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救救孩子！……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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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救救孩子！……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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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一宁，1936年出生于广西南宁。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7年“毕业”前夕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11月被“分配”到青海，在青海生活30年。1991年定居美国。编著《不肯沉睡的记忆——57学子的往事》。
——一谈救救孩子！ 看到2007年9月9日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之时，宋彬彬/宋要武“衣锦还校”荣登“知名校友”榜的许多文章，不禁想到，1966年血腥的“红八月”中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当时宋彬彬所在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不禁想到，在同一时期被迫害致死致残的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不禁想到，随着他们生命流逝的，我们民族的正义、良知、尊严和情爱；不禁很想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确数。于是，打开电脑，进入百度和google网站搜索。但是毫无结果，倒是找到了许多“教育50年大事记”，看了1966年的“大事”之后，我瞠目结舌了，难道1966年就这四件大事？这是阜阳师范学院的网站，小小的网站，不足为凭。于是，看另一条，再看另一条……竟然如出一辙，完全一样！也许是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年轻人编写的。看另一条，再看另一条……终于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由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编写的《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但一看内容，我目更瞠了，舌更结了，与前面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原来这便是那些小小网站的源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我又以“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为关键词去搜索，结果更令我失望了，只找到了极少几条，而且还都打不开。看来又应了一句话：“如果记忆中充满涂抹痕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正在此时，看到一个“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的通栏标题之下，什么大事也没有，只是一大块空白，空白的中央，是两句话：一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一是“鲁迅先生说，朝代要是长的话，史官是本朝人，所写的全是好人；朝代短的话，史官是接替者，所写的大多是坏蛋。” 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跳出：忘掉历史，就是忘掉罪恶；有意掩盖，有意扭曲，就是故意犯罪。要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难哪！我不是史官，只是个有病的老人，“年过70古来稀”，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历史写下来，尽管一个人的记忆，很难达到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目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尚未忘却的历史纪录下来，汇总起来就是全部历史，就可以粉碎制造遗忘的企图。 请看，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列出的1966年的四件大事吧（每件事开头的序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1)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 (2) 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3)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4)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至1月26日，共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教师共1100万人。此时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广大学校师生卷入全国大串联，从而造成社会大动乱。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了第（2），恐怕会把聂元梓和《人民日报》看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第（3）中，为什么不提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又是什么关系？ 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人，看了第（4），当然不会知道那天宋彬彬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可是一定会问：“红卫兵”是什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什么必须接见红卫兵，而且有8次、1100万人之多？学生们怎么会这么自由，可以随便停课，还可以跑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请注意，在1966年，这两个字不是“串联”，而是“串连”，是用一根针、一条线把什么东西串起来，连起来，使成为一个整体的意思。这根针、这条线是什么？被串的东西又是什么？“社会大动乱”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不弄清这些问题，自然不可能从这几件“大事”中归纳出正确的“文革”的经验教训来。为此，必须了解更多的大事，可是连教育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都“遗忘”了，还能向谁了解这些大事呢？下面，就根据我做了几十年教师的亲身经历，列出我所了解的些许吧： 5月下旬，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等校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于是，在毛泽东8·18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迅即遍及全国。北京红卫兵的作法，通过大串连，影响全国。 7月，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人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观点，通过大串连迅即流传到全国。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歧视、污辱、斗争“黑七类”的事件。 8月，各地红卫兵冲向社会扫“四旧”。8月20日，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通令、倡议。将原有街名、地名、店名、校名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反帝医院”、“井冈山战校”一类新名……甚至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国歌。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等等。一切被认为是“旧”的人、事、物都在被扫之列，包括许许多多国宝级的历史文物。许许多多卞仲耘们就是在这期间被殴打致死致残的。对这些，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竟在8月23日发表社论《好得很》！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学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指出：“要注意保护少数……”据此，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加剧了群众的对立。11月，《红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学校普遍陷于混乱，打、砸、抢、抓等违法现象在发展，一直发展到抢武器，有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停止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及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多次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 可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是很难关上的。一直到1968年，火车还是人满为患：椅子的靠背上、椅子间的小桌子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躺着人；火车门前、过道中、厕所里站满人；火车的窗口变成了上下车的门口，整列火车不见列车员的影儿……由此可见当时乱象之一斑。 看到这里，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了：列车员是吃干饭的？他们为什么不管？……这些学生肯定是出生于旧社会的，父母亲是地主、资本家吧？怎么这样无法无天？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说句“阶级本能使然也！”就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就像1957年对学生“右派”那些大孩子一样，这些乱象就不会持久蔓延了。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回顾这些学生的成长史，回顾他们在社会上、学校里、家庭中所受的教育。 假定1966年宋彬彬/宋要武们16岁，那么他们正好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在新社会出生，在红旗下长大的。记得当年有一幅主题大概是“祖国的花朵”的宣传画，在蓝天白云中许多自由飞翔的和平鸽的背景前，一个三、四岁的胖墩墩的孩子，伸出双手，放飞一只白鸽，红彤彤的脸蛋，现出灿烂的笑容。这幸福的孩子，就代表着宋彬彬这一代人，而宋彬彬还更得天独厚，其父宋任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后来曾任中共东北局书记、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等等。他们六七岁上小学时，恰恰是1957年。 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1957年共有五件大事，现在摘三件在下面： （1）2月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3）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 （4）6月，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1980年中共中央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全部平反。 如果是没有经历过1957年的人，看了这几件大事，恐怕会问：当年为什么要开始反右派斗争，后来为什么又要给那几十万（一说一百多万，又一说三百多万）人全部平反？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并不是“全部”，而是99·99%，尽管这个百分比实质上与“全部”没有质的区别，可官方至今一直不肯承认是“全部”的；官方也不说“平反”，而说“改正”。为什么《大事记》的编写者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 我们这些曾戴过“右派分子”或“臭老九”帽子的七老八十的老头儿、老太婆，对1957年及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太熟悉了，看了这几件“大事”之后，实在没法不瞠目结舌。不过，且收起这目瞪口呆的傻样子，让我们先为宋彬彬这些祖国的花朵们祝福吧，他们一上学就能在毛主席制订的教育方针之下受教育，有福了！ 也许是小学生的事太小，算不上“大事”吧，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从1957-1961年几乎找不到有关小学的大事。但，凡是亲历这段历史的人，知道最少有几件事与小学有关，例如： 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这当然好得很了，祖国的花朵们有了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也没有教学经验的新老师，他们可以不受“规律”约束，自由成长了！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学校在此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于是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员工立即响应号召，投入运动。这当然好得很了，小学生们一定敲锣打鼓、或者敲洋铁桶破脸盆轰过麻雀，至少也看过、听过，他们从小就受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熏陶”。 谁都知道，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毫无例外地掀起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热潮，下厂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小学生也不例外，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为此发表社论。此后全国各地中小学广泛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这当然好得很了，小学生们从小就必须养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4月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作《教育必须改革》的发言，说：我们的教学还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初步设想是把现行的十二年中小学年限的学制缩短到十年左右，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年级的水平。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有这一条，但作了修改：“60年4月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提出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应‘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此后，全国各地开始较大规模的学制改革试验。”祖国的花朵们，在身经“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以后，终于要上中学了，只是这时间不知是六年，还是五年？ 假定宋彬彬/宋要武们11岁左右小学毕业，那么1962-1966年他们是在中学里度过的。12-16岁，在人生的征途上，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心理学上又把这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是通过分析他人，逐渐从周围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过分析自己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说过，人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这时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这些都是客观的生理、心理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种运动和变化，使他们象冲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横冲直撞，忽而蜿蜒潺湲，忽而无缘无故地放慢流速，忽而又像瀑布一样奔腾咆哮……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意识的，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关键就在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和引导。那么，这些祖国的花朵生命的激流是沿着怎样的河道奔流的呢？是怎样渡过他们生命的危险期的呢？社会、学校、家庭又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样的外部条件呢？ 从1957-1966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10年，每一年都有不少大事，只能选择一些来看了。先看1963年吧，这一年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中，写了4件“大事”： （1）3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学雷锋的活动。 （2）5月8日，毛泽东在东北、河北的两个报告中批示：用讲校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群众。此后，全国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等方法，向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4)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要求……结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小学教师队伍有步骤地加以整顿。 另一“大事”略。 第（1）值得说明的是，最早提出学习雷锋的不是毛等人，而是解放军（雷锋是个军人）。1963年2、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运动。然后，才是毛等人的题词，题词的人还应当有刘少奇。《大事记》没有提到向他学什么，不过，答案就在《雷锋日记》里，几乎每一页都有类似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还有，当时人人都能背诵的雷锋的“四季诗”概括了雷锋的精神：“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3年有几件与中小学有关的大事，还是很重要的大事，不知《大事记》为什么不提？例如： 1963年5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试行重新制定的《中、小学生守则（草案）》。与此同时，《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来此文被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于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如果说，学习雷锋是为祖国的花朵们树立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的榜样，那么《守则》具体提出了“三热爱”的要求，紧接着就树立一个教师的光辉形象。这些做法，都是有意告诉全国人民尤其是教师们，为了《守则》的贯彻实行，为了把青少年培养成雷锋一样的革命接班人，必须以斯霞为榜样，“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老师们看后，欢欣鼓舞，无不以为教育的春天来了。 谁知，不到半年，10月，《人民教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说这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大问题。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将近一年之后，1964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爱的教育”讨论的评述，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看来，这“更大的主力战”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革的矛头最初是直接指向教育战线，指向教师，指向“爱”的。 