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化革命浩劫中的众生相
作者：网中人搜集
|
|
|
|
| |
|
|
| |||
|
|
| |||
|
何新：文化革命浩劫中的众生相
作者：网中人搜集
|
|
| ||
|
| ||||
|
| ||||
|
文化革命浩劫中的众生相 作者：何新 来源：老顽童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dxp9.html （本文是何新写于1988年的旧作，1989年发表于《自学》杂志该年一期）
劫，梵语Kalpa（劫波）之略。时节、周期之谓也。日月岁时谓之时，成住坏空谓之劫。 ——北宋《祖庭事苑》 凡是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美）乔治·桑塔亚纳
自从5月底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北京的政治形势开始急速升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尽管事实上自4月以后，学校基本进入半停课状态，早已无学可上，但学生们仍然每天会到学校去。各学校暂时处于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之前的无政府状态。 这年的8月3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下午，同学们中就盛传着：今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将举行关于对联问题的辩论会。我是回家吃过晚饭后才赶到音乐堂的。赶到时，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都是男男女女的中学生。秩序非常混乱，声音嘈杂，人头攒动。人们可以随意出入、拥挤、叫骂。也许这就是典型的“革命”景象（我们在过去的老派苏联革命影片，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曾经见过大革命的场面）。原定7点开会，但不知是为等什么人，一直拖了很久。期间许多人等得不耐烦，走了。但又有人不断从远处闻讯赶到。还有人出去走一圈后又转回来了。总之，非常热闹，场面有如集市。会场中的人们叽叽喳喳地或在传播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或交头接耳地议论，但是谈话的中心，多是关于那副著名的对联。大约8时左右，终于有人宣布辩论会开始。主持会的、发言的，从始至终都是中学生。辩论进行得出人意料、较真和激烈。辩论的中心，围绕着两个问题。第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不是基本如此？第二：这个对联能否作为共产党在文革中的阶级路线？开会前，主持者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内容是关于人的言论都为其阶级立场服务。据此，他提出一个要求：会议自由上台报名发言，但每个发言者在发言前必须先向群众通报他（她）的阶级出身（这个要求后来成为1966—1967年间的“革命”通例。）于是，每当一个上台者登台宣布：“我出身革干”，“我出身革军”或者“我出身工人或者贫农”时，台下的听众就会报以极其热烈、甚至狂热的掌声。相反，当有人登台勇敢地自报“我出身地主”，“我出身资本家”时，会场就会发出一片起哄的嘘声。会场上实际已经形成了一边倒的巨大政治压力。但是，使人惊讶而钦佩的是，仍然有一些男女青年，在数万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敢自报“黑五类”的出身，而且表达了对这个对联的抗议性的不同意见。他们的发言受到台下愤怒的哄骂和哄笑。人们的情绪在辩论中逐步升级。但是，仍不断有人上台反驳批评这个对联。其中不乏“红五类”出身的。我内心也不赞同这个对联，因此我相当钦佩这些反对者的勇气，特别是那种出身不好而仍然敢于上台抗辩的。 便是，我也看到了令人作呕的媚态和丑态。有一个模样不错衣着整齐的女中学生风姿绰绰地走上台，她先自报“出身地主”。当台下开始发出嘘声时，她竟对着麦克风认真地说：“我承认自己是混蛋，是狗崽子！但是，我要当革命的狗崽子，跟着红五类，干一辈子革命！”她的发言换来一片惊天动地的口号和掌声。 这个夜晚的集会，所留给我的记忆几乎完全是没有理性近乎疯狂的群众。坐在台下，听着那些煽动性发言和海浪般的喧嚣躁动，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某种恐怖而疯狂的活动即将揭幕。 真正的高潮很快就出现了，那是我熟识的一位男青年登台发言的时候。这位青年姓于，是我学校高三级的一位著名优秀学生。在文革前，他曾经是我校一位著名也令我十分仰慕的人物。他一表人材，风度翩翩，而又身骨强壮。文革开始后，他曾经担任我校文革中的第一任革委会副主任，在许多大会上发过言，雄辩滔滔，口才极好。 文革前有些中学评选过“红旗学生”，要德智体皆非常出色方能入选，选中者可以免考直接被保送进入重点大学，于XX就是我们学校被选中的一个。所以，当他登上台时，我的心为之一震，注意力顿时集中起来，我很想知道他对这个对联的意见。于xx从容地自报姓名，自报出身——“贫农”，这使台下的我们感到有点诧异。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实际是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他登台发言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这副对联的立场。他似乎受过很好的演说训练，他讲话时的那种风度，那种理性和逻辑，那种雄辩，不由得使人倾倒，使一直沸沸扬扬的会场，有点冷却下来。人们开始认真、冷静地被引入他的逻辑中，会场上出现了少有的片刻安静。然而就在这时，台下勃然发出一阵怒吼——不许狗崽子翻天！在一个穿着褪色军服，左臂缠着红袖标的精壮小伙子率领下，一队全部身穿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扎军用皮带的男女中学生快步冲上舞台。 他们不容分说，抢过于XX手中的话筒，一些人扭着他的胳膊，试图把他推下台。另一些人抡起皮带没头没脸地抽打他，鲜血从他的脸部流淌而下。