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中的一滴】连载七：

第六十二节 采石（上）

过小年这一天对于柳若冰和薛纪岭来说是充满新鲜感的一天，但对雷大胆和庞小虎他们来说，绝对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29连成立了一个采石组，到附近的山上去开采石料，拉回来可以盖房子用。组长是朴排长，副组长是雷大胆。组员有老蔡、天津知青黎鸣谦、李健，北京知青庞小虎、柴秋生、小不点儿。

天津知青李健是个挺乐观的人，走到哪儿就哈哈到哪。这回让他去采石料。他高兴地说："没听见苏联的大炮声，这回咱自己整点儿动静出来，过过瘾。"雷大胆为什么当上副组长？这跟他自报奋勇有关。一听说有采石任务，他主动找到连里，说他会放炮，上学时就跟着大人采过石头。连里考虑，去了几个知青，还是选一个知青副组长好，于是雷大胆生平第一次带上了官帽。

采石前些天还算正常，偏偏过小年这一天出了意外。打了20个炮眼，放了炸药、雷管、点着了引信，响了19炮，有一炮没响。

没响怎么办？需要排炮，就是需要有人过去看看，弄清那一炮没响的原因。这活儿太危险了。谁去？可能你刚一接近它，它就响了，也可能你走到半山腰，它就响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它随时都可能响。采石组的八个人脸色都变了。

雷大胆说："我去看看。"朴排长说："我去。"雷大胆说："还是我去吧。我年轻，手脚比你利索，再说你拖家带口的。"雷大胆从口袋里掏出两元六角钱，又使劲掏掏，掏出六元一角钱饭票，郑重地交到庞小虎手中，说："你把这些钱交给我女朋友，让她交给我妈妈。"庞小虎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雷大胆说："万一我出点哈事儿，你告诉我女朋友，别难过，把我忘了，有合适的让她另找。"

小不点儿在旁边直抹眼泪。雷大胆苦笑着说："哭什么，我这又不是去送死。你不知道，我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我算过命，不会今年死的。你们大伙儿要多照顾点小不点儿，他太小。"

李健本来想说两句玩笑话调节一下气氛的。可是在那种场合，他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一切话都是多余的，所有笑话都不能减轻大伙儿心头的压力。他说："你千万要小心。我们大伙儿等着你回来。"

雷大胆跟大伙儿一一握了握手。老蔡右手紧紧地握住雷大胆的手，左手扳着雷大胆的肩，细细地端详雷大胆有一分钟之久，好象要把这个青年人的形象刻在自己心里。他轻轻拍拍雷大胆的肩，说："多加小心。一定不能急。"

雷大胆走了。他不逊色于我党我军历史上任何一位英雄。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把安全留给了自己的战友，义无返顾地挑起了这副担子，而这副担子上若隐若现地写着两个字--死亡。

第六十三节 采石（下）

雷大胆提心吊胆地靠近了炮眼。他卧倒，用一根小木棍，小心翼翼往外拨拉填塞炮眼的土石。一点儿，又一点儿，炸药随时都可能爆炸，冷汗从他的身上不争气地突突往外冒，浸湿了他的贴身衣裤，山里的冷风一吹，透心凉。他给自己鼓劲儿：没事儿，镇定！他又拨拉拨拉，终于发现了炸药没炸的原因：也不知是哪位干的活儿，这根导火索的头里没装雷管。

他仔细看了看，又轻轻拨拉拨拉。没错，自己的判断没错。

如果把整个炸药都取出来，确认里面确实没装雷管，大伙儿就可以彻底放心了。可是雷大胆已没有气力去挖取那炸药，他的气力已经在刚才的紧张中耗尽。

雷大胆回来了。大伙儿听说那一炮没响的原因是没安雷管，悬着的心暂时归了位。

第二天应该是继续打眼放炮的，临动晃的时候老朴问雷大胆："那一炮肯定是没装雷管？"他这问法，就好象王小丫追问被提问者"确定吗？"问得本来确定的事也动摇起来了。

雷大胆让老朴这么一追问，倒有些犹豫了："我觉着……好象是……没装雷管。"雷大胆犹豫自有他的道理。他想，万一自己看得不仔细，这帮人上去的时候，那炮正好响了，这帮人可就全玩完了。

