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来人应该说出曾经的罪孽

作者：顾则徐（法律工作者）

来源：南方网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2-03/2534041.html

温总理在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以为，“文革”重新发生危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缺乏过来人的“坦白”——实事求是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荒唐。没有“坦白”，就不会有教训。没有教训，荒唐的事情就会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会有重新再玩一下的欲望。

“文革”结束之后，全面否定“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而被确立，但是，这一全面否定只是被作了简单化处理，在事实叙述方面则被模糊化，以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巴金曾提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目的便是希望后人能够了解真实的“文革”，吸取教训，以能使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但至今中国尚无得到官方认可的“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物化形式，比这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话语，也即过来人态度坦白的叙述。

“文革”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入了进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能逃避，除极少数的人只是受害者或迫害者外，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后叙述受迫害的人比较多，但由于对“文革”只是简单否定，因此，不仅受迫害的叙述十分有限度，而且对迫害他人的叙述更是被回避，至今只有非常个别的过来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迫害他人的经历。我以为，受迫害的叙述诚然重要，但迫害他人的叙述更为重要，不然，“文革”的历史就成了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从而被迫害的事实就无从证明，后人反而以为被迫害的叙述是编造。更危险的倾向是由于迫害事实的被掩盖，过来人羞于说出自己曾经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盖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为美好，向后人叙述“文革”曾经的美丽，比如把积极参加打砸抢、批斗说成有理想，把没有独立人格和不辨是非说成单纯，把不花钱全国串联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诚然，提倡反思“文革”的人也不少，但不说出事实的反思并没有太大意义。天主教讲究告解，通过把自己的罪孽说出来求得上帝宽恕。上帝诚然总会宽恕罪孽，但前提是要把罪孽说出来。现在50岁左右以上年龄的人，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实际都有过罪孽。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小学毕业，虽然我只是个孩子，并因为不是“好学生”而比较少罪孽，但终究还是有过罪孽。我曾经在批斗会上喊过口号，曾经向“四类分子”丢过小石子，曾经跟在一个疯癫了的寡妇后面起哄“地主婆，地主婆”。“复课闹革命”时候，按照班主任的布置给她写了我今生唯一一张大字报，大概文字比较通顺，她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我看见她在被我“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中，眼睛里闪着泪花，至今无法忘记她那战抖的声音。

“文革”中的过来人，即使那时候还是孩子，有几个人不曾有过罪孽？诚然，有的人可以用时代性盲从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无法反抗、服从指令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人人都有的罪孽就不是罪孽为自己辩护，但是，前提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告诉孩子、告诉青年曾经的事实。如果不说出来，不让后人知道真实的“文革”，跟他们用美好的回忆叙述自己曾经如何有道德、有理想，使他们以为那是个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便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再次犯下不能宽恕的罪孽。正因为缺乏过来人的“坦白”，今天便有一些青年被“阳光灿烂”、“激情燃烧”所蒙蔽，构成了重新发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文革”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行将老了，应该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将来，说一声：我曾经有过罪孽。

                                                                    2012-03-19

  重读“文革”

作者：许子东

来源：南方周末，时间：2012-06-20

“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三本集子，既收旧文，亦有新作。第一卷《重读“文革”》包括我几乎全部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第二卷选自“文革”小说研究项目之外的文学批评文章。第三卷则汇集其他与电视有关的“越界言论”。

本卷大部分文章2000年曾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原题《叙述“文革”》，出版社改题为《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书名改得很好。据说当时丛书学术委员会主任季羡林教授听到此书是重新解读“文革”，便有些质疑，后来经过其他编委解释才知并非（至少不会全是）“新左派”重新评论“文革”。

在这本书里，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尝试借用一种现代文学理论（普洛普的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具体复杂的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二是尝试从文学角度讨论“文化大革命”如何成为一种被阅读乃至再读的“文本”。拙作出版后，学界有不少评论。我知道缺陷疏漏不少，本想借这次出版“讲稿”的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至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

但这一卷《重读“文革”》，还是对《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做了很大程度的修订增删。一方面是文字修订，另一方面是增加了相关文章，如评张承志的文章。更重要的修订是在借用普洛普（Vladimir Propp）研究方法方面。十年前我写作此书初稿时，普洛普的代表作Morfologiia skazki，并无完整中译，我是通过别人的论著，间接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我也参考过该书的英译本，但普洛普的文学研究，近乎于科学方法，很多公式、图表，文字艰涩。感谢贾放、施用勤老师，前几年托人送我他们新译的这本《故事形态学》（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使我这次可以更全面地引用普洛普的有关方法，并和我所归纳的“文革”小说叙事功能逐一对照。不仅引发了对中国的特殊的文学文化现象的一些新的思考，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尽可能做到自圆其说一些。

最近十年常越界电视，有网友观众批评我常常在讨论现实问题时提到“文革”，“为什么老是念念不忘呢？”这是他们的疑问。说实话，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我想，于私，是个人记忆。至今仍会在梦中见到或听到父亲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听“九评”，北京女红卫兵抄家时亲切的目光（“别害怕，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街上群众欢呼剪人裤腿，知青下乡火车启动时的哭声混合《东方红》乐曲声，下放干部告诉惊讶的村民“尼克松要来了，毛主席决定，这一次不杀他”……

怎么办呢？生在这个时代，偏偏这些印象刻得最深。我很羡慕那些脑子也能和躯体以及生活方式一起与时俱进的人们，可我就是不行。有次雪天住进维也纳一个城堡，做梦却在江西坐手扶拖拉机，山崖旁路很窄……

于公，则是公民义务。世纪末有报纸约稿，要评述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重要事件当然不少：五四、1949、“文革”、改革开放……但1949是政治事件，改革成果也主要是经济奇迹，五四当然是中国文化巨大转折，但这种传统向现代的维新过渡，也是借鉴日本与俄国的经验。真正“史无前例”、最有“中国特色”甚至举世无双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实验。幸与不幸，我们都在其中。

1976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上已相当从《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说明“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

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义、法权、“经济妖风”、官僚制度、学术权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似乎全部“复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被某种程度地继承乃至发扬。怎么诠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与“文化大革命”的正反关系？怎么理解60年是一个整体？“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再过几百年，在人类和中国历史上，人们又会如何重读“文革”？——虽然回答不了这些太重大的问题，至少，我们读书人也应该在自己的职业道德内，做些力所能及的有关叙述和文法的阅读工作吧。

又是十年过去了，我很惊讶，类似的研究还是很少，社会上的困惑却更多了。这也给我的工作一点信心：重读“文革”的工作或许刚刚开始。

2009年我有一次到佛山图书馆为几百位市民做一个有关当代小说的讲座，当时有一位年轻读者极严肃极认真地站起来提问：“文化大革命中，归根到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受损害，对不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并不在灾难中。而现在……”场上很多人当时都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这个提问，令人难忘。

陈丹青曾在电视节目里讨论网络群众运动时提到“文革”，网页标题是“我是‘文革’亲历者，……”第一个回帖便是“我也是‘文革’亲历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此回帖支持率很高。

我这本书，不是写给这位回帖者看的，但企图回答那位年轻读者的提问。

《许子东讲稿第一卷：重读“文革”》，2011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