党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作为一个省一级的地方首长，不仅亲手导演在该地所发生的一系列大胆出格事件，尽显其在该地的绝对权威和铁腕风格，而且似乎也直接影响到中央大员的行程安排。在他的强势行为下，诸多常委和高层官员先后于重庆大剧高潮期间前去捧场，高度认可那些在当时即已引发汹涌物议的非常做法。这样的待遇不是每个省级地方首长都能享受的到，如果不是拥有政治强人品质，谁敢如此高调行事，赢来上下同赞？

政治学者萧功秦教授这些年来一直主张新保守主义，去重庆考察后认为“重庆模式”即是新保守主义的现成模式，主要理由就是重庆拥有其他省市所没有的一个政治强人。扬帆教授评价得更具体，称其为“左派叶利钦”，这话没有过多解释。我的理解是，从地方造势到问鼎中央，两人是有些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右派叶利钦”获得成功，“左派叶利钦”功亏一篑，原因何在，值得深究。我以前写文章，有过这样的看法：在现有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掌权者，看起来都不强，大多谨小慎微，做事低调，不事张扬；尤其在权力更替换代时，更是信奉韬光养晦，把小媳妇的功课做足再说，难有政治性格鲜明者。在这个大环境下，重庆前书记以强人形象亮相，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原来，我是乐意看到中国政坛有这样的变化，并对此给予积极的评价。因为近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毫无创新，思想死气沉沉，需要有一条鲶鱼放进来，搅动这个沉闷格局，激活地方创新，由此倒逼中央拿出更积极的改革措施。现在看来，这都是书生之见，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善意想象和推测，逐渐暴露出来的真相，揭示出个人专断政治最黑暗和最荒诞的一面。由此引发我思考的是，强人政治和威权政治的相关问题。这个作为中国转型时期冒出来的最后疑似强人，在所谓重庆“新政”之下，一意孤行于极端做法，强势推广国家主义路径；以“唱红”迎合左翼民粹，有意对抗主流民意；以“打黑”挑战法律和道义底线，不惧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然而最终还是现出其色厉内荏本质，无法挽回败局。他的出局给人一个重要启示：所谓政治强人，不合民意和历史潮流者，最后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竖子或匆匆过客而已。

从晚清帝国解体以来，中国的政治运行一直被置于威权化制度之中，而决定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强人的存在，历史舞台上轮番出场的就是三两个枭雄或英雄，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中国现代历史分界的标志是他们之间的兴亡更替，由此谱写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不同历史。毛最终从湖南乡间脱颖而出，成为林彪所言的大英雄，按正统史观，是历史的选择。这么说，无可厚非。中国共产党以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领导者没有非凡的能力和坚强的性格，几无成事可能。政治强人是历史锤炼出来的，如孟子所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历练，这其实就是历史选择。毛成开国领袖，历经万难，多有牺牲，绝非一蹴而就；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既由枪杆子决定，也得到了人民支持，在当时中国可谓众望所归。无以复加的政治军事竞争，勇者胜，智者胜，也算是公平竞选。毛让人服气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乎凭一己之力在极端弱势下胜出，世界史上有过几个这样的英雄？毛作为政治强人，名至实归，无可争议。

毛在登上大位之后的权威之大，无人挑战，在历史上大概也无可比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中国著名的开国大帝或超级君主，在毛眼里，不过是几个略输文才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粗汉而已。这等气概，凡夫俗子怎敢想象？就历史功绩而言，毛能否和这几个大帝相比，恐怕他自己就不敢说大话了，相信史家会有定评。但就个人权威而言，毛所掌控的权力之大应该都在这些帝王之上。不说成吉思汗，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代表的中国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尽管掌握巨大权力，但也不可为所欲为，他们至少把思想建构和解释的权力交给了儒者，把国家的治理职权分给了宰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看作是文化专制主义，但儒学自汉代以来被确认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时，皇帝老儿再专横，也不能以帝师形象出现，他还是个被教育者，不管愿不愿意，在庭上还必须听听儒生们的高论，有关权力的法统问题，还必须由儒生来加以阐述。宋代儒者转向谈论心性问题，看似玄虚超越，但立足点依旧基于对皇帝教化，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强调道统对政统的统帅作用。在皇帝独裁制度下，这点思想文化上的有限约束，对于帝国制度的良性运行，维持其必要的正当性，意义重大，不可忽视。但是，到了毛时代，他不仅是政治权威的集大成者，垄断党政军大权，还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和终极阐释者，是思想先知和理论家，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奠基者，是思想正确与否的最后裁决者。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合而为一，政统和道统合而为一，权力和权威可谓登峰造极。到了林彪那里，最终演变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政治专制加上思想迷信，构筑起坚固无比的威权体系，无所不及，深入人的心灵。