那个领头的小伙子抓过话筒骂道： “革命的红五类战友们，于XX是我们阶级队伍的叛徒和败类，我们要毫不留情地把他和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当时还没有计入黑帮、走资派两类）的狗崽子一起打翻在地！再狠狠地踏上一只脚！”台下的人先被惊呆了，但接着就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狗崽子！狗崽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于XX在众人高呼口号和拳打脚踢下饱遭蹂躏。这种时候，任何的理性和逻辑顿时变得毫无力量，完全失去意义。于XX被一群人暴力地推送到后台，而台下是群众们忘情地欢呼和躁动，是一片疯狂的掌声和口号声。 这突然的一幕令我瞠目结舌。我绝没有胆量站起来表示任何反对和抗议，否则就一定会被周围激昂怒吼着的几万人撕成碎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所谓“群众专政”的力量。这种力量，国外研究社会动乱问题的学者，则称之为“集体暴行”。而这种暴行在这个夜晚仅是一个开始，在后来的文革过程中，我们将不只一次地面对这种大规模群众性的集体暴行。 在于XX的发言被粉碎后，大会的气氛迅速地一边倒，逐渐上升到最高潮。事实上，这时已经是深夜一、两点了，这些激情潮湃的中学生们却毫无倦意。一队刚才参加过打人的女孩子们已经再度回到台上。她们在一个很潇洒的女孩指挥下，唱起一支歌来——这支歌后来与另一支著名的“造反歌”一起风靡四海，歌词大意如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就滚她妈的蛋！滚她妈的蛋！滚她妈的蛋！滚——她妈的——蛋！”这首歌中最令人回味之点，就是那结尾部的一骂三叹。后来我听说，那伙冲上台带头打人的是从海淀区闻讯赶来的最老资格的一伙红卫兵——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101中的老红卫兵。 我的记忆中，文革时代的中学生们，特别那些雄纠纠的中学女“红卫兵”们的开骂之风，就是从这个夜晚的这次辩论会上开练起来的。他（她）们把这看作无产阶级粗犷风格的象征。在一片骂声和皮带的呼啸声中，一个令人恐怖的时期在京城悄然降临了。
我们家所在的那个机关大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院），从当时的观点看，是一个道地的“封资修”老窝。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文革前曾聚集了来自旧中国的一大批传统的和留洋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如周作人、宋云彬、马宗霍等旧时代的闻人，文化名人。这两个机构是周恩来在1959年亲自主持恢复的，重建这两个出版机构的目的，一是养起这批旧文化人，二是借他们的学问整理和翻译一批国外和“封、资、修”的典籍。 在红色八月到来以前，这院子里的文革运动还是颇有节制的，具有典型的文人动口不动手的特点，甚至大字报也不许上街。然而，在几个孩子点燃第一把火之后，这个院子的大乱就降临了。不久，中华书局一群年轻造反派引来北大的红卫兵，组织了批斗黑帮的斗争会，随之刮起铺天盖地大字报风潮和抄家、焚书运动。 在一次接一次、浪潮步步高的斗争会上，黑帮们和那些著名的旧文化人们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帽子上写满各种恶谥一般的诅咒，帽身糊得足有二尺高。 看着那些双鬓斑斑、垂垂老矣而身衰体弱的“黑帮分子”和“反动权威”——其中不乏文革前被尊为无双“国士”和“国宝”者，如宋云彬、马宗霍，以至包括近来主持编辑《新四库全书》的傅旋宗夫妇，当时只能算“小喽啰”——都被剃了阴阳头，赶到台上批斗。他们在游斗时戴着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各种无奇不有的罪名，被迫弯腰成九十度，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时间往往长达三、四个小时以上。 然而，那些身陷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是没有感情的。在揪斗中，由于有人不堪其折磨，不能长久弯腰，总是悄悄翘起头来改变姿势，红卫兵就在他们脖子上吊上一些砖头类的重物。这使一些尝受过这种苦刑者后来往往积劳成疾而遗患终生。许多人被皮带和棍子打得头破血流，令人惨不忍睹。 而更可怜的是，他们还必须在皮带棍棒的胁迫下一天三次进行自我诅咒，唱一首新编的“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该死！我有罪！” 批斗之后，他们都被集中起来，编成“牛鬼蛇神大队”，每日上班之前列队于操场上接受批判和认罪。夏季的炎炎烈日，烤晒在他们剃光的秃顶或被剃成鬼不鬼、人不人的阴阳头上，汗水蒸腾流泻仿佛在溢油。无论他们过去是专家还是宿儒名流，这场“革命”都已使他们沦为九流之外的贱民。他们此后每日还能干的工作主要是打扫公共厕所、在院子中清理垃圾杂物或者在烈日下清除杂草。 那个时期的人们不乏自虐以及虐人的心理和情趣。在做一切苦役时，红卫兵不允许为牛鬼蛇神们配置任何起码的劳动防护，没有饮用水，也没有休息。逃避者就被认为是怕苦怕死，将受到加倍的严惩。尽管饱尽折磨，但这些有罪者都试图以最大的虔诚寻求自赎和改造。在劳动中，不时可以听到红卫兵监押者的呵斥和脏骂。 不论顶着什么神圣的名义，文革时代红卫兵举办的那种牛鬼蛇神监管大队（即“牛棚”），都的确是一种集中营式的炼狱。 在大院内的办公主楼上，红卫兵们用斗大的红字书写了“四个伟大”和赞颂毛泽东的巨型标语。在其后的几个月中，红色的口号涂满全院墙壁的每一块空隙，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红海洋”运动。 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会知道，以上我记述的情况在1966年“红八月”以后的日子里，绝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个国家正是由这里开始而被导入彻底全面的无政府状态。林彪当时讲话认为，这种所谓“群众专政”，代表革命的暴力，小将们的行动好得很。所谓群众专政，它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法律和规章的束缚，直接由人民群众实施的暴力统治。 