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生活掠影：逝去的青春

作者：Nancy苏苏

来源：华夏快递

如今，当年朝气蓬勃的知青们都已步入了花甲之年，他们儿孙绕膝，安享晚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老知青们也时常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回首往昔的峥嵘岁月，但偶尔也会伤心地忆起那些早已离我们而去的战友，他们曾和我们一样满怀一腔热血，奔赴祖国的大西北投身河西的开发和建设，曾和我们一起挥汗劳作，转战戈壁，但现在他们却与风沙为伴，静静地安卧在河西走廊的大漠上。

每当想起这些，那一个个年轻鲜活的脸庞就立刻闪现在眼前，似乎在微笑着向我发问：“你的书里是不是也有对我们当年生活的记载呢？”本章真实地记录了在他们生命的终点所发生的不幸，以此作为永久的纪念，告慰那些长眠在戈壁上的战友。

玉洁在天津的一所护士学校毕业后于1965年秋天到甘肃支边，分配在工程团9连，1966年8月调到我们新组建的17连担任11班班长。我虽然不在她的班上，但当得知我们都曾在天津女一中就读时，彼此似乎有了很多的共同语言，在我初到兵团对生活和工作还不完全适应的时候，她给了我热心的关怀和帮助。

1969年秋天，我们工程团二营从甘肃农建十一师被集体调到甘肃省水利局所属的昌马水库工地，脱离了兵团，成了国家正式职工。不久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边境冲突不断，为防不测，上级指示水库下马，随即兰州军区下达了命令：兵团来的人员全部都要返回原处，命令中将此称之为“归建”（回归建设兵团）。当然大家都不愿意回去，于是掀起了一场反对归建的群众运动。随着运动的步步深入，连里很多人被揪斗，我连二排六班的刘壮是玉洁的男朋友，因为带头闹不归建，又去省里请愿，回来后就被军管会作为“反革命”抓起来了。

以下是我的战友王晓璐为她的班长写的回忆（文字略有删节）：

一天中午，我和班长一块儿吃完饭就各自回房休息。这时排长在窗外叫我说：咱们找班长谈谈吧。我们邀上班长一起走出了连队的营房，向昌马河边走去。边走排长边跟她讲连里当前运动中的形势，班长一脸的无奈，排长劝她要想开点，配合军管把刘壮的事搞清楚。她一脸严肃，一句话都不说，偶尔发出两声冷冷的笑，气氛是那样的压抑，没有了平时的亲和感。我多想打破这种僵局，像往常一样，姐妹们再开心地笑起来，但是，没有可能了，因为运动在人与人之间都筑起了一道警惕的墙。

班长今天走起路来有些绊脚，好像要摔倒的样子，时而顺势摘一朵地上的小黄花，又恨恨地仍在地上。我看她走路不稳，以为她心情不好，就让她在一个坡地上坐一会儿。可一坐下，她的身子便瘫软的地上，头向下低得可以碰到脚。我们看她有些不对劲儿，就忙去连部叫人。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她抬到了宿舍的床上，这时她已不省人事了，怎么呼叫也不睁开她那双小眼睛。

当时我已经吓傻了，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守着她。

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是不是吃药了？”有人看见她吃晚饭去过医务室。因为她是学医的，所以医务室的大夫外出时就让她代管。张连长马上跑到医务室，门锁的钥匙找不见，只好把门砸开。进去后发现药柜上放着两个空瓶，上面的标签是：巴比妥。这是一种安眠药，两瓶就是两百片啊！她都喝了吗？

连里的军代表、工宣队代表已忙成一团，马上和营里联系叫车，可是营里的回答是没有车。正当大家焦急万分不知所措时，不知是谁从营里弄了副担架来，连长立即找了几位壮小伙，他们跑步把班长送到了营部卫生室。虽然经医生多方抢救还是没能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

