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前言：

楼下有马悲鸣先生的一篇文字，说他是自愿下乡的，以此来驳斥另一位说“我们不是自愿的”。记得以前读过习近平的下乡故事，说他也是不足16岁就自愿下乡，原先打算回原籍，岂料家乡的人们不肯收，怕惹上他爹的大麻烦。于是他转而申请去延安地区插队，获得批准。那篇介绍文字俺找不到了，唯记得还说他们那个组15人，其中10人与习一样，都是老爹被打成“黑帮”的。偏巧瞧见一篇难得采访习近平的纪录文字，内有：

习近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不知“迫不得已”是否仍算“自愿”。又有朋友给俺的邮箱里发来一组文章，内中这篇涉及下乡插队，故转贴在下面。

 

 被“逼”上山下乡记

作者：张立民

打小就知道＂逼宫＂的史实，如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也熟悉“逼婚”之说，如黄世仁“逼”杨白劳以女抵债。不料，在我未满１８岁，还是个楞头青时，我自己竟被当局“逼”着去上山下乡。因是亲身经历，所写之人，之事，都是真实的：

公元一九七0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时许，刚听得喧嚣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家里就突地闯入一帮革命者。他们中有熟人，如居委会干部和街坊邻居，也有陌生人，如乳臭未干却已被封为“小将”的毛孩子，当然还有我父母单位长胡子的掌权人。他们联合采取革命行动，来我家“逼”我上山下乡。革命者雷厉风行,利索地在屋中间架起红色的大鼓，在墙上贴满红红绿绿的标语，还搬来一个大水桶，戏称要“扎在沙家浜”，不把我“逼”走，就绝不收兵！不一会儿，他们就开始“逼”了：一个个打了鸡血针的革命者，挥着红书，舞着臂膀，激情发声,严词相逼，怒吼到声嘶力竭时，就暂停片刻，呷一口水；另有革命者就见缝插针，振臂狂呼几声口号，再猛敲一阵锣鼓，扰得四邻不得安宁。我生来木呐，不知道自己在闹剧中是主角还是配角，于是就充数当了观众，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倒是我可怜的父母亲，一个劲地陪着笑脸，就差没跪地求饶了！好戏终有散场时，何况是闹剧。革命者也不是铁打金刚，闹腾到凌晨４点，他们再拿不出新招术，互相耳语了几句，就撤了。不过留下狠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你们好看的！”人走屋空，一下子清静了许多。我和母亲倒头就睡，实在是被“逼”得身心交瘁。父亲却没有睡意，忧心忡忡，仍在琢磨革命者话语中暗藏的杀机。我一觉醒来，天大亮，见父亲已去上班，也不知他这一夜是怎么熬过的。我匆匆洗漱，连早饭也没吃，就去卢湾区图书馆，继续我每日的英语自学，也想偷得片时的安宁。走出弄堂时，邻居们都不招呼我，只是望着我，眼里透着同情，惊讶，埋怨，或蔑视。

中午时分回家，一推门，就见父亲半倚在床上。我觉得有些意外，因为离他下班时辰还早。

“你病了么？”我担心地问。

“没有，没有。”父亲连忙坐起，脸上露出笑，是僵硬的，宽慰人的笑。

我询问似地扫一眼母亲，她急忙把头扭开，不正视我。父亲见状连忙解释说：“就是血压偏高，所以请假早点回来，已吃过药了。”父亲的脸上还是挂着笑容，有了几分自然。

午饭时，三人只是捧着饭碗，默默地吃。偶尔,父亲会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什么，费神去打破可怕的肃静。

饭后，我进厨房，一再追问，母亲才说出了实情：

父亲一早上班，就如往常一样，去掌权人的办公室报到，聆听上午训话。一顿劈头盖脑的教训和唯唯诺诺的认罪后，掌权人冷笑一声，拿出杀手锏：“你儿子不去上山下乡，你也就不用来上班了，现在就回去！”父亲的脸一下子煞白，血压一下子升高，惊恐得当场尿了裤子，只得在一阵狞笑声中，夹起尾巴，灰溜溜地回家了。母亲想把事情说明白,又怕刺伤我，所以就一句一顿，吞吞吐吐。我再按捺不住，马上说：“我这就去居委会报名，去淮北插队。”母亲瞅我一眼，神情为难，犹豫着提醒我说：“你想好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我断然回答：“不用多想，他们这是‘逼’着我去。不去，能有活路吗?会‘逼’死人的。”我折回屋，找出‘上山下乡报名单’，刷刷地开始填写，脑子一片空白。父亲无奈地凝视着我，嘴唇蠕动了几下，想说，可终于什么也没说。我听见母亲在一旁哭泣，就硬撑着，目不斜视，只死死盯住手中这张可能会断送我一辈子的卖身契。草草填表后，我看了父母亲一眼，只见他们前躬着瘦骨嶙峋的身子，象是在乞求我的原谅。我实在无法忍受，立即转身，大踏步地离去，任凭年迈的父母亲，可怜巴巴地目送年幼爱子的“背影”，被“逼”出家门，为救父亲，去广阔天地，寻找活路。

