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钧：佇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作者：老熊搜集
|
|
|
|
| |
|
|
| |||
|
|
| |||
|
郎钧：佇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作者：老熊搜集
|
|
| ||
|
| ||||
|
| ||||
|
佇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 ——《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 作者：郎钧 来源：凯迪社区 46年前的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卞仲耘之死开红八月滥杀无辜之端、开文化革命滥杀无辜之端，46个年头过去了，却不可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2002年，卡玛拍摄电影《morning sun》，红卫兵纷纷登上银幕妄说历史。宋彬彬在黑屏后面为自己辩解。 2005年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在胡杰先生拍摄的电影《我虽死去》中曾经说过，既然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红卫兵想改写历史，受难者家属要诉诸历史。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势在必行，无可退避，但对簿的时间要因事态的发展而决定。 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对簿的公堂不是司法的公堂，是历史的公堂。和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已成卞仲耘之死唯一的归案之途。
第一章 对簿历史公堂的过程 大陆电子刊物《记忆》自2010年4月第47期刊发表宋彬彬等人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之后，至今已经组织了三期“师大女附中专刊”[]。这三期专刊对46年前在师大女附中校园中惨死于红卫兵皮鞭和棍棒之下的死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和冷淡——从卞仲耘校长到那个至今不知姓名的玉华台饭庄19岁的女服务员。红卫兵在《记忆》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文字合计已经超过20万字。这20万字对卞仲耘案件所作“另一种陈述”之目的就是要改写历史。很多人，包括一些文革研究的知名人士都纷纷表态挺宋褒宋，唯恐落后，景象蔚为可观。 但是，横竖翻看这20万字，读者会很容易地发现，旨在漂白宋彬彬的20万字对卞仲耘死亡案件和女服务员死亡案件的廓清并无丝毫贡献。确切地讲，这三期专刊应该叫做“宋彬彬专刊”。红卫兵和红外围（文革中由于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而自称是红卫兵外围的人和组织）在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旨在改写历史的叙述中只是作红口白牙之讲述，没有拿出任何历史的证据。从宋彬彬矢口否认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是自己的作品，到编造抢救卞仲耘的神话都没有拿出一个字的历史凭证。唯一一个文字证据是文革红人李松文写的关于“七人字条”的证明信，公然编造七人字条的虚假来历。这封证明信写于2010年，充其量是一个案发44年后的口供之笔录——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2012年春节期间，80期电子刊物《记忆》刊登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宋彬彬在文章中虽不指名却已道姓，向王晶垚先生发出了指向性极其明确的信息。面对宋彬彬的寻衅，王晶垚先生无路可退。2012年3月29日，王晶垚先生在第82期《记忆》上首次公布了《宋彬彬谈话纪要》等六份历史文件，与宋彬彬对簿历史公堂。
读过宋彬彬的文章之后，笔者曾向很多人提出过一个问题，现在笔者也向所有的读者提出同样的问题：宋彬彬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的关键文字在哪里？ 宋彬彬的文章大约7000字。但是核心内容是下面这133个字： “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 这133个字是宋彬彬最想说的话，用时髦的语句形容叫做“Keywords”。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读懂这段文字内涵的人，除去宋彬彬刘进叶维丽等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分子和《记忆》的大小编辑们，可能只有王晶垚先生及其身边的几个朋友了。 王晶垚先生手中存留有一份直接涉及卞仲耘被害情况的《宋彬彬谈话纪要》。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老师在校园内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卞仲耘遇难后，宋彬彬曾向王晶垚先生讲述了一些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情节。之后，王晶垚先生及其子女进行了追记。在这份绝无仅有的历史文件中，宋彬彬操持着那个时代精英红卫兵所特有的话语系统，以极为冷酷的口气，讲述了她本人在卞仲耘遇害前后的所作所为。红八月的恐怖氛围没有震慑住王晶垚先生为妻子申冤的决心。字字为据，句句为证，王晶垚将宋彬彬的话统统记录在案。红八月中，有1772多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但是，没有一个死难者的家属敢于记录红卫兵的暴行。只有王晶垚先生保留了卞仲耘的血衣；用照相机拍摄了妻子遍体鳞伤的遗体；用笔记录下了与诸多女附中师生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记录以真实的语境和不同的视角再现了卞仲耘被害前后的很多细节。其中以《宋彬彬谈话纪要》《胡志涛谈话补记》《王永海谈话记录》《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最为珍贵。 这些可供后人分析研究文革期间发生在北京的第一桩群体杀人案的文字记录的存留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些故纸陈墨是王晶垚先生用毕生之心血保存下来的。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交还给历史，是王晶垚先生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的存在成为红卫兵妄图为卞仲耘之死做“另一种陈述”的最大障碍。 最早接触到这批材料的是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王友琴女士。时间是在1993年9月中旬。她对这些资料还进行了抄录和复印。她那篇著名的文章《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关于卞仲耘挨打和倒下的描述就源于王晶垚先生的这些材料。 大陆的文恒文化公司在2006年-2007年间也接触过这批材料。 2002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开始策划对卞仲耘之死做“另一种陈述”前的准备工作[]。 2002年-2006年这段期间，叶维丽、刘进，还有曾经做过中国红卫兵的美国女人卡玛走马灯似地不断出现在王晶垚先生家中。她们又是送书、又是送花，还说些不关疼痒的道歉话，一时间还真挺热闹。王晶垚先生为人宽厚，开门辑盗。红卫兵红外围乘虚而入，她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油画下面谈笑风生（王晶垚语）。 这些当年的红卫兵来访时，从来不向王晶垚先生询问与当年卞仲耘之死有关的任何细节问题。尽管这个时期是她们自称所谓“重新调查”卞仲耘案件的启动阶段。 宋彬彬说，46年过去，之所以一直想没有去王晶垚家，是不想因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其实不然！将王晶垚先生及其记录保留的历史资料排除在卞仲耘案件的被调查对象之外是红卫兵们的既定方针。不仅如此，一个可以叫做阴谋也可以叫做阳谋的计划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需要宋彬彬本人亲自出马。 就在叶维丽、刘进携手谋划的2002年夏秋之际，后来参与《也谈卞仲耘之死》五人之一的于羚经叶维丽介绍，开始进入王晶垚先生家中。理由很充分——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文革材料。在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于羚不但多次聆听王晶垚先生讲述当年惨案发生前后的相关情节，而且接触并抄录了几乎王晶垚先生家中全部与卞仲耘有关的文字资料，字数不会少于三四万字。 