《爱的教育》是十九世纪末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以儿童口吻写的小说，全世界公认此书最富爱心及教育意义，争相翻译出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教育家和文学家夏丏尊含着惭愧、感激的泪水读完此书的日文译本后，决定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他在序言中把教育比喻为池塘，说：“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塘……”中国的教育历来缺乏爱的教育，多的是酷的教育，那便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的“被吃”和“吃人”。“救救孩子”便是要把孩子从被吃的状态下救出来，给他们以情爱。鲁迅曾说过“教育是植根于爱的。” 在“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的引导之下，在“母爱教育”“爱的教育”被批判之后，教育这个池塘的方圆是不容讨论的了；池塘里是否有水，应当是什么水，更是不容置疑的了，因为，池塘里已然灌满了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感情”和“爱”从教育战线退出，直至最后发展到以谈“感情”为耻辱，“爱”这种感情，无论是“母爱”的“爱”，还是“恋爱”的“爱”，都是绝对的禁区，仿佛感情尤其是爱都是资产阶级的特有属性，“爱”更是与“色情”紧紧相连。随着教师/臭老九被打翻在地，教育——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教育，也就形存实亡，祖国的花朵/革命接班人只能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孕育、成长了。 1964年，《大事记》共提了4件“大事”，其中也没有提到对“母爱教育”、“爱的教育”的批判：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之后…… （2）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中央批示：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须的，而且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 另两件“大事”略。 由于2月13日是甲辰年春节，毛泽东这天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后称“春日座谈会”。毛的原话是这样的：“‘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这以后，学生随便出个古怪题目来考老师的事屡见不鲜。说“要完全改变”，可是，怎么改？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教师敢改？只有这部分人敢改：那便是在执行有关“清理”和“整顿”教师队伍的指示中，“掺沙子”来到学校中的人，如，下放的机关干部、工农兵、革命干部的配偶，以及学校的部分党政干部，还有众多的学生们。于是，五花八门的教育革命成果出来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变成了农业会计、珠算、制图、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等等。上讲台的主要是这部分“沙子”，主要的方法是到工厂农村去实践，有条件的也自己办工厂、农场。这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个老师在讲农业基础时，居然说花生是结在树上的果实……当时，这些最高指示一公布，学校师生都是敲锣打鼓地热烈欢呼，并立即付诸行动的。毛泽东的指示所起的作用，早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不知《大事记》的编者为什么要修改？而且改得棱角都没有了？ 1964年至少还有4件与中小学有关的大事，在《大事记》中消失了： 第一件，1月、5月、7月，《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了。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中小学也不例外。 第二件，《人民教育》6月号发表《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对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此后，教育界对这本书展开了批判，开始揪本地本单位的“小凯洛夫”。记得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学的就是凯洛夫的教育理论。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北京师范大学带头对心理学展开批判，从此心理学成为“一面白旗”、“伪科学”，被从师范院校的必修课中取消。现在又对凯洛夫的教育学进行批判，对学生进行教育的理论根据已经完全被砸烂，教育规律已经完全被抹煞。怪不得人们都说：识几个方块字，就可以当语文老师；不会把1+2 =3讲成1+2=4，就可以当数学老师。 第三件大事是，11月9日，高教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是毛泽东当年7月5日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是毛远新事后追记出来的。在谈话中，毛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当时所有学校都敲锣打鼓地欢呼，并立即付诸实践。记得还生怕人们不知道，由一位什么人编写了一个名字大概是《主课》的话剧，要求各地各校包括中小学宣传演出。 第四件，6月23日，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作为高中政治课代用教材。这当然是配合掀起学习毛著高潮的需要，而且也是课程改革的需要。上文谈到的课程改革，大多是理科的。而文科课程，如政治、语文、历史等的改革，除了请工农兵忆苦思甜，做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后来写大批判文章，就没人敢出来编写教材。现在，这个通知正好给革命群众以启示，“语录进课堂”的事出现了，后来发展到“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等，用这些方法来完成对文科课程的改革。上面也没有辜负革命群众的苦心，在1966年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196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说……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1966年7月25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这些，都是对革命群众“（矫枉）过正”做法的肯定。 于是，“目濡耳染，不学以能”（韩愈语）。在老师逐渐沦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的臭老九的同时，学生也逐渐蜕变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色干将。1966年8月18日，这些祖国的花朵们，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像照镜子一样，从一位巨人那里发现了自己”，明白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必须“要武嘛”的革命道理，知道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逻辑，而且立即付诸行动——立竿见影。别忘了，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位不巨也不小的人，他早在1960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后又是“红宝书”，“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 正如《大事记》在1957年的第（1）件大事中所提示的，这些学生/红卫兵，是在“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指导下培养出来的，五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执行的就是它。这教育方针是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祖国的花朵宋彬彬们的成长过程便是其具体内容，春蚕般吐尽了丝的卞仲耘们之致死、致残便是其见证。至于这个方针是不是毛泽东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次提出的，如果不是为了使历史资料更与客观事实相符，也就没有必要去细查了。同样，臭老九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大事记》在1957年的第（3）件大事中所提出的，要“团结”的人，即使一时没有这样的人，也要千方百计“改造”出这样的人来。后来在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与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又说“老九不能走！”。之所以说“不能走”，是因为曾要他们走，不仅要他们走/滚蛋，还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就是说，对这种人的政策有个“走”与“不能走”的变化。至于这两个讲话的主旨，是不是《大事记》中的第（1）、第（3）所提的那个，就请人们自己去重读这两个讲话好了，不过，要把讲话的原稿和后来公布的修改稿对照起来读，同时多问几个“这是为什么？”，但愿读者诸君既能找到后来正式公布的修改稿，也能找到原稿。 现在，让我们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祖国的花朵宋彬彬及其后继者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污泥浊水中混战了十多年之后，《大事记》提到几件“大事”： 第（1）件，1977年3月5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把教育战线学习雷锋的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第（2）件，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从9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学执行《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成为新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第（3）件，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 第（4）件，1979年3月23日-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到会讲话，并代表教育部宣布，1958年批判心理学和1963年批判“母爱教育”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 第（5）件，1979年4月22日至5月7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 第（6）件，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都要把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包括解决其中极少数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在1958年的《大事记》中没有提到对心理学的批判。现在看了这第（4）件大事，我才知道，原来1958年北师大带头批判心理学是在教育部的指示下进行的！教育部可真是伟、光、正得可以啊！这不禁使人怀疑，文革中北师大学生谭厚兰带头到山东捣毁孔庙，刨平孔坟，会不会也是教育部的指示？ 此外，这6件“大事”中，又有几个错误。据我所知，事实是这样的： 1977年3月5日，最先是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并发表华国锋、叶剑英的题词，然后才轮到教育部发通知。教育部又重新颁发《中、小学生守则（草案）》，要求九月一日起试行的时间是1979年8月25日，并不是1978年，而且是“重新颁发《……（草案）》……要求……试行”。我不明白，《大事记》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是因为在1963年的“大事”中没有提到这内容完全相同的一件大事，“重新颁发”没有着落吗？可第（4）件中所提的对心理学的批判，也是没有着落的啊！不管怎样吧，让我们把这个重新颁发的守则和1963年5月23日颁发的守则中的一条，比较一下： 1963年的《小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 1963年的《中学生守则》第2条：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共产党…… 1979年的《小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1979年的《中学生守则》第1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 这内容相同的一条，有几个明显的不同： （1）63年是第2条，79年都上升为第1条了，可见“热爱”之重要。 （2）63年对小学生要求“热爱人民”，对中学生则要求“热爱劳动人民”，不知原因为何？是因为，年幼时，只要笼统/抽象地“热爱”；年纪大了，就要提高“阶级斗争觉悟”，不能爱非劳动人民/坏人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79年又都改为“热爱人民”呢？ （3）63年都要求“热爱共产党”；79年要求“热爱/拥护中国共产党”，比起63年，热爱的对象较具体了。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这“中国共产党”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按理应当是抽象、具体都包括吧！那又有一个问题，那一个既贪污腐败又飞横跋扈的单位党委书记也要热爱吗？如果不包括这具体的，岂不就犯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右派之罪”了？ （4）63年对中、小学生都一律要求“热爱共产党”；79年，对中学生则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是理性的，并不表明感情上热爱，显然比“热爱”低了一个层次。这一改动的用意何在？但愿《守则》的制订者能够对教师和学生说清楚。 为什么此时要重新颁发并试行中小学生守则？还是让历史来回答吧： *1977年3月5日，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并发表华国锋、叶剑英的题词。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红卫兵”组织撤销。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1975年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 1979年5月30日，教育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向各地推荐4月21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敬告父母不要贻误子女前途》。 1979年7月23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转发〈锦西县七名小学生结伙盗枪预谋杀人案件的情况调查〉的通知》，要求传达讨论，并狠狠抓一下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打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歼灭战’”。 1979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普及小学教育这项大政》。 *197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八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 在年份前打了“*”号的，是《大事记》中提到的“大事”，其他的也许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吧，《大事记》中均没有提到。不过，那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知《大事记》的编写者为何又把它们“遗忘”了？何况，只有列出7月23日这件事，《大事记》8有17日的“大事”中说的“极少数人”才有着落，否则人们会以为那是胡说，应当改为“相当一部分人”才对，区区几个违法犯罪的人，抓起来绳之以法就是了，值得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转发一个大大的请示报告的吗？ 从这很不全面地列举的历史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一）在心理学、教育学被批判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规律可循了，唯一剩下的，只有那条神圣而又抽象的、谁都可以任意给以具体内容的教育方针；在“母爱教育”“爱的教育”被批判之后，“爱”无论在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教育中都不存在了。到1979年，那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污泥浊水中孕育成长的孩子，那些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信条的青少年/革命接班人，已显出其灵魂/心灵中的劣根性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于是不得不再次号召轰轰烈烈地学习雷锋，不得不重新颁发《中小学生守则（草案）》，重新规定了许多必须“热爱”的东西，唯独没有“爱母亲”、“爱老师”的内容。与“师”有点儿关系的，是第八条中的四个字“尊敬师长”，这似乎比63年对小学生要求的“听从老师的教导”进了一步，不过，仍然不是“热爱”。这本来也没什么，真能做到“尊敬”，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为人师者，也就心满意足了！问题是，重新颁发的《守则》尽管把“热爱”上升为第一条了，而且在几乎每户一册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爱”的解释也重复了同样的话：“爱，对人或事物有很深的感情。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在供中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里的解释，除了与此相同外，还多了一点：“在阶级社会中爱是有阶级性的”。然而，在许多问题仍然黑白不分、是非混淆的情况下，能贯彻落实吗？如，到底什么是“祖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那必须热爱的“共产党”？“母爱教育”“爱的教育”对不对？“以童心爱童心”对不对？“爱”是什么？母爱又是什么？爱和母爱到底有没有阶级性？“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对不对？……母爱，是一种无私的爱，纯真的爱，具体的爱。没有享受过母爱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爱自己母亲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中国的“国骂”，不是骂母亲，便是骂父亲的母亲，文革期间，竟成了红卫兵的的流行语，似乎是越粗俗越下流就越革命！中国的“母爱”在哪里？“爱”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抽象而又抽象。离开了具体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岂不全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在这些抽象的要求下教育出来的学生是“热爱祖国”的，只是不爱眼前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桌一椅、一物一人（包括老师和母亲）。因为，这是属于“非阶级斗争”的小事物，而且除了“人”，都是“公共财物（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占有欲并不等于“爱”，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这些学生是“热爱人民”的，只是不爱眼前的这一个，因为，“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是绝对的，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人民服务，第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阶级内容的，充满战斗性的口号。不能笼统地看人民……第二，为人民服务，必须对人民的各种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如果斯霞老师在那红色恐怖的日子没有被迫害致死，“文革”后肯定也已经平反/改正了，不过，再平反，也已经不能成为“榜样”了。为什么不再树立一个榜样呢？是因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榜样了？雷锋这个榜样是不倒的，可是，能独立思考的学生也许会说：“雷锋的‘四季诗’里同时说，‘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据说，雷锋曾经给一个偶然相遇的老大娘买火车票，可是，这一个老大娘不可能是地主婆、大坏蛋吗？如果是我呀，我只能对她‘冷酷无情’，要不然，就要说我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了。”对这样的问题，应当怎样回答？不过，也许学生只会按给他们灌输的固定程式来思考，不会提出这类问题。因为，关于“思考”，在63年的《守则》中，只对中学生(不对小学生)提出“专心听讲，独立思考”（第三条），在79年的《守则》中，这一条改为“专心听讲，勤于思考”了。到底要不要独立思考？这又是一个问题…… （二）客观规律开始报复了！