实际上，这种群众专政是一种恐怖的暴政。在其之下的人。每个人只能生存在完全无规范、无约束的暴力中，生存在无限的恐怖之中。这时人们是多么怀念文革爆发前的法律与秩序时代啊。 8月中旬以后，我们大院与北京城一起全部被浸润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不仅如此，我们始料所不及的是，包括我在内，我许多同学和玩伴的父母，或者作为反动权威，或者作为走资派、特务、内奸、叛徒，也纷纷被揪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都被发现有一两个坏人或者牛鬼蛇神，这也就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一种独特逻辑。 文革运动张开那贪婪、巨大、可怕的血口，无情地吞噬与它相遇的一切人，不管是它的敌人还是对它施以热情地礼赞者，以及对它表示顺从的奴隶。 为了不给已经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境的家人添麻烦，8月中旬，我由家中搬到学校中住。
从1966年5月29日红卫兵秘密诞生至8月18日天安门大检阅，是由地下走向公开并且得到毛泽东和文革派承认的诞生期。 从8-18检阅到10月1日国庆，在社会上大冲大杀、斗黑帮、破四旧，红卫兵经历了一段声威赫赫的全盛时期。 但是，10月1日红旗杂志（第13期）出版，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著名社论。社论中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概念，实际把以干部子女为主要成份的老红卫兵，由革他人命的地位，转变到父母作为走资派或“反动”路线执行者而面临被革命的位。这就导致了“老”红卫兵与新的、具有更广泛群众性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 在这一过程中，起初曾经热情支持过老红卫兵的中央文革小组转而支持新的造反派。由于政治斗争的逻辑，无情地抛弃了这批“老”兵。此之后，群众基础比红卫兵远为广泛的各种造反组织，在全国迅速林立而普及。 此后参加这类造反组织已不再需要经过严格的出身审查，而只根据政治观点的异同取舍，于是出现了一个自由结社的时期。这种自由结社被实施的唯一前提是拥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于是，到处成立起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和造反派组织。在此之后，本来意义的红卫兵运动也就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或者说，淹没在继之而起的成千上万的新造反组织中了。 搬到学校住后，我和班里平日较好的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位同学宋出身高级军官家庭，我们班红卫兵的头头），利用学校当时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占据了教学楼顶部的一间小屋。我们以此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 由于宋的保荐，我也填表加入了红卫兵。这样，我也得到了一个印着仿毛泽东手书的黑字红卫兵袖标。我们在自己的这间新领地中拼起了十来张课桌，上面铺上从学校仓库打劫来的行李，白天吃食堂、写大字报，搞运动，晚上就睡在屋里。由于住在学校，近水楼台，我有幸亲身参加了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几次大行动。其中最难忘的是参加抄家运动和8月18日的天安门检阅。
文革一场，说是十年，但真正扫荡全中国的动乱高潮，却集中在1966年到1969年三年中。 1966年8月18日是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正式的政治集会，其所蕴涵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当时多数人们之所认知。今日反思，这次集会至少具有三层的意义： 一、这是文革领袖正式肯定红卫兵，以红卫兵作为文革主力军，并试图通过红卫兵进一步大规模动员群众，起而摧毁既定政治秩序的一次重大誓师典礼。但具有戏剧性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似乎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仅仅三个月后，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叱咤风云的文革弄潮儿——老红卫兵，就会纷纷雕零衰落，成为昨日黄花。二、这是文革发动者对其政治对手显示力量和意志的一次超级政治示威。这一点上，当时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通过这次集会所展示的群众狂热场面，及广场群众对毛泽东发自深心的崇拜激情，使得任何人再也难以怀疑文革运动已获得最多数人民群众无条件，无保留地绝对支持。在成千上万群众似乎完全出自“自发”的排山倒海的声势和力量面前，文革的一切反对者或者怀疑者，只能陷入嗫嗫诺诺，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畏缩的退避状态，否则，他们就会被这一力量所无情吞没。（所以，每当今日人们为文革而指责其发动者时，我就不禁会回想到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狂热的日子众人。当时我们都曾在那里，在欢呼的人海中。在这个意义上，难道这场浩劫不是出自我们每个人自身的选择么？）三、自从5月于政治局讲话，赋予和显示了林彪在党内的超级地位以后，在这次集会上林彪再次以政治新超级强人的身份登台讲话。从此，他作为“打鬼”的“钟馗”（毛泽东6月给江青信中语，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所言“鬼”究竟指谁），正式向世界露面和表态，这次集会成为他的一次大规模新闻发布会。从此开始直到五年后的9·13折戟沉于蒙古沙海，林彪象彗星一般走过了一条短暂然而耀眼的历程。 所以，1966年8—18这一天的确是红卫兵运动的盛大节日，是代表时代的精英们与文化革命运动宣布正式结合的一次神圣婚礼。 但是，对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当时我们每个参加者并非自觉或者完全缺乏意识。
