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知青》话插队
作者：李兆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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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话插队
作者：李兆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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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知青》话插队 插队知青当年要闯三大关 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梁晓声编写的电视剧《知青》，这些天我放下了每天晚上维护“呼伦贝尔知青网”这一新惯性的工作，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电视已经演了8集，基本都是兵团的事，中间虽然也有一点陕西插队的事，但写的也很像兵团，太政治化，又有些浪漫色彩，看来作者还是缺少当年插队的体验，不知道以后的那些集怎样。 实际上，当时插队知青面临的条件比兵团要艰苦得多。知青当年都要闯过三大关：一是极度不适的生活关，二是高难强度的劳动关，三是巨大反差的思想关。这些是兵团、农场的知青无法比的。 知青们面对无法想象的诸多困难，没有任何人做你的思想工作，处于无人过问无力自拔的境地，生产队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为知青点找个临时做饭的人。有的女知青面对高难强度的劳动和一眼望不到头的垄地，显得无能为力，有的近乎到了绝望，成了当地农民找媳妇最好的机会。我们邻队的女知青尤秀芝就这样一年后就嫁给了当地农民，后来生了好几个孩子，落实知青政策时，她已经疾病缠身，没有等到今天。这就是没有闯过生活关，也没有闯过劳动关和政治关的真实写照。 文革期间的知青运动实际上先动员走的是插队落户知青的，而后才是动员兵团农场的知青。在被动员的初高中学生里，在开始走的一批是自愿报名去的，我就是属于这一批的，占全部知青的比重也很小，在我们数万天津知青中也不过2000多人。以后被动员走的，恐怕自愿报名的都是处于被迫和无奈，是侵犯人权引发的一种大规模的变异现象，极大地伤害了知青本人和家人。今天的电视剧《知青》如果能重墨写出当时人性化的正反现象，会对今天的知青安度晚年是个极大地安慰。
《知青》在反映兵团知青方面可能很到位，但因为作者没有插队知青的亲身感受，在反映插队知青方面显得有些缺乏典型意义。插队知青为情而去的是个例，把出身有问题的知青放在一个插队青年点也是个例。被动员的插队知青，背井离乡来到了全然陌生且又贫穷落后的环境，必然要面临三种考验：一是极度不适的生活考验，二是高难强度的劳动考验，三是巨大反差的思想考验。在这些考验面前，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机遇和不同的努力，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出身不好的知青，有的人即使再努力，也不会让你抓住每一个来到眼前的机会；出身好的知青，有的人也会因阴差阳错，失去摆在眼前的机会。心态好的知青，有的人在一次次奋力拼搏中为自己创造着机会；心态不好的知青，有的人没等机会到来就已经心灵“坍塌”，结果是任其厄运摆布。 一部反映插队知青的好电视剧最好是这样：充分展现插队知青经受极不寻常的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的不同侧面；通过典型事例的展示，惋惜那些不管是什么原因却屡遭厄运的知青，歌颂那些经过奋力拼搏创造着人生辉煌的知青，弘扬那些在任何环境下都乐观面对、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知青。
《知青》电视剧这些天在断断续续地看，只因外孙总找我“捣乱”。 看到今天电视剧中村支书挨整被气死的剧情，让我联想起了我插队那会儿，1969年内蒙挖内人党，我们公社的老书记就是因为被指控为内人党而上吊自杀了，我对这位乡党委书记的印象极好，说话很有水平，也很讲究实际，对我们知青很了解，我每次到公社开会他都对我很是关心，接触不多，但互相印象很好。那时，我们大队的书记被指控为内人党后，工作队决定把他放在我们青年点看管，我们点的知青们暗地里对他很是关照，和我们同吃同住，没有受到半点委屈，而且对他始终很尊重，只是有一个知青对他不好，总是用质问的口气对他说话,大家对这位知青也不太感冒。这位知青因表现“好”，被选派到公社当了工作队队员，后来得了精神病，看谁都像内人党，被送回了天津精神病院。内人党事件平反后，我和王志强还专程回大队看望过这位大队书记。后来，这位大队书记离开了我们大队，去了大兴安岭的大杨树，就再也没有了联系。
《知青》电视剧有句台词说，黑河有知情2000多人，这也可能说的是山东屯所属的那个县。上网查了一下，当年黑龙江汇集了各路知青186万，人数之多，为全国之最，这些知青中有许多曾在黑河生活工作。看来黑河有多少知青此数不详。 据我们呼伦贝尔的资料，1968年至1969年共有24000多名来自天津、上海、北京、浙江还有呼伦贝尔本地的知青；再往后又有来自呼伦贝尔本地的29000多名知青，先后在各旗市插队落户。也就是说，当年呼伦贝尔来自各路的插队知青为53000多人，其中扎兰屯各路知青人数为6262人。
