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张鸣：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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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中国向何处去？/张鸣：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大仙鹤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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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左右两种思潮夹击下的中国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潮起潮落、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无外乎三种：以回到过去63年历史中某个时期为号召的左派，以回归到过去两千年历史中某个时代为诉求的儒家，以及主张接受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效仿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右派。中国向何处去，将视乎这三种思潮的消长，民心的向背，以及执政当局的取舍。 无论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偏右的左派，还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变、坚持在河里摸石头的人，又或者呼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毛派，他们万变不离马克思、列宁这个宗。形形色色左派们的主张在基层民众（尤其是被改革与飞速增长的GDP拉得越来越远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拿来说事的历史并不长，一些“美好的”东西被他们夸大，拿来同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对照——例如那时全国从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样贫穷，相对比较“平等”与“公正”；干部同群众还偶尔一起下地干活，干活之余他们顶多利用职权玩点通奸，性启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领导们那样肆无忌惮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时，知青们还能够在绿色的田野上享受处女处男们的初吻，流利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很可能让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怀抱，不像现在，没房没车的屌丝一族，学富五斗也没什么屌用。 右派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既无历史、无文化根基，也从来没有“试验”成功过的外来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在远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这万分之一的中国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切身体验或者走马观花见识过这种制度的情况下，靠少数顶着压力的知识分子们的推销与“启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当然得“归功”于当权者的打压，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们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 稍微分类一下就不难发现，左派中的新左们几乎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其中大部分还在海外工作与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宪政学者，几乎都无海外留学与生活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现象，新左派在国际会议上侃侃而谈，吸引外国学者的眼球，右派们甚至连在国际会议上发言需要的英语都说不好，只能躲在国内大谈西方。这虽然只是表面现象，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早期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传播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都是从西方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虽然经过三十年的薪火相传，终于让当局把“民主”、“自由”与“人权”这些概念解禁，放进了宪法里，出现在媒体上，但以自由主义学者为主的右派，却被折腾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与民众始终隔着一层，同时对当今西方的现实问题很少关注与研究，更无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没有一种社会与政治制度，是真正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与纯度的。理论是苍白的，右派中的务实派与实干家们如何把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融为一体，既开民智，更开官智，可能是最终引领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种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世界离我们很远，49年后的历史又离我们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说远不远、说近不近，若即若离的儒家传统思想死灰复燃，并迅速坐大。儒家思想严格说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或者说，在制度建设层面上，儒家思想是流传了两千年的“乌托邦”，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接近过儒家主张的理想国的标准，历代统治者们（皇帝）既没有真正顺应过儒家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能够以儒家思想彻底驯服过国民，否则，就根本不会有动乱、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了。 当今中国的儒家们——无论是新儒家还是老儒家，无论是专制儒家还是儒家宪政，正在努力把我们拉回到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时代，或者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新的“乌托邦”。