到了这时候，敢于违背客观规律者，才意识到“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的分量，于是，不得不宣布，对心理学及“母爱教育”的批判“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可是再平反，能改变心理学、教育学及“母爱教育”、爱的教育等等被打翻在地所造成的恶果吗？数以亿计天真无邪的白纸般的灵魂/心灵已经被污染了，现在不得不下文件号召狠狠抓一下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打一个青少年教育的‘歼灭战’”了。可是，这“歼灭战”怎么个打法？ 是把已经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灵魂/心灵，都挖出来，洗净，再重新塞进脑壳中，放进心脏里？ 或者是，抓几个，杀几个，又来个杀一儆百？可事实早已证明这种方法收效甚微，而且，这符合教育规律吗？何况，该杀的究竟是谁？是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极少数”罪犯”？还是宋彬彬/宋要武这类仍然风风光光的、甚至还上了光荣榜的“准罪犯”？还是培养教育了他们的“教唆犯”？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打歼灭战”只是空话一句，“罪犯”还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着呢！ 或者是，自觉自愿地，真心实意地，来个良心的忏悔。用灵魂的痛苦，反思我国50年来的教育，清算我们的罪恶。这当然是必需的，然而，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忏悔，尤其是在人人都自以为是受害者的今天，每个人都认为该忏悔的不是自己。咱们的国骂，把“母亲”或“父亲的母亲”骂了几千年了，有几个人说过一句“对不起”？ 反思和忏悔要有个前提，那便是公开全部历史资料，让所有人都知道并且牢牢记住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这里，让我套用巴金老人在《无题集》中的一段话：要大家牢记那段历史，并不是不让人忘记过去的恩仇。这只是提醒我们要记得自己的责任，对那个给几代人带来灾难的“教育事业”应该负的责任。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无论是上一辈，或者是下一辈，不管有没有为这50年的“教育事业”举过手、点过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父母或者是兄姐，无论是龙、是凤、或者是牛马，请大家都扪心自问：50年来，我为孩子的成长做过什么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或者是，我为孩子的成长做了什么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或者是，50年来，我为“救救孩子”做了什么？或者是，我为阻止“救救孩子”做了什么？或者是……不这样，我们怎么偿还对子孙后代欠下的那一笔债，那一笔非还不可的债啊！ 巴金在这里讲的就是反思和忏悔。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错，却可以使立场发生转变。忏悔是道德的自觉，灵魂的自律，良心的自省，心灵的升华，既超度了自己，也警策了他人。如果连正视过错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对个人来说，是所欠下的那笔债将永远跟随着你；对一个群体来说，是不会有美好的明天，是历史悲剧的重演！一个不懂得反思和忏悔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古人早就明白的教书育人的规律，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竟然不明白！这“百年”不是一个确数，说的是培养人的周期之长，任务之艰巨。如果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教育中（这里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从胎儿到老人的所有教育）尽可能地加入新时代所需要的内容（面向未来），尽可能地采用符合生命孕育成长规律的方法，所需的时间就可能少于百年，否则就可能多于百年。谁都知道，连要扳直被扭曲的树木都不可能，何况是万物之灵的人啊！错误的教育对人的伤害，不是打一个“歼灭战”能够治愈的。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母亲，救救教师，救救所有的成年人，救救他们的灵魂/心灵！因为，他们都是从孩子走过来的，都不可替代地负有教育孩子的责任，都义不容辞地肩负着救救孩子的义务。孩子们的一切都是对成人的模仿与复写！ 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马上就九十年了。前三十年，尚有陶行知、夏丏尊等热心于救救孩子的人为之奔走呼号；二十世紀下半页以后，似乎是救救孩子的事业已经完成了，没有人再为之奔走呼号了，可是，事实是“救救孩子！”的事严重倒退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虽然《大事记》刻意删去了、或修改了许多这类事实，然而，宋彬彬/宋要武们还站在那里呢，甚至还上了光荣榜；“极少数违法犯罪者”还站在那里呢，尽管还可以再来几次杀一儆百；许许多多致死、致残的卞仲耘们（到底确数是多少？不会是数以千计，恐怕是数以万计吧！）的精神还没有灭绝呢，尽管有人千方百计制造遗忘！ 听说，在距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地方，有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律师，在不通中国语言的情况下，正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一组文章，搜寻40年前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并发出“我们决不会忘记！”的呐喊。 而咱们中国人，虽然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径，提出了抗议；却对卞仲耘们之被迫害致死、致残，无动于衷，对咱们自己的历史被篡改的行径，不闻不问，保持沉默！遗忘、否认和抵赖，并不只属于日本！这是为什么？其后果又会是什么？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再谈“救救孩子！ 钱理群先生为我写的书序《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注：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本文所引我的文章，均出自此专集），我早已看到。拜读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由于疾病和治病，身体和思想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加之这些年的“脱胎换骨”，思想也早已处于僵化状态，始终未能把内心的想法理出个头绪。这些天，翻了翻手头的鲁迅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才渐渐得到一点儿灵感。 钱先生经历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鲁迅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儿王——教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铁流先生请他为我写书序，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称我为“伟大的女性”，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遇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保护孩子，是女人的本能。记得在我当学生时，老师讲巴黎公社历史时，讲过一幅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浮雕，画面很简单，只是一个（面对反动势力）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当时老师未能展示实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但他形象的描绘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脑际，至今不忘。现在，我要履行的就是这个对女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职责。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没能把“爱”给予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书匠”，只是身不由己地做了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喉舌，我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女人，我深深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厄运，也耳闻目睹了现当代中国女性的遭遇，还亲自品赏了中国女人的苦难，深知女人要真正解放，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前巴基斯坦女总理碧娜芝?布托，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事业上不亚于男性，却按传统做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母亲决定和包办，婚后对丈夫又十分顺从，以至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都葬送在这贪腐的夫君手里；日本皇太子德仁的妻子小和田雅子，也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六国语言，婚前便是日本外务省的明日之星，可婚后却为能否为皇室传宗接代而受尽委屈，以至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们，地位够高的了，读的新书够多的了，却仍然逃不脱厄运！这典型地表明，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改变，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之所以忍着往伤口上撒把盐的疼痛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做一块漫漫长路上的踏脚石，使后人少走些弯路。为了写得更典型集中，我曾想把我自己、沈巧珍和另外几个女右派融会贯通写到同一篇文章中，但在快要成文时，有关的人严正地提出，这会给她的家庭带来伤害，不同意我写，而且文章也显得冗长。于是我把有关的内容删除，并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不过所表达的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即马克思的这句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赋使命，有句俗话，“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写女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孩子。试想，“爱”这个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最原始最具体的人性，是在家庭里，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在父母亲主要是母亲的“爱”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的十个等级之后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认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男孩子尚有跳出这奴隶地位的日子，女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非她甘心扭曲自己做丈夫/男人的附庸/奴隶），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剩下的只有造物主赋予的他人难以剥夺的“母爱”了。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连“母爱”都被打翻在地（详见第224-226和233-235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及《魂系，归来！》），中国的孩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母爱都不能得到了，多么可怜！ 早年的鲁迅曾把改变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改造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格的希望，寄托在孩子/青年人身上。1918年，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1919年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地对父亲们提出：“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就以做一块“踏脚石”为己任。可是，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孩子的明天有了更深的忧虑。于是，在他去世前的1933和1934年起，又接连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上海的儿童》和《立此存照（七）》中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 1949年，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无不欢呼雀跃，以为中国再不会发生“吃人”的事，中国人不再是奴隶了。谁知， 吃人的事却在变本加厉地重演，“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于“救救孩子”的呼喊，看到了许多对“爱”的呼唤。那许多被压在废墟下的鲜花般的生命，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人们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我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中国人从鲁迅所谴责的思维习惯“瞒和骗”中摆脱了出来；似乎看到鲁迅最希望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诚和爱”终于回来了。岂知，不久后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许多劣根性已经凝固为国人的血液，很难删除了。要改革中国，要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何其难哉！于是，我在《魂兮，归来！》一文开头引用了另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狂人日记》的结尾是两句话和一个省略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很明显，他不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孩子，而是指在“吃人”的重压下挣扎的孩子，是指在“心灵专政”下痛苦呻吟的孩子。“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正是91年来“救救孩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吗？因此，要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心灵”？“心灵专政”是怎样进行的？这“任何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人脑像电脑一样，能用灌满专制独裁者的思想观念的软件来代替原有的软件，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不能！ 我翻查了手头能找到的工具书，发现“mind”一词有多种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第一位的意思是头脑，精神，心（神）；接下来是：意向，愿望，心理，心情，理智，智力，感觉，情绪，记忆等等。《美国传统辞典（双解）》中说：“头脑、心（神），人类产生于大脑的意识，尤以思想、知觉、情感、愿望、记忆和想象力体现出来”；还说它是“精神、智力的本源”。这么说，“对人类心灵的专政”，也就是“对（人类思维的物质）头脑的专政”，便是对头脑所产生的一切，如精神、智力、思想、感情、记忆等等的专政，换个形象具体的说法，不就是“洗脑”吗？ 现代科学证明，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请看《往事微痕》第一期中纪增善的《小学生的呐喊》一文吧，刚解放时，孩子的头脑就是这样被洗的！经过八年的洗脑，到1957年，这些小孩变成大孩子后，他们已经不会发出和老师不同的呼喊，于是，当领袖、导师发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相信那是伟大的正确的，谁会想到那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呢？当伟大的“号召”变成了卑劣的“诱饵”时，孩子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名副其实的“语言游戏”！ 据说，1921年1月，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包括狗食（巴甫洛夫是以狗来进行条件反射实验的）。为什么在这个新政权刚诞生不久，在人们都缺衣少食的“大饥荒”日子里，在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时期，要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后来，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统治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更公开采取政府行为，强行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用以改造教育学心理学，尽管巴甫洛夫早就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他之获诺贝尔奖也是由于他在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无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塑人性/扭曲人性的可能，说直了，就是为了对心灵实行专政，为了洗脑。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明了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规律，他通过实验证明，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一切复杂的习惯、行为都是通过很长系列的条件作用逐渐形成的。条件反射有两种，一种是非条件反射，即人和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如，吮奶、吞咽等；另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件反射，它是个体后天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射，它是以“非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的、在头脑里建立的暂时联系，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能永远保存。它可以随着刺激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也可以随着刺激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狗吃肉会分泌唾液，这是非条件反射，这反射反复多次之后，这部分神经通路渐渐加强，得以巩固，以致后来只要肉的形状和气味等一出现在它面前（并没有让它吃到嘴里），它就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把狗换成人，只要这非条件反射的神经通路已经形成，只对他说“肉”，他便会分泌唾液，“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像真实的“肉”一样，刺激人的神经。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是在人类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信号（如，铃声、灯光等）的信号，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人类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并表达思想，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词语可以成为刺激物，用来刺激人类的神经，形成条件反射。……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始终在神州大地流行。按理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又像是有阶级性的，如：大陆说“49年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解放后大陆说“出身不好”，解放前和在台湾却说“出身好”；现在，有人说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要努力伸张它，有人说是北大的耻辱，千方百计地要抹煞它…… 49年解放后，“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23日，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说：“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此话的意思就是：教育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一种工具。