大约下午四五点钟，上级终于派来了一辆大卡车，连里派我和工宣队的一位同志跟着，汽车一直开到玉门石油管理局医院。到了那里，她人已经僵了，只好抬进停尸房。当晚尸检报告出来了，证明她是自杀，她的胃里还有大量的药品没有溶化。回招待所的路上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怕，脑子里一片空白，竟不知自己是怎么回来的，我伴着惊吓和噩梦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在朦胧中我听到汽车的声音，睁眼一看还是那辆大卡车，不知从什么地方抬来一口白木棺材，跟着来了几个小伙子，都记不得他们是谁了，我们一起上了车。

卡车开出玉门市，在空旷的戈壁滩上顺着车辙印向深处开去，只见前面出现一片墓地。车停下了，大家跳下车想找一个地方挖坑，但坚硬的卵石紧紧地粘在一起，一镐刨下去直冒火星，实在无处下手。忽然有人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坑，好像是为谁挖好的墓穴，大伙没有多想，七手八脚地将白木棺材用绳子顺了下去，填上周围的土石，堆出一个不大的石碓，将一块木牌竖立在石堆的东面，上面写着：玉洁之墓。（以上文字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的《难忘知青那些事》）

老班长玉洁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被草草地埋葬了，可怜她下葬时竟没有家人在身旁。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男朋友的事去死不值得，可是在那个时候，男友被定为“反革命”可不是小事啊。当时她的内心如此纠结、痛苦以至于求死心切，有人看到她午饭后去打了两壶开水，事后发现她的两个暖壶都已经空了，她是学医的，懂得服用大量安眠药后喝水会加速药片的溶化，不给抢救留下有效的时间。

玉洁的父亲是天津某个大单位的当权派，那时正挨斗被管制，自身都难保更无暇顾及到她；自己的男友被抓，让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又无处去诉说，最后只好以死来了断她与这个尘世的冤缘。

如果说玉洁的死令人惋惜的话，那么张呈祥的死则令人扼腕叹息。

1973年我们从玉门镇昌马水库调到武威的十三团煤矿已有两年多了。年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炊事班的宿舍里和战友聊天，突然听到外面“轰”地响起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大家夺门而出不约而同地奔向出事地点：新建不久的两排平房宿舍，远远的可以看到第二排一间房子的屋顶被炸飞了，正在往外冒着烟尘，屋里面一片漆黑，完全被瓦砾覆盖了，有人说刚才好像看到只有张呈祥一个人在宿舍，于是大家借助手电筒的光，快速用手扒土，一边扒一边喊他的名字。

突然有人触到了一只脚，很快就把他从废墟中抬了出来，可是任凭你怎么喊，他已经没有了呼吸。经现场初步检查发现他的身体是完整的，但眼睛被煤渣扎瞎了，腿部多处骨折，样子十分凄惨。据事后推测，爆炸的那一刻他是对着炉子站着的，炉子上还烧着一壶开水，他先是被气浪掀起抛到对面的墙上，然后砸到地上，炉坑里的热炉灰都捂到身上和眼睛里了。

张呈祥是我们煤矿连的放炮工。每个采煤班都有两名放炮工，他们的任务是先于采煤班两三个小时去井下作业面打眼放炮，将煤层放下来为出煤做好准备。工作前要先去库房领来雷管和用纸卷包好的一管管圆柱形的炸药，在巷道口将雷管和导火索插入炸药之中，然后放在随身携带的包里下井去作业。

往往一个班次下来，可能会剩下一些炸药和雷管，他们就放进包里带出巷道，这样包里的炸药卷有可能会局部破损，炸药的碎渣就留在包底了，时间一长就要清理一下那个包，把包底的炸药面子抖出来，危险的是往往这事情是上班前在宿舍里做的，于是很自然，事后就用笤帚把地上的炸药面儿扫进宿舍的炉坑里。