大伙儿刚站起身来准备出发，听雷大胆这么一说，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颓然坐下了：闹了半天，雷大胆的回答是不能确定。也就是说，那一炮随时还可能响。

最好的办法是再上去个人看看。雷大胆说："我可不敢上去了。要上去你们上去。"朴排长和老蔡都不说"咱再上去个人看看"。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雷大胆声明了，不去二回了。也是，凭什么老让人家一个人去冒险？谁说谁带头。老职工见多识广，他们知道这事儿危险着呐。他们也不提这个建议。大伙儿都不动晃。老朴也坐下来了。他也不敢动员大伙儿去，毕竟是人命关天呐。

就这样，这帮人一耗就是一天。眼看着太阳就要落山了，雷大胆真有点儿着急了：照这么耗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采石任务？快过年了，还得买点儿东西回家过年呐。他灵机一动，想出个点子。他说："咱附近这么多家在采石，谁家的石头上也没做记号，咱晚上去搬点儿过来不就完了？"他这个建议就是主张把采石队变为偷石队，真有点儿不怎么光彩，可是，又没有别的法子，眼瞅着离年越来越近，不能总这么耗着。

见大伙儿都不说话，雷大胆又补充说："咱一堆搬一点儿，看不出来。再说，咱自己还有一大堆。晚上没人看石头，不搬白不搬。"老蔡说："这倒也是个法儿。"朴排长说："大伙儿都表表态。要是大伙儿都同意，我也不反对。可有一条，回去谁也不能说。"大伙儿说："同意，听组长的。"只有黎鸣谦没有说话。

老朴说："小黎，你也表表态。"李健说："鸣谦，你想什么呢？"黎鸣谦说："我在回想昨天雷大胆走的时候那个镜头。你们说，雷大胆是不是个英雄？我想写一首诗，题目都起好了，就叫作'谁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要不是你们把我的思路打断了，我这首诗就快写完了--从课本里，我们知道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睡得香甜安稳，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说：

最可爱的人是我们知青！…………

李健哈哈大笑："还最可爱呢，都要当贼了。"老实巴脚的柴秋生说："会不会让老乡们给逮着？"庞小虎说："你不会跑？你长着两条大长腿是干什么吃的？"老蔡说："老乡们不会追。黑灯瞎火的，他们也害怕。再说，我也注意了，那几堆石头，晚上根本没人看。"黎鸣谦说："我听组长的。"雷大胆说："好。就这么决定了。今晚就行动。"他想起来了，他是副组长，应该组长发令。他又追加了一句："朴排长，你说呢？"朴排长说："好。就这样。"当天晚上，这帮人就做起了偷石贼。风高月黑夜，贼影绰绰时。

第三天，照方抓药，晓伏夜偷，几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第四天，他们回到了连队，向赵连长报告：完成任务，今天晚上就可以拉石头。最好晚上去拉，白天还有放炮的，不安全。

赵连长赶紧组织车辆，当晚就进山拉石头。赵连长一看这次打的石头比哪次都多，笑着拍了拍随车同往的朴排长的肩膀："老朴啊，你们干的不错嘛。"朴排长尴尬地笑着，谦虚地说："哪里，哪里。"雷大胆和那几个知青一回到连队就马不停蹄地忙着采买东西，准备回家过年。谁也没提山上发生的事儿。

雷大胆没当成英雄，不过，他组织大伙儿偷石头的行为也没人追究。

他没受表扬，也没挨批评。

第六十四 过小年这一天

过小年这一天。柳若冰的同学张强从跳板上掉下来了，差点没死了。

这是在"新帐房"火车站。张强干的活儿是抬木头装火车。

车站给54团的计划是每天甩一节车皮，有的时候甩两节车皮。54团组织了两付杠，一付杠八个人，再加上一个看车的和一个扒楞计材的，一组十个人。一节车皮50吨左右，有平板和厢板两种。装火车完全靠人工肩扛。