由毛一人的绝对权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党国制度，被政治学者戴上了不同的帽子，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比如极权主义、独裁主义、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也有看上去比较中性的，比如全能主义、威权主义、国家主义。这些不同的政治概念指称的都是同一类政治制度和政治现象，那就是权力高度垄断于一人之手，政治强人决定和支配着整个制度运行，强人政治就是威权政治，两者可以看成是一个制度的两面。从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史来看，这种依靠政治强人而维系的威权化制度安排，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相反，它差不多占据了世界的半壁江山，不仅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制度都是这种类型，在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及其外围地带，也广泛存在着强人政权、军人政权和独裁政权。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少校或上尉，通过政变转身变为总统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由一人执掌一国命运，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制度选择。那个时代的政治领袖，大名鼎鼎的都是一些富有魅力、具有所谓“克里斯玛”型品质的政治强人，比如佛朗哥、纳赛尔、苏加诺、朴正熙、金日成、铁托、吴奈温、庇隆等，这些人在他们的国家，如同毛在中国，都握有巨大权力，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当然，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这种状况，是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这里不需要讲出更深的道理，除了“人亡政息”的常例以外，大多数威权国家在经历过强人治理之后，一般都或早或晚、或主动或被动地会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型，期间尽管有反复有波折，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主动转型，可规避社会动荡，让社会有序进入宪政民主体制；被动或被迫转型，则会引起社会冲突，增加转型成本。前者成功的，有韩国、台湾、东欧、俄罗斯和南美等一系列国家；后者失败的，则有中东部分国家，典型的是穆巴拉克、卡扎菲等昔日强人，坐享权力几十年，视国家为自家私产，从未想过把权力还给人民，最后在人民起义中，暴死荒野，囚笼受审，身败名裂，悔之晚矣。

和世界上其他威权国家的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文革结束后，执政党对毛一人独揽大权的制度弊端还是有过深刻反省，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有过严肃清算。邓小平在1980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可以看作是一个改革纲领，该文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制度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认为“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认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话至今看来仍是一针见血，尖锐无比，大概也只有邓能够说，敢于说。自他以后的任何一个最高领导人，都没有说过比这更重的话，更不必说有革除上述制度弊端的实际行动了。之所以如此，根子或许还是要从政治强人现象上去寻找。

邓在中国政治强人谱系中，毫无疑问地占有重要一席，他取毛而代之，复出后虽位居党内次席，却是他自认和党内公认的执政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这种权力格局前所未有，以退居二线的形式实际掌控全局，反映出邓的实用主义极其彻底，他不在乎名分，握有实权即可，这是一个政治家的高明之处。文革之后，中国百废待兴，其中也包括党的制度建设，邓上述文章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如何改？谁来决策？谁来拍板？第一推动力来自何处？在没有制度依据的条件下，惟有通过个人权威行为，用霹雳手段启动改革进程。由邓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应是不二选择。邓对毛的个人专断行为有过深刻批评，自己曾经也深受其害，但邓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弱化老人政治影响和决定最高权力更替过程中，也没有摆脱个人专断行为，他实际上享有了毛才能享有到的最大权威。两者根本区别在于，邓以自己的权威将中国推入到一个正常发展的轨道，为执政党确立起改革开放路线，确立起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在1992年，以90高龄南巡讲话，携最后余威，挽狂澜于既倒，将已经偏离航道的中国重新置于正确航向，居功至伟，名垂史册。

