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出路

作者：李生德

来源：凤凰网知青

【大漠札记】之十、苦涩的回忆

父母大人心放宽，
    儿在河西做“高官”。
    一天三顿苞谷面，
    水煮葫芦放点盐。

这首打油诗是文革初期发表在大字报中的一篇被作为批判靶子的民间艺术作品。作者是一位西安知青，他以调侃的语气抒发了自己胸中的郁愤。别看录那首诗的人的目的是要批判人家，但心里不得不服气那里面句句说得都是实话，反映的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状态。

1965年夏天，当我们来到河西走廊边湾农场的时候，居住的宿舍是由骆驼圈改造的。入住时，墙壁上的泥巴还没有干，脚手架刚拆除了一半儿，到处溢漫着一股骆驼粪便的骚味儿。因为是来革命的，大家都被一股革命精神冲动着，竟然没有一个说嫌弃的。

喝得是盐碱水，天天拉稀。吃的是芽麦面，顿顿碜牙。没有电，点煤油灯，一个小墨水瓶，放一根布捻子做成。10几个人睡一个大炕，下面铺一些麦草，褥大就铺在上面，大家煎鱼似地挤在一起，夜间起个夜就得影响一串人。活儿累，伙食差，没油水，每月四五十斤粮食定量还不够吃。因为农场初建，粮食要从几千公里外的新疆调来，吃的蔬菜要赶着马车到酒泉城去买，也只有西葫芦（茭瓜）、苞苞菜（大头菜）之类粗菜。遇到连队有了病号，只好派人到附近的果园、怀茂、银达等公社的庄子里挨家挨户收买鸡蛋。附近的农村更穷，一个庄子充其量不过五六户人家，十几岁光着屁股的小姑娘随处可看。老百姓家里真是家徒四壁，一栋低矮的泥草屋，除了铁锅外几乎什么家具都没有。炕上一领芨芨草编的席子，鱼网似的破被子裹着一群脏兮兮的娃娃。每个家庭中都是女人掌着鸡蛋的出售权。你可以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年青女人趴到地上，伸着长胳臂从鸡窝里掏出一个鸡蛋，像捧金蛋似地小心翼翼送到你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你，那目光里充满着无限的渴望--这是从小孩子嘴边夺出来的盐火钱啊！

回忆当初军垦连队里的饭谱，至今仍充满了苦涩的味道。

早餐：一个二两重的窝窝头，一两苞谷面糊糊；没咸菜。午餐：八两芽麦馒头或者苞谷面窝头（发糕），“炒”西葫芦；全连二百多人每顿菜只放一斤左右胡麻油，这哪能叫“炒”啊！

晚餐：与早餐几乎相同。

活累啊！除了拖拉机负责开垦荒地外，其它全是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修水渠挖土方，一天一人干十几立方。和泥打土坯，每人一天的任务是300至500块，一天下来，累得你腰酸腿疼，两眼发粘，只想早点睡觉。最轻松的活应该是放水浇地了。这刚开垦的荒地也怪，没着水时像烟灰一样细腻，风一刮满天昏暗。着水后全变成了泥浆，一踩没到膝盖，就像在家乡胶州湾的滩涂里下海挖蛤蜊。因为图进度，抢指标，新修的水渠和田埂中埋了不少草皮和芦根，很松散，灌水后不断开口子，你只有疲于奔命地去抢堵，往往顾了这头又开了那头。人浸泡在盐碱水里，一泡就是一天，脚上、手上全裂了血口子。没有凡士林，就往家里写信要“马牌”润肤油，再没有就只好涂大黄油。遇上节假日改善生活，那真比过年还高兴。一份红烧肉要花一块钱，大概有五六块拇指肚大小的肉丁，就这每人只能买一份。多了不卖，供不应求嘛！须知那时我们每人每月的工资只有二十五元（连续八年没上调工资），加地区补贴共二十七元，平均每天九角。好在刚开始时官兵待遇差距不大，加上天天搞政治学习，在公开场上大家也没有多少怨言。

吃不饱，就有人写信向家中反映，俗称之为“向老头子喊话”。在城市家中的父母大都也不宽裕，他们不得已只好节衣缩食满足自己孩子的要求。有人寄来了全国通用粮票，有人寄来了奶粉，还有人寄来了虾皮、蛤蜊肉之类的东西。家里寄来粮票的人最幸福，他们可以在星期天跑到酒泉的饭店放天肚子吃顿大餐，然后再买些大饼回来贴补日常生活。