抬木头装火车是个力气活儿，也是个风险很大的技术活儿。装车时，圆木在当中，一副杠8个人，一头四个人。每2人一左一右并排，两人肩上横同一杠子，杠子中间垂一钩绳，钩绳中间穿一"卡钩"，"卡钩"卡（夹）住木头下端。"卡钩"形如患有严重罗圈腿人的两条腿，下端有倒钩。两副跳板，人踩着跳板慢慢往上上。这八个人必须协调一致，别人动换，你不动换，就会被带倒滑下跳板。你一个人掉下跳板，那七个人的身体也会失去平衡。

随着杠内喊号人"嘿吆个挂哦"号子声起，哈腰，挂钩、挺身、走步、上跳……。轻者健步如飞，大步流星；重者微微颤颤，一步一挪；时而直行，时而横行；时而180度倒肩，时而快速甩尾……。头扛、二杠、三杠、四杠，全杠8个人，在看车人指挥下，应着号子混为天然一体，悠扬、高亢的号子声响彻"新帐房"火车站和大兴安岭上空。

火车厢板高约2米5，起始车厢外两级跳板，中间通过一高约1米5 "卡凳"过桥，跳板约25-30公分宽，一般6米或8米长，厚约15公分左右，每块跳板一头附有用对穿螺丝铆牢一齿锯状L型钢板。起始将有牙齿跳板一头分别搁在"卡凳"和火车厢板上。

会走跳板的喜欢有点儿弹性的跳板，他正可以借助跳板的弹力。不会走跳板的踩这种颤颤悠悠的跳板登高心里发慌，恨不得跳板再厚点儿宽点儿，觉着心里塌实点儿。甭说抬着那么重的木头上跳，就是站在最高一节跳板上往下看，没两下子你也会心里不塌实。张强真了不起，他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和毅力。他一米六几的个儿，体重52公斤。瘦小枯干，竟敢挑起这样一副担子。柳若冰赞叹他敢于向自己的生命极限挑战。而在张强自己看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赌博，他押上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赌的，是自己的未来前途。本来，他在团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上层的关系还行。但领导暗示他了，像他这种家庭出身，要想上大学，非得有具有说服力的突出表现才行。张强不得不铤而走险，抬着木头迈上了这跳板。这是惊险的一跳，跳得好，鲤鱼跳龙门；跳不好，粉身碎骨缺胳膊断腿。他毅然决然选择了一博。人生能有几回博，该当博时莫退缩。

过小年这一天，张强抬木头装火车，眼看离车厢没几步了，他脚下一滑，从跳板上掉下来了。圆木也掉下来了，一跳，差点儿没砸在他身上。那七个和张强一块儿抬木头的没有思想准备，被张强这么一带，也噼里啪啦掉下了跳板。好在都没受伤。八个人歇了一会儿，又去干活儿了。团里的通讯员下来采访，正好看见那惊险一幕，觉得这是个挺生动的素材，工余时间来采访这几个人。那几个人摆摆手，累了一天了，人家想早点儿歇着。张强不傻，他接受了采访，捡好听的、放光的说呗，别让人家交不了差。团里的通讯员给他们这种精神归纳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征求张强的意见。张强当然不能说：那阵儿还谈什么怕死不怕死，真要是死到临头，怕又有什么用。不过最好别死，死了就全完了。我还想上学呐，我还没讨老婆呐。不过这些话只能是心里想想，嘴上不能说，应该说些什么，张强自有分寸。

圆木拉回团里，团里很高兴，正等着这批木头盖房子用呐。装车组受到了集体表扬，特别提到了张强他们几个。张强总算是没白受苦遭罪。

过小年这一天，为了给大伙儿带来点儿快乐，29连的北京知青瞎雕自告奋勇表演个节目，节目的内容是徒手撸烧红的火筷子。大伙儿不信，说你就会瞎吹。瞎雕说，不信就跟我来看。说罢，就引领着一帮人来到食堂，柳若冰也在其中。