邓以政治强人身份，以威权化方式，推进制度改革和市场经济。政治学者把这种政治现象概括为新权威主义，以区别于毛时代对政治和经济实行全能控制的旧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制度配置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东亚模式”中已有成功先例，在其他威权国家的社会转型中也被普遍作为过渡性环节。1989年掀起的有关新权威主义大讨论，涉及中国改革路径，邓明确表态，赞成新权威主义。在他看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涉及到这么多的方方面面，保持政治稳定，是改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前提。从邓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实际就是按新权威主义方式，进入到了国家主导社会（市场）发展模式，其主要制度配置是，政治体制改革停止，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经济上实行市场导向，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确立资本的合法性。应当说，这个发展模式成效显著，在短短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邓在九泉之下有知，应对其确定的这个制度选择，深感欣慰。

新权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随着政治强人的离世，“人亡政息”一般意味着威权制度的终结，然而，中国目前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后邓”时代，或许标志着中国强人政治时代的终结，但没有了邓，威权政治依旧强大，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时代。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从个人权威上看，邓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个人权威资源是一个不断递减的过程。这20年，执政党最高权力更替交接，大致有序进行，不需经过非常手段来完成非常任务，要在两个任期内积累起邓那样大的政治权威，几无可能。从执政党权力配置来看，集体领导的模式已经确定，以总书记为中央“核心”的说法不再使用，象征着个人权威弱化，集体作用突出。从执政党的作用来看，威权化体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党国体制”，执政党取代了政治强人成为威权制度的主体。所谓国家主义制度，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政党这个整体。

以执政党为主体的威权制度的有效运行，使得个人的作用大大减弱，领袖权威下降，政治强人不再，这是目前的一个政治现状。占据大位的人，大概没有不想拥有毛或邓那样的绝对权力，令行禁止，生杀予夺，但是历史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们几十年时间，让他们在生死博弈中自然积累权威。如果个人生性保守，行事规矩，那就更无可能演绎出强人风范。在没有强人的时代，重庆书记大胆泼辣的执政风格，的确让人刮目相看，感觉非同一般。在现有体制格局中，大概也只有他能够最后试一把政治强人的做法，不按党内已经司空见怪的那些方式出牌，以高调张扬的气势掀起政坛旋风，大张旗鼓地推行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的“重庆模式”，完全像是一种治国新政的地方预演。在政坛一派平庸氛围中，他这些大胆出新的做法，让人联想丰富，9个常委有6个前去背书，无异于肯定他的这些做法在党内具有正当性，符合执政党正统。对于大多数围观者来说，他能够享受到这份殊荣，好像也是理所当然，不在于他有何德何能，而是在于他独特的红色家族背景，让他能够掌握到别人掌握不到的各种资源和人脉，占有问鼎高位的特殊优势。

一个叶利钦或普京式的政治强人，看起来在中国呼之欲出时，竟然因为一个特殊事件而戏剧性地戛然而止，让左派大失所望，让右派兴高采烈。对这个事件截然不同的社会反映，已经深刻地揭示出他之所以失败的根源所在：缺少真正的更广泛的民意支持，是他出局的决定性因素，而失去民心则是来自于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邓的权威之所以在改革初期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能够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是因为他用他的权威为中国开辟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叶利钦和普京在民主时代之所以继续享有个人的极大权威，也是因为他们严格经历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是在人民的授权下来行使他们的权力，他们的权威是人民赋予的，受之合法，用之正当。离开民主和法治的轨道，离开人民的根本利益，个人权威根本无从建立，即使侥幸成功，早晚也会露出马脚，被人民抛弃。

执政党新的权力更替已经启动，未来的领导人即将登场，人们在看，也在思索，邓在32年前提到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在没有了政治强人，也不可能再有政治强人的时代条件下，威权型制度如何走向宪政民主制度，应该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为此，我提出如下三点思考。