我们是在8月17日深夜的睡梦中，突然得到通知，紧急起床集合奔赴天安门的。走在路上，我们并不知道此去是干什么，只知道这是去参加首都红卫兵的第一次全市规模的大型集会。 凌晨一点钟，我们学校约二、三百人，步行赶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先来到历史博物馆前的草坪上待命，又在晨光熹微中，行进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观礼台前伫立守候。我们看到，广场上已经聚满了年轻的红卫兵战友们。尽管完全缺乏事前组织和排练，但在军人和红卫兵纠察有条不紊的调度和指挥下，广场上秩序井然。 那时我们正年轻。每个人胸中都正涌动燃烧着一脸盛烈的青春之火。这火光映现在每一个人的脸庞上和眼神中，焕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灼灼照人。 我们集中在天安门周围。头上是夜空，周边广场星光照耀，每个人心中充满焦虑的等待。在场的人心灵中都涌动着一种强烈而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正义感，随时准备从这里出发，参加解放全人类的斗争。 我们预感到这一天当黎明破晓之后，将发生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件。我们不认为自己还是孩子。我们是如此自豪而自信，深信世界历史的未来掌握在我们——当时正站立于广场上的这一百万年轻而被历史所特选的青年人手中！ 无数黑压压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沿着长安街大道走来，分几路汇集在天安门广场。 这都是前来参加“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的各界代表，他们当中有高等院校师生，有军人、干部、工人……广场上集了上百万人。无数面红旗在凌晨的风中呼呼啦啦地翻卷着，各单位的队伍在统一指挥下陆续行进指定的位置，显得杂而不乱。 广场和长安街上，华灯齐明，浓黑的天色在风中渐渐变得透明。参加集会的群众已经站满了广场和两侧的长安街，昔日空旷的广场此时显得狭小而拥挤。人们唱着歌，谈着毛主席语录，喊着口号。群情万分激动。 位于广场正中最前方的是高举着聂元梓等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巨大模型的北京大学师生队伍；广场正前方还安排了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地来京串连的外地师生；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上，挤挤挨挨地站满了推举出来的红卫兵代表。 一百万双眼睛企望着在黎明的风中渐渐清晰的天安门城楼，焦急地等待着。天色终于破晓了。天安门后的古老宫城中，一群乌鸦飞升，在高空中呼唤、盘旋、翱翔。季节正是北京最美好的初秋时节。那金色而灿烂的太阳，从东长安街大道尽头上冉冉升起。天高云淡，碧空如洗。雄伟巨大的广场上，人群环绕着巍峨的纪念碑辐辏密集，红旗招展如林，歌声澎湃如潮。 忽然，我们听到先是金水桥前，继之整个广场上仿佛山崩海啸般地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掌声和欢呼声。高音喇叭中响起“东方红”的乐曲，我们看到一排仪态威重的大人物，从容不迫地从天安门金水桥上向人群走了过来，边走边向人们鼓掌、招手，直走到人群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毛泽东。 从广播器中传出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接着，一个声音极其悦耳的年轻姑娘从广播器中发出令人心荡神摇的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传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了！”那天那个姑娘的口号声非同凡响，她呼喊的口号并不象普通人那样一呼到底，而是徐徐疏缓，尾音拖得很长，再下滑收去，具有特别的韵味。 我们先是惊呆了，接着奋不顾身地发出破膛的欢呼，急迫地向上，高高挥动起手中的毛主席语录，广场上顿时形成了一个千百万只手摇摆荡漾的红海洋。 我情不自禁在随着激动的人潮涌向天安门。我们跳啊、跳啊、喊啊！当时我真恨不得将自己的身躯平地拔高一万尺，或者飞身随同主席一起跃上天安门城楼。终于，毛主席向东侧缓缓走过来。他穿着草绿色新军装，戴着军帽，头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他向我们微笑，致意，徐徐摆动着双手，不时把双手鼓动着伸上头际。由于距离的关系，我无法仔细看清主席的神貌，但是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真实轮廓，还有林彪、周恩来、朱德等传奇般的革命家们，这已经足够了。 一个从童年起就知其存在但似乎始终远不可及的天上世界，在一瞬间向我们逼近了。激动的泪水难以抑制地从我的眼睛中夺眶而出（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在那一瞬间似乎都流泪了）。但是我根本没有时间把它拭去。我的嗓子在呼喊中变声了、嘶哑了，我们每个人都力图通过呐喊使主席听到我们的声音。我的灵魂仿佛升腾在半空，当时似乎不复能够觉得自己肉体自身的存在，只是完全追随着人群而飘逸、摇荡。有人因激动而昏倒在人群中。 在此之前，作为中学生，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五一节和国庆节的群众游行，接受领导人检阅。但是，这个8月18日那天的那种大狂欢场面，却是此前、此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游行都不可比拟的。那天之后的很多、很多天里，我和我的同学们仍然在议论这一天，回味这一天，沉浸在神秘的幸福感中。因为在这一天，我们真切地、实实在在地亲眼看到了塑造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位超级巨人——毛泽东。