瞎雕把火筷子（就是前面带尖的能捅炉子的铁棍）放在火里烧。烧红了，他拿左手裹了几块破布，取出来一看，说："不行，还得烧。"又接着烧。这回，铁棍的中间部分都烧得发出黄光了。他取出来一看，说："还得烧。"旁边的老职工说话了："再烧就化了。"瞎雕说："好把，那就这样吧。"只见他用左手握住包了几层破布的火筷子，右手攥住烧得通红、都有点发耀眼黄光的火筷子，刷刷刷，撸了三下，屋里一股燎猪毛的味儿。旁观的人禁不住心中大叫：不好！再看人家瞎雕，不慌不忙摊开手掌。手掌上只有三道浅浅的黑印子，这是那根火筷子不太干净留下的脏印。别的，没什么了。一个燎泡也没有。这就奇了。有人说，这是他握的紧，阻碍燃烧的结果。可是，温度呢？这是躲不开的。有人说，是因为快。柳若冰就在身边，也不算快。最后大家的意见趋向一致--人家练过。

上官吉祥说，人家是用手指从煤球炉子里往外夹红煤球练起的。

瞎雕姓刁，瞎雕是他的外号。你别看瞎雕这么有本事，老牛不听他的。有好几次，他把牛车给赶到沟里了，正好让这帮人看见，所以管他叫瞎雕。

柳若冰、上官吉祥和全体围观者一致认为，瞎雕这种"绝活儿"，看看热闹也就罢了，万万不可去模仿。

第六十五节 出名的54团（上）

柳若冰所在的团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54团。这个团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里是个很出名的团。

54团之所以出名，是因为54团出了两个人物——团长李立功和知青的"优秀代表"高大全。另外，还有54团两个北京知青之间的通信竟然登在北京日报上，引起全兵团的注意。

柳若冰本不想叫若水写这一节的。他原本只想写他自己的经历，写大潮中的一滴水，写恒河里的一粒砂。可是，凡要写到知青，就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就是怎样看待当年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它就像一块石碑，压在那些当年意气风发而现在业已两鬓斑白的人们的心上。有的人，渴望上面给个说法，也来个历史定论。上面的说法曾是那么矛盾。"很有必要"是一种说法。"三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也是一种说法。历史虽说归根结底是人民写的，可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提笔写历史的终归是极少数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写的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也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写的历史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为了美化统治阶级，为了掩盖丑恶，所写的历史不得不遮遮掩掩，这就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迷团，也给历史研究家和小说家留下了饭碗。人类社会跨入了21世纪。社会进步到这种程度，小草们也能拿起笔来记录自己的经历了。一棵小草的经历就是小草的经历。草原上无数棵小草经历的总和就是草原的历史。

看待同一件事物，人们却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因为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即便都是写真实，结论也会不同。比如一个圆锥体，俯视图是中间有一个点的圆。侧视图则是一个三角形。

知青，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知青，只不过是那些有过在城市里上初中或上高中后来又下乡的经历的青年的统称。至于为什么下乡？起始动机就不一样，下乡后的境遇也不同。有人庆幸受到了锻炼，那当然是不错的，但那只不过是副产品，如果你不是非常幸运地回到了城市里，现在又能安逸地领到一份养老金，而是仍在那冰雪世界里战天斗地的话，你绝不会称赞这种锻炼。

下面来说说高大全。

高大全在全国知青界是一个出名人物。他作为全国1700万知青的唯一代表，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眼看着就可以作为知青的"先进代表"人物到中央工作。

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代表人物是怎样脱颖而出的。后来他又怎样了。

任何"先进代表人物"的脱颖而出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本人的突出事迹。2有人发现，有人举荐，有人宣传。3时代需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高大全是黑龙江省三大煤城之一——鹤岗市来到54团的知青。

高大全的先进事迹主要有两点。第一点：认干。比如，打撮子灌袋，他可以两个半小时不歇气灌560多袋。再比如，1970年春，修查哈阳水库，他挑150斤的担子一天跑49趟，一挑半个月，挑断了五根扁担。第二点：决心扎根。1974年黑龙江日报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题目是《扎根农村，就是胜利》。这篇报道里说了这样一件事：高大全在鹤岗市的女友希望他能够返回鹤岗市。高大全在给他女友的回信中表示了他宁愿和女友分手也要扎根农场势不返城的决心。

高大全的认干是公认的。但光凭一个认干绝不会使他成为当时知青届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绝大多数知青都是认干的。即便高大全是优等生，考了个双百。考双百的，考95分以上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却像蝼蚁一样默默无闻。