不仅如此！叶维丽还通过于羚向王晶垚先生借阅这些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那份《宋彬彬谈话纪要》。于羚在王晶垚先生的笔记本上替叶维丽写下了借条。下面就是于羚帮叶维丽借阅王晶垚先生手中资料的影印件。 这个借条清楚地表明，不但于羚看过和抄写过《宋彬彬谈话纪要》，叶维丽也看过《宋彬彬谈话纪要》等材料。叶维丽自称是“营垒中人”[]，互通情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和宋彬彬、刘进共营垒之关系推断，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以及王晶垚先生手中的其它与卞仲耘死亡有关的材料宋彬彬本人也应该是读过的，其复制件或许至今还置放在宋彬彬办公室的桌案上。叶维丽谋定而动，策划有方；于羚深入浅出、忙而不乱。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叶维丽和于羚真的没有把材料送给宋彬彬看过。做这种隐匿“情报”的事情的目的何在？就是要看宋彬彬的笑话？ 如何对付王晶垚先生保留了40多年的材料呢？在后来的10年中，红卫兵的对策逐渐浮出水面。 王晶垚先生并不是对红卫兵的诡异行为没有丝毫察觉。2002年深秋的一天，一些朋友们应邀在王晶垚先生家里观看卡玛的电影《morning sun》（英文版）。当时在场一起观看电影的还有于羚女士。叶维丽的嘴脸出现在影片中，当讲到卞仲耘之死时，叶维丽说卞仲耘死亡的最终原因是心脏病。耳熟能详啊！三十三年前红卫兵就是这样说的，宋彬彬当年就是这样说的，刘进当年就是这样说的。王晶垚先生让朋友反复播放叶维丽的这段讲话。之后王晶垚先生陷入长久的沉思。 从那时起，受难者家属王晶垚先生和红卫兵围绕着卞仲耘案件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开展了一场不为常人所察觉的抗争。这场抗争经历了三个回合：
2007年秋季，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宋彬彬被校方选定为“知名校友”，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的照片赫然树立在校园中。红卫兵们在人民大会堂杯盏相碰、弹冠相庆。 红卫兵首鼠两端。原来造访和道歉都是在搞障眼法。王晶垚先生如梦初醒。老人毅然发表《公开信》阐明自己的立场。老人在定稿的最后时刻亲自在打印稿件上注明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的那个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自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之后，刘进、叶维丽，还有那个于羚再也没有登过王晶垚先生的家门。就像黎明前在街道上蹦跳的女巫，当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她们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2010年4月底，《记忆》第47期是师大女附中专刊。重头文章是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为了扩大《也谈卞仲耘之死》的影响，她们将《也谈卞仲耘之死》改名《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炎黄春秋》2010年的第7期上。在洋洋近五万字的文章中，于羚和叶维丽只字不谈王晶垚先生记录和保留的资料中所呈现的事实。将这些资料中与宋彬彬和红卫兵有关的情况完全被屏蔽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之外，好像他们从未见过王晶垚先生手中的材料似的。例如，于羚明明知道“七人字条”是当年王晶垚先生向宋彬彬等七人索要，却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公然伙同冯敬兰和李松文制造“医院向校方索要签名字条”的谎言。她连在《也谈卞仲耘之死》的文章中客观呈现王晶垚先生关于关于“七人字条”来历的勇气都没有。 胡适和傅斯年都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为“兰克史学”。叶维丽是美国史学博士，对史学研究的大原则应该一清二楚。但是在“卞仲耘案件”的实际操作中，却采用屏蔽历史资料的做法。此等卑劣的史料筛选模式也是从美国导师那里学来的吗？ 王晶垚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建国后又在近代史所工作30年。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决定了他的做法和红卫兵的做法截然不同。王晶垚先生采取的做法就是出示文革时期的文字记录。 无论是王晶垚先生还是宋彬彬，或者其他人，仅凭46年后的言说都是很危险的。现在，红卫兵在《记忆》上就是靠红嘴白牙漫无边际地胡说。王晶垚先生，一个今年91岁的老人，如果他只做言说，其谈话内容也肯定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林莽老先生在90岁时发表了指控宋彬彬的文章。虽然所述事件的时空间有所错乱，但基本事实应该是成立的。可是被红卫兵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唐德刚在采访90高寿的胡适和张学良后就发现，这些老人在回忆往事时，诸多事件的细节描述之时空间是不对位的，是错乱的。但是事件本身的客观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王晶垚先生面对红卫兵的诡辩时,选择出示历史资料，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性选择。为了回应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王晶垚先生选择在《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10期上公布了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遇难后4天发出的匿名唁函。 张静芬老师的这封匿名信几乎涉及了卞仲耘被害前后的全部重要情节：被打的情况、被滞留校园不予抢救的情况、第二天刘进广播讲话内容等等。对照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被害后第一时间的陈述，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完全是胡扯！ 读者多是感概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还有人敢于揭露暴行。而真正能读懂王晶垚先生公布历史材料的更深层用意的人的却很少很少。但是红卫兵读懂了。 如何应对王晶垚先生出示历史资料的举动？如果王晶垚先生将他手中全部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材料包括那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公诸于世该如何应对？以往对王晶垚及其资料所采取的屏蔽和不提及的策略显然已无效，红卫老兵们需要拿出新的对策。
老红卫兵们在经过差不多两年的反复研讨之后，终于决定以攻为守。她们在2012年1月31日的第80期《记忆》上发表了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中写下了上文引录的133个字。而这133个字中又以“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这32个字为关键字中的关键字。 宋彬彬的这32个字背后隐匿着以下若干个暗示： 第一、宋彬彬欲盖弥彰，故意不提王晶垚先生手中的《宋彬彬谈话纪要》，似乎她今生今世从未见过这份谈话记录。 第二、宋彬彬否认文革中见过王晶垚先生。是想从根本上挖去了王晶垚先生手中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历史根基。使这个文本沦为一个“民间流传”的版本，最终落得个“不足以为信”的下场。 第三、宋彬彬实际上是在暗示王晶垚先生不要出示这份《宋彬彬谈话纪要》。即使你王晶垚在媒体上出示了这份文件，我宋彬彬也不会认账。胎死腹中——是宋彬彬留给王晶垚先生处理手中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文字材料的唯一选择。 与宋彬彬的文章同步，红卫兵战友刘进在第80期《记忆》上放出“孤证”说。所谓“孤证”说，就是将揭露红卫兵丑恶行径的文章统统划入“孤证”范围，以“孤证不立”为据一律予以抵赖。面对陶洛诵同学的指正和林莽先生的指正，刘进都以“孤证”为由予以抵赖。 闹剧即使穿帮，也要一直演下去。她们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不仅如此，“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红卫兵对王晶垚先生向世人出示历史资料的局面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面对宋彬彬最后通牒式的异常举动，王晶垚先生没有选择的余地。积46年之心血记录和保留下来的材料不可能因为宋彬彬的一句话就成为一叠废纸。