于是，在对经济基础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对所有上层建筑进行改造，包括教育、文艺，电台、报刊等等以语言文字为宣传教育工具的部门。所有学校都被收归国有/党有，从学生的招收，到教师的聘请，教学内容的确定等等，统统都掌握在无产阶级/党的手中，正所谓：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从此开始了“全面专政”，包括对“心灵的专政”。在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专政达到顶峰，不仅统治者对其臣民专政，每个人都要对别人专政，还得自己对自己专政：把自己一分为二，“左”的自己对“右”的自己“狠斗私字一闪念”…… 解放后，学校里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代之以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院系调整时在师范院校中新设了政治教育系，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此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这就是要求教育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无条件地运用条件反射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请注意，我此文所谈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胎教等。 其实，条件反射理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统治者早就运用这原理对其臣民/子民进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从两千多年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不久前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都是典型的对心灵的专政。只是由于中国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逻辑思维，也不去做科学实验（归纳思维），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罢了，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谈虎色变”，“三人成市虎”就是人们能了解的事例；现代还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说的都是：条件刺激重复多次之后，有关的神经就连贯起来，原来不存在的“通路/网路”就贯通了。当大多数人都建立了反常的神经通路之后，那少数正常的人，就成了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疯狗”（详见第47-49页，《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一文），被视为患了精神病。最近，中国的上访民众不是都被定位为“精神病”吗？还有邓玉娇，她因为反抗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一条潜规则——金钱能使鬼推磨，而必须进监狱；最后，是由于她“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心境障碍，即神经有问题）”，才幸免于处罚。多谢网民们对她的救援，终究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对“心灵的专政”是极大的冲击，统治者正千方百计要改变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要强制往在中国生产和出售的电脑里装“绿坝”过滤软件就是其措施之一，而且冠冕堂皇地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他们自己竟成了理所当然的“父亲”！还是由于网民的抗议，这规定暂缓执行了，不过也只是“暂缓”而已——行文至此，得知一个最新消息，在各方的强烈抗议之下，当局取消了强制往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的决定了，但是学校和网吧等公共场合不受此限。乍一听到此消息，不得不为他们对孩子的爱护所感动，他们要为未成年的孩子筑起一道绿色的堤坝，使孩子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呢！然而，姑且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对孩子的心灵实行专政，“绿坝”以外那些洪水猛兽般的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东西能挡得住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来治理？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措施来禁止成年人散发那些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毒气？ 中国几千年来“指鹿为马”式的教育，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一套所谓“仁义道德”，凝固成了中国人的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难以改变了。何况，马克思的这句话至今仍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一个基本原理运用着：“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详见192页，《脱胎换骨纪实续》），他们维护这一套东西是理直气壮的，尽管不得不对这些东西来一番包装，给它们披上美丽的外衣。 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鲁迅先生还是我们，从一来到人世，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就紧紧包围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一步步跨进人生，度过童年、青年、老年，单靠零零碎碎地读了几年“新书”，是不能摆脱这些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文化传统的，就连勇于自我解剖的鲁迅，在晚年也不再把自己看作“先驱者”，而是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抽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罢了。咱们呢？一旦做了父母，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这一套东西来教育子女；成了教师，就会以这一套来教育学生；既不是父母也不是教师的，也还是一个存在，是构成中国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咱们的思想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熏陶、浸润着下一代——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因此，我在《脱胎换骨纪实续》中说：“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从家庭内部改起，必须从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做起，‘家庭’乃是丑陋的中国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最小的，也是最具体的‘酱缸’。” 因此，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成年人，救救父母，救救他们的心灵；要救救心灵，首先要改造教育；要改造教育，就必须使教育跳出被经济基础决定的窠臼，跳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条。我曾说，教育是否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是否是上层建筑，至今没有定论（详见第192-193页《脱胎换骨纪实续》），可60年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铁定的方针。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来看看六十多年来，这条教育方针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吧。先看正面的，可是，我首先遇到一个难题，以什么为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能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争取权益和机会的社会良心？产生了多少既有自尊也能自律，既能自强也会自胜，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能独立、自由地思考的真正的现代公民？产生了多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恕我孤陋寡闻，找不到合适的官方认可的例子。那就换个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太抽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觉悟”？按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出的标准去找总不会错吧：像老愚公那样，决心把挡在前进路上的大山挖掉的人，不过，……大的就免谈了，就看邓玉娇吧，她只不过想把压在身上的一座小小的山搬掉，就差点儿挨蹲大牢，看来，“山”是不能随便搬的。那么，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自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据说，这种富豪的人数，虽然在人口中的比例只占百分之几，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总人口财富的一半！然而，只听说这类人，有用巨款为自己或儿女举办盛大婚礼的，有用巨款为儿子举办极排场的生日的，有用巨款为自己修建豪华住宅的，有用巨款为自己或父亲修建漂亮坟墓的，还有不少是携巨款带家眷潜逃国外的……有几个肯用巨款来兴办慈善事业，或修建学校的呢？还是找不到恰当的例子……再看负面的，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出身很好或较好的孩子，有的成了宋斌斌/宋要武那样的，双手沾满鲜血至今仍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英雄”；有的成了官方文件中提到要严打的“少数违法犯罪者”（详见第233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有的成了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贪污犯、官老爷或投机倒把的大贾；满脑子“知识”的精英，多数也只会点头哈腰，歌功颂德；至于更多的并非出身不好的孩子，由于被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而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不知现代公民为何物的，“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臣民/子民。解放后，由于要继续革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造成一个出身好的统治者阶级的同时，还造成两个贱民阶级，一个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他们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也没有劳动自由，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就是地富反怀右及其子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还受尽打压。这两类人的“被剥夺”是必然的。（关于这点，请看《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杜光先生的《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一文。）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谁知，解放后“上帝”竟变成了“奴隶”！……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救救孩子吧！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为此，他在文章末尾表达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愿望：“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行文至此，我想到前几天在“凯迪网络?文化散论”（www.cat898.com）上看到的的文章，《奴化教育喷撒“迷奸粉”》（作者苏中杰）中的话：“近几年出现了个热门话题：公民教育。……公民的‘启蒙老师’一批刚喷完口水，就又来了一批。说得天花乱坠，讲得云天雾地，听得人神志昏迷。迷蒙中，凉水在额头上一激，才发现“启蒙老师”没说什么是公民，也没说公民的现代意义，只说要做个好公民，就要‘谦逊忍让，理性宽容，热爱祖国，克服暴民作风’。……”如果，避而不讲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公民课的基本内容，而孤立地讲这些内容，这岂不就是教育学生做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臣民/子民？这岂不是借“公民教育”之名，行“心灵专政”之实？ 救救这些“启蒙老师”的心灵！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时的大孩子谭天荣曾经发出“救救心灵”的呼喊（见他于1957年6月24日写的大字报《救救心灵》，此大字报见季羡林等人编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然而，他却因他的独立思考被“吃”掉了…… 现在，谭天荣们的后人，比他们的父辈彻底了，干脆“向这个喧嚣功利的现今世代”发出了“拒绝出生”的呼吁：“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感，不具备一定教育常识的人，请你们不要做父母！你们的孩子有权拒绝出生！”此话见铁流先生主编的《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冰眉写的《一个“家庭右派”在“病梅馆”的成长经历》一文。现在，在互联网上，这类议论多起来了，如，萧瀚写的《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文见“天益网”（www.tecn.cn）。可是，近来，想要打开天益网时，出来的都是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是“未作任何通知就封闭了天益的域名”。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网站，竟遭此厄运，这又是一个对心灵专政的典型事例！ 最后，让我引用一段话：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她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仍旧贯如之何’一语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仍然按照旧的习惯去做，又怎么样呢——雷注)……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文见鲁迅写于1918年的《朝华夕拾?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如果把这这段话中有关特定时间的词语如“前清末年”等删去，不是很像是针对现在而说的吗？91年了！由此可见教育任务之艰巨、周期之长了。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拖拖拉拉写了很长时间，鲁迅先生的128岁诞辰刚过，此文也算是对先生永不忘却的记念。 2009年10月2日修改完毕
——三谈救救孩子！ 很高兴，看到宋彬彬2012年1月改定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下文简称《想说的话》），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她没有停止思考；是因为她在文章开头就说“我应该讲了，哪怕风波再起，哪怕再次面对灵魂的拷问”。很好。人有灵魂，这是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灵魂者，思想感情也，人的一切言行都是被灵魂/思想感情决定的。 在文章的最后，她说：“我将以对母校、对文革受难者、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继续进行反思。我更期望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永远不要再发生那样的动乱和悲剧”。她的同学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下文简称《我看卞仲耘之死》）的最后，说：“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在追问。”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五人的访谈纪录《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节选）》（见《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8期，下文简称《另一种陈述》）里，访谈的主持者冯敬兰说：“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卞校长之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理清历史事件，让亲历者反思，让后人知晓，让历史铭记，是我们的责任。”将近60年前，我曾怀着“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理想，考进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文革中是“红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愿和你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为了弄清楚师大女附中怎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更为了不再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遭遇她们校长卞仲耘所遭遇的一切，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叶维丽是研究历史的，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她同意“真相在细节中”的观点，并说“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真实。”在《另一种陈述》中，她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这段话说得简单明白点，就是“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产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导师、领袖或贪官污吏、杀人犯，概莫能外。这是1949年“解放”初期，在我们这代人中曾大张旗鼓地学习讨论过的问题。当讨论完成其历史任务之后，这个理论就销声匿迹了，现在有重提它的必要。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比起别的孩子，你们更为幸福，生于红色家庭，长于红色大院（这个词组来自叶维丽写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题目《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这时间、地点、条件，使你们从小就受到父母、前辈“打天下者，坐天下”等等思想意识的耳濡目染；一连串的“运动”，更使你们体会到共产党和领袖/导师的“伟大、光明、正确”，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切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这些在你《想说的话》中却很少叙述，只是说“除了上课，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玩”，连雷锋对你们的影响，也只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王杰身上学到的也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还是先回顾一下有关的主要历史事件吧。 1951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对一个以行乞筹款办学校的人——武训进行讨伐，并由批武训，到批武训精神，到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开了批教育、批教师的先河。同时废除了于1931年就有的“教师节”（每年的6月6日）。“新中国”没有教师节，为虐杀教师埋下伏笔。 