水磨沟煤矿地处祁连山中段北麓，海拔约2200多米，天气很冷，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要生火取暖。我们各宿舍里的火炉都是自己用砖砌的，炉子下面的炉灰坑很深，烧的煤是每日下班顺便从煤场带回的优质无烟煤，这种煤燃烧后产生的渣滓很少，所以宿舍里一般好几天才清一次炉灰。不同的是，张呈祥他们宿舍的炉坑里除了热炉灰以外，还夹杂着很多炸药的碎渣。在抖炸药渣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将包里剩下的雷管也一并带出来落到炉坑里，就会引发爆炸。

同志们推测，张呈祥的悲剧正缘于此。

由于天冷，那几天张呈祥得了气管炎，不能再打眼放炮了，于是他就把剩余的炸药和雷管尽数上交，晚上他去班长的宿舍汇报此事，正巧碰上心中暗恋的女生小朱，他觉得不好意思就退了出来，回到宿舍后不久惨剧就发生了。

可怜已经30岁的他还没有来得及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成年男人的生活，没有等到卸下“出身不好”的包袱，轻松自在地生活的那一天就撒手人寰了。

张呈祥的死至今仍是个迷，表面看起来他死于事故，但略略梳理一下他的生活轨迹，说他是自杀也不无道理。由于难以定论，最终团里给他的死亡下的结论为：有自杀嫌疑，按意外事故处理。

张呈祥是1966年8月和我们一个车皮拉到河西的战友，他来自天津东郊区，生于1943年，大我们七八岁。他中等身材偏瘦，平时少言寡语，但黝黑的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由于支边前在生产队劳动，所以到河西以后样样活活儿都不在话下。虽然他平时基本上不和我们城里来的女生讲话，但我们却很早就注意到了他，因为听说他家是大地主出身。他平素为人老实，说话做事总是比较谨慎，也正因为出身问题，对象一直难以提上日程。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被疑为是引发他自杀的催化剂。

就在出事前不久，团里委托我连的党员班长老杨找张呈祥谈话，了解昌马的事情。70年初由于当时原兵团的人集体抗拒回归建设兵团，上级派兵团徐副参谋长来做工作，当徐参谋长的吉普车就要开进昌马工地时，愤怒的人们一拥而上，挡在路上阻止车前行，后来又将车原路推出昌马山口，最后参谋长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去了。为了彻底摆脱兵团的控制，做事一项谨慎的张呈祥也参与了此事，结果与其他人一样被作为“反革命”抓了起来，直至被迫返回兵团。

来到十三团后，这件事一直被“挂着”，没有结论，原以为这事从此销声匿迹不再会被追究了，孰料这本旧账又要被翻将出来，看来这顶“反革命”的帽子注定要牢牢地戴在头上，陪伴他一辈子了。

原本就郁郁寡欢的张呈祥，此时心里的压抑到达了极限，今后生活的希望在哪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苦苦挣扎，反复思索。当那天晚上碰上自己心仪的女孩时，开头他的心情是激动了一阵，但很快他明白了这事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那女孩和连里其他女孩子一样是根本不会看上自己的，悲观厌世、极度绝望的情绪冲垮了他心底的最后一道防线。

为了尽快摆脱这一切痛苦，速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会不会是他自己向炉坑里丢进一支小小的雷管呢？抑或真的就是一场事故呢？大家众说纷纭，然而这一切都已无从查考，它们已经随张呈祥一起永远葬入了坟墓。

张呈祥的井下同事龚荣辉死得更惨。

龚荣辉是1965年到河西支边的济南知青，他所在的11连是我们工程团二营的一个连队，1970年我们一起从昌马被调到农二师13团的煤矿连。

龚荣辉是煤矿连回柱班的战士，回柱班的主要任务是回柱放顶。随着采煤工作面的不断向前推进，采空的面积也就越来越大，为了保障安全，有些支撑工作面的支柱就得被放倒，以便将顶板上松动的土石打掉。