46年前，红卫兵呼啸北京城时，王晶垚先生都没有退缩，46年后，莫非红卫兵还敢杀人？ 立即公布这些材料，让这些材料即刻见天日是王晶垚先生唯一的选择。这些材料是： 1）《宋彬彬的谈话记录》；2）《胡志涛谈话补记》；3）《刘文连谈话记录》（原件遗失，尚未发表） 4）《宋淮云刘秀莹谈8月6日上午校文革刘进广播稿》5）《汪彬彬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6）《王永海谈话记录》7）《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还有就是叶维丽2003年8月23日通过于羚（笔迹）借阅有关材料的借条影印件《于羚代叶维丽写的借条》。为了袒护叶维丽，《记忆》的编辑拒绝在第82期上将其与其它6份资料一起刊出。 需要说明的是，王晶垚手里的材料证明，宋彬彬在卞仲耘被害后不止一次见过王晶垚先生。王晶垚先生记录的和宋彬彬的谈话记录也不止现在公布的这一篇。王晶垚先生用毕生的心血保留下来的这些文革资料是最重要的文革档案，将成为“卞仲耘案件”的最权威的研究资料。 政见可以不同，立场也可以选择。于羚和叶维丽可以选择为红卫兵辩护，为宋彬彬辩护，也可以为“红八月”辩护。但是，诚实面对史料是正直的人所具备的品德。如果她们还保留着那么一点点人的良知的话，希望她们两人能够在媒体上（最好是在《记忆》上）宣布确实抄录过和阅读过王晶垚先生公布的那些材料；至于这些材料是否给宋彬彬看过也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 下面，就让我们来翻动一下这些发黄的纸页，看看这些已褪色墨迹都记录下了些什么？
第二章 《宋彬彬的谈话记录》等材料的解读 多年来，涉及宋彬彬及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与8.5事件的关系的文章很多。最近两年来，讨论的问题逐渐聚焦，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8.5事件发生时学校有没有领导机构存在？ 第二、8.5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已经成立？ 第三、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吗？ 第四、刘进在8月6日的广播里都说了些什么？ 第五、宋彬彬在文革中打过人吗？ 认真阅读王晶垚先生出示的材料，上述问题基本可以廓清。 下面是《宋彬彬谈话纪要》要点摘录： 八月五日，……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XX、XXX，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的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 这个广播有个稿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
现在讨论第一个问题：8.5事件发生时学校有没有领导机构存在？ 这个问题的附带追问是：宋彬彬是不是学校领导机构的成员？8.5事件是校方组织的还是学生自发的？ 多年以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撰写的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文章都说，1966年8月5日下午对卞仲耘的批斗是学生（高一3班）学生自发组织的，校方领导机构不是这次批斗会的组织者。甚至否认校方领导机构和红卫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经存在。叶维丽曾气势汹汹地发出质问“8月5号时，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当然，她的回答是否定的[]。 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初二四班学生张鸿敏（现笔名敏一鸿）2010年曾撰文《追究卞仲耘惨案真凶》。文中明确表示：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张鸿敏用亲身经历证明，工作组离校后，学校不是无政府状态。 1967年5月27日，老师刘文莲和王晶垚有过一次谈话。事后，王晶垚对这次谈话记录进行了追记。这份《刘文莲谈话记录》（尚未正式发表）中记载： “8月4日学生参观了四中的武斗，第二天就学习了。武斗开始以后，高三有些学生曾表示，还未定性，不应这样打，打死了怎么办？但没有组织正式出面制止”。 关于1966年8月4日发生在北京四中的暴力事件，四中学生和老师是这样记载的： “8月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事情，我们当时都在劳改队关着呢，这个学生一点名，四中的一批红人，当时恐怕得涉及到二三十人，全校的学生聚集在操场，围着跑道两边，杨滨、然后我，然后于主任，杨刘于屈，后边一群所谓的支部的红人，围着操场，一边走着，学生就一边打，那时候我才33岁，我那会还年轻，杨滨呢，当时已经快60了，走着走着就跌倒在水坑里头。整个打了一圈……” 北京四中“口述历史”研究小组《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第52期《记忆》“8月4日，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 水流云在《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第52期《记忆》组织参观四中武斗是一个女附中校方权力机关才能安排的活动。可见8.5事件绝对不是像宋彬彬刘进所言，只是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偶发事件。 《刘文莲谈话记录》中还记载： “人（指卞仲耘）送到医院以后，医院门口就由革委会的学生把门了”。 这里，“革委会”三个字再次出现，说明学校不是处在权力真空状态。至于为什么要派人把守医院的大门，只有请宋彬彬、刘进等人解释了。 下面看看宋彬彬是怎样说的。 宋彬彬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两次承认1966年8月5日存在着一个简称为“革委会”的机构： “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的证明才给看”、“.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宋彬彬不但承认学校存在着一个名叫“革委会”（应该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机构，而且还承认她本人是其中的成员，即“我们革委会几个人……”。 200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此书第142页中说：7月下旬“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一书的的编辑一定采访了很多亲临过文革的师生后，才写下上述文字。历史的记录和现实的回忆都是吻合的。 不仅如此，在“七人字条”的问题上，也可以旁证1966年8月5日前后，女附中存在权力机构。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害身亡。当晚在邮电医院，王晶垚先生见到了卞仲耘的遗体。在停尸房的外间，有七个人一字排开站在王晶垚先生的面前。王晶垚先生说，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写下你们的名字。之后，宋彬彬等七人留下了这个字条，表明他们是学校的负责人。王晶垚先生回家后又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七人的名字。王晶垚先生在字条上方注明：“66. 8. 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这个“出面人员名单”和“七人字条”互为印证，是女附中当时存在领导机构的证据。 不容狡辩！1966年8月5日前后女附中存在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主要成员就是学校红卫兵的领导成员，宋彬彬就是其中的一员。当然，刘进也是其中一员。 从《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可以清晰地看出，8月5日下午的批斗会是由学校得权力机构事先安排的。因为宋彬彬说：“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这句话的语文含义是任何一位小学生都可以读懂的。 有人会说（比如刘进），仅凭《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宋彬彬说的“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一例文字不能完全证明对卞仲耘的批斗是有组织的。这只是一个“孤证”。 用“孤证说”来否定证明人的举证是红卫兵的一个战术。刘进已经说过：“孤证不立”[]。 