高大全先进事迹的闪光点在第二点，即扎根。

高大全的父亲是医学院的副院长，他的女友的父亲是煤矿总公司的头儿，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下乡前，两家是邻居，大人们都认识，他们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女友也下乡了。她的父亲先落实了政策，把她办回了鹤岗。女友给高大全来信说，你返城吧，不用你办，我们家给你办。可是当时，高大全是名到处讲用的扎根边疆的先进典型，他怎么能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理想呢？他给女友回信说，我不能离开北大荒，我已经下定决心扎根农场。女友说，那么，咱们的事儿就黄啦。高大全说，黄就黄。

高大全和他女友之间的私人来往信件怎么会见之于报端呢？这和他在报界有朋友不无关系。和高大全从同一个城市下乡，又同分到54团同一个连队的一位关系挺好的同学回到鹤岗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留在了鹤岗日报社作了一名记者。黑龙江日报那篇报道中的一些内容就是采用了这位记者朋友的报道。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重点。高大全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知青界一代风云人物关键在于第三点，即时代需要。从1968年知青开始大规模下乡到1973年，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五年来，问题成堆。知青的大多数，知青家庭的大多数，许多农村村民对知青下乡运动越来越不满。于是有了李庆霖给老人家的信。老人家也意识到了问题严重，于是允诺"容当统筹解决"。可是，怎么解决呢？让知青返城？那就是对自己说过的"很有必要"的否定，就是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否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过是"文革"的派生品。否定知青下乡等于否定文革，否定自己半生的心血。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容当统筹解决"却又迟迟不见解决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讴歌这一运动，美化这一运动，掩盖矛盾，歪曲事实真相，动员这1700万人在农村和边疆扎下根来，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永远正确的。"四人帮"及其爪牙也需要这样做。因为许多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的子女也都下乡了，让这些年轻人返回城市对他们显然不利。因此，需要忽悠，需要为他们所用的典型。高大全应运而生。就是没有高大全，他们也会搞出个李大全，刘大全出来。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使劲煽乎，似乎扎根就是革命。

1974年4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号召全兵团知识青年向高大全学习，主要是要学习他的"扎根"精神。

共青团黑龙江省委授予他"坚持乡村，铁心务农"的模范称号的同时，也作出决定：号召全省青年学习高大全同志的事迹。

1974年，高大全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

他是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4万知青的唯一代表，作为全国1700万知青的唯一代表参加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代表不了广大知青，他所能代表的，只是一部分，或者说是极少部分被忽悠得"激情燃烧"的知青。绝大部分的知青的最迫切的诉求就是两个字：返城！他带到会上的信息是"扎根"。绝大部分知青对现状不满意，他却认为"心里甜"。南辕北辙，谬以千里。广大知青不承认他能代表大家。大家也从来没有给这些"代表"投过信任票。

1975年11月，高大全被提拔到团里任副团长。地位变了，他跟知青们说话的腔调也变了，他俨然已经成了高居于他们之上的"领导"。他的周围，逐渐多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人。他已经蜕化为知青贵族，完全体会不到知青们的疾苦。

高大全有到北京上清华大学的机会，他想不当这个副团长了，到北京去上学。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中央正在考虑把他调到北京，任全国青联委员，劝告他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

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高大全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变化。

1978年高大全被下放到加工厂参加劳动。这一年，全场的知青已开始大规模返城。

1978年的下半年，清查小组要高大全写材料，要的时间很急。他写完了，没有时间抄，正赶上团部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来。高大全无奈中请人家帮忙，话说得有几分凄凉："清查小组要我写这个材料，要我态度要好。我求你帮个忙，替我抄抄。现在，没人愿意理我，不像以前当副团长的时候了。"

这位上海女知青答应得很爽快："行，我替你抄，再帮你改改!"     这一年的年底，这位上海女知青要离开北大荒返回上海，分手之际，她提出要和高大全交朋友。两年后，1980年的春节，高大全和她结婚了。

1979年4月，高大全的命运发生戏剧性变化。黑龙江省委书记和省团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乘同一架班机去北京开会。省委书记问到高大全的情况，并指示，把名单换掉，让高大全去参加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青联第一次会。这样，高大全成了全国青联委员，恢复了所有职务。