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干活时要求精力高度集中，身体要灵活，全班要齐心合力，稍有不慎就会出事故。

1975年11月，28岁的龚荣辉回老家济南探亲结婚，之后他带着新婚妻子返回连队，回到井下干活还不到一周就出事了。

那天早晨他起床很迟，当他下到井底时，战友们都干了好一阵了，只剩下几根柱子还没有放倒，大伙正在一旁休息。他迟到了觉得很不好意思，想趁着大家休息自己去干一点，弥补一下自己的过错。于是他举起大锤对着一根柱子就是一通猛砸，最后那根柱子倒是被放倒了，可是惨剧也就在那一瞬间发生了，头顶上的一块大板石突然毫无征兆地掉落下来，无情地把他整个人压在下面。

突如其来的灾祸把大伙都惊呆了，随后救援工作马上展开，可是这块石头太大太重了，30个人围一圈都抬不起来，最后大伙只好用木杠子插进去，将石头翘起一个角，把他从里面拉出来，此时他人早已面目全非，在场的人无不为他伤心痛哭。

后来他母亲和弟弟从山东来到煤矿，团里给按工伤处理，提供了丧葬费和赡养母亲的费用。龚荣辉被安葬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与张广瑞并排永远守望着水磨沟煤矿这个曾经热火朝天的地方，这个自己魂断的地方。

冬瓜之死。

冬瓜名字叫冬卫平，身材瘦小，是兰州铁一中的学生，和我老公是高中的同班同学，由于他的头型细长，人显得有点呆头呆脑，再加上他姓冬，同学们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他1948年出生，1969年12月高中毕业时上山下乡来到地处甘肃永昌县陈家沟的农13团5营4连。

冬瓜的父亲是铁路工人，在新疆铁路上工作，常年不能回家，母亲没有工作，家庭生活较为拮据。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家里非常重男轻女，对他娇宠有加，每顿吃饭时都是让他先吃，母亲和两个妹妹等他吃完才能上桌子。冬瓜不善于和人交往，做事有时不计后果，爱走极端，由于是独生儿子，从小娇生惯养，没有吃过什么苦头，到了兵团不久他实在无法忍受那份艰苦就打算逃回兰州去。

一天晚上趁天黑他悄悄溜出连队，向茫茫戈壁走去。当时他根本不认识回家的路，只好朝着远处隐约有灯光的地方走，听人说那儿就是金川（现名为金昌市，是著名的镍都），到了金川回兰州就好办了。

深夜连领导才发现冬瓜逃跑了，就派人骑马去追。天蒙蒙亮时，远远发现有人被倒挂在一棵树上，走近一看，正是冬瓜，他那狼狈样子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头上棉军帽的前沿儿是一大砣冰疙瘩，脚被树杈挂住了，头朝下，脸憋得通红，正在苦苦挣扎，大家马上把他放了下来。

原来他夜里走路时口渴了，就趴在沟渠边喝水，棉帽子的上沿因不断沾上去水很快就冻成了大冰疙瘩；跑累了他停下来休息，因怕戈壁滩上有狼就爬到树上去躲着，下来时不小心被树杈挂住了脚，要不是被解救下来，他不知还要挂多久呢。令他更为伤心的是拼命跑了一夜，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跑多远，基本还在原地打转转。