但是，关于要对卞仲耘及其其它校领导“打打威风”的表述，仅在王晶垚先生记录和保留的文字材料中就出现过三次，另外两次是： 《宋淮云谈话记录1967年8月15日》中记录了刘进在8月6日的广播稿，其中，刘进说到：“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胡志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10日》中，胡志涛说：“学生这次打人，说要煞煞他们的威风”；除了王晶垚先生的上述三份历史记录谈到了“打打（煞煞）威风”，在女附中老三届的学生的回忆文字中，也有与“煞煞威风”有关的记载： 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高一年级的学生，现旅居澳大利亚。陶洛诵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生之舞》一书中写道：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 伏生的文字。“伏生”是笔名。她是师大女附中初二年级的学生。2003年，伏生在网络上发表回忆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其中写道： “接着，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她说，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明为作检查，实际在享清福。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说着，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 宋彬彬、宋淮云、胡志涛、陶洛诵、伏生这五个互不相干的人在1966年、1967年、2003年、2007年等不同的时间段述说同一个细节，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刘进的“孤证不立”可以休矣。 红卫兵为什么要“煞煞（卞仲耘的）威风”？文革伊始，卞仲耘即被罢官，“威风”从何而来？ 这还要从6.21事件说起。 6月3日张世栋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学校后，卞仲耘就被停职。6月中旬，国务院转来袁淑娥（大连工学院俄文教员）所写万言揭发卞仲耘的诬告信。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对诬告信如获至宝，在6月21日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宋彬彬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讲述了6月21日批斗会前的情况：“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张世栋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麽，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是什麽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 在6月21日的批斗会上，在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的纵容下，袁淑娥登台演讲，揭发卞仲耘。卞仲耘在批斗现场惨遭左翼学生的毒打，几次晕厥在批斗台上，张世栋、宋彬彬、刘进、李宋文等人袖手旁观。 在红卫兵的“另一种陈述”中，6.21暴力事件和8.5惨案是分立的、没有丝毫关系的两件事情。但是，6.21事件是师大女附中第一起暴力事件，8.5惨案是6.21暴力事件的延续和终点。宋彬彬刘进的“煞煞威风”之说就是链接6.21暴力事件和8.5惨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据王晶垚先生回忆： 1966年6月21日，工作组组织斗争会批斗卞仲耘。会上卞仲耘遭到残酷殴打。事件发生后，卞仲耘与王晶垚先生连夜起草控告信，向党中央和邓小平控告师大女附中工作组。 之后，这封控告信被转回师大女附中。落入工作组和“革命师生代表会”手中。 1966年8月4日，卞仲耘被害的前一天的中午，卞仲耘给王晶垚打电话，说学校（指学校文革当局）勒令她交出控告工作组信件的底稿。王晶垚赶回家找出留存的底稿，交给卞仲耘。所以，王晶垚先生认为，“煞煞威风”不是一句泛泛之言。它的含义是：卞仲耘在6月21日挨斗之后竟敢上书控告，此威风必须煞止。 1966年8月5日早上，卞仲耘向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她预感到死亡快要降临。但是，46年后，红卫兵执意要把8.5事件描写成一个突发事件。 卞仲耘遇难的当天晚上，王晶垚在邮电医院看见卞仲耘的尸体后痛哭失声，回家后他悲愤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我杀仲耘”四个大字。王晶垚当时的直觉认为，是那封控告信引来了杀身之祸。 凡是对文革暴力说不的人都必须被打死。李文波对暴力说不，他就被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对文革暴力说不，她也被打死了。这就是红卫兵的逻辑，也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逻辑。 卞仲耘上书控告工作组是一件相对隐秘的事情，除了卞仲耘王晶垚夫妇和工作组，女附中普通师生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但是学校领导机构的人员肯定是知道的，工作组执政时期的“师生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组撤退以后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宋彬彬和刘进对卞仲耘上书一事一清二楚。“煞煞威风”分别从此二人口中说出不足为奇！奇怪的是，46年后她们将此情节“遗忘”的一干二净。人们都说记忆是有选择性的，现在看来，“遗忘”也是有选择性的。 对本节做个小结： 1966年8月5日下午，为了报复卞仲耘上告的行为，师大女附中校方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召开批斗会斗争卞仲耘。目的是要煞煞卞仲耘的威风。批斗会最终失控，演成变成体罚、殴打和残杀。局面失控后，宋彬彬、刘进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酿成血案，难辞其咎！说她们有责任，不仅仅因为她们是“文革筹备小组”成员，也不仅仅因为她们是红卫兵，更因为她们是共产党党员。
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8.5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没有？ 早在2010年第47期《记忆》发刊之前，叶维丽就撰文否认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经成立。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2010年专门撰文进行过讨论，文章标题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里不再重复其中的内容在王晶垚先生公布的6份材料中，《胡志涛谈话补记》中对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存在于1966年8月5日有清晰的记录： “我说：‘××，叫我搬就搬，不要打。’××说：‘不许叫我’，还是打。后来红卫兵集合去开会（红卫兵成立会）。×即把胡交给一批初一初二的学监督”。 胡志涛的回忆发生在1966年12月9日。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忆不会有误。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早在7月29日以前就纠集成伙。但是成立大会是在8月5日召开的。用批斗校领导和暴力升级做为红卫兵成立大会的一项仪式，在当时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前文索引，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此书第142页中说：7月下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掌权。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原师大女附中老师刘秀莹2006年在《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纪念卞仲耘同志殉难40周年》一文中写道：“那是1966年8月5日,十年浩劫开始，她——一位老革命同志，在自己曾经勤恳工作了17年的校园里,拖着病重的身体,受着烈日的酷晒,干着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同时遭受红卫兵和学生们的批斗,她是被红卫兵和学生们用狼牙棒和乱拳打死的。卞仲耘同志满怀悲愤地殉难了,这是师大女附中校史上耻辱的一页,也是我们心中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1966年8月5日已经成立的文字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引用。 事情很清楚，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不是像叶维丽所说，是在8月18日前夕才成立的。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卞仲耘惨案的肇事者。46年之后，她们却想让全体师大女附中学生共同承担打死卞仲耘的血债。有此想法，有此做法，良心实在是坏了。