1、进一步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在哪里？

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毫无疑问的是来自于邓的明智和决断。现有体制决定了，社会的普遍意愿只能通过执政党的意志，才能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行动。没有邓的决心和权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无法正常启动，没有他的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会是何种结果，难以想象。问题是，没有政治强人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最近十年，左中右分歧巨大，但对中国目前陷于改革停顿的现状普遍不满，对于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状态有共识，对于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加以彻底解决，思想上的分歧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找到合法的渠道得以消除。改革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缺少“关键先生”，缺少邓那样的勇气和担当，缺少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历史责任感。现在提出改革第一推动力问题，不是期盼王者归来，也不是呼吁政治强人重新再世，而是寻求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与合力，寻求蒋经国式的那种政治家良知。政治家只有符合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站在一起，才会有合法的权威和崇高的威望。

2、威权制度是否继续有效？

中国威权型制度安排在近三十年里行之有效，应是不争事实。经济在政治高度集中和高度垄断的前提下，迅猛发展，既为国家创造财富，让人民程度不同收益，也为威权型制度安排创造了合法性基础。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威权化统治，让渡部分甚至所有政治权力于执政党，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富裕在客观上为人民的权力让渡行为提供了一种补偿机制，人民普遍收益的现实使得他们能够暂时接受政治垄断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状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公民社会初步形成，经济结构性问题大量涌现，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利益向少数人集中，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集团操控社会主要资源。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同时集聚在一起，构成社会内在危机和冲突，使得社会的威权化管理面临根本性挑战。人民不会长久容忍政治失权状态，政治意识早晚觉醒，从危机中寻找制度根源，重新审视威权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最后必然要求政治确权，主张人权、自由、法治和民主。威权化的政治体制，已不复再现政治强人，其政治权威日趋流失，对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束手无策，找不出有效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说，在世界民主化时代，威权型制度已无可能持续下去，已丧失其合法性，必须实行政治转型，按世界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3、执政党能否通过自我改革引领政治转型？

“后邓”时代，中国威权政治由执政党整体主导，是威权型制度能够持续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不像世界其他威权国家，中国的国家权力不是由个人或政治家族掌握，而是由执政党整体控制。执政党党员高达八千万，亲属两三亿，加上利益相关者，估计占有中国人口一半。执政党自我改革是否彻底，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能否顺利进行。执政党是一个整体，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就是铁板一块，是利益共同体，是威权政治的共同承担者；相反，社会的分化和内在矛盾在执政党内部有充分的反映，掌握权贵资本和既得利益着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党员应该都是认同宪政民主制度。执政党自我改革的基础客观存在，关键是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动力，尤其是在执政党高层，要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自觉从顶层设计开始，确定正确路径，迎合民意和时代潮流，抓住时机，坚决引领政治转型，领导宪政民主国家建设。惟其如此，执政党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

奔向重庆的学者们——回望重庆之四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重庆的神化与祛魅——回望重庆之五

现在无疑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除了能记住那些稍纵即逝的娱乐英雄和被口水泡大的意见领袖之外，大概很难会去崇拜那些看起来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近20年来，每天都占据着电视和报纸头条或头版位置的那些忙碌的政治家们，其实并未给社会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也未获得什么好评。在公众眼里，这是一群穿着相同衣服，讲着一些相同话语，脸上浮现着大致相同表情的特殊人物，他们的权威和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并非相等，他们的真实状态和才情，或许要在若干年后，由那些严肃史家所写的传纪中才得以披露。这可能是后现代解构时代的一个普遍特征：消解宏大叙事，颠覆英雄崇拜，20世纪伟人辈出和强人政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重庆风云人物上来下去，似乎印证了这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在他主政重庆的这几年里，狂飙突进的施政行为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特别是在民粹和左派的眼里，仿佛毛式领袖再世，“唱红”掀起的红色动员也让人们重温文革场景，政治重现个人色彩，以一个人的名字大致即可概括一条发展路线，一个施政纲领，一个可以想象的前景。这在执政党六十余年的执政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由一方诸侯扮演着一个全局中的主要角色，以一己之力搅动死水微澜的政坛，进而引发一系列现实的和潜在的危机，显示出庸常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变数。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限于茶余饭后的闲谈，需要冷静反思和理性总结。重庆事变虽由一人主导，看似偶发事件，后果尚难预料，但是应该看到，这绝非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事件，他是在无数人的簇拥下形成了一股现实力量，是左派长期失却公开的政治领袖之后所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折，他的出局显然具有多重意义。司马南对此叹曰：“半壁西南一柱倾，”说的确是实话，整个左派阵营对这个人寄予了太多的希望，而今希望破灭，英雄梦碎，他们自己应该如何总结呢？