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从批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开始，展开了全国性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国开始进入万马齐喑的时代。 1953、54年，改造思想的武器，即《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集出版发行。 1954年暑假，在高等院校中进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从此，自由思想的领地——大学也开始万马齐喑了。 1955年，从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引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开了“以言治罪”的先河。同年，从批俞平伯的“红（楼梦）学理论”开始，对种种“唯心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包括对教育理论和对美国教育家杜威及其教育理论的批判。 这时，你们6、7岁，当然，不会参加这些运动，但是，你们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生活着，父母、长辈、亲戚等在运动中的地位及他们对运动的态度、言论等等，不会不影响着你们，熏染着你们。 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详见刊载于《炎黄春秋》刊外稿中，雷一宁的文章《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 在你们进入学校之后，与教育（雷注：我在此文所談的“教育”均為廣義，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包括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胎教等）、与你们的成长直接有关的历史事件就多了。 1957年，经过开头叫“整风运动”，后来叫“反右派运动”的运动之后，中国进入全国用一个脑袋思维，按一个脑袋发出的指示办事的年代。 这时，为了使你们成为共产党毛泽东所理想的红色接班人，在教育战线上、在学校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 57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加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57年上半年，教育界在讨论教育中的继承问题时，指出：把教育看成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永恒”范畴，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是错误的…… 57年8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工作，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导。 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 1958年，随着“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进入大跃进岁月，运动更多了，如，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教育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常常是小学生也不能例外的，如，在支援农业大跃进的口号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经常停课下乡参加农田水利建设、深翻土地、“双抢”、“三秋”等农业劳动；大炼钢铁运动规定高小以上学生都必须参加，致使教学工作基本停顿。在这些运动中，你们一定都是“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吧。 在紧接着（1959年）而来的批彭德怀的运动中，你们会怎么样？彭是毛的战友，理应“打天下，坐天下”，但，他却不服从那一个大脑的指挥，硬要独立思考，要为那些挨饥受饿的平民百姓呼喊。这时，你们站在哪一边？……你们，生活在红色大院里，不会挨饥受饿，恐怕不会站在彭德怀一边的。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发表社论。于是全国中小学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要学生从小养成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3月7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会后，各省、市在教育界、学术界等界开展了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活动，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等观点。 1960年上半年，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再次出现大办教育的高潮，要把12年制的小学，缩短为10年，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为此，还把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乱批一通。你们一定是在这次运动中，小学没有读完六年就直接跳到中学的吧？ 1960年10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1963年2月，号召广泛开展学雷锋的教育运动，雷锋成了青少年学习的榜样。雷锋精神的第一条就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雷锋日记》成了青少年的道德教科书，书中几乎每页都有这样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的“四季诗”成了人们的“座右铭”，其中两句是：“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阶级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1963年5月8日，毛泽东在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的批示中指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各级学校广泛开展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1963年6月，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1963到64年，从批影响深远的《爱的教育》开始，在教育界掀起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批以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斯霞老师为代表的教育思想，后来连电影《园丁之歌》也遭了殃。斯霞认为，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这些思想，被斥之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提高到“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的高度，还说“这场讨论揭露了教育战线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教育工作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和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决裂的斗争的序幕，还要有更大的主力战在后头。”好浓的火药味！这还仅仅是“序幕”，看来“更大的主力战”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可见毛早就策划好了，“文革”的突破口和主战场是在教育战线、在学校里。 1964年，《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相继出版发行。红卫兵的标志和武器/行动指南——“红宝书”出来了（红卫兵的标志是：洗得发白的草绿军帽和军装、腰束武装带、左臂佩戴红袖章，手握红宝书），全国又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中小学跟得更紧，出现了“语录进课堂”、“试卷引语录”、“人人用，堂堂用”等现象。 1964年11月9日，高教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在和毛远新（其侄子，当时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谈话中，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紧接着，不知是哪位很能“立竿见影”的干将，编写了一个大概名为《主课》的话剧，强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彩排演出。 时间刚进入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但，在社会上却是批凯洛夫教育学，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批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电影《北国江南》……使人扑朔迷离，难道这就是“更大的主力战”？这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些人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原来，这一切都是为批吴晗的《海若罢官》（11月30日）鸣锣开道，那便是文革的开始了。 以上所述，是你们16岁之前的有关历史事件。至于那概括了“要武”的精神的、红卫兵使用频率很高的两句话，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所共知，前者早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提出；后者是在“反右运动”初期提出，并都摘录于“红宝书”中了。 进入1966年后，又在教育战线上执行一些举措： 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5月7日，毛泽东审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时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简称“五七指示”）。8月1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说：“因文革……从本年起，全国高校停止招生。”7月25日，教育部发《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 在这段时间，紧跟党中央、毛泽东的“精英”们，还编造了许多充满谎言和暴力的艺术作品，以形象化的手段来熏陶你们，感染你们，如，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电影和泥塑群《收租院》；如，大地主周扒皮的故事《半夜鸡叫》等等，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爱的教育”理论，“恨”战胜了“爱”，在你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全句是：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种子。 这时，你们十六七岁。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十六七岁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又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叛逆”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是通过分析他人，逐渐从周围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过分析自己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说过，人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这时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这些都是客观的生理、心理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种运动和变化，使他们象冲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横冲直撞，忽而蜿蜒潺湲，忽而无缘无故地放慢流速，忽而又像瀑布一样奔腾咆哮……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意识的，也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关键就在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和引导（详见半月刊《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抢救历史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 这些年，社会、学校、家庭、尤其是那个马克思所说的“别人”，就是为你们的成长提供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你们这些祖国花朵的生命激流，就是沿着上述他所安排好的河道奔流的，你们就是这样渡过你们生命的危险期的。 这段时间你/你们的表现，在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的“荣誉校友”的光荣榜上，有关于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热爱学习”，可能是真的。但“爱”是有阶级性的，你热爱的是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所肯定的学说，毛泽东所否定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学说，你绝不会爱学也没有可能学，如，“爱的教育”等等学说；“尊敬师长”那就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了，随着教师一步步沦为将要被打翻在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你的尊敬只能一步步减少，最终荡然无存；“严格要求自己”也是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就是明证；“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也是真的，因为那些社会工作/运动都是毛主席号召的。不过，评语所写都不具体，空洞的抽象掩盖了具体的实际。 这些年，你们已由一个幼稚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满脑子“毛泽东思想”的少年，“头上的角”、“身上的刺”，已经在你们充满躁动的生命中孕育、发芽，“要武”已经产生，正在等待着合适的时间、地点、条件来举行“加冕”典礼，这加冕典礼就是8·18，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在工作组撤出之后，学校里不存在一个“权力中心”；《另一种陈述》中，刘进说，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真的如此吗？还是先看一下8月5日前毛泽东的活动： 1966年2月，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借着想做女皇的江青之口提出“黑线专政论”。 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干掉了刘少奇司令部的一员大将彭真，解散了“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和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并起草了大规模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下，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了出来。当聂元梓等人遭到围剿时，康生派专人密告坐镇武汉（一说杭州）的毛泽东。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红卫兵组织。 6月1日，身在武汉的毛泽东电令向全国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天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烈火迅猛燃烧。聂也因此成了有名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之首，尽管她当年已45岁，可以当红卫兵的妈了。 6月2日，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还刊登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出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进入狂热状态：中央派驻的工作组被轰走了，各校党委的一、二把手成了黑帮分子，批斗出现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脸上涂墨、搞“喷气式”和游街示众等暴力行为。 是什么使毛泽东下令公开这张大字报？一个月后，他如此解释：“‘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见谭放、赵无眠选辑的《文革大字报精选》第27页，明镜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可见，毛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来做他的马前卒。 6月18日（一说17日），毛泽东秘密跑到他故乡韶山的滴水洞，在那里写了一封给江青的长信，修改好后于7月8日发出。此信当时是不公开的，但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民间转抄、传播。信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解放后，毛泽东17次游长江，这是最后一次。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他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这半年，毛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遥控”革命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刘、周、邓等就派工作组问题向北京市师生员工代表作检讨。之后，宣布撤消他们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在这次有许多“革命师生”参加的大会上，毛“突然”出现。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学生/红卫兵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列称赞他们的作为是革命行动，江青也热情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小太阳”。于是，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在京城的学校里出现。 这些事情说明几点： 第1，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究竟产生于何时？ 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7月底前，最迟迟不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那天，那于7月31日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便是。这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血统论等一系列事件催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依靠的“革命师生”组织，和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一样，其最高领袖/司令就是毛泽东。硬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叫“主义兵”，不是红卫兵，那是诡辩！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接着还来了一个诡辩：“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八月五号已经存在。”上面的证据还不够？那么请看《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再看，你们的同学，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话：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邓榕不仅自称“红卫兵”，还参加了这次大会，你/你们呢？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你们谁说的不是真话？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至于说这是“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也许当时确实如此，但是，共产党、毛泽东的教育/教导早已把你们拧成一股绳，使你们嗅到《炮打司令部》散发出来的火药味时，能够“立竿见影”地起来实施暴行、宣扬暴力。