现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吗？ “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是红卫兵在第47期《记忆》上爆料出的最荒诞不羁的神话。笔者曾经撰文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9】。 在2010年4月30日之前的全部师大女附中师生的回忆文字中，甚至包括白芳（叶维丽）的文章均无宋彬彬抢救卞仲耘的记载。白芳（叶维丽）2007年为母校90年校庆撰写《卞仲耘之死》在谈到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教职员中没有人敢站出来为校领导说话。一位老师后来说，在那种气氛下如果有人敢这么做，也会遭到与校领导同样的命运。文革开始后老师们差不多都遭到来自学生的程度不等的批判。暴力行为一起，多数老师都胆颤心惊，一心想伺机逃离。有几个留下来的人后来帮助把卞送到了医院。 这里需要考察一下前面提到的‘核心学生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在做些什么。据××（笔者注：XX应该是指刘进）讲，在游斗校领导时，她们正在一间屋子里开会，而讨论的议题是：工作组撤走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学生进来报告说，人打得太过火了，于是有几个人出去“劝阻”过激的行为。而再次有人闯进来报告时，带来的消息则是‘卞仲耘快要不行了‘”。 叶维丽的这段文字讲了两个情况： 第一、是几个留下的老师把卞仲耘送到了医院；第二、叶维丽本文的叙述逻辑很正常，她发问，当老师把卞仲耘送到医院的时候，“核心学生群体”——即红卫兵领袖在干什么？刘进回答叶维丽的追问，说，听到过“卞仲耘快不行了”的报告。叶维丽的文章叙述到这里这里嘎然而止，没有一字一句关于抢救情节的描述，随后，文章进入下一段落开始讨论“主要动手的是革干和革军子女”的问题。 事情很清楚，“抢救卞仲耘”的神话在2007年的夏季还没有被刘进叶维丽一伙研讨和编造出来。 《刘文莲谈话记录》清楚地记载了抢救卞仲耘的过程： “……后来才听说，送到门口，学生不让出校门，说她装死，不让送。人一直放在小操场，我们跑过去看时，她身上盖着一张白纸。这时，学生们害怕了，说，我们不管了。这时，我、陈云南、王桂莲等人就给卞洗脸，眼里都是泥，眼球已经不能动了。嘴里在吐气，吸气少。王桂莲拿来她的衬衫、裙子，准备替她换，已经没法换了。学生怕这样子送医院影响不好，所以才不让送。叫刘医生来看。刘医生来已经摸不出脉了。说我看不了，学生还骂他。……”刘文莲讲述的内容包含两个内容： 1）卞仲耘眼里都是泥，眼球已经不能动了。嘴里在吐气，吸气少；2），刘文莲、陈云南、王桂莲等人就给卞仲耘洗脸。 刘文莲1967年5月讲述的有关抢救的过程中，没有宋彬彬出现，也没有刘进出现。 2010年4月，叶维丽和刘进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首次在《记忆》上编造“抢救卞仲耘”的神话。刘进说： “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 ……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 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 叶维丽是这样说的： 凡是刘进说的，叶维丽都相信：“我倾向相信刘进说的，你们在听到人（卞）躺在垃圾车里奄奄一息的消息时，马上就行动了”。 凭空制造这个神话的目的就是为宋彬彬登台亮相做铺垫。一个抢救过卞仲耘的大善人大恩人何必道歉呢，卞仲耘的家属应该感恩戴德、鞠躬致谢才对啊。 可是读者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读者没有看出任何与抢救有关的蛛丝马迹： “八月五日，……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XX、XXX，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的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 为了能够让读者看懂上述文字。笔者有必要介绍一下46年前卞仲耘的三个受害现场。 从《胡志涛的谈话补记》和《王永海谈话记录》中，以及以前师大女附中师生和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到，卞仲耘在那个黑色星期五的下午曾经在校园的三个地方逗留过：大操场——宿舍楼——校北门内侧。 第一现场：大操场上。卞仲耘和其他学校领导成员被批斗还强迫体罚挑土，时间是三点左右（有人说是下午两点左右）。王永海这样回忆： “……下午三点左右，开始时，先看到有百十个学生把她们五个人叫到一处，后来操场上有四五百学生，让卞校长她们五个人游街，头上戴着纸篓。学生叫我们准备好铁锨，筐子等工具，准备让他们挑土。两只筐子装满了土，有一百多斤，谁也挑不动”[]。 第二现场：女生宿舍。是卞仲耘倒下去的地方，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这是她的死亡之地。时间是四点左右。王永海这样回忆： “卞校长不知怎么被带到宿舍楼去劳动的？过了不久（个把小时？），有三四个学生站在学生宿舍门口喊我们，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都怕挨打，哪敢不应。 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头朝后，脚朝前。我把她的鞋子也放到车子上，鞋子上有大便”[]。 《也谈卞仲耘之死》的五人之一的冯敬兰曾经对这个现场有清晰的描述[]。 《王永海谈话记录》还透露一个重要内容，即红卫兵曾经命令王永海用平板车将遍体鳞伤，濒于死亡的卞仲耘拉回卞仲耘的家。王永海是这样说的：“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从王永海的谈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红卫兵把人打死后并没有作鸟兽散，她们从容地提出各种处置办法，其中就是没有立即送医院的决定。 第三现场：校北门内侧，一辆手推车承载着已经死亡的卞仲耘，从下午三、四点钟一直逗留到晚上七、八点钟。对这个现场描述的最为细致的人是胡志涛，她是这样回忆的： “卞躺在拉土车上，身上压着大板子、扫帚、簸箕、纸，乱七八糟的东西，拉开一看，卞两眼瞪天，口里喷沫，两腿裤子上都是粪便，（那个样子惨不忍睹），（以后十几天，白天晚上，一闭眼就看见她那个样子。） 当时我一看，人完了。我就对学生说，快送医院吧。但是没人送。后来胡坐在屋子里，从窗子往外看”[]。 胡志涛在1986年写的《八.五祭》中的再次描述卞仲耘遇害的第三现场。其内容和1966年12月对王晶垚先生的讲述基本一致。
《王永海谈话记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临走时，听有人说：拿一件雨衣来，用雨衣把人盖起来，从东楼东北面新开的大门抬到对门的邮电医院去的”。 胡志涛在1986年写的《八.五祭》中也回忆了卞仲耘被送往医院的情况：“夜幕渐渐地落下来了，我看看肿胀的手腕上那只被污水模糊了的手表，时针正指在七点上。窗外有人走动。不一会儿，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胡志涛和王永海的回忆中，红卫兵根本没有出现在第三现场。所谓抢救卞仲耘之事更是无稽之谈。 《宋彬彬谈话纪要》没有涉及第一现场，而是从第二个现场宿舍楼的情况开始叙述的。 当“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的时候，宋彬彬说：“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这说明她旁观了武斗，尽管卞仲耘已经倒下，但是宋彬彬“没有过去”。这“没有过去”四个字，可以包含很多信息，例如宋彬彬确实没有参与殴打卞仲耘。但是无法包含“劝阻”和“抢救”的信息。 当卞仲耘在宿舍楼倒下的时候。宋彬彬还说：“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宋彬彬关于卞仲耘滞留第二现场的时间也是错误的。她说“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是不对的。天黑以前，卞仲耘就已被王永海等人从宿舍楼运走了。这一切说明宋彬彬离开第二现场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在第三现场出现过。而第三现场是卞仲耘被送往邮电医院的出发地。 从宋彬彬的上述回忆中，读者可以发现宋彬彬在谈话中始终没有提及第三现场，也就是卞仲耘在女附中的最后滞留地——校北门内侧。如果宋彬彬抢救过卞仲耘，以卞仲耘死相之惨列，她想不涉及都不可能。 当卞仲耘遍体鳞伤，濒临死亡的时候，没有人去抢救，停放她的小车被置放在烈日下，她的身上堆满了大字报纸、板子。这个时候宋彬彬到底在干什么？ 宋彬彬面对王晶垚先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作为宋彬彬承认，当得知卞仲耘被打倒在宿舍门口的时候，她没有过去。她不过去的原因是她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这短短的几行字清晰地表明宋彬彬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 她接着说：“事情发生后，当时我们革委会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这是一个何等冷酷的人啊！她竟然当着死者家属面说，面对死人并不紧张，还为之鼓了掌。宋彬彬到底都讲了些什么话，还迎来一片掌声，46年后是否可以如实告诉读者？ 综上所诉，一个和一群为死亡鼓掌的人会去对频临死亡的人实施抢救吗？宋彬彬抢救卞仲耘的神话可以休矣！