很显然，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这里，只有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才是最美、最诱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道德说教与品格教育的儒学本来就是世界大多国家小学课本里的常识（绝大多数也成为了“普世价值”）的同时，在政治层面的儒学，却能够持续玩了两千年。其实，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继续玩两千年。尤其在当今因制度引起的道德败坏、信仰迷失的时代，他们的努力总是显得很伟大，很感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左右思潮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气的原因。当然，这也和儒家是根基于中国历史，有浑厚的基础与潜力有关。这些年，左右两派一边向其他几种思潮挥舞橄榄枝的时候，也都开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抛媚眼。左右未来的博弈中，谁能把缺乏政治纲领与建国实践的儒家收编，谁就能击败对手，结束三足鼎立的状态。从目前情况看来，右派们比较给力，但有时又用力过头，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不是寻求两者的优点与共识，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试图把他们硬按在一张床上，颇有霸王硬上弓的态势，一些学者因此而误入歧途。当然，左派们也没有占到便宜，他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着作中始终寻求不到任何对孔子与传统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还能躺在天安门广场，孔先生站了一段时间后被悄然请走。但在不久的将来，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广场，取而代之。 前面说过，中国向何处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右之争的结果，那么，目前左派与右派的势力对比如何呢？作为一名被大多读者划归右派的我，自然是参加右派学者与网友的聚会比较多，但每当看到他们信心满满的时候，我几乎都会唱反调，扮演右派中的反对派。就我可能不太准确的观察显示，知识分子中右派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但普通民众以及体制内，则难分高下。 就拿当今比较活跃的两个群体，知识人群中的儒家与民众中的维权群体来说，既有持左派观点的，也有持右派观点的，而且长期以来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当然，这几年情况稍有变化，例如早期的维权百姓骨子里是左的多，可我们中国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们不顺应马克思的学说去关心维权群体，反而选择站在欺压弱势的权贵与政府一边。这使得从2008年开始，维权群体的思想急速向“右”转向，现在他们不再拿毛主席来维权，而是高举“民主”与“自由”的招牌，甚至远涉重洋，到联合国去维权。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胜负尚为时过早，除了上面说的左右力量的变化，双方的基础支持群体变化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左右双方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当局身上。毋庸讳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势下，当局的举手投足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 你想让中国走向何处？ 那么，最高当局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持什么态度，对左右互搏怎么看？作为右派，我个人肯定希望当权者励精图治，顺应潮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拥抱普世价值，在可控与渐进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国建设成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但左派们不也想建设一个理想国？儒家们不也在追求一个“乌托邦”？他们两种思潮的支持者加起来可不比右派们的追随者少，设身处地地问一句：当局凭什么选择站在右派这一边？凭你的群众基础？凭你设计的可行的路线图？凭你手里的笔杆子还是枪杆子？ 这话虽然有些较劲，有些不讲原则，忘记了政治正确，但政治历来如此。中国也许至今仍然不乏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层左右观望，可是当今各种思潮割裂社会，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没有一定数量的觉醒了的民众，靠当权者的所谓“明智”选择，靠谱吗？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状，别说中国历史上，就是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如果当权者今天选择任何一种思潮主导的政治改革，不但会立即激起另外两股势力的联手反弹（以前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两个总书记都下台了），甚至会造成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后果。 因此，以我的观察，当局在面对当今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也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力图均衡各派势力。当局的这个态度看在左右派眼里，都是又爱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都指责当局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左派认为当局不够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指责当局走回头路，始终抵制普世价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当局在左右摇摆的同时，却左右逢源。最高当局在打掉极左与极右两个极端势力后（左的如重庆以及关闭“乌有之乡”网站，右的更不用说了，多了去，我说出来，你小子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对不那么极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给了社会相对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这届政府在过去十年也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与主义收缩，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这种务实的事情上，尤其是从广大的农村入手，重视弱势群体。他们从互联网民意中提起建议，“从善如流”，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强大后盾，争取（收买）广大民众的支持，让左右两派都相对显得有些“空洞”。