第二天,屋外再次传来令人心惊肉跳的锣鼓声和口号声。同样的一帮革命者又卷土重来。不过，他们不再有昨日的狰狞，而是笑容可掬，热情洋溢，争着和我握手，祝贺我积极“响应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申请已获批准。一位身着绿军装的姑娘，还向我敬礼，给我带上大红花。我百感交集，激动不已。沐浴着如此的荣耀，我更是受宠若惊，挣扎着想呼几声“万岁”，却怎么也呼不出声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心还在滴血，我父母亲更是心如刀割！

**写完本文时，恰有朋友来电话，闲聊起梁晓声的“知青”电视剧，禁不住添加几句评论，作为“后记”：

梁先生当年是一位革命者，他以革命者的豪情，和他所忠贞的共和国一起蹉跎，奋进，自觉自愿地走向农村，谱写了他壮烈的青春之歌。他的激情和抉择，理应受到尊重。梁先生如今已是达官贵人，仍坚持自己当年的理念，发出“青春无悔”的豪语，这种对信仰的执着，更是令人敬佩。

朋友提出异议，说梁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即将上任的大管家。即便如此，我仍以为无可厚非。如今的中国，女人可在“天上人间”赤条条地出卖肉体，因为笑贫不笑娼；男人就可在中央电视台正襟危坐地出卖灵魂，因为笑贫而不笑御用文人，如此而已。

当然，梁先生只是一家之说。他能“三个代表”，但不能代表庞大的“知青”群体。我有幸是其中一员，虽属芸芸之生,但也有发言权：

我们从来就不是梁先生般的革命者，迸发不出一腔热血和激情，去报效当局。不过,当年的我们，都是安守本份的顺民，也从来没要求当局给予我们应有的读书的权利,，或者工作的权利。我们甚至从来没有乞求当局，多恩赐一片果腹充肌的面包。我们只是恳求当局，皇恩浩荡，发发善心，能允许我们和父母亲待在一个屋檐下,试问：何罪之有？可灭绝人性的当局就是不答应，硬是“逼”着千千万万个家庭骨肉分离，还竭力施尽“离间父子”，“压父逼子”的卑劣伎俩。对之，我们无法忘却，更不能宽恕，而要一辈子谴责!

 

 附：

 上山下乡，我有自愿

作者：马悲鸣

最近由于电视台热播梁晓声的连续剧《知青》而遭到许多当年知青的痛诋。吴道平先生在《上山下乡40周年祭》里说：判定那场运动是国家耻辱、青年灾难的性质，只需一句话：“我们没有自愿”。

但我必须承认。我有自愿。

我之所以自愿，是因为当时刚遭到毁家之难，灭顶之灾。父母双方单位轮番抄家，参与者有后来成为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现在香港当教授的刘再复。我之所以自愿报名下乡，是因为我不愿目睹这一夜之间破败到底的家；在几乎没什么人插队的最开始，便一咬牙，自愿报名去了不但地域上，而且在文化背景上尽可能遥远的草原深处，以便在那里重新开始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完全属于我个人的生活。我的班主任老师还怕我不被批准而去帮我求情，这是我要终生感谢他的。

虽然文革是一竿子杵到底的，在蒙古包里也不可幸免，但蒙古族人由于生产方式比较原始，人也相对比较淳朴，没有城里汉人那么多花花肠子。除了招工和招工农兵学员要到公社查档案，如果守在队里不动，一般还过得去。

我们那里由于统购统销，牲畜都是分配指标出售，生产队想多卖都不行。我所在的生产队年终算账，每个工分一般在两毛钱上下。一个强劳力干满十分，就有两块钱。队里没有周末，因为牲畜每天都要吃喝。一个强劳力一个月干三十天，就有差不多60元的收入。知青多不干到满工，一个月40元总是有的。我们队经济属中等。我们旗最富裕的白音图嘎公社有个生产队居然每个工分能分4-5毛钱，月收入差不多120-150元，快赶上城里的高干了。后来军管会强行将该队的收入拉下来，以便和其他队扯平。