讨论本节内容之前，首先要强调指出一点，就是刘进最近关于8.5事件的讲述没有一句话是可信的。例如，她声明自己1966年8月19日已经退出女附中文革运动，成了一个逍遥派。但是王晶垚先生记录下来的资料中显示，刘进在所谓退出学校文革后，还多次去王晶垚家问东问西。这些记录清晰地证明刘进在撒谎。 现在讨论正题：刘进在8月6日的广播里都说了些什么？ 1966年8月6日上午，也就是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刘进在学校的广播里以校方负责人的身份向全校师生公布了卞仲耘的死讯。她在广播中丧尽天良地咆哮：“死了就死了！”的声音给女附中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像。现在，刘进和宋彬彬将这个“死了就死了！”的版权送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德同志。为了减弱这句话的非人性度，刘进和宋彬彬对吴德的口气进行了文学的修饰。 刘进说：“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死了就死了。”[]；宋彬彬说：“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人死了就死了”[]。 显然，经过上述口径统一的修饰后，“死了就死了”这句话似乎好像真的变得有那么点儿人情味儿了。 “死了就死了！”的发明权现已无法勘定，因为吴德已死，死无对证。红卫兵选择文革后46年后说话的好处也在于此，重要的证人都死光了，吴德死了，王任重也死了，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情胡说。 但是在文革年代，刘进的这句“死了就死了”到底应该如何解读呢？还是让我们用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段话了为刘进的“死了就死了”做注脚吧。谢富治在红八月中举行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 刘进的“死了就死了”的含义和谢富治的“打死了就算了”的含义是对等的，且无需任何文学修饰即可读懂的。 刘进除了咆哮：“死了就死了！”，在广播里还讲了些什么？ 张静芬老师在卞仲耘遇害后的第五天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控诉红卫兵的暴行，并提及刘进的讲话，张老师写道：“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6日上午广播，要封锁消息，这是封锁得了吗？”。 上文提到的陶洛诵同学在《生之舞》中回忆当年刘进的讲话：“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上文提到的伏生同学的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中这样回忆刘进的讲话：“教室里的有线喇叭响了，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她说，卞仲云被斗后，由于天很热，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因此，她心脏病发作，死了。”王友琴同学在她的《女性的野蛮》一文中回忆刘进的讲话：“……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当然，她不说‘校长’，而是说的女校长的姓名，她说‘死了’，而不是说‘打死了’”。 在王晶垚先生保留的文革材料中对有一份《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和一份《宋淮云谈话记录》。1967年4月23日师大女附中学生宋淮云在王晶垚先生面前回忆了1966年8月6日刘进的广播稿内容。王晶垚先生分别在两张纸上记录了宋淮云的回忆，宋淮云说： 刘进在广播中这样讲：“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宋淮云版的刘进广播稿字数不多，只有86个字。但是，这86个字中的信息量很大，重要的信息有四个： 第一、刘进承认发生武斗的目的“是为了杀（煞）卞仲耘的威风”。这个煞煞威风的主观动机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宋彬彬也承认过。关于“煞煞威风”上文已作陈述，这里不再多讲。 第二、刘进说：“好人打坏人，活该”。 文革中，最早在公众场合说这句话的是江青，时间是1966年7月28日，地点是北京展览馆。她的原话是：“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刘进只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 第三、刘进否认卞仲耘死于暴力，用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为红卫兵开脱罪责。刘进的这个说法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被宋彬彬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广播有个稿：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第四、“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句话不可以理解为刘进在鼓励红卫兵继续打死老师。刘进是在鼓励红卫兵继续批斗校领导和老师。 如刘进宋彬彬坦言，卞仲耘死后的第一个夜晚对于她们确实是一个不眠之夜。她们先要在邮电医院面见死者的家属，宣告卞仲耘的死亡；又要赶到北京饭店去找吴德，寻找上级部门，探明态度；回到学校后又要商量明天如何向全校师生交代卞仲耘的死因。不知道是宋彬彬还刘进出了一个主意——以心脏病和高血压来掩盖卞仲耘死于暴力的真相。从这个idea衍生出来的具体措施就是第二次面见王晶垚先生时，提出要解剖卞仲耘的遗体——被王晶垚先生严辞拒绝。 慑于红卫兵暴力，邮电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不但错写了卞仲耘的年龄，还对卞仲耘的死因含糊其辞，写着：“死因不明”。但是，关于卞仲耘最终死因是“高血压”和“心脏病”的说法，不翼而飞，流传甚广，其源头就是8月6日刘进的讲话。 据1966年11月27日王晶垚先生记录的《王永海谈话记录》，刘进在广播中也讲了打人不对的话：“第二天早上，学校革委会的广播里说：卞仲耘已经死了。这件事对学校的运动不利，这样做不对，大家不要到外面去说”。这段话与《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中刘秀莹的谈话内容基本一致：“……卞死了，发生了这件事，对运动不利，大家不许传到外面去”。 刘进所谓打人不对的理由不是打人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是“对运动不利”。为什么打死卞仲耘对运动不利呢？在《宋彬彬谈话纪要》中，宋彬彬说得更清楚：“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下面，讨论一个延伸的话题：谢富治为什么要让宋彬彬为毛泽东献袖章？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市委和其它主管部门都曾派人到学校调查。作为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对8.5事件肯定一清二楚。但是，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是否如实上报中共最高层毛泽东本人?现在看来值得怀疑。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死亡之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约在8月6日左右，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通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李敬仪夫妇8月3日被斗死的情况。江渭清的这个通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写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江渭清回忆录》[]中对此情节有详细的描述。 而吴德回忆录[]和李雪峰有关回忆文章中对师大女附中的8.5事件均无记载。其它文革资料也无卞仲耘之死被上报的记录。说明当年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可能根本没有将卞仲耘的死亡报告上报毛泽东。