尤其是执政者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又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民以自由，逐步实现法治与民主，几乎把左右两派本来互相排斥的“精华”思想都一网打尽。这种搞法，就更让无权无势也无钱的左派与右派有气说不出，有力无处使。左右两派眼睁睁看着追随自己身后的民众越来越少。 今年是政府换届的一年，对这一届政府过去十年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必要的。首先，当左派与右派表达对当局的失望时，我想弱弱地问一句，左派们真设计好了路线图？你们的路线图会不会再次把中国引向毁灭的边缘？还有右派们，你们真认为自己周围的人觉醒了？或者问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许，这届政府在对待各种社会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却并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那可谓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事无巨细，到民众的卧室与厨房里的食与色，什么都被这种思想管了起来；到了小平时代，拨乱反正，提出了务实的“白猫黑猫”理论，但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务实”；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试图以改良党而迁就群众、迎合时代，而不是改造群众以适应党。再到这届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常听到有体制内的朋友向我抱怨，这到底是什么理论呢？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说，能够让你问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所在。难道你那么怀念伟人帮你规定具体思想的时代？当这届政府提出一个让你可以自己思考与发挥的“理论”时，你反而迷茫了？ 不难看出，从毛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到这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这之中有一个脉络可循，那就是当局越来越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思想的指导与控制，给了体制内更多的主动权，给了社会更多的空间。问题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空间去博弈，去推广你的理念，去发力，去把中国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坚定地推动？所以，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与其问中国向何处去，不如行动起来，把中国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历史正确的轨道上。 2012.7.25随州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放心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胡时代，中国头绪纷纭，毛的阴影重现。GDP疯狂增长，军事力量抬头，伴随红旗猎猎，红歌阵阵，西方开始迷惑了：这个神秘的中国，到底要去哪儿？ 中国要向哪儿去呢？其实现任的总书记不知道，宣称要“五不搞”的委员长也不知道，有人说，他们要去朝鲜，但他们其实只是想维持现状。但是现状却一团糟，弱势群体不满意，中产阶层不满意，连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满意。具体地说，老板不满意，职工不满意，国企干部不满意，员工不满意，官员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城镇居民不满意，只有留在农村种地的老弱农民有点满意，出来打工的都不满意。 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说起来，政府也做了不少的事情。眼见得高楼在起，马路在修，铁路在延伸，而且还有了高铁，天上飞的飞机也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在变化。有钱人越来越多，自己买房子的人多了，旅游的人多了，出国的人，无论旅游还是留学也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吃的食物，所含的化肥农药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增加，各种损害人们健康的食品添加剂，变着花样被发明出来。原来便宜的出行方式在萎缩，出行需要花更多的钱，开车出行，公路收费有增无减，坐飞机则总是碰上航空管制。房地产成了经济发展的龙头，地方政府卖地获利匪浅，但强拆也引起越来越多的拼死抗议。高昂的房价，使得炒房成为中国获利最多的事业，同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房奴，吸干了为子女买房的父母最后一滴血。社保没有做完，医保还遥遥无期，医患矛盾，经常惹出人命血案。大学十年扩张了不止十倍，城市里学校的硬件改善了很多，但学校教学的内容没有多少改革，依旧是政治导向的标准答案式的模式，很可怕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却把整个社会拖入了一种莫名的紧张状态，学生和家长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矛盾日益尖锐。在人们眼里，一些老师和学校已经成了收保护费的匪帮。目前大力度推行的保障房政策，由于城乡二元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户籍制度改革停滞，根本无法解决目前非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问题，而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白领人口，规模相当庞大，加上非本地户籍的蓝领工人，以及外地摊贩和其他人员，正是这些人，才使得城市能够正常运转。 由于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一度过的不错的城市中产，财富大幅度缩水，但他们的税收负担却连续多年增加，不管金融危机，不管企业倒闭，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以30%的增速提高。大力度的税收加上税收过程中传统的跑冒滴漏，使得民众和企业的税负痛苦指数奇高。与此同时，政府的三公开支，党活动经费（各地党校都获得大笔资金，大兴土木），维稳经费都在直线上升。政府和国企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在国进民退浪潮中，甚至把手伸到了部分过去退出的竞争领域。民营资本从石油业彻底驱逐，煤炭业也正在退出，电业和通讯以及传媒，原本就没让进去。总之，现在的中国，官家拥有一切，而民家正在失去一切。官民结构的失衡，从古自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严重。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也臻于极致。