四连有位天津女知青，父母在国外有大笔资产，人家父母按时给自己的女儿寄来洋罐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保重身体，细心的母亲在每个罐头上面都标明所食的日期，那位知青因此得了绰号叫“外国罐头”。我的一位朋友，父母从前是岛城有名的实业家，给她寄来了巧克力。这在当时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普通小市民家庭的子女听到这名字都觉得稀罕。为了融通同志感情，她慷慨地将巧克力分给同宿舍的战友品尝，有人咬一口立马给吐了，说是“糊圪碴味儿”，还诬蔑人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接受了教训，从此家中寄来东西，再也不敢吭声，只是一个人偷偷地享用，后来她偷偷对我倾诉了自己的苦衷。

那是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般人家给孩子寄来的只是“精神食粮”--一封家信，嘱咐子女在外面要好好听领导的话，努力工作，争取进步之类的。许多家庭中还有到农村去插队的子女，孩子在乡下劳动一年，往往连肚子都填不饱，比我们还苦。我家穷，父母很少给我寄东西。

人最可怕的不是生活艰苦，而是没有出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人们发现，生活待遇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要倒退，上级有文件传达，说国营农场也要像农村生产队那样实行工分制，并且在五连开始了试点。玉门镇附近的一个农场因此差点出了人命，那个与班长因评工分而闹矛盾的战士后来被判了死刑，拉到酒泉北大河边给枪毙了。追求美好和生活是人类的天性。有门路的人纷纷调走，头头脑脑的子女来镀一下金马上就换个地方跳了高枝。平头百姓的子女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病退”。

这就为十几年后的大呼腾“病退”返城埋下了伏笔。

【大漠札记】之十四——鸡蛋脑袋

你可千万不要低估了军垦战士的想象力，有人给威款起了个外号：鸡蛋脑袋。他的脑袋长长的，圆圆的，前额有点微秃，亮亮的，激动起来脖子抻得老高，红红的充满了血，暴动着一根根青筋，像春天褪了毛发了情的骆驼。俗话说得好，人怕起外号，路怕捎小道。这外号一叫开，就像冬天的渠道开了口子，再也堵不住了。

他是山东淄博人，那年月讲究的是“根红苗壮”，祝连长就让他当了我们六连的团部书记；也是因为和祝连长关系好，就让他掌管伙房。那时六连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许多人都想法调走或者回城了，全连剩下三十来个单身，只安排了一个炊事员。他呢，既是管理者，又是采购员，遇上炊事员有事忙不过来，也帮着做做饭，卖卖饭。

因为是山东老乡，开始我们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那年临近过春节，我在条田里灌冬水，准备保好墒以备明天开春种小麦。下班回来时天将要黑了，我独自到伙房去打饭。炊事员不在，是他给我盛的饭。这时候，从兰新公路西边的方向来了一个老乡。来人四十多岁，骑一辆破旧飞鸽牌自行车，斜穿过当中的几十米土路，来到伙房门前，将车子支了下来。

“你有啥事？”鸡蛋脑袋没有直眼看那人，轻蔑地问。

那人脸孔红里透黑，皱折里还夹着尘土，谦卑地笑着，讨好地说：“同志，我想求您个事。我是营尔公社的老乡，要过年了，家里一点菜都没有，我想……”“没有，没有没有……”他将鸡蛋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连珠炮似地说了好几个“没有”，边说边要关门上锁。

那人瞅了瞅伙房内墙根那堆冻得硬梆梆的白菜，求援地看看我，又求情地瞅瞅他：“你这不是还有么，你行行好，就卖给我两棵，只要两棵。”我打着帮腔说：“给他称两棵吧！”“不行！”他一口回绝，态度很坚决，“俺这是大老远从酒泉买来的，自己吃都不够呢！你到别处看看去吧！”那口气，那模样，就像电影上旧社会地方家的管家轰赶上门来的要饭的。