牲畜抓了秋膘，要冬天吃的必须在入冬以前宰好，否则会因为冬季严寒而越来越瘦。我们队的政策是，光棍汉每人可杀五只羊。结了婚的两口子人均四只可杀八只。有一个孩子的人均三只，可杀九只。然后是每多一口人可多杀一只。知青不管男女，都是光棍。一只羊就算出30-40斤肉，五只就有差不多150-200斤肉。冬季就算四季里最长，也到不了两百天，平均每天一斤肉。

队里把羊卖给社员食用，一只十块。剥下羊皮可卖五块五，一条羊肠子国家收购价一块。十块扣去六块五，剩三块五，以出35斤肉计算，平均每斤羊肉一毛钱。当地粮价，标准面粉每斤两毛。

夏天因为没有冰箱，鲜肉不好保存，不能经常杀羊。但夏天有牛奶，你只要自己挤，随便喝。蒙古牛奶的乳糖含量太高，能直接喝出甜味来。成人因为肚子里的乳糖转化酶都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故喝了纯牛奶容易拉肚子。

当地因为不产粮食，社员也都吃商品粮。一名社员有18斤定量，却根本吃不了。知青刚去不习惯以肉当饭的吃法，都是30斤定量；一开始还不够吃，就向老乡借粮本去买粮。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当地的吃法，便也吃不了三十斤定量了；往往回城探亲时把剩余的定量兑换出全国通用粮票带回去。

我们的伙食最缺的是蔬菜。吃菜和农村吃肉的频率差不多。能遇上一丛野韭菜，就像农村过年开荤似的，可以开素了。我吃过的最好一顿饭是刚杀了羊，用最新鲜的肉剁馅包饺子，一片菜叶子都没有。两个知青现上马去找蘑菇，还真找到了一个大蘑菇圈，采了一大书包回来；都是口蘑，比味精还鲜。但因无法储存，一放就要招苍蝇下蛆，只好一顿吃完。那顿饺子馅里蘑菇羊肉各半。现在哪家餐馆有卖这种馅的饺子？

我们队有大约一千匹马。一般社员一匹骟马，两匹三岁子，两匹二岁子，总共五匹马。骑垮了一匹，再到马群里换一匹。后来马太多，就不让训练二岁子了，但调教三岁子多于两匹的按调教匹数计公分。队干部，包括会计和赤脚医生都有两匹到三匹大马。

牧区有苦无累，晴天羊群自己吃草，放羊的看着也没什么事做。可一旦遇到暴风雨雪，也得跟着圈羊，很苦。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所有知青都遇到过。但如果有马或骆驼，一般不至于出大事。龙梅玉容那次的教训是家长不该让未成年的孩子去放牧。我们在的当时听说有个外蒙古的小姑娘暴风雪跟着羊群一直进入了中国，最后被冻死了。中方发现后通知了蒙方。穿呢子军装的蒙古边防军过来领回了遗体。另外草原干旱缺水，连洗脸水都缺，卫生是没办法讲的。

说不想家是假的。但家呢？在哪儿？这使我常想起电影《红色娘子军》。

洪常青释放吴琼花时问她：“你家在哪儿住？”“家？……，我没有家…”这是我至今喜欢《红色娘子军》，不管是故事片还是芭蕾舞的原因。

我在队里待了七年半不到八年。说老实话，最初住蒙古包的感觉有点像现代时髦青年去住帐篷野营；虽无声色，但有狗马，而且（蒙古）包中养犬常食肉。

但过了三年新鲜劲之后，因为吃的营养价值太高，知青脑子好使得不得了，又没地方消耗。我只用了一个冬天就把高中三年的数理化全都自学完了。但因出身不行，上大学无望，才逐渐感到真要老死草原的恐惧。而且随着插队的时间越长，这种恐惧感越强；以至于到现在还偶尔梦到。

我们刚下去每人四百元的安置费大都被扣在队里的账上，直到我们离开还有六千多元。发给我们的蒙古包都是队里春天接羔用的旧包，第二年一开春，又都收回去接羔用了。我们队待知青比较刻薄。尽管如此，回城后仍是对草原的美好回忆多过恐惧和厌恶。

刚回城不久，工作不好找，赶上唐山大地震，没心思做饭，便瞎凑合着吃，没有荤腥。不料刚过了没几天，我就头上冒冷汗，脸色发白，全身无力，有种虚脱的感觉。我知道这是缺肉了；便上街买了二斤猪肉，用高压锅压熟，蘸着糖醋蒜泥，一顿吃光。第二天就完全恢复了。又过了好几年，身体对肉的需求感才逐渐不那么迫切。

我们知道农区插队的艰辛，但我们和农区有所不同。凡是进入过草原深处下乡的知青，多少有点吃喝不愁，兼有犬马之乐的精神贵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