人们的不满和愤怒在增加，无论城乡，无论何地，只要有一丁点的火星，就会马上形成一定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防不胜防。原本中国高能耗，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就有隐患，而在金融海啸到来，政府盲目投入大笔资金，拉高GDP，使得通货膨胀高企，极大地抬升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未来的危机，很可能是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重叠到来。 造成这一切，根本问题是胡时代这十年，改革是停滞的。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必须跟上，否则机件就会卡壳。但现在解决的办法是靠拼命地浇油，人为拉高增速来应付。结果十年下来，中国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垄断国企的改革问题，市场的完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户籍问题，官民结构的问题，司法改革的问题，党政关系的问题，行政机构的改革问题，进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实行民主化的问题。江时代，这样的问题已经凸显，胡时代就应该面对的。但十年过去，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顶多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有些地方，还大幅度倒退。意识形态的重建，从三个代表，退为空洞无物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者完全丧失了话题设置能力，长时间失语，无论什么话题，只能用“不许说”三字经来应付，一丝道理都不讲。司法改革大幅度倒退，理论上从法比党大，退为三个至上（法律、党、人民利益并列至上），政法委全程操控司法过程，律师的生存空间大幅度萎缩。连嚷嚷多年的党内民主都遥遥无期，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于教育改革，完全迷失了方向，让教育变成行政化的垄断的国家产业，使教育和学术彻底败坏，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 虽然在胡时代，毛左的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嚣张，但当政者并没有这个本事，让车轮倒转，拉中国回到毛时代去。但是前进却也非他们的本愿，于是，整个的调子和步骤，就是维持。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招法，都是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官话，套话，敷衍话流行，凡有举措，不是作秀就是应付。因此，他们不肯进一步推行市场化改革，生怕作为党产的垄断国企吃了亏。他们不敢让教育回归本源，因此教育只能沿着党化、官僚化的方向走。不敢推进司法改革，理清党和法的关系，司法就从党的领导，变成党的书记的领导，进而变成书记的工具，司法也就作废了。司法不起作用，正常的市场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市场的行政干预，也就是党的干预就无所不在。司法不起作用，民间的正常调解就无从实现，上访就愈演愈烈，都找管用的党政领导。造成一个世界上唯一有信访体系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最大任务，居然是层层截访。司法作废再加上媒体的管制，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众有冤无处诉的国家。偌大的国家，到处都是诉冤的人，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媒体，一个稍微出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告状信，网络的论坛和微博，也充斥了冤情。社会戾气越来越重，爆炸，凶杀，虐杀，砍杀幼童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稍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每日都被告状诉冤的人包围。当然，每个地方的公安武警，也得时刻准备着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身心俱疲。不仅维稳经费企高不下，据说已经超过了军费，维稳的人，也已经疲惫不堪，维稳的成本，事实上已经接近无法承受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左派还是右派，都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不变的话，可能要出大事。但怎么变，向什么方向变，却又莫衷一是。毛左主张回到毛时代，新左热衷国家资本主义，自由派主张依旧去美国。伴随儒学的复兴，有人附和当局以儒教济中共意识形态之穷的尝试，一边鼓吹儒教，一边贩私挣钱。但也有人主张真的重建儒教，以教治国。一时间，儒教宪政主义，道家宪政主义，都粉墨登场。基督教也在压制下悄然扩张，有人认为，今后的中国，很可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自然，基督救世的主张，也在弥散。更多的人们，是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从企业家到学者再到演员甚至官员，选择了用脚投票。移民潮一浪高过一浪，精英出逃，已经成为这个看起来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民间思想的活跃，精英的出逃，实际上反映的是现实动荡的刺激。这样的现实，当局当然不会不清楚。但是，目前执掌最高权力的几个人，并不想有所作为，似乎也无力作为。中共的统治，自毛以后一直沿着权威递减的路径行进，江泽民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权威已然不复存在。严重缺乏权威的领导人，驾驭各方势力的能力有限，方法也有限。权力碎片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中共体系无论条还是块，都出现了各行其是的现象。在各方竞争和博弈面前，最高领导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看摊和维持。这样的一种“软弱涣散”，就更加刺激了中共党内的竞争和内斗。原本，极权状态下的团结，就是权威高压的产物，一旦权威不存在了，头些年还心有余悸，到了后来，涣散的速度会很快。为了博出位，不按规矩出牌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党内的左派和右派，都空前活跃。既有主张党内民主的，又有主张宪政的，也有提倡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当然，主张回到毛时代的议论也甚嚣尘上。各派之争，既是争权位，也是在找出路。虽然说，中共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 显然，对于中共的主流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共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是最合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很时髦的重庆模式，按道理应该很对当局的脾胃。