冬瓜被抓回连队以后就安下心来劳动了，没有再次逃跑。由于他是高中生后来被调到团部小学当老师，在那里他和某个学生发生了冲突，后又被调到煤矿连小学当老师。

1975年春节前几天，煤矿连的领导收到了一封寄自打柴沟火车站的信，打柴沟站是兰新铁路上的一个机务段，位于兰州以西的永登县境内。信中说有人卧轨自杀，从其衣袋中发现了水磨沟煤矿的饭票，要求煤矿派人前去认尸。矿领导李连长和一位政工干事赶到现场发现自杀者正是冬瓜，他的头和一侧肩膀被车轮齐齐地切断，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熟悉他的人对他的死并不感觉很意外，因为一直以来除了孤僻以外，他的性格还有点怪异，再加上谈对象屡屡受挫，使他逐渐发展成了精神不太正常。他曾先后几次在学校、连队以及当老师时找过女朋友，但都没有成功，到了煤矿连他给食堂一个女炊事员写求爱信，没成想碰了一鼻子灰还挨了一顿骂，最后只好托人说了一个当地农村姑娘，哪知道只见了一面那姑娘就拒绝了他。前后几次感情上的挫折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的内心不堪重负。

1975年春节前他利用寒假回家探亲，在兰州期间他开始发病了。他爬上黄河岸边的白塔山把从家中搜来的钱和粮票点火焚烧，被公安人员发现带到派出所询问，可惜当时这事没有引起家人足够的重视。之后他就企图自杀，他先是去触摸一个变压器上的裸线，但只是被强大的电流打倒在地，没有死成，不久在返回连队的途中他选择了卧轨自杀，结束了他的悲剧人生。

张春美之死。

陕北知青张春美1949年出生，是陕北米脂县人，“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说法一点不假，她人长得很清纯靓丽。当年她是投奔在团部工作的亲戚来13团的，后被分配到五营一连当出纳，不久和一位现役军人结了婚。

1975年8月麦收刚过，一天上午张春美去营部为连队领工资，在那里她遇到了本连的高建成。高建成是济南知青，29岁左右，由于他一直体弱多病，常常外出看病，已经很久没有上班了。

各自的事情办完后他们一同踏上了返回连队的小路。张春美对高建成非常熟悉，也很同情这个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风的战友，日常生活中对他嘘寒问暖，时常接济，所以她对高建成不但丝毫没有设防，而且感觉和他结伴而行较为安全，路途中也不会寂寞。

从营部到一连有七八里地，一路上高建成走在张春美的左侧，他们有说有笑轻松愉快。突然张春美感到背部被尖刀刺中，鲜血喷涌，她痛苦地瘫倒在地，双手本能地护住了装钱的书包。她心里清楚是高建成从背后下的黑手，但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的双眼喷着怒火狠狠地瞪着他，似乎在问：“为-什-么？”高建成的脸上一扫往日柔弱善良的样子，露出一副扭曲狰狞的面目，他喘着粗气，两眼射出道道凶光，旋即残忍地在张春美身上又猛刺了几刀，作为对她的回答。可怜这个年轻女孩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离去了，此时她腹中还孕育着一个几个月大的胎儿。

张春美倒下的地方正是营部和一连的中间地带，为避人耳目，高建成精心挑选了这个地方。四周静悄悄的，刚刚收割完的麦田里空荡荡的，只听见路旁的昆虫在啾啾鸣叫。高建成抢走了张春美书包里刚领来的全连同志的工资6000多元钱，吃力地将张春美的尸体拖到路边用苦苦草遮住，然后抓几把土掩盖了地上的血迹就匆匆离开了。

中午，一连领导接到张春美失踪的报告立即派人寻找，经过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张的尸体和一只空空的书包，毫无疑问高建成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消息不胫而走，全连、全营乃至全团的职工都愤怒之极，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杀人，真是太凶残太狠毒了，一定要尽快抓住凶手，严惩不怠！

当天晚上，高建成在河西堡接待站被捉住了。

据高建成交待，他前几天去河西堡的农二师医院看病，检查的结果是得了尿毒症，医生说他最多能再活几个月，因此他绝望了，准备抢一笔钱，去周游全国，去享受山珍海味，然后等死。

这之前他确定的第一个抢劫目标是团部的邮局，但发现邮局每日当班的只有一两个人，业务量不太大，赚不了多少钱，冒那个险不划算。于是他又确定了第二个目标：抢劫团部小卖部，可是观察了几天后他发现小卖部平时防范很严，每天下午关门前都要把当天收的货款送往银行，他无从下手。