重庆事变之后，曾经积极鼓吹“重庆模式”的杨帆教授，是有反省和总结的，他认为是极左势力毁掉了他们自己的英雄，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一系列吹捧文章，完全是文革腔调，以极左逻辑诠释重庆经验，把重庆领导人视为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头人。这个说法其实是抬高了毛左势力的能量，书记的最终出局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绝非几个文人几篇文章就能坏事。但是，“乌有之乡”的确不遗余力地在进行一个新的造神运动，他们像崇拜毛一样地崇拜这个看起来好像已经不可阻挡的政治明星，有人还谱写出一首《薄熙来之歌》，在网上到处传唱，听到这充满深情的歌声，崇敬和感恩之心会油然而生。对于那个“打黑英雄”，左派也寄予巨大期望，视为正义化身，以致他的“出走”让他们痛心疾首。学者们则以学术的方式表达感情，在对“重庆模式”进行学术论证时，理性难掩激情，字里行间充斥想象和赞美，应有的冷静和客观早已弃之不顾。这些现象在我看来，既是意识形态问题，也是政治文化问题，其实质是以政治迷信和个人崇拜为主要内容的“神化政治，”通过各种主动的或自发的造势活动，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对此影响和后果，应当给予足够的估计。

文革结束之后，由执政党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文革形成的原因和毛的政治错误，有过深刻反省和清算。人们普遍认识到，文革的实质是一场现代造神运动，通过大树特树毛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到个人迷信的程度。“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就有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正是在这种迷信和盲从的政治环境中，党内民主制度根本无从建立，国家法制荡然无存，毛的“圣旨”就是政策，他的一言一行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文革爆发，完全是由毛一己之力策划推动，全党全民均被其绑架，无人能够制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在毛的操控之下奔向深渊，直至其自然死亡，人民方能逃过一劫。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的领袖人物从政坛进入神坛的现象，起初并没有任何合法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是按民主的方式来设计“第一国际”的组织架构，主张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彻底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用马克思的话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为防止党的领袖权力膨胀，他们强调“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同上书第30卷，第33页）。在他们看来，党的领袖是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给运动以坚定有力符合实际的指导，而领袖的力量在于他们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断地从群众的丰富实践中吸取营养，如果他们自吹自擂，狂妄自大，以老爷自居，那么就可能蜕化为运动的废物和绊脚石，最终被群众所抛弃。我在这里引经据典，就是想表明，从后来列宁组党以来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完全背离了马恩的传统，列宁型政党是强调集中制，强调党的纪律，强调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强调领袖的决定作用。这条组织路线到了斯大林那里，进一步被他改造成一整套独裁专制的控制体系，对党内反对派和不同意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同时动员各种手段和方式，大肆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在斯大林晚年，党内到处洋溢着对他的无耻吹捧，赫鲁晓夫就虔诚地称他为父亲和太阳，由此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绵延不断的造神运动。共产党的领袖基本上都是一手抓暴力专制，实行红色恐怖，一手抓个人崇拜，实行愚民政策。到了毛时代，政治造神运动可谓登峰造极，毛被誉为红太阳、大救星、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对他顶礼膜拜，五体投地，彻底信服。现在看到金三世治下的种种行为，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不觉得荒唐至极的，人民饿着肚子向其高声欢呼，载歌载舞，呈现幸福无比状态，这类顶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癫狂图景，恰是我们昨天的历史，殷鉴不远。