虽然重庆模式的主导者未必是毛时代的信仰者，煞费苦心弄出这样一个所谓模式，无非是为了在日后权位竞争中占个好位置。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打黑话语下的警察统治，严格的媒体管控加行政内部高压，红色意识形态的皮毛加上一点民粹主义，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加上民生建设，经济上则市场加国家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威权统治的理想模式。只要经济上这种模式可以维持下去，民众可以适应这种圈养的生活，就可以实现在不做体制大幅度调整条件下的中共的江山永固。不用说，这样的一幅图景，对体系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具有莫大的诱惑力的。 但是，这样的模式，走到极致，就是纳粹主义，或者说国家社会主义。当年的纳粹德国可以获得短时间的成功，因为他们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而且可以借此俘获多数德国人民。而今天的中共，早已失去了当日的意识形态魅力，以及操纵民众的能力，庞大的组织网络虽然还在，但组织中人已经没有了信仰。宣称不搞西方那一套的人，对自己这一套也没有了起码的虔诚。改革三十年，中共已经亲手缔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任何一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义，哪怕是邪恶的理想主义，都没有生存的余地。也就是说，这样的模式，不消外部的压力，他们自己就玩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改革30多年，原来的中共核心家族，大多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巨子，见识了国际化的市场，饱尝了国际化全球化的巨大好处，聚敛了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原来的特权，在市场面前，已经沦为土财主的享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最大获益者，是权贵集团和他们的家族。因此，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不可能不开放，尤其是不能不对美国开放。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集团能像今天这样，对美国有如此强烈的依赖。表面上对美国的敌视，无非是安抚国内爱党愤青的一种表演，一种基于美国人权攻击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他们当然不乐意中国实行美国的制度，但却死也不会放弃跟美国走的好处。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统治者就不能不顾及世界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反应。 当今的世界，民主化已经进入第四波，连一向保守的伊斯兰世界，都掀起了民主化的浪潮。独裁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世界当然更不可能允许中国滑向极权主义。反过来，今日的中国，已经不能离开世界而独存。回到昔日的孤立封闭的环境，权贵家族首先就不会肯，当然，民众也不肯，城市的中产更不肯。事实上，如果重庆模式算是一种未来的选择的话，一个政权没有与世界为敌的决心，是无法按下选择的按钮的。 重庆模式此路不通，但变化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继续维持下去，多半要出事，出大事。历朝历代，除了外地入侵外，政府的崩溃，都不是敌手力量超过了自己，而是遍地的骚乱，人心的普遍不稳，动摇了统治机器的信心。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中国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连所谓异议分子都不成气候。但是，并不意味着统治就不会崩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的崩溃，是一种玉石俱焚的乱局。虽然说当下中共和中共的反对者，都不乐意见到这样的乱局，但时事的发展，却并不一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胡时代已经行将结束，未来的接班人，不管他们乐意与否，都得面对一个乱摊子，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如果说，百年前满清统治者改革的压力，还主要来自外部，而现在统治者的压力，则主要来自内部。不仅来自民众的不满需要应付，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压力，同样是难解之局。在权威尚在的时代，权力的分配与交接，老权威一句话就可以一锤定音。但是，现在权威的失落，已历两代，谁上谁下，靠内部协商，越来越困难。改革30多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格局已经大体形成，党内有派，不再是一个秘密。越往后走，权力分配就越难协调。如果最高端的权贵大体能达成一致，权力核心圈也势必要扩大，不再是十几个人之间的协商。这样的话，未来的中共统治，将是寡头权贵式的，用中共的话语讲，就是扩大了的集体领导。这样的可能性，至少从表面上看，出现的概率非常高。 不过，如果仅仅把最高决策权力扩展到几十个权贵家族，想要借此稳定政局，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首先，中国自实行科举制一来，权贵世袭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也可以说，世袭政治，不是中国近一千多年的传统。在中国搞世袭政治，首先面临文化上的反弹。文化上的反制力量，会极大地压缩统治者原本就不大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这样的权贵集团统治，前提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团结。虽然说，从理论上讲，他们的团结是权贵寡头共同利益所在，但是，权贵就是权贵，遑论他们的父辈就在政治斗争中斗得你死我活，就是现在，何尝不是互相厮杀，尔虞我诈。在历史上，从来统治集团的团结，都对他们整体有利，但他们却从来没有团结过，现在也很难例外。团结难以维持，平衡就会打破。凡是在竞争中自感失败的人，很难说不会打破规矩和默契，从集团外围争取奥援，从而反败为胜。所以，决策圈继续扩大，由权贵寡头转为权贵民主，也不是没有可能。而现在一直在喊的党内民主，则给这种权贵民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平台。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可能从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到了这个地步，党内的选举是不可避免了。权位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来认证，那就只能通过协商认证，协商不成，就只能通过程序认证了。而选举这种程序，走遍天下，人们都会认可的。 只是，这样的有限制的党内选举，仅仅是一种扩大了的权贵政治，似乎也并不必然会顺理成章地转为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能否从中共党内落到地上，关键要看社会力量所施加的压力，还要看这样的党内民主，社会治理的效力。