红卫兵造反运动最“辉煌”的业绩，也许无过于“破四旧、立四新”了。所谓“破四旧”对于今日的人们，恐怕正如文革期间的许多术语一样早已被忘却莫明其含意了。这个提法最早来自林彪66年5月18日讲话，其后通过人民日报6月1日的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吹遍全国，成为文革的主要动员口号。 所谓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与之相对的则是所谓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如果从概念上认真分析，所谓四旧、四新的提法，是十分含糊难确定的。 例如，何谓旧习惯？在人类的一切习惯中，恐怕没有比呼吸、吃饭、作爱更古老的旧习惯了，但这显然不在文革要打破的四旧之列。要破也破不了。《古书》中云：器惟求旧，人惟求新。这固然体现了一种珍视传统的保守意识，但任何事物，判断其价值难道不应该根据其功用与需要，根据其是与非，而仅仅根据其旧怀或渐吗？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正因为所谓“新”与“旧”界线如此不确定，因此当这一充满混沌的提法竟然被作为一种政治纲领，要落实到人间的时候，天下顿时大乱。 何况判断、鉴定事物“新”或“旧”的权力，现在竟被付诸于一群少不更事但血气方刚，正处在狂躁的青春冲动中以却救世主自居，然而完全缺乏责任感和责任能力的半大孩子们手中？从此，一切既定的社会秩序都可以因其“旧”而毁灭掉。中央文革小组在一旁操纵全部官方舆论机器对这些行动进行教唆、喝采、鼓励、纵容。 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在公元1966年红8月的日子里，红卫兵们迫害了无数善良无辜的人们和家庭（从滑稽艺术的天才侯宝林到语言文学的大师老舍，以至淳朴善良的淘粪工时传祥），毁灭了无数最珍贵的人类共同的财富和遗产；干出了类文明史上空前荒谬而野蛮的罪行。 而一切荒谬中最大的荒谬却是，做这一切的恶行的青少年们并非罪犯，他们本身是无辜的。当他们干这一切的时候，绝非出于任何邪恶之念，而是出自一种神圣的虔诚，圣洁的天真，以及为人民服务以至献身的热忱，包括某种致力于人类进步的激情。 平心而论，就我亲身体验的感受，很少会有比当时的第一代红卫兵更赤诚、更富于公义之心和献身精神的青少年了。单个地看，也许他们中个个可能都是未来的雷锋、王杰、蔡祖祥、向秀丽、刘文学、刘英俊（文革前的英雄人物）。但是整体地看，这一代红卫兵及其暴行却将永远被钉在文明史的耻辱柱上。为什么在动机与后果、私德与公道、瞬间与历史之间，会发生这样强烈的反差和荒谬？这个问题，是永远值得深思的！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注意到一切激进的群众运动都往往有其过火因而荒诞的一面。例如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曾出现对于色彩的政治区别和神经过敏。但是，象文革那样荒诞到近乎偏执以至神经质的场面，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却似乎还并不多见。 今日回顾当年，人们也许会凄然苦笑，惊讶当年的中国人怎么会如此认真地对待那一切荒诞境遇而异想天开。后世的人们也许更难以相信当日北京红卫兵高高君临万民之上，所向无不披靡的气概。他们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标、挥舞着军用皮带，一口一个“他妈的”、“老子”、“姑奶奶”。但是，当日北京一般市民，包括一些昔日身经百战、当时却纷纷沦为阶下囚的走资派老干部，竟无不畏之如虎闻风丧胆——尽管这些所谓“红卫兵”只不过是14—17岁的孩童。 为什么红卫兵具有如此的权威呢？因为在他们后面峙立着一座泰山。事实上，红卫兵的这些怪诞行动一发生，就迅速引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注意，并立即作出反应。《红旗》杂志8月21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好得很！”次日再发表社论“造反有理”，从而对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一切疯狂举动表示了礼赞和喝彩。 在最短暂的时间内，这疯狂的红色瘟疫就迅速由北京传到天津、上海、广州、哈尔滨、全中国。
红卫兵们在“破四旧”的旗号下，焚书、抄家、砸商店、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从8-18这一天起，宪法、党章、前此国家颁布的一切法律、规章制度都已经不复存在。只有红卫兵成了不可一世且口含天宪的立法者。 8月23日，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和教职工家属到颐和园佛香阁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有些小佛像被红卫兵拖走。 丰台区大井村延寿寺中保存的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红卫兵打断了三截，两手全部断残，成了一堆废铜。 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寺内，戒台上的数千个大佛和周围的小佛像全被红卫兵砸光。为人熟知的白塔寺、团城、圆明园遗址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大多数都被毁于1966年8—9月间。 例如，始建于吴赤乌十年（三国时代）（即公元247年）的上海龙华古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范金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乃是无价之宝，在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下即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 建于三国赤乌年间的上海静安寺中，红卫兵们捣毁了珍贵的真言宗密坛，仅余下了几间寺屋。