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宽恕 作者:海宽搜集


 

  宽恕

作者:王宏甲

来源:半月谈网 (原刊半月谈系列刊物《品读》——全国十佳文摘期刊,2010年第4期)

海宽按:在23周年纪念的时候,当年大操场的总指挥柴女士发表了题为《我原亮他们》的工开信。读到她的信,博主深感欣慰,感受到一代人的成长和成熟。柴女士和此文中的“妈妈(达娇法师)”做出了相似的选择。她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她们都找到了分别属于自己的“真理”。在寻找自己的“真理”的过程中,柴女士受到了耶的引导,而“妈妈”受到了释的引导。虽然她们各自找到的“真理”并不同,却做出了相似的选择。


    在我15岁的夏季,天突然变了。父亲被斗、被打成重伤后,造反派只许我们家年龄最小的成员去照顾。我妹11岁,这任务落到了她身上。

一天中午,父亲吃了饭,我妹去楼下洗了碗上楼,就见父亲挂在梁上,碗立刻掉到地上……这不是电影情节,是真的。妹妹哭叫起来,造反派马上来了。有人说赶快把人放下来。这时把人放下来抢救是来得及的。真正悲惨的事发生了——造反派声称要保护现场!要等法医来了才能把人放下来!

“文革”时期,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哪里去找法医,母亲赶到现场,哭得呼天唤地也被拦着不得上前。从中午到黄昏,造反派终于找来了一个法医。父亲被放下来了,被脱得一丝不挂验尸。验过尸,造反派对我母亲说:“你现在仔细看看,他可不是被别人害的。”

那时,我母亲还留着那个时代两条漆黑的长辫子,母亲扑倒在父亲光裸的身上已哭得没有声息。母亲漆黑的长辫子在父亲苍白的躯体上颤动,黑白那样强烈!

那个夏天的太阳就这样落下去了。

父亲被草草地葬入土中,我们不认识的负责挖坑的农民找来了一块砖,用铁钉在砖块上刻上了我父亲的姓名,立在墓前,说以后清明来扫墓你们能找得着。后来我们就是靠着这块小小的“砖碑”找到父亲,这时才发现从前那位农民把我父亲的名字“树浓”误写为“树农”。

那个夏天,母亲在墓地不肯回来。她语无伦次,一直说她有责任,她说她没有看住我父亲……我姨说人家又不让你去看。她说我应该去看的。

很久以后,我回想母亲那些日子里宛如家乡绵绵的雨季那般细细的哭泣,哭得如痴如醉……我理解了,那一定是所有幸福的往事都浸泡在泪水中,才有那样的哭泣。

我至今无法解释我在那时为什么没有哭。到第二天,也许是第三天,在我外婆家里,我突然哭了。那是我一生中真正的痛哭,我无法抑制的痛哭吓倒了母亲。很久以后,我相信我那天的痛哭不完全是因为失去父亲,我感到了这个世界有我不能想象的恐怖。

我还相信,我那天的痛哭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母亲的痛苦,也许就在那时,母亲大约是清醒了,母亲发现她还有未长大成人的儿女……我一生中迄今只痛哭过这一次。

我父亲是1978年得到平反的。当县政府干部把盖着大印的平反证书送到我母亲手里时,母亲的手颤抖了。那一天,母亲没吃没喝也没有出屋。我仔细阅读了那纸证书,看到那文字几乎把我父亲写成了白求恩,也许那时负责撰文的干部头脑里最熟悉的词汇只有在背诵《纪念白求恩》时牢记的那些句子。

那些文字使我记起我是在4岁那年随父母去到一个不通公路的小镇,因父亲奉命去那里创办卫生所。卫生所设在一座破庙里,门前插一面红十字小白旗。从此人们都叫我父亲王所长,后来卫生所变成卫生院,我父亲是院长了,人们仍习惯地叫他“王所长”。我母亲是一名助产士。今天妇女到医院去生产是很自然的事了,我母亲年轻时要走村串巷去动员那些年轻的孕妇到医院来生产,很多人都赞美她那又黑又长的两条辫子,事实上那是母亲一生中最奔波最愉快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光。

我不知母亲曾经为多少婴儿接生,但记得童年时早晨醒来,时常发现父母都不在,只见床头一个纸条上写着:“早晨自己去食堂吃饭,照顾好妹妹。”然后我明白,一定又是哪个乡下母亲不来医院生产遇到“难产”了。母亲在父亲去世几天后,生了一场大病,头发很快就从花白到全白,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医院。

1978年的平反证书上还带着油墨的新鲜气味。不久,政府开始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三种人”,办案人员来向我们调查当年毒打我父亲的人。我妹妹认得那是些谁。就在这时,又一件令我惊讶的事发生。

母亲把我和妹妹都叫到跟前,把门关上了。

母亲非常认真地要求我们:“不要揭发。”

我们非常惊讶!这不是为父亲报仇雪耻的时候吗?

妈妈你为什么?为什么?

母亲对我们说:“冤冤相报,何时得了?”

我们很难接受。

母亲说:“你们的父亲去世,你们受了这么多苦。要是把他们抓起来,他们的孩子怎么办?”我们还是难以接受。母亲最后说:“妈妈没有别的东西求你们,这件事求你们!你们一定要听我的。我把你们带到这么大,我再没有能力保护你们了。你们就听我这一次吧!”然后母亲哭了。我和妹妹没有办法,只能听母亲的。

母亲接着就带上那纸政府为我父亲平反的文件,把我和妹妹领到父亲的墓前。母亲跪在中间,我和妹妹跪在两边。母亲双手捧着那纸证书告诉父亲,政府已经为他平反了。然后母亲掏出了火柴。我知道母亲要干什么了。

1978年,那纸为我父亲平反的文件,对于改变我和妹妹当时的命运是有用的。那时也还没有复印机能留下一个复印件。母亲划亮了一根火柴,我听到了惊心动魄的响声,火光点着了那纸文件,我们看着它变成了灰烬。

我注意到那天母亲含着的泪始终没有掉下来。

风吹散了纸灰。

我听到妹妹说:妈,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来了。但火光燃烧那纸文件的情景在我的灵魂中长久地不肯熄灭……我不得不问自己,如果人间连“杀父之仇”也能原谅,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呢?渐渐地我感到,母亲岂止是烧掉了那纸平反证书?母亲烧掉了我心中的仇恨!

当母亲把“仇恨”这种东西从我心中消灭,我心中能装什么?我渐渐发现自己很容易看见别人的优点,很容易被普普通通人保存的善良打动。我感到了。人间失去一种,可能获得另一种。“恨”被消灭,一种叫“爱”的东西日益炽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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