神学政治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在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政治按神学方式运行，不可避免。欧洲中世纪实行政教合一，世俗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帝和教皇的授权，其制度弊端也曾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对神学政治的颠覆，本质上是一场“祛魅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理性化和世俗化。所谓理性化，就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社会和人类，知识就是力量，愚昧是万恶之源，依靠理性的力量彻底祛除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神学枷锁；所谓世俗化，就是以人性的方式来对待人类自己，解放人性，顺从欲望，重视物质要求，按“经济人”原则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发展。理性化和世俗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是形成了工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安排，形成了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独立于教会进行知识传播的大学制度，和促使社会思想多元发展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使得政教分离，神学不再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政治人物装神弄鬼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本质上也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所谓“非毛化”是对毛时代的政治神学的祛魅化。执政党领导全社会，一方面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初步清算毛的政治错误，把毛从政治神坛上请回地面，尽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是积极启动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化和世俗化进程，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人性，顺应人民发财致富的欲望，由此形成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推动社会进步。经过三十年改革，经济迅速发展，世俗理性已成主流，毛式的意识形态教条虽然还被供在理论案头，但人民宁愿去庙里给菩萨磕头，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一个虚伪的政治偶像。从思想到制度层面的转变，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正在逐步进入一个全面的祛魅化进程，经济以市场规律运行，人以理性来思考，社会以法律为准绳，国家以宪政民主为架构。当然，这是从趋势上来讲的，现实的中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不仅执政党存在着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其政治信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失，而且社会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公现象，贫富差距悬殊，公共道德资源几近枯竭。如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社会分歧巨大，路径抉择困难。一部分人缅怀毛的时代，把那个时代普遍贫穷的平等视为理想状态，进而把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方案。向左转，已经不单是意识形态诉求，也是制度诉求和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重庆模式”应运而生，目标明确，直接诉诸左派和民粹，诉诸政府主导，诉诸红色意识形态，诉诸超越法律的专政手段，以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这些“非同寻常之举”，力图“成后来居上之势”。

“重庆模式”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影响遍及全国，支持的声音除了来自于执政党内部和学界新左派之外，在民间也有相当大的回响，尤其是在民粹毛左阵营中，更是引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如果说，党内老左是以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为尺度来认可“重庆模式”，学界新左是以西方左翼思想资源为武器来确证“重庆模式“的合法性，那么，民粹毛左则是以文革遗留下来的“神化政治”的那套做法，全面神化“重庆模式”，不仅将其领导人和执行者视为毛泽东那样的英雄，而且将重庆实行的各项政策看作是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举措。在他们眼里，重庆红旗招展，红歌嘹亮，政顺人和，万象更新，一片社会主义大好景象，无疑是毛所开创的理想世界的再现。张宏良就兴奋地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变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阻挡。”司马南也认为，“重庆的做法是恢复了社会主义的道统，马克思主义重庆化和恢复社会主义道统，两个说法加起来要恢复默认值，我们的默认值就是社会主义。”在司马南看来，这个社会主义的道统在文革后被改革强行中断，现在只有在重庆和朝鲜得到了恢复与延续。

在毛左的理论仓库中，是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包括新左从西方左翼引进的那些高深的学术，他们只满足于“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推崇毛在文革期间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此从不掩饰他们自己的文革立场和造反派传统。张宏良在重庆事变之后公开宣扬：“文革这个大棒之所以能够一棒便置重庆改良运动于死地，一是文革能够唤醒官僚集团共同的阶级意识；二是对文革的妖魔化会使官场之人避之惟恐不及；三是最为重要的，文革后对造反派的镇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清算和政治镇压，具有极大的政治震慑作用。”正是从文革逻辑和文革思维出发，毛左控制的“乌有之乡”居然公开把打到“四人帮”说成是一场“硬性政变”，把小平南巡讲话说成是一个“软性政变”，而这一回孔庆东也同样提出了他的“政变”说，在一个视屏节目中公开把中央免薄说成是“反革命政变”。如此胆大妄为，走火入魔，有恃无恐，凭借的是何种法术？依靠的是哪尊高神？