上海三大名刹中只有玉佛寺在寺人的竭力营救下幸免于难。而设于玉佛寺边的佛教书局却被捣毁：大量佛经、法物、佛像被红卫兵扔到大街上焚烧，至使江宁路的柏油路面被溶化，檀香木发出的香气十里可闻。 “破四旧”之风中，著名的佛教古寺湖南南岳遭到严重的破坏。15座寺庙中自唐以来铸塑的479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和珍藏了千年之久的54部藏经书、503副贝叶像和大量设施都被砸毁、被焚，仅从山上拉下来作为废旧物资处理的铜、铁碎片就达60余吨，这座千年古刹基本上成为了一片废墟。 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尽管位于山西省北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但仍然有红卫兵进山“横扫”，南山寺门前汉白玉扶手上的雕饰狮子头全部被砸毁。 上述事例，在扫除“封、资、修”的运动中仍然只是沧海一粟。 浩劫之后，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宣读“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名单中，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的姓名近二百名。那些在文革中被监禁、刑讯、关押、殴打和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家、艺术家人数就无法统计了，可以说几乎无一文化人能够幸免。
那些日子，我和我的同学们，也同样经常是在忙碌、激动而半疯状态的情绪激动中度过的。 我们一起参与了疯狂的北京街道大改名浪潮。我已不记得这个浪潮是由谁发起，风是从哪里刮过来的。我只记得我们一队队冲出校门，从学校近旁胡同中的一间原名“裕祥”的小铺开始，以后就一条一条街，一家一家店地扫过去，改过去，在这个疯狂八月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北京的红卫兵已经抹掉了这个文化古都中一切与“封资修”有关的老字号。几乎所有的商店、医院、街道、企业、学校、公社都变成了“红卫”、“为民”、“反帝”、“卫东”一类的新名称。 这次大命名运动的一幕高潮，是在8月24日发生的。根据东城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四十万名威风凛凛的小将和革命群众云集于苏联驻华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和示威。在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中，这里的老地名“扬威路”被改名“反修路”。小将们在命名仪式发布的《宣言》中指出，在我们伟大的红都北京的土地上，岂能让苏修耀武扬威？（其实，这地名原初并不是由苏联人命名的。） 同时，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寓有东风压倒西风之意。著名的协和医院被更名为反帝医院，因为这座医院最早是用美国得到的庚子赔款创办的。西郊的公主坟被改名为立新路，寓有破旧立新之意，等等。 今日回顾往事，我们会注意到这种相信通过改变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事物实质的做法和信念，即哲学上的语言实在论，乃是植根于一种既混杂着语言崇拜，又混杂着语言禁忌的迷信心理。 记得鲁迅曾经记述过，他小时带他长大的一个乡间妇女，在每次新年的前一天必要紧张地叮嘱他，第二天一睁眼一定要对她讲一句吉利语，否则这一年就不会顺利。事实上，中国人过年前的除夕夜之所以要在门前贴春联，本意也正与这种语言崇拜和禁忌的心理相关——让第二天登门拜访的客人，一到门前就能读出主人最可心、最爱听的大吉大利之语。 所以，尽管在形式上是在破旧立新，在心理上却在重蹈古老原始的语言崇拜与禁忌。这一做法本身具有极大的讽刺意义。所谓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们，实际却象古人们一样地害怕语言禁忌——憎恨不吉利的诅咒，憎恨不吉祥的语言。而这，本身岂不就正是一种“四旧”吗？
然而疯狂是没有逻辑的。在那个疯狂8月中，我也与我的红卫兵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抄家和剪裤子的一系列行动。不记得这又是哪一个学校发起的“通令”，宣布男男女女的裤脚一律不得窄于6寸，妇女的鞋跟一律不得高于2寸，男人发型不许用“飞机头”，女人不许烫发。否则就是伤风败俗丑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通令限期三日改变，三日后不主动改变者一律要坚决取缔。 象对每道通令一样，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闻风出动，坚决响应。 于是在那些天里，各学校的一队队红卫兵们，身边携带着剪子、菜刀和剃头推子，或骑车或步行，到处巡行于大街小巷，寻找敢于违抗这一通令的猎物。一旦发现，对高跟鞋一律就地脱下，剁去高跟，对窄口的萝卜裤，则不分男女，一律用剪子从下向上高高豁开，甚至干脆一刀截断裤管，改变成短裤。对怪异发型，不分男女，一律就地剃除。 今日反思及此，我忽然意识到在当年红卫兵对付裤脚、鞋跟、发型的狂热行为之后，实际可能掩盖着某种变态的性心理。 他们之所以憎恨这些东西，认为这些东西伤风败俗，实际正是由于这些事物，在感官上给予当时普遍崇尚禁欲主义的男女青年们以十分强烈的某种感性的诱惑和刺激。 这一系列破四旧行动，在这个荒诞的8月中，顿时把一个好端端的北京搞得鬼哭狼嚎，天翻地覆。 我亲身参与和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是有典型性的。至今思之，不胜其惭愧和自咎。 9月间有一天在公主坟车站上，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巡游中，发现有一个中年妇女居然留着波浪式的烫发（那在今天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妇女发型）。于是我们上前质问。没想到这位妇女意态傲慢，语言专横，对我们这些红卫兵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模样。 