具体地说，要看几项重大而且关系民生的改革，能否初见起色。第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建立，而且有效运作。第二，医疗改革能否完成而且行之有效。第三，教育改革能否启动而且初见成效。第四，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司法改革能否推进，让司法起死回生，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晚清的经验，在官僚体制锈蚀而且腐败的情况下，单靠单一的行政杠杆，是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很轻微的改革的。要想改革有成效，而且不变质，变成官员敛财的工具，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开放式的改革，把社会力量引进来。这样的话，势必要开放报禁，推行地方自治，打开大门，让中产阶级进来，参与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员的腐败，改善执政党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增加合法性。 一直以来，人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及社会力量的成长评价不高。但是，最近几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网络的存在，尤其是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络工具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社会力量成长的窠臼。社会暗潮涌动，各种势力抬头。不仅学院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作家，出版商等自由职业人士在微博上下空前活跃，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娱乐界人士也纷纷加入对时政的批评。各种身兼房奴、车奴和孩奴的白领，比起从前，有了更多的议政积极性。从前娱乐至死的网络，忽然之间就变了模样。依托微博，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反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害怕，公然挑战执政者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冲上去质问当权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忌。各地对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不仅没有让人们退缩，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竞选。手机上网的普及，人人手里都有了摄像机，公民记者，由于微博的存在，开始真正落地。凡是微博热议的话题，很快就会成为平面媒体关注的对象。原来的舆论管制，开始失效。温州动车事件，一向听话的媒体公然抗命，总理主持的记者招待会，现场记者居然会大声抗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它们的官员，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由于网络或者微博化生存，已经是几亿人的一种每日的生活方式，政府很难用关网或者封掉的方式处理之。一直嚷嚷加强管制，却也没找到合适的方式。通过微博这个后门，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已经出现了，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让人感觉到了它的存在。以至于今后中共的改革，自己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基于以上判断，我对今后中国的变化，保持审慎的乐观。不可否认，这样的变化，具有很大的风险。多年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太多的社会戾气，太多非理性的思维和情绪，暴民之多，比起其他国家，也算是一种特色。中共党内，顽固的保守势力还有相当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着相当多的老干部。党内捞一把就撤到国外的人们，并不希望中国变好，反而力图尽力把水搅浑。当然，更大的变革阻力，恐怕跟历史有关。毕竟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开放报禁，他们会担心舆论的开放，最终会揪历史旧账，而彻底瓦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造成现在统治集团的崩解。这样的担忧，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如果因为这种担心就死拖着不改，像张木生说的那样，等于是拿着定时炸弹玩击鼓传花，恐怕结果更糟，下场更惨。反之，如果及时补救，用现在果断的改革为中共挣分，未来中共的地位，也是有可能保住的。即使像国民党那样暂时下野，也有可能重新执政。有了选票的支撑，执政就名正言顺了。 像国民党那样转型，无疑是中共最乐观的前景。通向这前景的变数非常多，风险也极大。这个风险，不仅是中共的，更是这个国家的。其间，寡头政治，扩大的寡头政治，党内民主，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只是这样的选项，都是事实上的不稳态，必须得继续变下去。只要中共没有被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绑架，变化的概率在我看还是比不变的概率大。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变化开始，向什么方向走，很多时候并不以当局的意志为转移，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有人总结了清末的历史教训，说统治者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最佳的选择，是宁可等死，不能找死。其实，清末改革过程，一直都有革命，革命党人的造反是一个恒量。但革命有了机会，不是因为改革，而是因为改革走上了歧途，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大肆收揽权力，排斥汉人，结果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地方士绅，才给了革命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倒退。当年的革命党，最担心的是政府改革，而非不改革，不改革的清政府，被推翻的机会，要比革命大得多。历史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等死的下场是最惨的。很多王朝的所谓中兴，其实就是改革换来的，不改的话，早就提前灭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威权的统治者，最明智的要数国民党，只有它，实现了从威权向现代政党的转型。使一个百年老党，走向了新生。吸取历史的教训，前提是历史必须是接近真实的，如果总是拿自己当政治课给人灌输的历史来当真事，只能自己蒙自己。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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