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也说：“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八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整个文革期间，红卫兵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组织，其内部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矛盾，还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时还是真枪实弹的。可是，无论哪一派，都高举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号。 你们硬要说女附中的红卫兵产生于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目的只是为了证明8月5日那天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无关罢了。且看你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改名换姓（指把‘学代会’改为‘筹委会’）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地管理学校事务”。在《想说的话》里，宋彬彬说，“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在另一处又说，“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大字报贴出后，筹委会陷入瘫痪。”这些说法，不是完全证明了“筹委会”和“学代会”只是两个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吗？况且它只存在了十天！因此，到底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筹委会”，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有人说，“（这）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说得对。 第2，8月5日前，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吗？ 请看你们自己陈述的过程： 6月2日，女附中出现第一张大字报《校领导把我们领向何方？》，作者是刘进、宋彬彬等三人。这三人就相当于女附中的聂元梓等人，这就意味着，象聂元梓成为北大的新领导那样，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将成为女附中的新领导。 6月3日，又有几位学生贴出题为“怎样正确对待当前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的大字报，内容是欢呼校园内的这场大革命……于是高中同学自动组织起来，初中同学满操场乱转。见《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一文。这证明高中同学是有组织的，而你们自己说的与此相反。 6月4日，团中央组成的工作组进校。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刘进和宋彬彬是“学代会”的正、副主席。“学代会”取代了原校领导，成为新的权力核心。这时，学校的“权力核心”是工作组+学代会。 6月21、22日，在工作组主持下召开了揭批以卞仲耘为首的校领导的大会，毫无疑问，这是由“工作组+学代会”领导的。会上出现了暴力行为。下面是当时卞仲耘写给上级的一封长信中的话：“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请注意，这种暴力行为，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之后早已经出现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 7月20日前后，大部分同学去邢台军训，宋彬彬和少部分同学留校参加老师的集训。 这“军训”和“集训”应当是“学代会+工作组”部署的吧？目的是什么？达到了没有？参加军训的同学的家庭出身是什么？《另一种陈述》中还说：“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这“有问题的”又是指什么？军训由谁负责？是谁命令你（宋彬彬）留校参加老师集训的？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结束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在你们写的文章中都没有交代。 7月30日工作组撤出学校，7月31日就产生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及其他红卫兵组织，这表明“红卫兵”立即取代了工作组。这时的“权力核心”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刘进和宋彬彬“一身二任”，肯定是当然的头头了。 8月1日，在《想说的话》中是这样说的：“军训的同学返回学校时，校内外已出现血统论的对联，校园里很乱。”没有说明是谁命令他们返回的，应当是“学代会+红卫兵”吧？ 从这些叙述看来，上述时间都不是“权力真空”。但是，从军训同学返校时起，你们的叙述出现了分歧和“真空”。请看： 你们的同学陶洛诵的说法是，“8月1日，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这“突然”二字就是叶维丽文中要求“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的“细节”，为什么你们不用“突然”二字？为什么要比计划的时间早地“突然被召回”？召回的目的是什么？召回后的这几天，你们做了什么工作？搞了什么活动？为什么仅仅4天，就发生了卞校长被打致死的事？你们都没有说明，而这几天的活动是了解“卞仲耘之死”的关键。 请接着第二个问题的开头，继续看毛泽东在称赞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后的活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决定，是文化大革命由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领导阶段，进入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阶段的标志。为了显示这“群众造反阶段”的开始，在毛的精心策划下，参加全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非中央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47名恐怕连党员也不是的“革命师生”！这47名师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造反人马，他们在会上喧宾夺主，对刘少奇一伙步步进攻，迫使刘一再退却。请注意十六条中的有关条文： 第1条，“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是“斗垮”，与一年多前在“二十三条”中的提法不同了。 第2条，有这样的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注意，是“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这些“革命青少年”当然呼之欲出了，在这次全会上就坐着47名这样的“革命师生”！ 第4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这是在你们的“反思”文章中反复使用的词语。 第10条，再次强调前不久提出的“五七指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 第16条即最后一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月4日，就在全会召开期间，刘少奇对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工作组讲话，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8月5日，也是在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突然”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怀仁堂的走廊上贴出炮口直指刘少奇司令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方面，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方面，公开向已经表示投降的刘少奇司令部宣战。 8月17日，毛的大字报《炮的司令部》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红卫兵。 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背景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生学潮的消息时，都很羡慕，认为他们提前经受了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的考验，希望女附中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当你们听了/看了《决定》上的这些词语，又知道毛主席不仅请来47名“革命师生”参加全会，还在同一天肯定了两个月前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的革命行动，你们当然会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把军训的同学突然召回，成立红卫兵组织，学习文件，领会上面的精神；于是，在毛泽东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同一天，你们以向女附中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卞仲耘开火的实际行动，为毛泽东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鸣响了礼炮。这时，是“权力真空”吗？NO！你们是“通天”的，“权力”来自上面的“天”！ 是这样吗？拷问你们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第3，再看8月5日那天是不是“权力真空”？ 先看你们的陈述： 8月5日，在毒打卞校长的六七个小时中，宋、刘都不在现场，可是不断有低年级学生去向你们（而不是别人）汇报情况。——这是按照你们一贯的领导方法去做的。在《想说的话》中，你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分头负责，把工作组开展运动的要求布置给各年级的核心小组，年级再布置给各班的核心小组。每天还要收集执行情况向工作组汇报，大家天天十几个小时地忙碌着，也不知道累。”人死后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出来收尸并签字，紧接着又是宋、刘这几个人（而不是别人）去向北京市委吴德汇报。 第二天又是刘进(而不是别人)在全校广播通报此事，并要求全校学生注意保密，不得外传。 名正言顺，当时有资格做出这一系列举动的就只有上面说到的“权力核心”，即学代会+红卫兵。这“红卫兵”到底是谁？众所周知，她必须具备下述条件：必须是高干子弟，尤其是那些享受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既得利益的高干子弟；必须是党员；必须是最高年级（即高三年级）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这是知名校友“光荣榜”上对宋彬彬的评语，因此打上引号）……暂时想到这些了，不过，这差不多也够了，这“权力核心中的红卫兵”非宋彬彬、刘进莫属。 在你们的陈述中有几个地方令人质疑，你们必须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 （1）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聚在东二楼原工作组的办公室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八月五号当天她们（宋彬彬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在《另一种陈述》里，刘进说，在“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众所周知，在当时，尤其是“血统论”出来之后，与“权力核心”不沾边的人，是不会也不能进入工作组的办公室的，在里面的一定是与“权力”沾边的高干子弟。关于这一点，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说：“‘血统论’的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刘进说：“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主持人/冯敬兰说：“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这样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都“清谈”些什么？能“清谈”些什么？ 这时的时局，变幻莫测：7月8日，毛发出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长信，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在武汉第17次畅游长江。众所周知，毛泽东“解放后”共17次游长江，事后都会掀起一股“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真实的游泳及比喻性的象征性的游泳）的热浪，这次也不例外。他游完之后，人们就在悄悄议论：又要有什么运动了！两日之后，即7月18日，毛突然从武汉返回权力核心的北京。7月29日，毛突然地出现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8月1日，毛邀请47名“革命师生”，参加了只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才能参加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同一天，女附中参加军训的同学突然被召回。今天，8月5日，毛突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直对刘少奇开火了。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应当向什么开火呢？他一再教导：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中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 生活在红色大院的你们，是“通天”的，正如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所说，“这所学校集中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这时，你们围绕“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的议题，必然“清谈”些什么？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后半句应当稍作修改：“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和‘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鼓励”。这时，你/你们是坐在“办公室”里，像毛泽东那样“遥控革命”，让低年级的学生/红卫兵‘自己解放自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呢！ （2）你们说，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是为了抢救。在《另一种陈述》中，叶维丽还说“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仿佛这是敢于负责，是关爱，是同情，是怜悯！如果真是这样，低年级的学生第二次来向你们报告时，你们就应当采取果断措施送医院抢救了。但事实是，到第三次你们才把她送医院！为什么？因为从下午二时，折腾到七时，人已经死了。 请看，《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匿名唁函》（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卞仲耘）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一会还嫌不够，又用风雨衣把她紧紧盖住，一个工人想换用一张白纸都不行。很多老师要到她身边看看，都遭斥责不准。就是最健康的人窒息，也要致死。至七点，打电话请示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这是女附中一教师于1966年8月8日2时写给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一封匿名信。 再看，有三、四个学生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学生指着卞校长对我们说：“你们的主子完了！”又有的学生看着卞校长躺在车子上口里吐沫，又说：“看她在装死！”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到垃圾台上去……我们不往垃圾台拉，我们拉到东楼总务处门口……我们问怎么办？没人敢负责。刘医生只是说送医院，但是没人出头送。没人负责，我们两个人怎能送去医院？我们就把人拉到东楼后面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子前商量，学生觉着人躺在车子上看着寒碜（意即难看），就叫我们用写大字报的白纸盖起来。……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这是《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中，王永海（师大女附中工人，文革中失踪）1966年11月27-28日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 卞校长竟是这样离开人世的！真是惨绝人寰/真是惨无人道/残忍/残酷……我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为好。我心好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而当时，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你/宋彬彬是怎样表现的呢？请看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宋彬彬66年8月5日的谈话纪要》：“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这是宋的《谈话纪要》中与卞仲耘之死的有关部分，词语、段落、标点[包括省略号、破折号]都与原件相同，原文就是这样语焉不详的。不过，字里行间看不出你有一点点对卞校长的负责任、同情或怜悯，倒有企图诿过于客观原因及他人的用心。 写了许多“怕”，只有一个“怕”没有写出来：人死了，你们怕了，终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的传统，何况这是文革中第一宗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有了这个先例，以后打死人就如捏死一只蚂蚁那样了，不但无需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如果你们既没有参与打人，也没有领导或纵容，怎么会怕呢?后来吴德对你们说“别怕”，也证明你们确实怕了。 把卞仲耘送医院“抢救”，是为了以抢救的假象，掩盖不抢救的真实，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3）根据你们的陈述，在你们向吴德汇报后，吴德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第二天刘进向全校广播了此事，包括“死了就死了”这句话。 但是，据说广播内容与你们自己的陈述有所不同，请看王晶垚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这是1967年4月23日，宋淮云回忆1966年8月6日上午刘进的广播讲话的材料，原件为手写的影印件：“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可见，当时女附中确实存在一个“权力核心”，而且是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强到可以自作主张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可见，说“‘要武’在8·18之前就已经产生，只是还没有加冕罢了”，没有错；可见，你们之所以要向全校通报，是要为自己洗清罪过，同时给你们所领导的红卫兵们鼓气。