听到此信儿的高大全并没有欣喜和激动。历经沉浮，高大全对自己和社会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在大潮里，自己只不过是一滴水，即使在风口浪尖上荣耀于一时，也不过是一滴水。个人的命运，是那么轻而易举地被政治玩弄。

1986年的年底，高大全从北大荒办到了上海和他的妻子团聚。这一年，他37岁。他再不是扎根边疆的典型。他不再"代表"知青。

按说，扎根农场也好，返回城市也好，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人都有趋向快乐的天性，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是，在那个时代，很多东西都被扭曲了，团里的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只有扎根农场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落后，就是不革命。

1974年，团里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宣讲高大全的先进事迹，办展览，种扎根树，动员知青表态……

知青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愿意扎根就扎根呗，谁愿意扎根谁扎根。有的说，鹤岗是个煤矿城市，黑龙江省三大煤城之一，矿工还不如农工，农工虽然挣钱少点儿，安全。

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扎根活动中，一项活动是种"扎根树"。

黎鸣谦看见高家良种完了一棵又去要一棵树苗种下，便问道："你种那么多树干嘛？"高家良说："我把我老婆，儿子、孙子都种下去。光一个人叫什么扎根呐。要扎就扎一家子。我就在沙家浜扎下去啦，不走啦。"高家良甚至还哼哼了几句京剧："子子孙孙扎下去……"黎鸣谦笑了。他知道高家良说的是反语。想返城想得比谁都疯，还扎根呢。不过，多种几棵树毕竟是好事，植树造林，造福后人。

33年后，2007年，一些天津、北京、上海、哈尔滨的当年知青组团访问他们的第二故乡——克山农场。当年种这些树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都成了一帮老头儿老太太。那些当初种下去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那一棵棵白扬挺拔秀丽，高耸入云，连成一片，巍为壮观。它们随风摇弋着宽大厚实的墨绿色的叶片，仿佛向这些当初把它们栽进泥土里的人们招手致意。一群小孩儿在林中嬉戏，他们可以说是克山农场的第三代人了，他们看到一群两鬓斑白的爷爷奶奶抚摩着那些树，有的竟然潸然泪下，他们的稚气的眼神里满是疑问。他们难以理解那一代人的感怀。

最让知青们反感的是让大家人人谈学习体会，表态。最难受的当属那些有一官半职的知青，比如连排长们。你不表态，不起个带头作用，你这个干部还想不想干了？他们不得不写决心书、保证书，即使是违心的，也先写了再说。

在当时，不表决心扎根就是准备给自己当逃兵留条后路。结果，写决心书的和没写的知青绝大多数都当了"逃兵"，连同高大全本人。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第六十六节 出名的54团（中）

下面来说说54团团长李立功。

李立功，男。50岁。现役军人。因强奸、奸污女知识青年罪被捕。此事震动了整个兵团。

经查，李立功在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强奸、奸污女知识青年20人。据54团知青讲，李立功实际奸污的女知青不下60人。20人以外的那些人，因为大多数已经入党、提干、选拔上了大学、返城，就没有再指认他。

审问人员把一叠材料往桌子上一摔，说：“A营B连那个姓杜的女副连长——知青们都管她叫杜大连长（肚大连长）——的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这里有询问笔录，这是连里知青的揭发材料。"

李立功小声说："是。"

审问人员又问："你把团直机关的一个姓C的女知青肚子搞大了，最后人家不得不嫁给了当地人。有没有这回事儿？"

李立功小声说："有。"

审问人员问：“团直机关的上海知青小D一个人值夜班，你进去关了灯，一把把人搂住，把人家吓得直哆嗦，你说‘哆嗦什么，这要是苏修打过来怎么办？领导这是考验考验你’，后来你看见有人来了，当夜没敢动手，那个女知青吓得直哭。后来你又派人去找她，说组织上要找她谈话，要推荐她上大学，要她好好表现表现，然后你就在你办公室里把人家糟蹋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李立功为自己辩解说：“有这事儿是有这事儿，可她们都是自愿的。”

