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9届”人生

作者：朱盛镭

1 、“69届”现象

作为69届初中生，我一直摆脱不了“69届人”的情结。目前有关“69届”的阐述，“文革”研究文献几乎没有涉及。当“老三届”这一名词载入红卫兵运动或知青运动史册时，“69届初中生”或“69届现象”这些特有名词却一次次被人忽略。69届人是“文革”时期最为失落的一代学生，如果评价“老三届”人是“苦难与风流”，那么我们69届人仅存“苦难”一说；“老三届”分别有初中和高中的六届之分，而我们没有，我们69届是清一色的一届初中生。疯狂的“文革”祸起时我们仅仅是6年级小学生。1966年6月小学停课，我们受的所谓正规教育就此为止。小学不再管辖我们，“文革”乱世中的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我们。一时，我们成为动乱年代的“流浪儿”。直到1967年10月我们才被就近的大境中学收编。我们在中学几乎没有上过一整天的正经课程，却经历了疯狂年代的种种荒唐。1970年后，我们竟然一律被戴上“知青”帽子，全体发配到各地农村接受“再教育”，“一片红”式地上山下乡，几无幸免。风雨凄凄，赤日炎炎，岁月蹉跎，人生迷茫，近十年的磨练，激情燃烧已尽，青春慢慢褪色……

星移斗转，风云变幻，历史却翻开戏剧性的一页。上海变了，昔日的民办大境中学冠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头衔，变身为一所市级重点高中。与此同时，我们69届人却身心疲惫，两手空空，陆陆续续地从穷山僻壤返回繁华喧闹的上海。没有人关注我们的起点和成长过程，市场竞争只承认结果。当年叱咤风云的前知青名人销声匿迹，曾经高唱入云的豪言壮语清寂无声，蹉跎岁月的历史画面更是过眼烟云；取而代之的是光怪陆离的新概念：“勤劳致富”、“能赚会花”、“自学成才”、“下海创业”、“知本家”或“洋插队”。价值交错，青春耗竭，生不逢时，机遇擦肩，部分69届人在社会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时，因学历劣势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员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的弱势群体。

由此可知，69届人是受害于“文革”灾难最深重的一届中学生，是在共和国历史夹缝中生存的特殊群体。当年，我们没学到什么知识，对母校似乎也没多少感情；今天，我们头顶上没光环，母校大概也不会认同我们作为校友。我们唯一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基本读完小学课程，在下几届人面前，我们往往自诩是正宗的“小学本科”。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某些特定场合怀着自卑和遗憾无限辛酸地说，“我是69届的”。不过，这是一句许多人听不懂的话。

2 、荒唐的初中时代

那一年起，没有了中考，我们69届就近进入大境中学。大境中学原是一所妇产科医院，场地极为狭小，校舍破烂，设施陈旧。“文革”初期的大境中学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当时校门口迎接我们的是触目惊心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校园墙上贴满标语：“打倒×××”、“砸烂×××”……。学校的阳台是武斗时的中心“堡垒”，阳台墙边堆着许许多多类似手榴弹功能的石灰包和石块以及系有红缨的长矛等“武器”。学校基本不上课，许多老教师靠边，校园气氛和场景是激情愚昧，荒唐恐怖。后来工宣队来了，军宣队也来了，整个学校以红卫兵团编制，年级为连，班级为排，班干部重新调整为“军事化头衔”。学校似乎复课了，阶级斗争却成为主课。每天的语录背诵、口号呼喊、标语张贴或大批判运动，浪费着我们的花季时光。当时学校的阶级斗争有三种：一种是批斗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旧时代培养的优秀老教师；一种是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比如配合“文攻武卫”的“红色台风”运动；还有一种阶级斗争是虚拟形式的，即所谓搞大批判。

我们69届学生既不像老三届人多少上过一点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程，也不像后几届学生“复”了“文革”改编教材的“课”；我们几乎没有上过一整天的文化课。69届的所谓课程大致有三类：学习毛著、大批判运动、到工厂或上海郊县参加劳动。真正上文化知识课的时间少之又少。我记得，教语文的张燮文老师偶尔借题发挥传授点语文知识，比如借读“语录”之机讲修辞，借读“诗词”之机讲古汉语；教英语的黄健良老师有时也会教点英语油印教材；教数学的郁维益老师在下乡时指着工厂的烟囱，教我们如何通过测量距离和角度，得到烟囱的高度。唯一有一次说是数学摸底测验，我用自学的因式分解简化运算了一道需要繁杂计算的数学题，受到刘惠林老师高调表扬，当时的快乐心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学校图书室封闭多年，但是木板隔断不高，翻过隔断就可以进入。记得有几次，我与同学乘黄昏时分翻身而入，“偷”出了一些书籍，印象最深的是一些60年代初出版的书，如《奔向明天的科学》、《苦斗》、《神秘岛》和《牛虻》之类的书。