因为，当年如果上报过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在回忆录中书写的事情，如同江渭清及其自传。在文革中，向毛泽东隐瞒红卫兵暴力案件不是没有发生过，陈伯达就将解放军报记者反应红卫兵施暴情况的报告压了下来，理由是“太阴暗，不能送”[]。 《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形同虚设，对红卫兵根本没有约束力。如果李雪峰（北京市委）、谢富治（公安部）能够像江渭清一样，向毛泽东呈报北京市已经出现打死人的情况，或许会导致在《十六条》中出现比“要文斗、不要武斗”更加严厉的措辞，对即将出现的红八月杀人潮起到一些遏制作用。 从吴德回忆录中透露，毛泽东在红八月的23日抱怨北京乱的不厉害，太文明了。林彪为“乱”的程度定下了一个上限，即不要打死人。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表明，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月17日北京第101中学陈葆昆老师被打死、8月19日外国语学校张辅仁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2日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被打死等信息或许根本没有被报告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所以毛认定北京太文明了，林认为“打死人”可以成为一个禁区。 王晶垚先生曾在听到《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时候产生一种极为善良的愿望，即因为有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卞仲耘虽然成为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被打死的人。用卞仲耘的死换更多人的生，或许是值得的。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王晶垚先生的愿望终成无望，红八月的死亡之门不可逆转的开启了。 宋彬彬承认，当年她为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是经过谢富治的许可，而她本人也和谢富治认识[]。宋彬彬和谢富治到底熟悉到什么程度，宋彬彬没有详细说。宋彬彬为毛泽东敬献袖章的活动看似偶然，似乎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客的谢富治，他真的不懂得让一个刚刚把自己学校校长活活打死的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无论是谁，为毛泽东敬献袖章意味着什么？只要那个沾有卞仲耘鲜血的袖章（王晶垚语）戴到了毛泽东的臂膀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就被合法化了。 八一八，天安门上，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这是一句略带“未来时态”的祈使句。其实，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早就动武了——“要武”是一个“现在完成时”的态势。
现在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宋彬彬在文革中打过人吗？ 《宋彬彬谈话记要》以及其它材料都没有关于宋彬彬是或否打过卞仲耘的确切记录。 然而，讨论宋彬彬是否打过卞仲耘这个问题本身就非常无聊。就如同《记忆》曾经在男四中专刊中煞有介事地讨论该校在文革中确实没有本校师生被打死，而只有“小流氓”被打死一样无聊和无耻，似乎红卫兵打死那个“小流氓”就是天经地义的。 1979年春天，大规模平反文革中及建国后的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当局高层为这项工作制定了一个“水落石不出”的总原则，即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不追究害人者的政治和法律责任。在后来对“三种人”的排查中，基本维持了“水落石不出”的做法。实施上述原则的具体做法就是不允许司法介入和不圈定涉嫌人员，当然同时也就谈不上去排除涉嫌人员。 有了这个大前提，卞仲耘案件的模糊化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卞案水落石不出的情况下，单独澄清宋彬彬是否打过卞仲耘这一个情节是多么的可笑。 “水落石不出”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宋彬彬在文革中打过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武汉，因为有了“水落石不出”的袒护，她就可以一生高枕无忧、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她在文革中确实没有打人，因为有了“水落石不出”，她就一切都想说也说不清了，何况时光已经过去了46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局面是30多年前就已经预设好了的。否则还能叫“水落石不出”吗？ 用叶维丽的话讲，关于宋彬彬与八五事件有关的说法，不自某女士始，而是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还有人说，1966年10月在南方串联时，就看到一份到处张贴的传单，上面说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个人之多[]。而那时候袁腾飞还没有出生；徐友渔正远在成都指挥“红卫兵成都部队”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千家驹在做什么不得而知。追诉传说的源头只能达到一个结果，提醒人们关注宋彬彬。宋彬彬在文革中到底打没打过人？常人只能猜测！而对此问题是与否的猜定并不是取五五对开之势。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凡是经历过红八月的人，他们的判断会更多的倾向于Yes,或者Maybe。这就是民众记忆和历史记忆的指向性，用恩格斯的话讲，它是一个矢量和，是具有方向性的，且不以权势的意志为转移。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发表后，网络上留下数以万计的指责性留言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王晶垚先生已经公布了他手中的材料。红卫兵会如何回应？红卫兵和王晶垚先生第四个回合的斗争即将开始。为了文革中的受难者，王晶垚先生不会退让；红卫兵更不会退让，因为她们不想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会以什么样的结局记入史册？读者可以拭目以待。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三次发动”与卞仲耘之死 王年一先生生前曾有过一个关于文革“两次发动”的提法。 现在，红卫兵想利用这个提法，将“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段虚构成一个“权力真空”时期。并对“第二次发动”和此“权力真空”时期的产生作因果关系的排序。这种虚构性说法之目的就是要将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卫兵暴行之罪责归属最大限度的模糊化。 不仅如此。红卫兵还试图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方才出现的失落和沮丧的群体心态前置到8月初[]。反复展示此种失落和沮丧的心态，可以将红八月的所有罪恶推托的一干二净。 为了讲清楚卞仲耘死亡时的文革大背景，笔者更倾向于将文革的发动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简称“三次发动”）。在“三次发动”的框架下解说“卞仲耘之死”应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66年5月底至6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一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一次发动”）。这个时期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亲自批准广播聂元梓大字报；1966年7月下旬之8月初，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二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二次发动”）。有三个标志性事件发生：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8.18检阅红卫兵；1966年10月上旬，是毛泽东对文革的第三次发动时期（简称“第三次发动”），以《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物。