《知青》电视剧穿插了许多知青恋爱的情节，这也时时勾起我的知青恋的回忆。 我的知青恋大约是在我26岁之后。不到18岁下乡当了知青的我，一心只想要好好干，不灰心地坚持下去，思想感情也很单纯，那时家里的来信也都是让我坚持学习，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家里人都好之类的内容。到了我20岁时，已经选调到了扎兰屯。 以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家里来信的内容多是：一定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工作，一定要搞好与领导的关系，在适当时机有可能把你调回之类的内容。因此，对那些所有对我示好的女知青和当地的女人们都以麻木不仁处置了事。随着周边知青谈恋爱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好心人为我做媒，我也都以“不太合适”为理由婉言谢绝了。到了我26岁那年，旗财办主任、兼旗革委会副主任史殿祥和旗商业局局长宁振也曾分别在闲聊时问我：“兆燕啊，你想不想在扎兰屯扎根？”我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想。”“那为什么不谈对象呢？”我答：“没有太合适的。”他们也就都没再说什么。 1976年年底，我学英语900句在学到500多句时感觉发音很不准，旗供销社的张星元得知后主动提出要教我发音，这让我很是感谢。张星元长我8岁，是我们布特哈旗旗委书记张逸轩的儿子，1966届内蒙大学外语系毕业，在旗供销社负责给党委写材料，为人很耿直。我在旗财办的几年与他处的关系很融洽。每次到张星元家学外语，他爱人对我很热情，他爱人是旗医院妇产科主任医生，与我母亲是同行，很有一种亲切感，因此也时常在他家吃饭。到后来她爱人的妹妹也时常到他家来，有时也在一起吃饭。终于有一天张星元开口提出让我送他爱人的妹妹回单位，理由是天太黑，不安全。我没有多想什么答应了。这样几次之后，我似乎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但又不好拒绝，只能维持着现状。不久，张星元问我对她感觉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挺好的。”又过了一两天，我原在煤建公司宣传队时的队长、时任旗供销社主任张有林找到我，煞有介事地跟我说：“兆燕啊，处对象了？”我答：“没有啊。”张说：“这家可是根本人家啊。”我立刻反映到这是张星元在托人做的动作。时过一天，宁振也找到我，几乎也是同样的话。我随即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矛盾心理。事情重大，我把这种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不久接到了家里的来信说，可以处朋友但一定不能过早考虑结婚的事情。 她叫桂梅，小我一岁，是当地生人。接触一段时间后感觉她为人朴实，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姑娘。文革前从扎兰屯铁中转到博克图铁中，1967届初中生。1971年随学校毕业同学到大兴安岭505铁道兵部队插队修建铁路，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另类知青。1975年调到了扎兰屯五金站物价科工作。与她接触后得知，她的大哥是旗委办公室的主任，四叔是盟劳动局的局长。这也吻合了我的另一种盘算：一旦走不成，背靠这棵大树对我事业的发展有益无害，只是心里有数不可言喻。 就这样，我与她相处一年多之后，她们家提出要我们1978年春节就结婚的愿望，这让我很尴尬，也感觉有些进展太快，因为有悖家里的叮嘱，于是又将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等了一个多月后家里来信说，可以考虑回津结婚。就这样，桂梅家里为我们准备了几乎所有的家具和用品，回津那天晚上，她们家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她的大哥和几个姐姐及十几位亲属把我们送上了扎兰屯开往哈尔滨的火车。第二天早晨，我们走出哈尔滨车站，接我们的是李剑白的秘书。李剑白是姑父的战友，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他把我们安排在了俄式风格的哈尔滨旅社住下，并为我们买好了去天津的火车票，我们在哈尔滨玩了一天。 回到天津，母亲早已为我们腾出了一个房间，新被新褥摆了一床。转天，大姑带我们到劝业场，特意为桂梅买了一件纯毛毛衣，作为对她的礼物。争得桂梅的同意后，家里人决定尽快把我们调到石家庄工作。 那年春节的正月十五过后，我与桂梅回到了扎兰屯，没想到的是河北省委组织部的调令已先于我们到了各自单位。这让局领导和周边的知青们都感到很惊讶，怎么没听到任何动静也没看到任何蛛丝马迹说走就走了呢？是啊，尽管调转程序还有些不符合规定，但几经周折之后最终携夫人离开了第二故乡，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2012年6月
周之楹：知青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历史，要真实，一些敏感情节才是看点。含糊其辞的片段多了不是一部好片子。《知青》剧主要写的是兵团，仅此水平而已，如若是插队题材的还不知道啥样呢！写出真实的我们度过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反差关不是身临其境很难做到。《知青》电视剧不该忽略的问题就是，当年黑土地的知青们在看！在评说！！ 吴静武：生活关好过，能吃饱就可以了，劳动关也能过，干惯了也行了，就是第三关难过，从大城市到穷苦农村，没自来水没电不同的生活习惯，寒冷的冬季，尤其没有工资，没有劳动保险，这样悬殊的差距是不能解决的。 李淑芹：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写出真实的故事，情感才能真切动人。