她傲慢地对我们说：她根本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什么红卫兵的通令不通令。她的孩子也都是红卫兵。她的话使我们愤怒。我们立即把她撅起来就地批斗，并且追问，她的出身、成份、家庭住址。最后，我们把她押送回家准备交给其家居附近的革命群众进行批判。但是，当跟着她来到复兴路上一座大院前，我们惊讶而狼狈地发现，她原来是此院中一位将军（装甲兵司令部某部部长）的夫人。而且，她的子女的确都是红卫兵。 经过一番短暂的讨论后，我们认为不管她的丈夫是什么人，“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也都必须接受文化革命的洗礼。如果她的丈夫不明大义胆敢包庇他的资产阶级臭妻子，我们对他也决不留情，坚决斗争到底。如果他们的子女也站在反动父母一边，我们就连同他们一起打倒。为防不测，我们委派一名红卫兵立即赶回学校去搬兵。我们其他人就押着这位妇女，一路呼喊着口号进入了她家的大院。 此事惊动了这个军事大院的最高方面。一位装甲兵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亲自出马，接见我们。他们表示，对城里来的红卫兵小将到这个大院来破四旧，热烈欢迎。 于是我们象贵宾一般被隆重地请入了一个十分高级、气派的军事会议室，在会议室、墙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样巨大的军用地图。会议桌上，根据部队首长指示的安排，迅速放上几大盘新鲜水果。但是，我们虽然早已饥肠辘辘，看着这些鲜灵可爱的水果嘴里直吞口水，但却表示，我们是来破四旧的，不是来作客的。作为红卫兵，我们理应坚决执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吃他人的东西。宁可饿肚子也要革命。 我们提出通令： “1、那个妇女必须剃掉资产阶级的头发。 2、她的丈夫必须明确表态，承认我们对他妻子的做法是革命行动，他坚决支持。 3、这个妇女必须在部队首长面前，就她今天污蔑红卫兵运动的言行承认错误。否则，就要有大队红卫兵人马正在从城里开来，将到此揭开盖子，彻底闹革命！” 部队首长听后，面面相觑。低声商量片刻后，他们表示： 一、完全支持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 二、建议我们先去食堂吃饭。 这时已近深夜。经过讨论，我们同意安排吃饭。但条件是我们自己要付钱和粮票，不能白吃。饭后我们回到会议室，看到那位部长夫人、她的丈夫与部队首长一起都在等我们。 我们惊讶地看到，这位夫人头上那引起这场风波的烫发已经被剪掉，而他的丈夫——一位戴金丝眼镜的高级军官，当众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坚决站在革命小将一边，与“四旧”彻底决裂。 部队首长接着讲了话。 但是，正当这场持续将近一天的轩然大波就要结束时，我们听到窗外人声嘈杂，过去一看，原来部长的儿子们带领一群穿军衣的红卫兵骑车赶到了。要把我们抓走。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我们自己学校的大批同学们也已经风风火火地从城里骑车赶到，正在大院门口与卫兵交涉，要求进院子支援我们。 眼看一场红卫兵与红卫兵的大火并就要发生。部队首长、那位部长紧忙把他们的孩子叫进会议室训话，迫使他同意把带来的红卫兵撤走。然后部队首长欢送我们离开。 这次事件的结局是我们大获全胜。当我们走出院门时，已经是深夜了。外面的同学们象欢迎英雄一样以热烈地鼓掌将我们迎出这个军队大院，我们兴高采烈地返回了学校。
在那些日子里，类似的荒唐事，我们干了远不止这一件。 我们学校和25中、2中的红卫兵一起联合行动，勒令关闭了学校附近的一所天主教青年堂（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基督教青年会），逼迫神甫念诵《毛主席语录》来批判《圣经》。 我们曾经多次参与抄家，目睹一些善良无辜的和平家庭在一天之内就分崩离析。在抄家时，每当我看到这些不幸家庭的家人们，那一双双暗藏着忿恨，而又闪烁着惊恐和屈辱之光的眼睛，心头就不由得颤抖，从而暗暗联想自己那个也正处在同样不幸处境中的家庭，因而忧虑父母的命运。 所以，在参加红卫兵的这些活动时，我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却打不起真正的精神。与其说参与，不如说也在观察与思索。 我非常惊讶抄家中见到的一些外校（我们学校是一个男生学校）的女红卫兵们的魄力。特别是那些戴着大宽袖章的红卫兵纠察队的女队员们，她们打起人来总是比男孩子更加凶狠而无情。有一次，我随同学校中一个红卫兵小队参加“东纠”组织的一次联合行动。在行动中，我看到几个貌似年轻纤弱、文质彬彬的女红卫兵，竟然玩命地用皮带抽打一个据说是“地主婆”的老妇人。每抽一下，那老妇即惨叫一声。直打得那个老妇人跪倒在地，伏地哀号。但是，这几名女“兵”却无动于衷，还不断地边骂边抽。 而旁边围着一群男女红卫兵，则嬉笑着看热闹。我实在忍受不过了，就抽便对一个打累了退出来的女孩说：“你们怎么没完没了啊，饶了她吧。”那女孩她惊讶地直视着我说：“他妈的这老婆子反动透了。你什么感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周围的红卫兵也一齐对我哄叫起来。 我非常狼狈，脱口而冒出一句：“你们真是一群虐待狂！”（虐待狂这名词还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学来的。） 结果我彻底地倒霉了。红卫兵们丢下老婆子一起扑向我，踢我，揍我。有人撕下我的袖标，有人说查查丫的出身，到底是什么阶级成分。我被暴揍一顿，押到总部被关了一夜。第二天，学校红卫兵来人把我接出来，没过几天，学校红卫兵部就贴出告示，宣布将混入红卫兵阶级队伍的败类何新清除出革命红卫兵。