学校不上课，我就开始自学。读英语，学数学，背古诗，无目的地浏览各种书籍和文章（包括判为“毒草”的反面教材）。记得在一次批判张燮文老师时，批判者揭发他写在日记中的“反动诗”：“满城风雨论海公，诸君刀笔实太凶。除霸退田竟有罪，清官污吏一律同？城门失火是吴晗，池鱼殃及害乃翁。早知今日定是非，不学孔孟学雷锋。”我在旁听了觉得真是一首好诗，就默默地念诵着牢记在心。这种非功利学习的方法和自由，对于养成我后来的自学能力有着间接的影响。当时处于边缘化的我，只能参与学校写画大批判专栏，我以此为机会，开始学习绘画和书法。我从叶明老师那里学到绘画的技能，特别是绘制大幅宣传画的技能（这为我下乡增加了生存能力和生存空间）。

就是这样极少的所谓初中课程学习，69届也是断断续续，反复无常的。到197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为止，我们69届学生在中学的逗留时间仅仅2年3个月。69届真是空前绝后的一届！

3、困惑的蹉跎岁月

1970年3月25日，我随大境中学的部分69届同学到赣西北修水农村插队。插队落户的那个小村庄山明水秀，风光旖旎，还有诗一般的名字——琵琶潭。农村的贫困和愚昧是难以想象的，农民的纯朴和善良也让我终身难忘。插队7年中，我与其它知青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犁田、插秧、除草、收割、挑担、护林，成为不太正宗的农民。我还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在一座破旧的祠堂里对着一大批贫困农家孩子讲课。下乡期间，我一度流离失所，四处游荡，先后当过电站民工和矿场民工，属于当年的知青“盲流”。

我带了整整两箱书下乡，利用劳动空余时间自学。花大部分休息时间自学英语，7年间自学了许国璋英语四册、俞大絪英语两册（当时，我竟然不知道俞大絪先生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曾昭抡先生的夫人，更不知道她已在“文革”初期含冤逝世。），读了其他英语读物，坚持收听美国之音（VOA）的“ENGLISH 900”和“Special English”的广播；学完了初中和高一数学，学完了初中理化知识，浏览了“文革”前中学各种科目的教材，还读了许多名著和文学作品（农村中学和农舍竟然保留了许多“禁书”）。我经常悄悄独自外出，访问老红军、老兵、老人和农村知识分子（其实是受难人群，其中还有“胡风集团”的人物），了解有关民国时期战争和农村社会的事实，这些都是在学校里得不到的知识。

为了回避田间劳动，赢得时间休息和学习，我参与公社和大队的宣传栏目的写、画，临摹放大许多有关农业学大寨的政治宣传画（主要是水粉画或油画）。我练习起了素描，为农民画素描头像。后来在一位上海画家的指导下，我的素描技能提高很快，许多农村老人在生命最后时期，都请我去给他们画遗像（农村穷，农民没钱拍照）。

经历现实生活的磨难，我真正体验到绝望要比贫困更可怕。尽管生活乏味，前程渺茫，但我的自学始终没有中断过。知识给予我生存信心，读书让我生活充实，我从学习中得到希望。我深知，家庭没有背景，只有付出更多努力才有出路，机会总会眷顾有准备的人。我记得自己每每心情郁闷，或者体力疲倦时，会独自躺在原野草丛中，凝视蓝天白云的瞬息万变，或仰望夜空繁星的璀璨壮观，想象着未来时空的深邃莫测……。

4、 “后知青”时期的生存

果然，VOA最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与此同时，我也病退返回上海，分配在里弄加工厂做搬运工。几个月后，我通过上海市统考，考取了南市区英语代课老师资质，派到一所中学当英语代课老师。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精力没有白花，自学的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处。

我开始准备迎接高考，并考虑选择报考的专业。我的画家老师劝我放弃美术，一是因为我的美术功底还不过硬，二是当时的美术人才太多而美院招生数却极少。父亲坚持要我报考理工科专业，他认为文科危险。我对理工科没底，但还是听从了父亲的话，放弃报考文科。69届的我毕竟文化底子薄，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开始复习和续学数学、物理和化学，利用业余时间拼命看书，做习题，还到中学旁听数理化课程。迎考前，我请假在上海图书馆突击复习了一个多月时间（我在上图结识了不少同命运的69届伙伴）。1978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读的是机械专业。