我认为在剧情里，对两个女知青的描写有些过分：一个是兵团七链女一班的副班长，吴敏，一个是陕西坡底村的李君婷。在我们那里下乡知青无论是什么出身已经不太重要了，同学之间都很团结。再有李君婷和赵曙光在市场上相遇的那个镜头不符合当时的情理。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知对否！ 杨英春：文中所举女知青嫁给当地农民的例子，在我插队的的地方也有数人如此。她们大多是出身于所谓“黑五类”、“黑九类”等非无产阶级家庭，在学校里、在社会上她们受尽政治歧视的白眼。满以为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就是投身革命的良好的政治表现，就能够改变她们当时的境遇。但是，现实告诉她们想得太天真太单纯了。到农村后，她们除了要承受生活习惯的差异、高强度的劳动、城乡的落差，还要继续承受精神上那种无形的桎梏和压力。当时的政治形势让她们看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看不到自己的希望所在。为了生活下去，她们切切实实的走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知青：兆燕说的很对。知青上山下乡在当年方向还是正确的，而后来的发展就变味了，而是强迫，不走不行。我的一个亲戚就是下乡不走，被学校、街道在家门口贴了许多大字报。对于电视剧也不能要求太真实，要是太真实我们也不能看到了，那样也就抹杀了知青运动。现在有的说下乡“无怨无悔”那时从大的境界来说，下乡对我们人生确有好的一面。现在我们都回天津了，要是都回不来，又是一种什么思想？还能“无怨无悔”？回城的我们都有退休金，还在农村修理地球的，老了什么都没有还“无怨无悔”？ 李兆燕：大家说的极是。我觉得我们扎兰屯的知青题材在全国就极具典型意义，处在北大荒，有农，有牧，有林，比陕北要苦的多，也不像山东屯那样都是出身不好的聚在一起；在扎兰屯的知青中，有扎根的，也有没扎根的；有上了学又回去的，也有没回去的；长眠在这里的有，带着一身伤残病痛返回大城市的也有...... 王素文：所谓“无怨无悔”这句话，我认为是因人而异的。境遇不同，理解各异，有承受精神上那种无形的桎梏和压力的；也有承受不住寻了短剑的；有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也有因祸得福，平步青云的；有为了上学，用尽伎俩的；也有为了回城，出卖灵魂的；但是大多数的知青，还是被随波逐流，在79年大返城时，才看到了希望。此时的我们，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一切从头开始，回城后，我们遇到了又一个困境，住处？工作？儿女？........再后来，政策给了留守知青一些政策，为留在当地的知青安排了工作，而且位置还都很不错，我们组的一个女生，就安排在了信用社，政府还把他的爱人也安排了。这点给留守的知青也是一个安慰。 知青————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朱奎：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当时最乏吸引力的是到农村插队。毕业生若想对落户地点有所选择，主要的办法就是及早自愿报名下乡。以北京"老三届"毕业生为例，安置地点依次为：内蒙牧区、农区，东北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滞留城市的时间越长，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 其次是派性的影响卷入失势一派的学生，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难以自主。据说，"文革"中参与过武斗的广州市中学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马斯·伯恩斯坦） 1968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旋即大兴清查运动，一派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昆明地区的中学红卫兵至少2万人被认定"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大规模的处罚运动。（节选《中国知青史》） 回琪书：知青面对下乡的三大关，谁言不是一个大问题。兵团的、到农村插队的、农场的，都有人关照。然而到牧区的知青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面对茫茫大草原，一人一个蒙古包（到牧民家），有多少女知青被牧民qiangbao的，叫地地不应喊天天不灵，无人救助无人伸冤。寒冬腊月往哪躲、往哪逃。历史的悲哀，它能搬上屏幕吗？不要太赞美那个年代。自己的苦衷自己知道，高谈阔论的大谈《知青》剧，别忘了那些被qiangbao的知青，也许不堪被辱自尽。也许屈身就嫁仍在草地，呜呼哀哉！ 李兆燕：老回说的对，据我看到的《新右旗知青文集》里的文章，插队到牧区的比插队到农区还要苦，1970年6月张勇牺牲之后，中央也注意到了牧区知青的生活状况，那里的知青以后有的被招到了大庆，有的上了学，剩下的动员安排到了扎兰屯好像是红河农场。因此，许多新右旗的知青，可能也有新左旗的知青，每次回第二故乡也会到扎兰屯落脚的。
李兆燕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2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374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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