审问人员反驳说：“如果你不是团长，如果你不是手中有那点儿权，她们会'自愿'吗？当她们不'自愿'的时候，你是不是对女知青说过'战争年代战士为了保护首长，连性命都可以牺牲，现在你为了首长，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牺牲吗？'这句话？”

李立功小声说：“说过。”

审问人员拍着桌子说：“你还是个人吗？！”

说句实在话，李立功动员女知青为他献身而说的这几句话是迄今为止柳若冰所听到的最让人恶心的话。人可能无耻，真没想到人可以这样无耻！简直是不如畜生！当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它就会产生如此的丑恶。这并不是一个国家富裕起来才会出现的现象。

李立功的老婆劝过他，跟他说：“那些孩子都跟咱闺女差不多大，你不能这样。”李立功不听劝，还跟他老婆闹别扭。他老婆跟他打架，把他脸都挠破了。

他的勤务兵晚上给他送水，他跟勤务兵大发雷霆，说那个勤务兵是个大笨蛋，一点儿眼力架也没有，骂得新来的小勤务兵一头雾水。李立功走后，那个勤务兵在打扫他办公室的时候，在他木床底下发现了好几个避孕套，才明白自己为啥挨骂。明白了也晚了，第二天，那个小勤务兵就滚蛋了。

他的文件柜里储藏着鹿茸等名贵中药。

他不让警卫员出声，夜晚偷偷溜进卫生队女宿舍。

他把手身进女知青E的棉袄里头，假腥腥地问女知青E棉衣够不够厚，够不够暖。

他经常把他看上眼的女知青排长、副连长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彻夜"谈工作"。

他把他的魔爪伸向一切他权利够得着的地方。

在他的眼里，这些女知青是从城市运过来专供他一个人享用的盛宴。

李立功事发，是因为他要强奸刘参谋的未婚妻。刘参谋是现役军人，团参谋。他的未婚妻是个知青。

李立功要强奸刘参谋的未婚妻，把人家的裤衩都撕破了。刘参谋的未婚妻挣扎着不肯顺从，她已经有未婚夫了。

刘参谋的未婚妻回去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刘参谋，刘参谋气坏了：这也太欺负人了！豁出去这个参谋不当了，也要告倒这个畜生团长！他跑到师里、兵团司令部去告，上面来人调查，所告属实，就逮捕了李立功。再深入一查，这个道貌岸然的团长竟然是一个衣冠禽兽！

李立功这罪过，按说就该枪毙的。可是，他在强渡大渡河的时候立过功，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知青们得知此事，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才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判轻了。

在李立功身边当警卫的知青悲愤交加：他们心目中那个曾经是那么高大的形象轰然倒塌，而且倒塌的是如此彻底。李立功挺有军人气派的，他身材高大，面部线条分明，讲起话来声如洪钟，那么富有鼓动性。他戴着领章帽徽，在台上曾经是那么神采奕奕，一本正经。而现在，剥开那堂皇的外表，里面却保藏着如此肮脏的内心。再看看他现在那份德行--他的领章、帽徽已经被摘掉，带着手铐的手围着一个红红的烟头，只有靠拼命吸烟来抵御寒冷和恐惧。

知青的命运竟是这样凄惨，为了能入党，能上大学，能返城，她们不得不受此侮辱而忍气吞声。这可真是受了再教育了。

当时和李立功犯类似罪行的还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某团一位姓赵的副团长，也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李立功和那个姓赵的副团长是幸运的。在他们被判刑不久，就有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在这之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也犯了和李立功及那位姓赵的副团长同样的罪过，双双被枪毙了。

根据国务院知青办1973年不完全统计，仅黑龙江、内蒙、云南、广州四个生产建设兵团就发生强奸、奸污女知识青年案件944起，其中师级干部两人，团级干部38人。

李立功事发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前，到了1974年，他三年刑期已满。李立功的老家是辽宁瓦房店。巧了，李立功在54团的原知青警卫员正式参军，驻防地正好是那里。一天，这名战士在县城的大街上正好碰到李立功的老婆。她说，李立功服刑期满，没了军籍，在县城的一家小工厂里任工具保管员，军令折算成工龄，合个七级工，每月几十元钱度日。正在这时，李立功回来了。他这位昔日的团长蓬头垢面、猥猥琐琐，他见到了站在他面前的戴着领章帽徽的他昔日的警卫员，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唉，我对不起你们。”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眼前的这个人给多少女知青带来怎样的屈辱和痛苦！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心里觉得一阵恶心。