但是，在那个红色8月中的一切恐怖和残酷中，我最所难忘的一幕还是曾经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死于红卫兵的拳脚棍棒之下。死者是学校附近一个姓陈的著名“大流氓”，实际那是一个身材魁伟、体魄健壮、二十左右的汉子。据说在整条街（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过去没有人敢惹他。因为无论举重、拳击、摔跤，他都技能出色，因此绰号是陈大块儿。 在红八月中，我校的红卫兵根据街道和派出所（当时公安部部长是谢富治，谢是文革派的健将。他指示公安部门要全力支持红卫后）提供的线索，抓捕了几十名流氓小偷，关在学校几间较大的实验室里。 每天夜晚，红卫兵专政小组提审这些人。由于我们都住校，我也经常随同学们溜过去，在窗外窥观这种提审。我发现那实际完全是一种以打人和折磨人为取乐的游戏。 那些红卫兵专政小组的成员，不仅必须根红苗正，而且都是学校中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其中不少曾获得文革前“劳卫制”的健将称号。 抓到所谓坏人后，他们首先审查流氓们的出身。出身好的待遇较好些，挨打轻些。出身不好的，打得就重。 其次是根据被抓者的所谓“罪行”排队。实际如果平心而论，这些所谓流氓中多数人的所谓“罪行”，实在算不上是什么罪行。 例如被收押者中有一个姓金的同学，此人本来也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之所以被认为他是“流氓”，仅仅因为他从初中起就交了女朋友，因而被认为“带圈子”（道上的黑话，圈子即女友）。 由于他出身好，挨打较轻些。但有趣的是，数年之后，我在东北兵团又遇见了金，那时他已入党，是统领一个生产大队、指挥数百人的生产队长了。我们后来成为了好朋友。 但那个姓陈的却没有这种好运气。他被抓进来后，由于专政组的人都知道他武功好，实际上大家很怕他，就决定首先要把他收拾老实。 那天晚上抓来他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即成为学校中很轰动的新闻。 我和一同住校的同学，都跑去看热闹。我们看到，专政队员在审他的过程中，提出要和他比赛摔跤，但是他们轮流和他摔后，却发现谁也无法制服他。于是恼羞成怒，就一起扑上去用棍棒、皮带揍他。然而也没想到，陈是一条真正的硬汉子。在当时那种环境和氛围下，他居然敢还手，并且打伤了人。 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因为红卫兵当时人人是天潢贵胄、天子骄子！这件事顿时被看作流氓分子对红卫兵的疯狂阶级报复。愤怒疯狂的红卫兵们纷纷冲上来，用垒球棒、用铁条、用皮带和拳脚狠狠地踢打他。他在围打的人群中仍然挣扎、坚持了几个小时，最后人们愈打愈重，终于把他打垮在地，那时他已经是遍体鳞伤只能呻吟抽搐。 正当此时，从门外又冲进来几个小伙子，照准卧倒在地的陈又是一顿拳脚。在这彻夜群殴之后，很难说清最后致命的一击出自谁之手。我们几个来偷窥的同学痴呆呆地默立在铁窗外，看到他的挣扎，听到他的喘息，呻吟，抽搐，愈来愈低弱、愈来愈无力，最后终于断了气。但是，他周围的人们并不很以为然。 一个红卫兵看他不动了，竟过去又踢了几脚说：“这王八蛋装死！”没有任何人想到应该实施急救。直到他已经没有任何呼吸，才有人想到去找校医，但当医生赶到时，这个人已死亡多时了。我们学校在这场疯狂的运动中打死人并不是东城区中学中最多的，还有死亡更多的学校。但是乱世人命不如一根草。死了就死了，没有人追究。 在1966年8月那疯狂的社会气氛里，人们似乎司空见惯了残酷。既然连老舍这样的名人在备受折磨后，都只能选择投湖一死，死得无声无息，那么还又有谁会特别介意红卫兵动用私刑打死几个街头的流氓呢？根据文革后发布的统计，在1966年8、9两个月中，仅北京一地被红卫兵用私刑拷打致死者，约有上千人左右。而对此，谢富治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劝阻。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1966—9、26讲话） 公安部长如此一席话，表明中国从此后进入了一个可以滥用私刑的时代，这种私刑当时被称作“群众专政”。它把中国从法律上带回到中世纪。这是文革历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法制之后，人类将会呈现何等邪恶与残忍的本性——如果我们想到，干出这种罪行的，并非十恶不赦的江湖大盗，却是一群本来非常天真、充满革命热情的孩子。而当他们这样干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正在对人类犯罪。这不是非常引人深思吗！ 我真实记录所亲历的这些事件，是因为我认为人们应当永远记取文革历史中的这惨痛的一页！并且应当考虑，怎样才能使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再重演，不论是顶着“革命”的名义，还是顶着“自由民主”的名义！
1967年11月的深秋，我和几位当逍遥派的朋友——自从被开除出红卫兵后，我就成了无所事事的一个“逍遥派”；来到北京远郊房山县的著名古迹上方山云水洞游玩。此山原曾是北方一处著名的佛教丛林，自隋唐以来就兰刹林立，古迹满山。 但是那一年当我们来此，所见却是浮屠摧毁，佛殿化为丘墟瓦砾。许多北朝以来流传下来的古老石刻佛像都已经被来此破四旧的红卫兵重手砸毁，如来的法座被掀翻，庙宇的残垣颓壁上写满标语，到处留下了永远去不掉的红卫兵痕迹。 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半山处的一座唐代藏经楼。 此楼阁据说曾经极其有名，收藏着历代雕版精印的佛经宝卷甚丰。当我们游山到此时，只见寺门洞开，两扇破门板摇摇欲坠于西风之中。院内完全无法落足，因为遍地铺满狼藉纷陈的各种古版经书和画纸。有的佛经长卷被风高高挑起悬挂于檐头和树梢，仿佛巨幅的挽联，向游客诉说文明的没落与哀怨。 自北魏兴庙以来，此山此寺，历经千百年来无数次历代兵火动乱之祸，但均能幸存下来，却终于毁灭在1966年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手中。 当时我虽然尚依稀处于政治上的醒觉和困惑之间，但面对人类文明如此规模浩大的毁灭，却也不能不感到无比的触目惊心！在惊心动魄之余，而突然有所领悟，——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就是“革文化之命”。 类似的场景，此后几年间我在洛阳龙门，在太原天龙山，又不止一次地面证而体验过。 因此作为一个亲历者、目击者和见证人，我可以说：1966年所谓“红色八月”的那一场破四旧运动，虽然历时仅几个月，但它对中国历史文明的严重摧残，却是无比巨大一场浩劫。 仅此一项罪孽，就足以使当年的红卫兵们集体成为华夏民族千古文化的不可饶恕的罪人。千年易过，文化大革命的罪孽难销。在这场大革文化命中红卫兵们当时所造成的巨大文化损失，事实上是永远无法挽回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