很显然，毛左依靠的就是毛，施行的法术就是“神化政治”那一套。他们公开以“毛派共产党人”自居，全面攻击执政党改革开放路线，诋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彻底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深情赞美朝鲜式社会主义和金氏世袭政权，要求重新回到文革时代，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派的这些政治主张，不仅和社会主流民意为敌，而且也根本违背执政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地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邓小平在反思毛泽东的错误时也说过：“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执政党的决议和邓的讲话，是执政党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础，是执政党在新时期重铸合法性的基础，但这居然不能有效制止毛左势力的蔓延，让它们在近十年内肆无忌惮地发表各种复辟文革言论，公然以文革路线挑战改革路线，以极左理论挑战执政党现行的指导思想，以毛式社会主义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奇怪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和执政党没有彻底清算毛的错误有关，1981年的“非毛化”运动不彻底，为毛的思想留下了很大余地，继续将其置于执政党意识形态法统之中，以致在近十年中，党内左派和民间毛左势力形成暧昧关系，互送秋波，互相利用，互为犄角，条件成熟时，必然同流合污。

“重庆模式”大张旗鼓的登场，对毛左势力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来他们只限于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几个网站，在社会主流层面上一直声名狼藉，正经的人没把他们当一回事，缺乏制度整合和经济资源也对他们扩散影响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重庆模式”开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制度整合的机会来了，先是新左派的人去重庆当官讲学，接下来就可能轮到毛左，网上就有传言，张宏良等人已经开始做上省部大员的好梦了。有了制度整合，开发经济资源就不成问题，拿到了钱，说话的动力会更大，随声附和的人也就会越来越多，影响自然越来越大。因此，毛左抓住时机，不遗余力，全体总动员，掀起了宣传“重庆模式”的大高潮。那段时间，“乌有之乡”网站上，首页基本上都是重庆的人和事，对重庆的一系列做法，热情歌颂，全面神化。把重庆的民生经济视为解民于倒悬的重大经济转折，把“唱红”视为人民重返毛时代的重要举措，把“打黑”视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措施。而毛左神化重庆的核心，则是重树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大旗，不仅像歌颂毛那样的歌颂重庆书记，把他看作是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事业坚定无畏的领导者，而且对那个头戴“重庆卫士”的公安局长也给予了至高评价，把他描绘成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一个所向无敌的象征。这两个权力和暴力的拥有者，在毛左们看来，恰是毛派共产党人实现权力更替完成路径转换的最有力的保证。他们深信列宁同志的格言：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毛左神化重庆的种种言行及其影响，其实并不限于民间民粹和“乌有之乡”这些范围，在执政党内部，在学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此起彼伏的阿谀之声和变相的“劝进”之声。用来歌颂斯大林、毛和金氏家族的那些热的发烫的词，比如他们最喜欢听到的“太阳”，现在可能是说不出口了，但掩藏在那些学术名词和意识形态话语下面的歌功颂德，则依然清晰可见。这些直接受惠于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在高调赞扬重庆经验和相关人物时，不仅彻底丢弃了执政党最起码的政治伦理和学者的应有学术道德，而且也彻底丢弃了社会的基本正义和做人底线，他们所占的位置和冠冕堂皇的言论，表明他们不过是“乌有之乡”的升级版。