四年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从事技术和产品研发。又过了十年，我调往上海的一家汽车研发机构，从事技术研发、技术经济研究和技术管理。20多年来，我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忍受清贫，享受着研究和工作的寂寞。我从底层干起，先后负责汽车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完成许多重大项目和课题研究报告，发表专著、论文数百篇，获奖多项。时代变了，在实践和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知识改变人生”。

5、心路旅程的瞻顾

回顾人生的轨迹变化，我深感69届群体人生道路的坎坷和艰辛。在现实奋斗中，我也深知由于自己人生底色上的沧桑烙印与先天不足，这包括综合素质的不足和知识结构的不完整。在上世纪末，我们返城就业后，其实与后辈起跑线虽同而底子大不同。我们前有海归和高学历强者阻截，后有年轻追兵（60后大学生）追逼，旁有国企职工先发优势的制衡。我们只有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保持优势或者至少不落伍，才能适应“后知青时代”的生存与竞争。

时光流逝，岁月如梭。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后工业化风起云涌，惊涛拍岸。与此同时，知识竞争，文凭至上，经济拼争，物欲横流，迫使69届群体卷入过度的社会博弈。如今69届人大都已年过半百，开始“奔六”，逐渐淡出社会主旋律。尽管通过“前知青”和“后知青”时代不同历练，69届人表现出不同的人生百态和两极分化：有喋喋不休“蹉跎岁月”；有唠唠叨叨“大有作为”；有耿耿于怀“苦难人生”；也有强颜欢笑“青春无悔”。由于共同生活经历和相近生命感受，昔日大境69届人无论理念如何，纷纷从分散的社会角落汇入“大境中学校友会”这个共享平台，互相寻求共同的回忆和关怀，通过诉说和倾听，在感情交流和互动中释解“69届人”的独特情结。

我们熬过了苦难，但决不会赞美苦难！回顾疯狂年代，并不是要对苦难泄骚，而是为了理性地反思过去和反省自身，更好地前瞻新时期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我怀念当年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我们毕竟共度了那段荒唐的岁月；我感谢当年的知青同伴和当地知识农民，是他们支持我在逆境中提高生存能力，争得读书时间和持续学习。想起他们，我不敢有丝毫的停顿和懈怠，要更加地努力和谦卑。因此作为69届人，我特别关注69届或知青群体的生存状况。我经常抽出业余时间参加有关知青的社会活动（例如69届校友会、江西修水知青联谊会、其他知青联谊会)。我还出席了复旦大学等联办的“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新时期知青文化资源初探——以上海地区为例》。

以上文字是我作为“69届人”通过人生轨迹和心路旅程的阐述，抒发自己的感悟以及有关“69届”情结的杂感。希望能得到知青朋友们的指正。

(将刊登于大境中学校庆纪念册)

 我是小六九    

作者：张杏彦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004c5b0100qfms.html

（上）

提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会提起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上山下乡。提到上山下乡，就会提到“老三届”。“老三届”是指六六、六七、六八届的毕业生。那么六九届呢？其实六九届也含在其中，也有说是“老四届”的。

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时，我们小学即将毕业，中学还未接收。我们又在小学滞留了两年，这两年仍由所在小学管理。十三四岁的孩子能干什么呢？似懂非懂，没有学上，没有书看，没有像“老三届”那样参加组建红卫兵，搞大批判，大字报，大串联等等。除了偶尔到小学校里参加些活动外，我们在家就是疯玩儿，一玩儿就是两年。

我们在小学整整呆了八年，中学只呆了一年，在历次填写履历表时，我都这样写：

1960年9月——1968年8月北京白家庄小学1968年9月——1969年8月北京第八十中学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我在小学蹲班两级，在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呢。

在老三届里，我们排在最后，有人称我们为“小六九”。“小六九”叫的顺口，听的顺耳，可是个中之苦只有“小六九”们自己知道。

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党中央复课闹革命的指令下，我们和七0届学生同时迈进了中学大门。

当时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极其封建。男女生是从不说话的，认为男女生在一起接触就是流氓，坏学生。每班分六个小组，教室的座位男女小组是挨在一起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谁先进教室就把桌子拉开，双行三组变成六行单组了。教室里如有女生在，男生就不进教室了。该上课了，不进不行了，他们就在门口挤成一团，嘴里喊着“一二三”一起涌入教室，女生就偷偷的笑。