第六十七节 出名的54团（下）

54团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继高大全之后，又出了一个名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界的人物，他叫李想。事情缘于几封信。

黄一兵和李想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好朋友。一块儿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又一块儿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4团。黄一兵于1975年底办特困回到北京。李想的家里也在想办法把李想办回北京。李想的母亲让黄一兵给李想去封信，告诉他这个消息，另外嘱咐他两句，别到时候家里给他办成了他再说不回来，那家里可就白费劲了。

黄一兵按李想母亲的意思给李想去了封信，顺便劝上老友几句。

李想当时正在团部演一出话剧。名字叫《挑战》。这出话剧是根据高大全的先进事迹改遍的。李想在剧里演男一号。

李想措辞激烈地批评了黄一兵，同时表示了他一辈子扎根边疆闹革命的决心。

李想在信中写到：如果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那就让我们把自己同这个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的热血全部地洒在那块美丽的土地上，这就是我的誓言。

黄一兵回信：你是把戏剧舞台当成你的人生了。……我希望一直看着你们举着时代的火炬勇往直前。正如我有一次给别人写信中说的那样：你们身处偏远落后的乡村，却是时代最英勇的尖兵。可是小心！假如有一天你把这火炬扔掉了，看我会怎样嘲笑你！

李想把黄一兵给自己的信和自己的回信当作思想汇报交给了组织。团党委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向上级汇报了，事态升级，从兵团政治部闹到《北京日报》内参，被谢静宜看到，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和"返城风"的材料，指令《北京日报》公开发表。《北京日报》在1976年4月26日以通栏标题：《针锋相对的两封通信》将黄、李二人的通信公开发表，并发表了编者按。

两个"好友"之间来往的私人书信变成了公开信。

《北京日报》发表李、黄书信后，兵团54团党委组织全团知青进行讨沦，以李想为榜样树立"扎根"思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了全兵团范围的大讨论。李想在197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一兵则每周都要到《北京日报》去汇报思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组织部也来人找黄一兵，动员他返回兵团。

李想的第二封回信于1976年8月26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信中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训斥。黄一兵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人生观，核心是个人主义"，做了"资产阶级应声虫"，正在"堕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泥坑"。

这场戏最后以黄一兵承认错误宣告结束。

扎根就一定是最革命的吗？天津汇仁中学和柳若冰一起下乡的共28位同学，返城27人。有一名同学，最后确确实实把跟扎在了那块黑土地上。柳若冰的邻居，一位女生，也去了黑龙江，岁数慢慢大了，找了个当地人结了婚，准姑爷随着那位女生到天津看望未来的丈母娘，遭到这位未来的丈母娘一通臭卷，给轰了出去。他们给骂跑了，回去以后就结了婚。他们真的是用自己的一生实现了"扎根"这一伟业。可惜的是，他们未曾把扎根和"革命"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未曾大吹大擂，他们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那片黑土地上，落下来，自然而然地生存下来了。在他们看来，扎根，本是一种选择，不过是选择了一处地方，一种生活方式。

如果扎根就一定是最革命的，那么，柳若冰所提到的这两个同龄人就应该是伟大的革命家。可是，他们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小草。把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扎根是革命，那些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个词的知青又该是什么呢？是很革命，是非常非常革命，只是由于他们不会说，只会默默地去做，他们没有向世界宣传隐藏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革命思想，他们甚至连"革命"二字也沾不上边。

柳若冰所提到的那两个知青，他们在那里结婚成家都是在1977年。离知青大返城只差一年。

柳若冰和他的战友们最讨厌那些弄虚作假，心不由衷的人。可在当时的54团，以高大全和李想为榜样，大喊特喊"扎根"的人大有人在。各个基层连队鼓捣出不少"扎根"典型来，大树特树，大讲特讲，搞宣传，搞表彰，一时闹腾得挺热闹。

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喊得欢的人，一个人也没有在克山农场扎下根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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