在文革已经被执行理论死刑的三十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事业也已经深入人心地进行了三十年之后，为何文革话语还会死灰复燃？为何毛的极左思想还会被人一再招魂？为何政治迷信愚弄百姓的神学伎俩还会不断重演？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为此，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实质是个人专制，是大权独揽，是家长制，是权力崇拜。毛的权力无限，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正是因为拥有了不可限制的权力，才会导致对他无以复加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人们只能服从和盲从，否则，只有身败名裂。重庆最高执政者，在重庆这个地盘内，显然也是拥有无上权力，党委一班人都是他的摆设和陪衬，他的所有指令必须无条件执行，他的人事安排根本不需经过任何党内法定程序，他的一言一行是“重庆模式”赖以进行的依据。学者们把这种个人专制和个人独断的现象称之为“政治强人”，以同情理解的立场指望他推行符合中国社会转型趋势的政策，现在看来都是一厢情愿。他是渴望获得毛那样的政治权威，蓄意诉诸民粹，鼓励和纵容毛左势力的神化运动，推行国家主义的极端政策，企图通过这些方式，为问鼎高位造成势在必行的态势。“重庆模式”之所以最终破产，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独断专行，无所约束，无所畏惧。不受制度和法律约束的权力行为，最后必定导致权力腐败和权力失控。

2、政治迷信和权力崇拜，必定是和愚民政策联系在一起，把欺骗民意愚弄百姓作为主要手段，把民智未开不明真相的人群作为其社会基础。许多人都引用过林肯的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的奴性和愚昧，是个人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前提。在毛时代，愚民政策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教育和世界观改造等方式来进行，通过洗脑让人民安于贫困，满足现状，认可现行统治，正如我们现在在朝鲜看到的那样。而在重庆新政中，传统的愚民手段已经失效，赢得民意支持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调整，利用地方政府的巨量投资和工程来发展“共富”和民生经济，迅速改变重庆落后面貌，以此赢得民意，赢得口碑。同时，用“唱红”进一步凝聚人心，培养归顺，实行思想一律，认同重庆式治理。据说“唱红”最红火时，都唱到了监狱和精神病院，让犯人和精神病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个传说无法证实，也许是个反讽，但重庆卫视显示出来的宏大的“唱红”场面，其讽刺意义绝不亚于精神病患者的不正常行为。重庆卫视最后消灭广告，办成红色卫视，致力于让重庆百姓每天都沉浸在革命理想之中，这绝非是开启民智，而是新的愚民行为。当重庆的民生经济最后不堪承受其巨大债务而崩溃时，相信那些至今还沉迷于民生经济一时效果的人们，会彻底醒悟。

3、个人高度垄断公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绝非是个人行为，而是制度现象。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过的，毛的错误有他个人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搞家长制，对此，邓坦诚“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答法拉奇问）这是执政党的领袖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最深刻的自我反省，无异于以前皇帝的“罪己诏”。这次总结“重庆模式”及其相关人物的经验教训，必须审视制度弊端，剖析权力腐败和权力失控的制度原因。从“重庆模式”启动以来，随着其日趋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在“打黑”过程中发生诸多公权力严重违法事件，社会各界有良知的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对此予以批评、质疑、劝告或提醒，希望那些非法和反常的权力行为提前中止，悬崖勒马，但是，这些善意言行均无济于事。相反，执政党内的一些高层纷纷前去重庆站台，政法领域的相关领导居然公开赞扬重庆“打黑”是“打的好，打的准，打的狠，打的合法”，司法主管部门居然告诫前去重庆为当事人辩护的律师，在这个时候要讲政治，讲大局，讲纪律，惟独不提讲法律。一些大报为宣传重庆经验，慷慨付出版面，连篇累牍，高谈阔论，实则是混淆视听，误导民众。这种由一个地方大员绑架整个国家机器的现象，或者说，让整个体制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为一个人背书的现象，表明这个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当制度丧失了自我纠错和自我修正的能力时，类似重庆事变那样的人和事还会不断出现，最终必将耗尽执政党的所有政治信用和合法性。

我的一个有着丰富政治阅历，从执政党开始启动农村改革即已参与核心政策制定的朋友，在阅读了我的四篇“回望重庆”之后，写下了四个字的体会：“反常即妖”。此言极是，一语中的。常理，常识，常态，应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常规，反常者，尤其是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反常者，违背规律，违背人性，违背世俗，虽带有自己铸造和众人赋有的各种神圣光环，早晚都会被现实击得粉碎，撒落一地，露出原型。神圣化其实就是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