在中学，虽说是复课，但没有课本，没有教材，主课只有政治、外语、数学。政治学习毛主席语录，外语学了英文二十六个字母，数学学了正负数。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参加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还参加了多种多样的劳动，我们曾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学工一个多月，又到北京近郊东坝参加三夏劳动，紧接着又去怀柔莲花池学农，说是去一个月，结果半个月就被学校召回，参加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的去向是云南、内蒙、黑龙江三大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这届分配的宗旨是“一片红”，统统全走，没有插队的，没有留京的。我的头脑当时很简单，简单的就如同一张白纸。前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插队都走了，我们别无选择，晚走不如早走，早走还落个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我当时最先报的名，去什么地方呢？听说第一批去黑龙江，第二批是内蒙，不管是哪儿，我要第一批走，所以就报名去黑龙江。

来校招“兵”的人，让我们排队围着操场走一圈，一个班连着一个班，队伍长长的，他们在主席台上检阅，大概是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残疾人吧。我们大多十六岁，，个别早些上学的只有十五岁，有的小女生体重才八十来斤，记得外班的一个女同学穿的条绒衣服上，两个兜儿一边绣的小猫，一边绣的毛线球，满口的娃娃腔，简直就是一个大孩童。

我们脑子里灌满了“革命”的大口号，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就这样，我们这些小学文化水平的年轻人，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喊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口号，于1969年8月26日乘上北去的列车，驶离祖国的心脏——北京。这一去，就是人生旅途的九年漫长之旅。

（下）

到了边疆，我们分在了一师一团，地处黑河地区。一师在全兵团排头，一团又是全师排头，这意味着我们所在地区是最北最冷的。在一团又有山上连队和山下连队，山上山下虽一字之差，节气就差了半个月呢，说明山上的冬季更冷。在山上的连队还有老点儿和新点儿之别，老点儿是老连队，新点儿是新建连队。我们被分到山上的新建点儿，这又意味着是个更艰苦的连队。

团里把我们班的男生与另一个班的男生互换，这是领导防止我们早恋的一个手段，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熟悉的同班男生很快就被我们淡忘了。全团每个连队都是这样的，同班的男女生没有分在一起的。我认为上边这么做根本就没有必要，由于从学校带来的风气，我们北京知青男女生是从不主动说话的，这种状况长达两年之久。

先于我们一年来的哈尔滨知青和上海知青已经打好了一些生活基础，最最苦的日子由他们先尝了。但记得我们刚到连队时的生活依然很艰苦。男生住的是马棚，南北两趟大通铺，木板搭在木架子上，就是床了。女生住的一间砖房，有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住着五十多人，分上下铺，挤挤叉叉的。好在入冬时新房盖好了，男生搬出了马棚，我们也稍稍宽松了一点儿。

到北大荒当年就赶上了水灾，粮食歉收。因为兵团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所以只能吃捂了的麦子磨的面粉，馒头又黑又粘，见不到蔬菜，人人饥饿难耐。我们还处在长身体节段，再加上劳动繁重，真是苦不堪言。

“小六九”们，个子小，文化低，又没有社会经验，而且不懂得团结，像一团散沙。我当时使出全身的解数，使自己融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政治学习，积极踊跃。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劳动中往往力不从心，我只能咬咬牙坚持住。我给自己下的定律是不争第一，但绝不落在最后。

到连队半年时，过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表面上乐乐呵呵、打打闹闹，可背后想家偷偷哭鼻子的又有多少，谁知道呢。在春节的大会餐上，一个六九届大小伙子喝多了，旁若无人地大声哭喊：“妈妈呀，我想你呀-----”我们无不动容。

由于缺医少药，加上交通不便，我连北京战友卢玉兰，因患病几日高烧不退，从病到死从未离开过她的床板。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永远的去了，她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二十岁。我们用泪水送别了战友，并牢牢地记住这个日子——1973年7月8日。

北京男知青小崔刚到疆时，才一米五几的个子，和马站在一起，还没有马高。两年后竟长到一米七八的个子，请大家看看照片。

我们伴着风雨，伴着严寒，伴着苦累，伴着汗水和泪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成熟。个子长高了，身体长壮了，学会在艰难困苦中生存，掌握了各种劳动技能，在北大荒一干就是九年。在大返城之后，又从零开始，艰难地寻找着自己栖身之地、找工作、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一切都比别人慢了数拍。当然了，六九届个别的佼佼者除外，我指的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

