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法照顾伤感——评“青春无悔”

作者：裴毅然

来源：作者博客（原载《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3期）

作为一代人，红卫兵一代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当各行各出现一张张日益年轻的新面孔，当各种可能与机遇与他们渐行渐远，他们清晰意识到历史正在邀请新一代人入席。学历、文凭、外语、电脑，这些新时代的入门券，他们一样也没有。从时代机遇角度，他们确为最倒霉的一代：该发育时吃不饱饭、该读书时赶上文革、该恋爱时不懂爱情、该有钱时却下岗了，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他们是被剥夺得最彻底、嘲弄得最悲惨的一代，已经成为“旧制度的牺牲品，新时代的处理品”。一位属于这一代的上海师大教授总结：我们这一代，童年要长身体，碰上三年自然灾害，没得吃；少年时代要读书，碰上文革，没得学；青年时代要进入社会，碰上下乡，没得路；后来要回城了，碰上知识化，没有文凭；社会转轨，碰上下岗；进入中年身体多病，碰上医改，要自己掏钱；最后，快到老年了，碰上房改，没得钱。我们这一代最倒霉，不能升学、不能就业，又吃不上大锅饭，从下乡走到下岗，尽赶在时代的凹陷处。[1]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许多老红卫兵呼出“青春无悔”的口号，一位老知青这样自我评价：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伟大的一代。这可不是自我安慰嘛的。当时，“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尽管我们受骗我们受苦，但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是吧？应当说，是我们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就是我们这代人。可是至今对上山下乡一起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2]

知青诗人李松涛说：“反思历史，无论心绪多么的复杂，有一条始终是明确的，我从不以控诉的态度对待往昔。对于知青岁月，我则报以永恒的感激。那段时光决定了我的现在，也决定了我的将来，让我受用毕生。”[3]另一位知青：“整整十年的农村生活，是用人生最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度过的，是最有价值的十年。十年没有虚度，十年学到了很多很多……如今回想起那十年，我无怨无悔，这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年。”[4]还有人为那些因婚恋被迫留下的“留守知青”寻找崇高：“在知青大返城的潮流中，他们能悲壮地守住自己的诺言。”[5]“留守知青”说得最多的则是：“如果那些知青不返城的话，那该有多好。”[6]

“青春无悔”似乎成了知青一代的主旋律。1998年出版的一套《广阔天地备忘录》丛书，分别以《无悔年华》、《岁月留痕》为名，内中140篇文章，几乎无人认识到上山下乡本身的巨大灾难性，还停留在自我回忆的感叹与陶醉中。这百余名无疑具有代表的老知青，至今还意识不到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给数代国人带来的遗祸，而且最最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这使我不得不深深意识到阿Q悲剧的深广性。

那位老知青以支撑国家坍塌的经济、承受文革的恶果为索要“正确估计”的筹码，自封“伟大的一代”，依此逻辑，那么承受庚子之难、抗日战争的那几代，难道就不是“伟大的一代”？站在荒谬的地基上，以承担完全可以避免的苦难为压秤法码，要求历史的“正确估计自己”，只能说明这些老知青本身的价值迷失与思维混乱。道理很简单，“支撑国家坍塌”、“承受文革恶果”这些附带效应无法代替掩盖整体错误。因为，在支撑国家经济坍塌的同时，也摧毁了现代化与知识化的捻儿，致使整个国家朝着历史发展的相反方向运行。

难道只要将理想的大旗一招展，那一切血泪、一切残忍、一切荒唐难道就能改变意义么？“青春无悔”难道还不是最基本的逻辑与价值定位出了问题？从相当意义上，“知青情结”极大地阻碍了他们超越自身认识的局限，使他们无法理性地评判那一场运动。事实上，只要永远用知青的眼光去看待那一段历史，只要还在使用知青时代的思想武器，即只要还处于知青思维体系的控制之下，那么红卫兵一代就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悲剧，而且是最完全意义上的悲剧。

怀揣“无悔”之情，还能进行什么有深度的反思？个人的怀旧伤感遮蔽了老知青们的理性思考，阻止了他们从历史高度省视这场“红卫兵——上山下乡”大闹剧。我们怎么能够因为身在其中就如此弱智弱视如此自欺欺人？许多当年的红卫兵从个人经历与情感出发，而不是从全局高度出发审视红卫兵运动的反动性，不时要求社会对红卫兵运动重新评价，企求予以局部肯定，不满于后人归类于希特勒纳粹冲锋队：“想起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一场战争指挥错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7]对这样无法分清局部与整体的怀旧者，确实需要从头论起，即需要给他们上上最基本的价值观课程。

知识底座的狭窄、使用逻辑的混乱、衡量标尺的倒持，使他们无法进行宏观反思。事实上，如果将那些武斗死难者也追认为烈士，那么就必须承认武斗的正当性，接着也就必须承认文革的正确性。否则，武斗死难者何以成为烈士？如果不是为了正当的社会利益而死难，其“烈”何在？凭什么去肯定他们行为的英勇性？错误路线、荒谬行为的死难者，他们的专用名词只能是“炮灰”与“牺牲品”。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承认死于二战的纳粹与日寇为烈士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不反对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的核心理由。

虽然从情感上，我可以理解这些老红卫兵的“知青情结”：青年时代短暂的激扬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值得留恋的火炬，所谓“青春无悔”其实是留恋那青春风流，那一生中惟一可资回忆的辉煌，为什么还要剥夺他们这一点可怜的自慰呢？为什么硬要戳刺他们最痛的伤口呢？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呢？为什么不能……然而，如果仅仅是个人的伤感、个人的自慰，确实可以放一码，可以让他们找寻这一点自迷自醉，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人不可干涉的自由。但问题是他们要将这“青春无悔”上升为集体记忆，要求对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的整体价值有所肯定，从而有可能动摇对文革极左思潮的彻底否定，为那一场从起因到结果都完全开了历史倒车的运动，寻找一点所谓历史价值。因此，这一步是无法退让的，无法宽容的，不能仁慈的，不能允许的。毕竟，个人行为的无可指责无法代替整体的荒谬，个人的牺牲无法弥补整体的错位。历史是无法照顾个人伤感的，也不可能根据当事人的眼泪改变价值定位。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政治民主，需要国家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其目的与意义正在于最大限度地杜绝这种整体荒谬，及时纠正政治领导人的各种偏误，绝对避免积小误为大错，绝对避免再发生第二次文革。

注：

[1]杨剑龙：《我们这一代中年人》，载《杂文报》2002年2月22日。

[2]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51页。

[3]信群主编：《岁月留痕》，沈阳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55页。

[4]信群主编《岁月留痕》，沈阳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57页。

[5]朱晓军：《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2页。

[6]朱晓军：《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引言”第4页。

[7]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28—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