正在为寻找第三个目标苦恼时，恰巧碰上了去营部取工资的出纳张春美，他还发现当天周围的环境和情况正好下手，于是当机立断，用随身携带的尖刀杀害了张春美，之后悄悄潜回连队，收拾了一下就逃往了河西堡。他在高档饭馆美餐了一顿之后，住进了二师接待站。当天晚上他舒服地躺在床上筹划着即将开始的长途旅行，很快就得意地进入了梦乡。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美梦才刚刚开始，公安人员就从天而降，将他擒获。

机关算尽的高建成终难逃恢恢法网，被判处死刑。

最惨烈的死亡。

1976年4月，坐落在甘肃永登县的农二师石英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矿难事故。

一天早饭后，7位兰州女知青和往常一样穿好了工作服，说笑着爬上开往矿山拉运矿石的大卡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到了山区的采石场，她们把从山上炸下来的大块的石英矿石装上卡车（那时都是人工装车），车装满后她们又爬到满载的矿石堆上跟车去永登火车站卸车。

在下山的路上，卡车突然失去了控制，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东倒西歪地一路向下狂奔。车上的女知青们吓得大声哭爹喊娘，她们不知所措，本能地抱在一起相互壮胆。其中一个来自兰州铁一中的叫马秋霞的女生脑子还算清醒，她建议跳车，但由于车速太快大家吓得都不敢动弹。她只好自己一点点地挪到车帮处，看着陡峭的山路和疾驰的卡车，她不敢跳。刚刚犹豫了一下，突然车子一个猛烈的颠簸把她甩了下去，她的脑骨被摔裂，严重脑震荡，当场昏死过去，身上多处骨折，伤势严重，万幸的是经过全力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

但是其他六个女生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在小马被颠出车外不久，那辆卡车突然在山坡上连翻了几个滚，最后才停了下来，可是那6位女生在卡车翻扣过来的一刹那被一车矿石严严实实地砸在下面，而司机却只受了一点轻伤。

矿上的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人们含着泪把大石头一块块搬开，6位知青的遗体伤痕累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她们临死前那惊恐万状、痛苦不堪的表情永远定格在她们青春年少的脸庞上。救援人员之一、兰州知青孙小东说，虽然外表看起来她们的身体还是一个整体，但一抬起来才发现整个身体已经断成了很多截，如果抬的是头部，满手沾的都是死者的脑浆，太惨了！

事后查清了事故的原因。原来那天本应该是司机大老李当班，由于他刚刚探家回来不久感觉身体很疲乏，就让自己的徒弟兰州知青李思源替自己出工。那时农场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来培养新司机的，一般来说徒弟至少要跟师傅出车三年才可以出徒。小李学开车才刚半年左右，他的师傅大老李就让他单独出车了，他自信徒弟不会有问题。

小李事后说由于缺乏经验，那天他先松开了停在山坡上的载重车的闸，卡车马上就在缓坡上滑起来了，他急忙给车挂挡，可是由于技术不过硬，他手忙脚乱怎么都挂不上挡，后来随着坡度的增加车子越滑越快，他一下子慌了神，就不断地挂挡，结果不但没挂上挡，还把变速箱里的齿轮都打掉了，这时他只好使劲踩刹车，由于车速太快，刹车片给烧掉了，最后他只好拉手闸，可是手闸也烧掉了，于是卡车像脱缰的野马在下山的路上狂奔起来，他吓坏了，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眼前一度产生了幻觉，看到车窗外到处都是平坦的路……

这次事故使全师上下为之震动，事故之后农二师在石英矿召开了一次事故现场会，各个团场的领导和驾驶员都参加了。大老李最终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判刑的时间再长犯人总有刑满出狱回复自由的那一天，可是那些逝去的年轻生命却永远也回不来了。

                                                                    （2012年6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