可是我发现，与老三届们比，不论从哪个方面，我们与他们都有着很大的差距，不只是差在知识的缺失上，差在哪儿？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在老三届面前我们是永远的“小六九”。

 我是69届老知青

作者：大光

来源：知青网www.chelder.com.cn　

我是一个69届老知青，我不是“老三届”知青。

我小学毕业于1966年6月。其时恰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由于当时的“大革命”从当时的党中央一直到各级地方党委（当时是“党领导一切”，政府已被冲垮），一致采取了“停课闹革命”的策略。因此，当时在许多省市，象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走出小学校门后不能跨进中学校门，无课可上，游荡于社会上。由于自解放以来全社会一直抓住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经济观念，只有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所以凭心而论，当时的社会风气确实是很纯净的——人们的头脑里只有政治，没有其他“杂念”。因此，我们虽然游荡于社会上，但绝对不会沾染上所谓的资产阶级习气，也不会受到来自什么方面的侵袭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上海的66届小学毕业生是没资格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我们这一届后来被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的学生就这样游荡在社会上整整两年多，直到68年9月才“复课闹革命”，才得以踏进中学门口。“停课闹革命”在当时如同“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一样，全国相同。“老三届”的“停课闹革命”还可以在学校里到社会上冲冲杀杀，而我们上海的“69届”却一时无缘进入中学校门。

“老三届”知青，我以为只是指66、67、68年有中学、大学学籍的、还应该在大中学校读书但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没能继续读下去的知青们。“老三届”的另外一个含义，可能还指他们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标志——“红卫兵”。我的记忆里，只有“老三届”才有资格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才有资格参加初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运动。而其他各届学生后来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只不过是一种“赶潮流”，即使参加了文革，也是中后期的事，与“老三届”在文革初期的特殊身份和“历史作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69届”只是单指66年小学毕业，68年进中学（有些地方68年都还没“复课”），于69年被冠之于“初中毕业”的这一届学生。其他的如高中、大学都没有“69届”。因为如果按年份计算，高中、大学的“69届”就是初中高中的66届，而当时在文革时代，高中大学都没有象初中这样“复课”重新开课的，因此也就没有了高中、大学的69届毕业生。

所以“69届”的指向很单一，只是单指实际上是66年小学毕业，名义上是69年初中毕业的学生们。他们的人数在老知青中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少的。

可以说，“69届”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世界上自开办中学以来整体上在校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初中学生。时间短，是因为在当时的国家“法定教育时间”里，69届初中生只是在校不到一年就“毕业”了（而在其前后的68届70届起码在校时间都呆满了一年以上）。质量差，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学习环境差。当时，经过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文革由初期的学生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各类“造反”组织充斥全社会，因此即使学校实行了“复课闹革命”，学校里也是大字报横飞——“红卫兵”们贴老师（当然是“牛鬼蛇神”的老师）的，学生斗老师，老师斗老师的。校园里一片混乱。二是教材差。当时刚开始“教材革命”试点，原先及以后的课程设置体系早被冲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基础科目都被取消了。各地各学校都在小范围里（因为大的前提是搞文革）尝试“教育改革”。我们上海试行的科目是“大批判”代替语文，“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代替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虽保留，但内容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在我的记忆里，我连26个字母都没学完，就“毕业”了。而我在当时是学校里学习最用功的少数学生之一（这是后话，以后在本轶事系列里陆续谈）。三是教学意识差。当时老师们人人自危，66年67年68年的文革初期，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系统，有教育经验的权威们都被打倒，而没教育经验的根本就无心教育，另外当时校园里进驻了一支特殊队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毛主席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下，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大老粗们领导起“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老师们成了工宣队监督的对象，更是不敢“乱说乱动”。而学生的学习意识更是差。一个小学毕业生，对社会对什么事情都不懂，没有了外界的约束，能有几个会老实地听从老师们的管束？当时课堂里，上课时爬课桌的随便进出的骂老师的，上语文课（大批判课）时批斗“牛鬼蛇神”打老师的随时可见，而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让学校看管住自己的子女，免得他们在社会上出乱子找麻烦。四是教程差。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教育体系，没有成熟的教材，老师们即使存心教书，也不敢沿用老的教育体系老的教育方法老的教育手段老的教育思路开展教育活动。——实际上没有“课”可上，因此，他们只能根据上级的指示，对我们进行“学工”、“学农”教育。当时的所谓“学工”、“学农”教育，实际上就是到工厂农村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无偿劳动。当时的“学工”、“学农”教育，教育系统学校方面可能就是为了消耗这难熬的一年教育时间而进行的。这反复几次的“学工”、“学农”教育，我们69届的学习生活就被耗费了几个月，再加上寒暑假，我们的实际学习生活就少得可怜。然后就开始酝酿“毕业分配”。我也就有了后来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生涯的开端。