你们众口一词说，此文不是宋彬彬写的，宋彬彬也没有改名为宋要武。以讹传讹，把宋彬彬妖魔化，令宋彬彬非常生气……那就让我先提几个问题吧。 （1）按常规，报社/报纸对于所刊载的材料都是必须存档以备后查的，作为党的喉舌、社会良心的编辑/知识分子，四十多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一群人站出来说一声“是我/我们写的”，而听凭一个对党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的女孩承担需要千斤顶才能顶起的责任，这些伟光正的共产党人的良知/灵魂都叫狗吃了吗？即使确实不是你们写的，也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人民大众说清楚啊！ 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既然如此，你应当把他“揪”出来。记者采访总应当有这样的开场白：“我是《光明日报》记者XXX，你就是宋彬彬/宋要武吗？”你见过他，该是知道其姓名的。 （2）既然不是你写的，那些了解你、关心你、地位也够高、“关系”也够广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不包括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一群人助你一臂之力，向报社、向社会、甚至直接向毛主席去反映，而任凭一个无辜的女孩受冤屈/被妖魔化？从1966年的8·18到现在，有几十年的时间够他们/她们考虑，让她们/他们拿出勇气呢！难道是他们/她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因此文“非常生气”的脸色，没有听过你对此文斥责的言语——事实是，直到1966年8月底还有个“关系”和你家够密切的人，要“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也答应他了（见《想说的话》中的湖北省委事件）。可见直到此时，仍没有人看到你为“要武”这个名字“非常生气”的脸色。 （3）既然几十年过去了，前两点都没有成为事实，那么，你就必须扪心自问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或者，你真的没有写，是写的人的良知/灵魂叫狗吃了；或者，是你撒了谎，说了假话，原因是……；第三种可能，在记者访问时，你说了很多（并不是你一再声明的只有那两句话），后来都被执笔者放到文章中了；还有第四种可能，当时簇拥在你周围的人/红卫兵很多，都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几乎都被记者放到文章中，放到你的名下了。 1966年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是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此外还有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因此，从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那一刻起，到晚上8时新闻联播结束止的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全国人民立即就听到/看到了：“今天早晨五时……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英姿勃勃……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时，在你周围的红卫兵们，哪一个不是兴奋，激动，欢呼雀跃，热泪洒面的呢？当他们争相握你这双毛主席握过的手，表示祝贺时，你和红卫兵们是否有一个表示过/说过“不”？没有吧？《光明日报》那位年轻的记者正是在这个时段采访你的，那篇文章正确无误地反映了你/你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吗？对自己来个拷问吧。 至于说，后来有红卫兵说“你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那只反映了你们红卫兵内部有矛盾的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另一种陈述》中，你说“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首先，这时间不应只是“回到学校后”，还应当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时”；其次，这“不配”，是指不配“要武”这个名字。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毛主席最最最信任的“革命小将”，为什么当时你不直截了当地对毛主席说“我不配”呢？事后对别人说“我不配”，这不仅是“客套”，一种虚伪的“谦虚”，恐怕还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了。事实是你是以整个事件为傲为荣的。你是写日记的，这便是你当时写的日记：“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一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要武嘛’”(见北美出版的《世界日报》，《文革卅周年祭》系列中孟蔚彦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报纸的做法“非常生气”的呢？只能在８月２０日看到这篇文章之后。８·１８那天，在天安门上，一介武夫的林彪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第一次向全国显示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副统帅的身份赞扬红卫兵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并向红卫兵布置任务：“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于是，红卫兵们马上“立竿见影”，一离开天安门广场，就杀向社会“破四旧”，使“红色恐怖”立即达到高潮，延至全国……对此，《人民日报》在８月２３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好得很！》。啰嗦这些，是为了说明，８月２０日，当你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你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你已经目击了“‘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见《想说的话》），开始意识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己的作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再联想到８月５日在师大女附中的作为，你更害怕了。因此，你对《光明日报》还要扩大你的影响“非常生气”了，开始声明文章不是你写的，你的名字也不叫“要武”，来掩饰“正是你写的/完全表达了你的思想感情/宋要武就是宋彬彬等不可否认的事实，用谎言掩盖真相！ 你的好朋友刘进，在《另一种陈述》说：“如果8.18是我带队上天安门而不是让她去，也许不会发生戴袖章的事，也不会让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指责。”这说法，从形式看，不错，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然而，从本质看，错了。由于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同一种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在上文已说得够清楚了，你们的红司令下了决心，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下令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起，他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红卫兵做他的马前卒，之后，红卫兵们的表现也让他很满意。这时，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指责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心态。他在精心筹划，密切观察，等待时机，等待“钟馗”的出现。8月17日，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次日，8月18日，他就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红五类）……这时，你们这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当然接班人，你们这些正处于生命危险时期的红卫兵，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8·18那天，你/你们就“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了自己”（马克思语），于是，一拍即合，当你们以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司令时，他也赋予你/你们“革命”的特权。这“一拍即合”是必然的，本质是相同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里，提个问题：8·18那天，到底是谁决定刘进和宋彬彬带队到天安门广场的？难道仅仅由于你们是女附中的“领导”的缘故？在广场时，又是谁决定宋彬彬而不是刘进上天安门城楼的？由于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等许多权贵的女儿都是女附中学生的缘故，你们是“通天”的，毛对你们的“表现”也是先知先觉的，而你们是在“8月18日的前两天就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的（见《想说的话》），会不会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请拷问你们的灵魂！ 8·18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把“彬彬”改为“要武”，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他的目的，也许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他所领导/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还必须调动更多更多的革命小将，于是，他两次，三次，四次……总共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出身和成分都比较复杂的红卫兵，加上“免费坐火车，免费吃饭，免费住宿”的“大串连”，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就把“要武”的指示撒向神州大地。 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在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青藏高原的学校里，毫无例外地受到源于京城的“要武”冲击波的冲击。红卫兵们，在天安门前见到了“万岁爷”，迫不及待地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竿见影”。不回家向父母说一声“我回来了”，就直奔学校，把睡梦中的老师/牛鬼蛇神轰起来，揪出来，勒令他们头戴高帽，颈挂黑牌，一只手拿铁制的烂簸箕破脸盆，一只手拿一根短棍或树枝，嘴里喊着“我是xxxx！(内容因人而异)”，敲敲打打地到大街上示众……这些牛鬼蛇神，有的是班主任，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课讲得好，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则是讲课时的偶然口误，或批改作业时的偶然笔误，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有的则是背着已经作了结论的历史“黑锅”，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与卞仲耘校长的遭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高原的夜晚，寒风刺骨，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没有被整死，是侥幸，是偶然（不是必然）（详见雷一宁写的《脱胎换骨纪实续》）。 在这“红色恐怖”的冲击波的冲击之下，在一个月里，仅北京市就有三万三千多户人家被抄，一千七百多人死于红卫兵的殴打。全国呢？恐怕不会是数以万计，至少是数以十万计，但至今官方没有公布确切数字，也没有见到个人的像样的道歉、反思或忏悔！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事隔四十多年再来重读《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源于《炮打司令部》的“火药味”，仍然令人胆战心惊。毫无疑义，此文是红卫兵写的。这里说的红卫兵，不仅指那些最早的高干出身的红卫兵（有人称他们“老红卫兵”或“老三届”），也包括非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还包括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与红卫兵站在同一战线的人（如年轻的记者）。但是，从文章的思想感情来看，最可能是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不是她/他们自己执笔，就是他人替她们执笔。至今没有人承担责任，就是所有这一群人都有责任，这一群人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 卞仲耘是被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的，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就是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人都有责任：你一拳，我一脚，她一铜头皮带，她一带钉子的木棒……最终人死了；谁打死的？就是那给了一拳、一脚、一皮带、一棒……的人，以及领导、教唆、纵容了这些人的人，包括旁观者/看客。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反思，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我绝无把罪责半斤八两地分摊给每一个人的意思，无可否认，主要责任者是那施了恶性暴力的人，但旁观者的沉默/麻木就是对恶性暴力的纵容。在咱们中国，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是文革得以发生，并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原因。别忘了，正是“看客”的麻木，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国民性！ 想一想鲁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说的话，会对你们的反思和拷问有帮助：“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见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这里的“做”是指参加革命党，做他所认为的革命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见鲁迅《狂人日记》） 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宋彬彬确实成了红卫兵的脸”。“而这个‘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校长的学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宋要武’顿时成了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浓缩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的蛮横、暴虐，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任意践踏。”说得对。不过，说红卫兵是“对法制的任意践踏”就不恰当了，那时有什么“法制”？是“无法无天”（毛泽东语），他就是天，他就是法。叶维丽接着说，“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这也不错。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只提宋彬彬而不提刘进？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宋彬彬，一个给他戴上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一个赐她以“要武”的桂冠，赋予她/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特权，于是宋彬彬/宋要武就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的典型代表/政治符号/象征/“脸”。这样说并无“妖魔”她的意思，更无要她“背负……十字架”的意思，只是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既然历史已经造成了这个事实，你/宋彬彬就应当以自己的勇于承担责任，以深刻的反思和忏悔，来表明你已经还原为宋彬彬，并以此带动其他红卫兵的反思和忏悔。这样，你必能获得内心的安宁，才能过上你所希望的“平静的生活”，否则，错误/罪过只会永远跟随着你。 既然是“拷问”，就会有痛苦，你不是早就知道干革命必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听说，你现在已信了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佛家有句箴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你们的红司令一再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是，最重要的“与自己斗，其乐无穷”，他有意隐去了，因为他是从不“与自己斗”的。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两个“我”，概莫能外。你的灵魂里，一个是彬彬，一个是要武，彬彬向要武宣战吧！
在上个问题写完时，我想收笔了，主要的罪责不在这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要往下写，必然要进入更深的层次，那是我力所不及的。更重要的是，这必将牵涉到，“卞仲耘是被她自己所培养的学生毒打致死的”，这样一个很残酷的命题，且不说要继续往她们的伤口上撒盐，也要继续往我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然而，再次看完你文章的最后两部分后，我又拿起了笔。 在“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部分中，你是欲谈又止，看来你灵魂中的两个“我”是有斗争的，但最终是“要武”胜利了，说文革还可能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尤其是在中国已进入红卫兵时代的今天。也许你仍然认为毛泽东“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预言是正确的？即使你铁了心不再回国，你和你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尽可以悠哉游哉地在你们的红司令曾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尽情享受资本主义的自由幸福，可在你的祖国，还有数以亿计和你的孩子一样无辜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你的爱心哪里去了？佛教徒是要普渡众生的啊！ “爱心”！早在你们的灵魂还是一张白纸时，“爱心”就已经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你们头脑里所有与“爱”有关的神经细胞都已经死亡，有了这样的前提，文化大革命才得以顺利展开的。鲁迅不会没有“爱”，他以最深沉的“爱”来鞭笞中国人的劣根性，爱之深，鞭之切。他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你们的校长卞仲耘不会没有爱，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孩提时受的教育，早已经把她头脑中有关“爱”的神经细胞都连接起来了，斩不断的。她入党后，必须以党性来改造头脑中的“人性”，改造“爱”，可是收效不大，她仍然怀着慈母般的爱心来栽培你们，教育你们；怀着爱心来办学，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你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即使眼看着自己很可能会成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她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动员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可是，你们却还她以“恨”…… 8月5日那天，当卞仲耘被你们摧残折磨得奄奄一息，而神志尚清醒时，她一定在深刻反思，沉痛忏悔：……哎哟！……孩子，我给你们的是甘甜的雨露，温暖的阳光，希望你们都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为什么你们却……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在5月9日那天，我还给你们做报告，动员你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哎哟！原来！原来，我给你们灌输的竟是“狼奶”……孩子，我对不起你们。哎哟！不怪你，连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做的是什么，你更不能明白你在做什么……教育，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教育方针，到教育思想，到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到教育制度，……哎哟！孩子，你们白纸般的灵魂，遭到了污染……孩子！……还有很多很多幼稚单纯的孩子，无辜的孩子……灵魂没有受污染的孩子还有吧？……哎哟！快！救救孩子！快！快！但愿他们不再吃这些狼奶，但愿他们都不会成为狼孩，但愿他们都不会遭受我所遭受的灾难，每一天都幸幸福福，哎哟！快快乐乐，……救救孩子！这就要，改变，改革，从教育制度，到教育结构，到教科书，……必须，从政治制度开始……她终于醒悟了，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可怜的卞校长，这个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耗尽了心血的校长，是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中死去的，多么残酷的现实！过去，在万恶的封建制度下，无论多么重的罪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都会得到一顿美餐，使他对人世的最后记忆是美好的。