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看电视剧《知青》的感悟
作者：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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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看电视剧《知青》的感悟
作者：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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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看电视剧《知青》的感悟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对“上山下乡”的解读在今天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则是另一种更悲剧的悲剧。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事实无人能够否定：那是一场数千万人（知青）乃至数亿人（把农民包括进来）无法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运动；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他人之手，犹如草芥。歌颂这样的运动，实在过于荒唐。
近日，大型“青春励志剧”《知青》在央视热播，只播出短短数集，已引起了巨大争议。 “无悔论”者说：“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这种苦难酿就成功的心态，是“青春无悔”的哲学基础，也是该剧“青春励志”的立足点。“有悔论”者们则说：“上山下乡”本就是一场苦难，部分人在逆境中的奋斗并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种认知分歧，实在引人深思。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梁晓声： 我虽也是知青，却从不参与什么有悔无悔，有怨无怨的辩论。 并且我认为，下乡时间的长短、自愿或被迫、所赴异地之生存条件的差别、被歧视或没被歧，有友谊关照或缺乏友谊关照，当地人对知青的态度好或不好……至少有20条以上的不同情况，几乎每一条都会导致一名当年的知青说不同的感受。 事实上我碰到的“无怨无悔”者极少。 我总是对他们说——想想死者，伤者，无悔也应低调。 他们也都诚心诚意地接受我的劝告。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目前已有不少资料披露了当年知青的生活情景。 农村生活贫苦，这是人所公知的，城市青年下乡后一下子就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不适也可想而知。除了克服农村的生活困难外，知青还要承受管制和欺凌，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邓贤引用了大量官方档案描述了这知青被管制和欺凌的残酷一面：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诚然，确实有部分知青是怀着某种理想主义去上山下乡的，但决不应该因为这部分理想主义，就遮蔽掉它背后的迷茫、苦闷乃至血腥。
“这部剧告诉人们，逆境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让知青这一代回望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让他们的后代、今天的人了解那一段历史，为人们注进精神营养，珍惜今天。这就是电视剧《知青》的价值。”某文艺评论家如是说。该看法十分有代表性。这种苦难成功学，在90年代相当流行。在90年代后期，当年的青葱少年变成大叔了，他们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部分人喊起来了“青春无悔”——“我吃了苦，但是我不后悔。”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一场知青“青春无悔”的展览及其出版的图书。据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我觉得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 网络上流传着一首署名为张愚若、张谷若两位知青的诗歌，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们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何奈何/要自我安慰——自我安慰，不能接受自己的青春被操控，难以面对自己的青春无意义，这才是“青春无悔”的真相。 更荒唐的是：这种“无悔”还被人为提升到“与共和国共苦难”的高度 “逆境更容易成才”、“吃得苦中，方为人上人”，在我们的文化中“苦难”有着救赎的意义。知青称“苦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喊“青春无悔”，多少源于这种对苦难的解读。 然而，苦难对于知青来说，意义并不局限于此。一些知青认为“现在我们更能吃苦了，扛着共和国的苦难”，把个体的困难上升到“国家”层面。对此，刘亚秋在其《“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一文中分析： “无悔被归因为‘与共和国共苦难’，换言之，我们‘扛’起了共和国的苦，在这里，无悔是通过个体的“苦”的意义转置实现的，即个体的苦提升为国家的苦难。” “知青文学、公开聚会等权力运作将这种苦感提升为一种国家的苦难。于是，不管多么琐碎的‘苦’都变成了一种庄严的‘苦难’，为国家‘扛着苦难’。‘苦’不仅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且因此获得了一种国家历史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是如此荒唐——他们浑然忘了，这种“苦难”是谁强加在知青们头上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居然唱起了同一首奇妙的赞歌。 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让人“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在90年代，大量的知青“怀旧”作品对往事魂牵梦萦、无限怀念，“无悔青春”成为热潮，随之也招来非议。郜元宝说“老知青中一部分‘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及杂感汇编，知青作家自选集等，范围有限，不容易体现知青文学的全景与实绩。” 张严正也在《其知青图书开始走出误区》一文中批评知青中少数成功精英对知青岁月的眷恋，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一时间，多少知青看罢后，‘热泪欲零还住’，从而掀起了回首“无悔青春”的‘自恋情结’热潮。并引发了少数知青名人对黑土地和插队生活的眷恋、追忆和讴歌，从编写回忆录到筹办联谊会，从歌曲‘小芳’到‘老插酒家’，直到电视剧中出现的知青出身的厂长、经理。……正由于这种人为造成的历史失真，给下一代造成错觉和迷茫，误以为知青一代的成功与辉煌和苦难与汗水有着必然的相关关系，更误以为当年的知青今日大部份都是‘中流砥柱’。” 《知青》获得中宣部长刘云山等中共高层力挺，被誉为“主旋律”作品，这是一部典型为当今政治服务的“献礼剧”。 因为未来可能进入领导层核心的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 习近平（59岁）曾在陕西省延安梁家河插队李克强（56岁）曾在安徽省凤阳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王岐山（63岁）曾在陕西省延安冯庄公社插队张德江（65岁）曾在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太平大队插队李源朝（61岁）曾在上海大丰农场插队令计划（55岁）曾在山西省陆平县插队