那人四下茫然地怅望着，后退几步，看样真是走投无路，又回过头来，仍是苦苦地哀求：“同志啊，我在平田整地的工地上整整干了一个多月啊，没有放一天假。今天我还是提前收了工才赶来的。现在去别的单位太远了，这么大的戈壁滩，天又冷，你看这天都要黑了。”我望了望他来的村庄的方向，已经升起了暮霭，景物已经很模糊了。心里暗暗盘算：是啊，我们连是距离营尔公社最近的一个连队，当中还隔着二十多里的荒滩呢。马上就要除夕了，他的家人此刻正焦急地巴望着他回家啊！

鸡蛋脑袋的面孔此刻像个石头鸡蛋，毫无表情。

我给他使了个眼神，请他收回成命，通融通融。谁知这小子一点面子也不给，冷冰冰地扔回了来两个字：“不行！”“大权”握在他手里，这这么芝麻大的一点事情，他不松口，你谁也别想拿去。

僵持了大约几秒钟，我说：“这样吧，你卖给我两棵，记在我的账上，从我的饭卡上画菜金，今天晚上我也要包饺子吃。”那个农民失望地转过身，推起自行车就走，刚走了几步，被我喊住了：“老乡，你站住！”“干啥子呢？”他回过头来，毫无希望地问。

“你把这两棵白菜拿去，给孩子过年包饺子吃吧，就算是我送给他们的！”说完，我没看鸡蛋脑袋一眼，也不顾那农民的表情和他要说什么，调转过头就走了，心中洋溢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自己单独住在一间地窝子里，鸡蛋脑袋住在不远处的另一间地窝子。除夕的绍尔塔拉草原上，没有对联，没有歌舞，没有灯光，也没有鞭炮，家家户户都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年。我做了几个菜，独守孤灯，准备排遣漫长无聊的长夜。这时候，他提着一瓶红葡萄酒到我地窝子里来了。我请他坐下，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我对他今天这件事情作法的不满。

“人家老乡容易么？我们到了老乡家里，人家把自己舍不得给老婆孩子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们，把自己最好的被卧拿出来给我们盖。甘肃的老乡多好啊！你想想，如果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能做得到吗？我是个小农工，不是胸怀天下的大人物，但是人要爱人啊！爱穷人，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我们家祖辈祖辈都是受苦人，这是我们的根啊！”他喝了一口酒，夹了一筷子菜，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不屑地说：“老欢（淄博方言，老伙计的意思），你老欢太不成熟了，实话说吧，我过去也是像你这么想的。可是后来就不是了，现在也不是了。”“为什么？”“我在淄博没来支边之前，没有工作干，谁他妈的可怜过我，给我找个工作？我和俺爹去拉车，满满的一车炭，上坡上不去，很累，就停下来擦汗，喘口气，那时候，多想有人帮一把啊！谁帮？就在这时，一辆小轿车从我身驰过，里面坐着一个当官的和他家的老婆孩子，一溜烟儿就走了。我对着那辆车仇恨地瞪了半天。我咬着牙想，别人不可怜我，我他妈的谁也不可怜他！”我无言以对。

那夜我们俩对酒相酌，谈了很多，有些意见认同，有些难以苟同。人人都说山东是齐鲁文化，我感到，青岛的齐文化与淄博的鲁文化多少还是有些差异的。

也就在那个除夕之夜，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将我的一个核心秘密透露给了他，导致此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时候，农场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人人都千方百计地想逃离开。经过十几年的折腾，人们对那些响亮的革命口号早已经厌倦了，他们从虚无飘渺的空中重新回到了脚踏实地的地上，向往那实实在在的幸福城市生活。离开农场成了知青们的中心话题，回家成了不二的选择。有人病退回城，有人顶替父母回家，也有人不管孬好，随便找上个城市或者工矿企业的对象随夫迁走。我呢，依仗着自己发表过几篇文章，在文化界认识几个朋友，他们好心地介绍我到陇东的一个县城去工作，要我亲自过去和那面的领导见面谈一下。因为此事八字还没有一撇，也不好直接对领导说，时间又很紧迫。我就向连里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假称要到玉门镇的另一个农场去探望我的一个远房亲戚。鸡蛋脑袋是个精明人，他似乎从我的话语中悟出一点什么，喝着酒，试探着问：“你告诉我，老欢，你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没有，没有！”我说。凭着我的理智和十几年的生活经验，我知道，将核心机密告诉别人往往就意味着出卖自己。