然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却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过去，没有过这样的事，将来呢？…… 将来？将来是从过去走来，由现在开始，走向明天！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会有美好的将来；如果今天仍然不能直面昨天的罪过，仍然不能深刻反思、沉痛忏悔，悲剧就会在明天重演。 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被整的和死亡的人数加起来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官方说，这是十年浩劫；有人说，这是十年疯狂；有人说，这是十年造孽……这巨大的罪孽，难道是那一个人或那四个人能制造出来的么？在这十年中，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逍遥派，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还是看客派，都自觉不自觉地、怀着各种目的、以各种方式参加了运动。十年疯狂，事实上是全民疯狂，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吃了别人的肉，而那一个人和那四个人，不仅吃了别人的肉，还吃了亿万人的灵魂！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深刻反思。 这场浩劫，毛是要它成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为了达到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的目的，他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主要是从折磨肉体入手，来摧残精神/灵魂；此外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还有，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还有“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等等，无论地位多高，工作多忙，都不能幸免。在这十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思想自由，丧失了独立人格，成为臣服于他的奴隶。不同的只是，一部分人——害人者，是心甘情愿地，甚至是欢天喜地地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他，然后按他的旨意去强迫另一部分人——受害者，交出灵魂。敢于不服从者，格杀勿论！有一首当年的民谣，对这场“灵魂大战”作了形象描述：“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这便是这场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同，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暴行，都是炎黄子孙对炎黄子孙所犯下的罪孽——自相残杀，因此，在保留历史纪录之外，还应当对咱们民族的灵魂进行救赎。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反思，都应当忏悔，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统治/极权统治的毒液浓缩为十年，使人们能够清楚地比较深刻地看到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发生并蔓延的根源。因此，亲历了这场浩劫的人，都有责任把灾难化为财富，经过反思和忏悔，把经验教训留给后人，使中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你/你们，作为文革中最初的害人者，有责任成为拷问灵魂的榜样。四十多年过去了，你们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孩子的母亲或祖母了。也都曾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在社会的最底层接受了洗礼。早已大学毕业，有的成了硕士、博士，有的还留过洋，见识了“洋国”的真实，了解了“洋人”的心理/灵魂。然而，你们竟没有完成“自己解放自己”的转变，因此，写出来的反思文章是……还是请你们自己来概括好了，我无权审判别人。我只能就事论事地对一些问题谈我很不成熟的看法。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你、我、他、她都有责任使文革的阴影彻底散去，让我们以平等的身份来探讨一些问题吧。 你/你们说，“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仅仅是对生命的漠视？那么，狗也是生命，把一条狗折磨致死，也是对生命的漠视！何况，如果狗是你的宠物，你会折磨它吗？你们是人，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难怪巴金老人一再发问，“为什么一夜之间，人变成了兽”（大意）？ 你说，“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不错。不过你又说：“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这等于是说：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是好心办了坏事。你竟然不能说出这样一句话：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成功地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性格！ 你/你们提到这样一件事：“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内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Honing的文章，以我和我父亲为例来讨论问题……”（见《另一种陈述》）这些洋人真是岂有此理！当年我们是抱着使红色中国永不变色的崇高理想闹革命的，与“性”风马牛不相及……且慢！辱骂和耻笑决不是战斗！还是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从性学角度来研究8·5事件。有一种思维方法，叫“换位思考”，要求思考者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从另一角度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法，中国早就存在，不过，也许是因为这种方法很有用的缘故吧，在中国，在中国的教育中从来不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提出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换位思考。这些洋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中长大的，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爱”，是“爱人如己”，现代社会的平等、博爱思想就是源于基督教的。因此，面对8·5事件，他们会产生不少疑问。由于中国历来有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加上“解放后”共产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只知道，中国没有尊重女性的传统，如，强迫女人裹小脚；如，世人共知的“国骂”源远流长，文革中还被红卫兵发扬光大；如，许多被压迫的“媳妇熬成婆”后，仍然要压迫她自己的媳妇……如果说这些都是该破的“四旧”，那么在这“破四旧”的大革命中，为什么还会发生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女校学生/女性竟然打死像母亲一样培养教育她们的女老师/女校长？如果说她们尚未获得“解放”吧，可她们都是用枪杆子建立了“新中国”的高级干部的女儿……中国到底怎么了？女性是“爱”的载体，造物主在赋予女性延续人类、生儿育女的使命时，也赋予她们以爱心……这个女校到底怎么了？这个女校是用什么来教育这些女孩，使她们丧失了善良、温柔、富于爱心的本性，变得如此肆无忌惮、野蛮、暴虐的？莫非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莫非是她/她们的父亲把拿枪杆子闹革命的基因遗传给了她们？……把这些问题加以浓缩，不就是你/你们追问自己的，“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你们本应当也能够以自己的深刻反思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然而，你/你们却误导了这些并无恶意的洋人，要他们向中国的错误道歉！向你们的罪恶道歉！ 叶维丽写《我看卞仲耘之死》，是从批判美国人哈里斯先生开始，以纠正“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结束的。这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倾向，便是以“后面发生的事情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影响前面已发生的事情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黑箱作业”的社会里，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那些本质的真实的东西常常被决策者、被既得利益者、被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等等，别有用心地掩盖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甚至是假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就必须从已经公开的（无法掩盖的、或者是虚假的）后面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线索入手，来寻找前面的尚未浮出水面却在暗中起着作用的本质和真实。你是引用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柯文先生的话来说明你的观点的，我也引用一位洋先生的话来说明我的看法，这位洋先生是法国著名作家布罗代尔：“看历史，不能被种种事件的浮嚣泡沫迷惑，而要看到泡沫下的流水。”说简单明白些就是：必须透过表面现象（常常可能是假象）抓住本质，尤其是在历史真相没有浮出水面之前。 紧接着你说：“在中国文革史的书写中，这个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说别的，就说对林彪的研究，一个‘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历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战功，明明会打仗也成了不会打仗。”请你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这是决策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有意抹煞或歪曲，能这样做也敢于这样做的是一些无耻的御用文人，一个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决不会做这种事。在海外生活的你们，应当知道，最先把真实的林彪公开出来的，并不是你们所无限崇拜的红司令、或伟光正的共产党、或这一党专政的政府，而是生活在海外（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这其中的原因你不会不知道。你也应当知道，法国的卢梭说过这样的话：“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作，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见卢梭的《忏悔录》）因此，你应当向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当局呼喊：我们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我们不要那些充斥谎言和欺骗的历史材料/历史课本！而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些为了拒绝遗忘，想尽办法突破禁区，寻找真相的普通中国人。 众所周知，自从1949年“解放后”，中国的历史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他们经常用歪曲了、篡改了的甚至是伪造的历史来教育人民，使人民始终处于不了解历史从而就不了解现状的“愚民”状态之中，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或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本身就身受其害。你们所熟知的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包括电影和泥塑群《收住院》等）就是典型，这才是真正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的典型！不知你们现在是否到刘文彩的故乡去做过实地调查？应当去的，肯定会有帮助。统治者坚信：只要掌握了对过去的解释权，就能够牢固地控制现在，而如果能够牢固地控制现在，未来就必然在他们的控制之中。这才是“使历史丧失了公信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文革前夕，“上面”下令在中小学，停开历史课，把语文和政治合并，并把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使你们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丧失了独立人格，跟着那个“别人”去“闹革命”的根本原因。作为过来人，你们应当理解今天有良知的中国人要努力寻求真相，还历史以真实的苦衷，你们应当设法帮助她/他们，而不应当用他们的少数差错来责怪他们。 作为第一个学生把老师/校长残酷折磨致死的学校，师大女附中这个曾经炫耀一时的“红色要武中学”有责任成为反思的榜样。可是，在90年校庆时，你们有把卞仲耘校长被折磨致死的血淋淋的事实展示出来吗，有把学生们反思和忏悔的文字展示出来吗？你们所展示的是什么？莫非你们还要继续给幼稚单纯的孩子们灌狼奶，让“狼孩”源源不断地从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现在可能不是女校了？）中生产出来？也难怪，“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你们既没有亲历过文革，又找不到能够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文革的书籍或其他资料，何况，时间、条件不同了，就会是另一种思想感情了。现在，为了不让卞仲耘的悲剧在你们或你们的晚辈身上重演，还是必须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来思考：如果在文革时，你是这所学校的教师/校长，你会有什么遭遇？你会幸免于难吗？如果卞校长现在还活着，会像你们这样庆祝90周年校庆吗？如果她还活着，她会这样庆祝女附中的90周年校庆的：最重要的，是修改你们编写的《90年辉煌……90年图志》。首先，要把“90年辉煌”，改为客观陈述的语气“XX（那时不会是90年了）年的路程/历程”，里面一定要专设文化大革命一章，标题应当是“沉重的/蒙羞的一页”，里面必须有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的照片，及学生/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照片；也必须有卞校长及老师们被折磨殴打的照片，还必须有学生/红卫兵反思和忏悔的文字，哪怕只是打了一拳，踢了一脚，吐了一口吐沫。到那时，还应当有宋彬彬在90年校庆时上了“荣誉校友”榜的历史事实，以及后来反思错误根源的文字；还必须有王友琴历尽艰辛寻找历史真相的事实。如果女附中有“校史展览室”，也应当展示这些内容。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容粉饰，不容掩盖，更不容篡改。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反思，才能“以史为鉴”。 其次，听说，你们已把校名改为“实验中学”，还为我卞仲耘立了一个纪念铜像（见《我看卞仲耘之死》的附图），说“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如果校长/老师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事实及其根源还没有弄清楚，就在这血淋淋的土地上孤零零地立一个“束手无策”的前校长，你们要历史记住什么？你们要今天的学生思考什么？这“实验中学”要实验的又是什么？如果是真心真意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请你们把校名改为“爱的中学”，并把爱施与普通的平民百姓子女，不要仅仅招收权贵们的子女；如果是真心真意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请你们把这孤零零的铜像搬走，然后，在校门“爱的中学”几个大字的后面，立一块长方形的塑有浮雕的影壁。浮雕的内容是，一个面向观众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女教师——一个群体，保护千千万万未受污染的孩子的灵魂是她们的职责；影壁前方，立三个长跪的女学生/红卫兵，面对女教师正在反思和忏悔，她们也代表一个群体。我的学生叶维丽在一篇文章的最后问得好：“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见《我看卞仲耘之死》）但是，这段话的头一句错了。连“凶手”都不知道，就不知道真相，谁来反思？怎么反思？我们的目的不是“抓凶手”，你们的目的也不应当是“澄清”，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为中国留下一些真实的历史，深挖罪行/错误的根源，要反思，要忏悔。 再次，由于这是一所学校，为了使这段历史能起到警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作用，文字说明必须深刻、清楚地写出教育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开设公民课，把这段历史作为反面例证放到公民课的教材中去。教育不能没有“爱”，教育的作用是为了培养真、善、美的人性，使人的兽性少些，人性多些。可是解放后，中国的教育却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不可能在此全面说明，谨提供几段导师的论述给你们参考。恩格斯早就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再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还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如果你们觉得这种思考的难度太大，力不胜任，那么，把上述方案推倒，采用另一种更简单，也许会更有用的方法。先说说我的思考过程：你们可能知道杨恒均先生？他的父亲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见杨恒均《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教育的周期是很长的，但他如此赤裸裸地说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实在使人丧气，使人难以接受。难道他们就这样不可救药？难道不能把周期缩得短些？一天，我在2012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吴思的文章《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我忽然豁然开朗。现在，我把有关文字贴于下面：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德国艺术家古特尔·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中小学生。绊脚石运动。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咱们中国也必须来一个“绊脚石运动”！只有所有人（主要是当年的害人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当今正处于生命危险期的学生/孩子，都一起来调查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才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除文革的阴影，使中国更美好的明天尽快来到。若认为可行，还必须抓紧时间，因为留给当年的受害者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只在此提供一条思考的途径，有许多相关的问题，还得靠集思广益。 你们应当知道有名的“华沙之跪”？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当他在主人的陪同下前去凭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陵墓时，在众目睽睽下他突然自动跪了下来，长跪默哀，……勃兰特既没有参与屠杀犹太人，犹太人也并非因他而死，相反，二战期间还是反纳粹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为什么要如此？无罪负疚！面对无数亡去的冤魂，他不能不为自己民族和同胞曾经有过的罪行负疚，他无可选择地以下跪来表达了自己的忏悔，跪的忏悔！全世界都为勃兰特的下跪而震惊，而动容，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此一行动被誉为“欧洲近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他跪出了“人”的尊严。勃兰特因此获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有那样的德国人，就有那样的总理勃兰特；有那样的总理勃兰特，就有那样的德国人。而咱们中国呢…… 你们/红卫兵们，为你们的罪行向老师/校长跪下去吧。 动笔于2012年3月 完稿于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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