大部分没有话语权的知青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又说“老三届”》作者张地说：“据我所知，知青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很一般的水平，相当一部分还在为住房、子女、甚至为户口和找工作而奔波。”宁红岗则更为直接：“在扬起‘青春无悔’的漂亮大旗时，还应想想那些仍留在社会底层，没有机遇，没有能力，没有毅力再回升的知青，少说些豪言壮语。”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做军、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 一位前中学老师忏悔道，1968年他曾奉命把一对16岁双胞胎女生送去插队，30年后姊妹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城市，但只能在城里收破烂、做清洁工，“看到她们，我深感疚愧。 另一位上海网民则指，他亲眼见邻居的女儿去农村插队，嫁给当地农民，生了一个女儿，不料文革结束后，知青大返城，邻居女儿为回上海，不得不跟丈夫离婚、抛弃女儿，“女儿长大后进城找妈，那情境真惨，哪有电视剧那么浪漫”。 知青回城后，为了生计奔波之余，他们成为城市边缘人，遭受歧视。某女知青说：“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们到北京以后，人家不理解我们，人家排斥我们，其实我们原来是北京人，等我们下乡以后，他们就觉得把这些人赶走了，等这些人又回来了，然后就觉得这些人抢了他们什么，我也不明白北京人什么心理，是觉得这些知青回来呢给他造成什么交通堵塞，你老农民似的。”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对于那些部分知青精英来说，他们高喊“青春无悔”，因为现在的成功了，可以从苦难中得到救赎，然而，对于这些为生活奔波劳碌、生活依然困苦的大部分知青来说，经历苦难后并没有迎来天堂，而是延续着另一种苦难，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简单的“受苦”，并没有过多的意义。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
“青春无悔”也好，“伤痕累累”也罢，其实视线都局限在知青们自己身上。真正的悲剧是：迄今为止，极少有人、有作品关注到“上山下乡”的另一被波及到的群体——农民——他们当年遭受了怎样的冲击。他们同样也是这场运动的牺牲品，是苦难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知青文学”，他们也提炼不出“青春无悔”的口号，更不懂得将个体的苦难提升到“与国家共苦难”的高度以获取心灵安慰，他们才是真正的失语者，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
“上山下乡”，不仅牵扯着知青的命运，而且让整个家庭的陷入苦难的漩涡之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亿万家庭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的北京知青蔡连和，下乡三年后的第一次探亲就要结束时，其母亲脸上不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在近乎恳求的挽留不成之后，埋头为他收拾行装时，突然倒在床上，顿时神智不清，送到医院紧急抢救，但已无回天之力。三年的苦熬苦盼，结局却是这样的凄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大声疾呼：天哪！世道对我为什么这样的不公平？母亲可以给我一切，我却给了母亲了什么呢？蔡连和的眼泪哭干、心都碎了。” 许多知青存在各种婚姻问题，下一代往往成为这种家庭缺陷的牺牲品 知青回城，带着子女来到陌生的城市，再加上原本知青的婚姻有诸多问题，家庭生活多少有所缺陷，所以知青的子女的成长道路也不平坦。陈红在其《帮助知青子女排除心理障碍的尝试》一文中谈及： “他们有的寄居在亲戚家里，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倍感孤独；有的即使受到祖辈的疼爱，但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思念之情苦苦地煎熬着这些幼小的心灵；有的较为幸运，能随父母一起返城，但父母由于工作差、收入低，生活的压力造成烦躁，有时会转嫁到孩子身上；有的父母由于自己的不如意，因而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出人头地，一旦孩子不争气，父母或怒骂或棒打，家庭气氛异常紧张，给孩子心灵造成很大压力；还有些知青子女初到城市，生活上尤其是学习上不太适应，与其他同学在成绩上有明显差距，使他们心理上无法接受。所有这些不如意不顺利都给这些孩子脆弱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逐渐产生心理障碍。表现为：抑郁、孤僻、自卑、偏激、消沉等，形成了消极的性格特征。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甚至有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知青下乡给本就已经被折腾得千疮百孔的农村造成了巨大负担 毛泽东当年号召知青下乡，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上，据很多知青反映，当年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反而有时候把他们当成负担——自49年以来，农村一直是以一种单向度的“城市输血管”的身份存在着，农民土地上微薄的收入，一直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最关键的“资本积累”；千万知青下乡，对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村而言，绝对是经济负担的又一次加剧。但知青们似乎并不能理解这一点，相反，他们在农村的某些行为，今日读来令人寒心——李复奎在其《难忘的知青岁月》一文记载了当年知青偷社员的鸡，不偷反而会被人嘲笑： “那时在男知青当中，没有偷过社员家的鸡，是胆小鬼的象征，会被别人嘲笑，所以，为了不被别人看不起，你无论如何都得去体验一回。……丢了鸡的社员，基本上没有‘吃了豹子胆’要找知青索要的，发觉鸡被偷了，都只有自认倒霉。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受到政策的保护，是农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贫下中农’并不敢公然欺负。” 除了给农村带来经济上的负担外，下乡知青还给农村青年心理造成创伤，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文中谈及： “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只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 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动乱的恶果之一。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彼岸的米兰·昆德拉说：“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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