“咱哥儿俩谁跟谁啊！”他给我上一杯酒，凑近前来，神秘兮兮地悄声说，“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能办的，老欢我两肋插插刀--咱不是现在还管点事儿嘛，有权！”我这人心肠软，经不起人家的三句好话，也是因为当时喝了点酒的缘故吧，就直捅捅地把实话说了出来：“我确实是要去办点事儿。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又担心路上有个闪失，远在青岛的父母不知道。”“你说，今天是大过年的，我对天发誓，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三个人知道，那就是我说的。”……

后来，事情办得很顺利。可是，当对方将商调函到了农场以后，便石沉大海了。我急了，跑到场部去查问，负责的人回答得很干脆：没有研究。

主管调动的协理员小高说：“你们连的祝连长一天两次跑到场部来，不同意你走，我们要尊重连队的意见吧！”几天后我终于打听明白了症结之所在，问题还是出在鸡蛋脑袋身上。

在我请假离开农场以后，他逢人就炫耀地说：

“哎哎，老欢，你们知道李生德到哪里去了？”被问及者一脸茫然：“他不是到玉门镇看他亲戚去了吗？”“不对，我告诉你说啊，他是声西击东，他是到……”别看六连人不多，耳报神却真不少，不大功夫这信息就传到祝连长耳朵里了。祝连长文革中曾当过文革会专政组组长，整人很是有一套。他没有单独找我谈话，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批评我，只是悄悄地堵死了我的后退之路。他曾对高协理员说“他想不通过组织，走后门离开兵团，没门！”真是整人的高手！

当时他们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又有大权在握，我丝毫无奈于人家，只好忍气吞声，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

我与鸡蛋脑袋彻底翻脸，是在另一件事情上。

有一位战友探家回连队，带回来一些家乡的特产花生米，很慷慨地请大家来分享，鸡蛋脑袋也分了一把。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不吃，而是拿到了托儿所里。在连队中，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在一起的，一共不过七八个孩子，从一岁至五六岁的都有。

大琳的孩子小将也在这里。大琳与鸡蛋脑袋有点矛盾，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舌是非之争。大琳的孩子很聪明，也非常调皮，尤其是好奇，嘴谗。有那物质极端贫乏的岁月里，别说小孩子，就是大人，对于稀罕食物也是眼谗得很的。

鸡蛋脑袋见看小孩的阿姨不在，孩子们都在自由自在地玩耍，就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过来，过来，小朋友们，都过来，叔叔给你们带好吃的来了！”孩子们立刻跑过来，聚到他身边，他数着人头，一个孩子给两三个花生米，要求的条件很简单：“叫叔叔！”天真清脆的“叔叔”声立刻响成一片！

小将也凑上前来，眼巴巴地望着他，央求说：“叔叔，也给我个吃吧！”“不给！”他断然拒绝。

“叔叔，给我个嘛！”看到其他孩子都在嚼动嘴巴，小将急得几乎要上他手里去夺！

“你叫叔叔不行，得叫爷爷！”“爷爷！”为了达到目的，不懂事的孩子喊了一声！

“不行”鸡蛋脑袋仍不满足，“得大声喊--爷爷--”不懂事的孩子扯起脖子，嘶裂着嗓子连续叫喊了几声。

鸡蛋脑袋点点头：“嗯，这样嘛，还差不多！”他得意了，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但还是没有松开攥花生米的手，而是在地上擤了些鼻涕，两个指头捏起一个小花生米，掰成两半，掐下一点点，放在鼻涕旁边，然后对小将说：“跪下给爷爷我磕个响头，然后跪着过去用舌头舔起来吧！”听到孩子的喊叫“爷爷”声，我和看孩子的阿姨一起走下了托儿所地窝子，制止了这一幕丑剧。

我当面谴责他这种罪行。他却不以为然地笑笑，附在我耳边，轻声对我说：“你不是也对他妈妈有意见么？我要叫她这个小子从小丧失自尊心！”“你他妈的混蛋！”我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直到他返回淄博老家。

为这一记耳光，我还被祝连长在大会上点了一通名，罪名当然是我打人了。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就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就一直是连队里的大红人呢？真是人妖颠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