所以，69届的整体是所有中学生中知识层次最低的，他们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水平。——当然这也怪罪不得他们，其实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极为追求知识的，比如我。可是历史不让我们继续求学。——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剧吧。

 我们的六九届

作者：阿泽

来源：上海知青网http://shzq.net/pjq/Thread.asp?tid=7444

六九届初中生大多数出生于1952年（小月生）和1953年，这批人可以说经历了共和国阴暗的一面，刚懂事-------------自然灾害，想读书-----------文化大革命，想工作------------上山下乡，想结婚----------------提倡晚婚，想育子---------计划生育，人到中年又加入了下岗的大军。如今年近花甲，也只能拿着微薄的退休金糊口而已。如何？因为大部分人结束八年的知青生涯返城后分在街道里弄生产组，到大厂家。当公务员微乎其微。如今待遇可想而知，当然其中不乏也有佼佼者，有一批主动辞职，经过多年滚打摸爬血拼为老板富豪，也有得以机遇深造在仕途上高就，但整体而言这是社会上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再加上这批人兄弟姐妹多。从小营养不良的后遗症也是不能疏忽的。当然客观上讲，这批人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阳光政策，拿住房一说、大部分都通过拆迁有了自己的住所（上海人有句话：发财靠动迁）否则试想如今的房价有几个买得起？如今虽然物价飞涨温饱还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讲能过上有尊严的富裕生活那时不现实的。

如今这批人的子女是婚育高峰，房子有吗？婚礼钞票在哪里？现在上海小姑娘普遍很现实、六个字“房子、车子、无贷”靠他们自己有多少人能买得起房子、结得起婚？好吧，这批人又要把多年精打细算、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棺材本全部奉献，还不知够不够？

上海本来就高消费的城市，水、电、煤、电话费、物业费、要去掉工资的一大块，且礼仪又重、吃顿喜酒千把元平常的很，老天！那时退休工资的一大半，再加上众多的礼尚往来谁说没有压力？

纵观全国上至中央下到各省市领导班子、我们同龄人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应该说这些人早期的经历与我们的极为相似，只不过后来机遇不同，家庭背景、个人能力、种种因素，如今站在了各种领导岗位。现在天天在讲关心民生、那么我要呼吁这些领导者、多多关心与你们同龄但生活完全不同的这一群弱势群体。

                                                                2011年12月30日

 为小69书上一笔

作者：史柳

来源：网络

他们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温州。北京有多远，知道；上海.温州有多远？导几次火车？坐硬板，往往还无坐。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多住几天，超假回来还要扣粮票，工资，不给报销车票，甚至开除团籍。他们想家呀，一想就哭，一人哭，全宿舍跟着哭，传染全连女生大哭。

史柳心中也难受哇，于是唱：“天上有个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心里想爹娘）......9.18在那个悲惨的时候（6.18）.....红梅花儿开......“直到大家都唱起来，哭声才停止。男孩子想家了，就喝‘北大荒’喝高了就打架，骂领导，冒傻气。那时的领导哪有啥水平，更不懂心理学。

闹事严重的大会批评，不服捆起来。有一北京小69长得小，大家叫他耗子，等了两年终于可以探亲了，回到北京，家没了，父亲去了江西五七干校，母亲在河南五七干校，姐姐远赴陕北插队。想去看他们吧，连里只给报北京的车票，没钱呐。

探亲半个月，耗子在同学家东家住几天，西家住几天。耗子不会照顾自己，来兵团发的黄棉袄纤窗百孔，用胶布粘着，扣子掉光了，用麻绳系着，整个一小叫花子。史柳心疼啊！

组织要求进步的女生，请学生家长，帮助小丐帮们翻洗棉衣被褥。小学校弄点好吃的也不忘请耗子们解馋。大多数小69们至返城前仍战斗在农工第一线，回城后知识青年无知识了，要“双补”初中课，少数还要考成人大学，就业下岗自己创业，一路走来可歌可泣！今天网坛上大多是小69。亲爱的网友你是小69吗？来报个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