文革的“三次发动”的主导者都是毛泽东。通过这三次发动，斗争矛头不断举高，最终指向刘少奇——“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炮打司令部”的文革终极目标。
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在北京地区是各个大专院校和中学的高干子弟。因为只有这批人可以看到当时只下达到地师级的《五一六通知》。而这批人又具备抢夺政治制高点自觉性。所以，敢于出来贴大字报的几乎都是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清华的刘涛、贺鹏飞；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宋彬彬都有幸在各自单位的扮演聂元梓的角色。工作组进学校后，就和这些的不同类型的的聂元梓们共同掌控学校的权力。
文革“第二次发动”响应者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找到打到刘少奇的充分理由，毛泽东在武汉游完泳回到北京后就开始指责工作组犯了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并强令工作组从各个学校撤退。1966年7月下旬，江青康生陈伯达几乎天天出现在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他们全力导向，说“毛主席没有派一个工作组”。并默许北大附中红旗首领现场殴打张承先。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希望将斗争的大方向锁定在追究工作组的问题上。因为这是问罪刘少奇的突破口。 工作组的撤退打破了刘邓对大中学校的有效控制。为了寻找打击刘少奇的社会力量，毛泽东首先为全部大中学校中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其中包括蒯大富。但是刚刚平反和尚未平反的“反动学生”惊魂未定，不能胜任搅乱社会秩序的重任。江青在7月下旬在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拥抱彭小蒙。毛泽东在8月1日发出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就在中央文革全力导向，企图把运动方向锁定在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的时候，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骤然出现在北京城的大中学校中。这是很值得研讨的一件事情。叶维丽说，对联的出现有搅局的作用。笔者同意这个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和“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着微妙的连带关系。而“老革命”和“老子英雄”的说法和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有着潜在对抗的嫌疑。有文字记载，当刘少奇在7.29大会上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毛泽东极为不屑，说：“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笔者还认为，“破四旧”这件事也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其可有可无，本不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一环。毛泽东只是在北京二中红卫兵作出“破四旧”行为之后予以认可。因为“破四旧”是8.18之后，红卫兵作出的回报毛泽东检阅的第一个行动，不认可，上下的互动就失调了。 就整体而言，可将当时的大中学红卫兵分为“反工作组的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两大类。毛泽东选择支持的两个中学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都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但是，大专院校和中学掌权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并不具有反工作组的特征，而是以宣传血统论为宗旨。这类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的主流。而北大附中红旗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因其同样持有血统论的理念而和主流红卫兵沆瀣一气，因此，他们所具有的反工作组特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城区内，中学的权力基本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手中。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都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陈永康、何芳芳；女附中的梁二同、郑中伟；北京二十五中的李冬民等。上述这些人在对联问题上多持反对态度。这些文革中的“最正确者”们并没有因工作组的撤退而掌控学校权力。大学也是同样，笔者在1966年8月初至9月中旬多次见过蒯大富——一个刚刚摘掉反革命帽子，略带些怯怯自喜的落魄之人。 大学的权力也掌握在血统论红卫兵的手里。谭力夫领导的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不但鼓吹血统论，更具有鲜明的保工作组的特征。清华大学的权力并没有因被平反而落入反工作组明星蒯大富的手中，叶林和王光美的工作组虽然撤离，但是贺鹏飞的红卫兵仍然控制清华园。8月24日下午，几千名北京中学红卫兵在贺鹏飞的指挥下“血洗清华园”[]，捣毁二校门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清华大学8.23事件比师大女附中的8.5时间晚了18天，但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样的。有证据显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参与了“血洗清华园”的行动。 北京中学红卫兵跨校联合行动的事例在血洗清华园的8月24日以前至少有过两次。 第一次是8月13日，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小流氓”（与红卫兵同龄的青年学生）。会上批斗对象惨遭毒打。面对红卫兵施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端坐主席台不予制止[]。 同样的案例还有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的8月19日斗争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干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会。关于这次批斗会的情况，具体到红卫兵个人的行为，只留下了孔丹和秦晓护卫校长杨滨免遭毒打的人道主义情节。但是，这次斗争会的自始至终都充斥着暴力，红卫兵根本无视刚刚颁布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对挨斗者拳打脚踢。教育局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8.19市级批斗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谁？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参与其中？46年过去了，红卫兵们守口如瓶。 工作组的仓皇撤退和红卫兵的强势登场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交替出现的本质就是权力的传递。其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权力真空”时段。工作组的撤出不但没有削弱红卫兵的权力，反而扩大和加强了红卫兵的权力。大中学校的权力无一例外落入红卫兵的手中。使他们在学校大权独揽，胡作非为。 从七月下旬开始，经历红八月，直至九月，大约60天的时间，掌控北京大中学局面的就是强势登场的血统论红卫兵（也就是老红卫兵）。他们来势汹汹，当仁不让。并不因中央文革已经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感到沮丧。谭力夫那句“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是工作组撤退后老红卫兵心态最典型的表露，哪有什么沮丧和迷茫。 老红卫兵在短命的70天里做了以下四件事情： 1)残酷斗争基层走资派走资派；2）以镇压流氓为名，打杀城市平民子弟；3）以扫四旧之名抄家和破坏文物；4）打杀地富反坏右，并驱逐十多万地富反坏右出北京。 作为“第二次发动”的主要响应者，红卫兵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填写了文化大革命史上最为凶残的一页。后来，毛泽东阳脸变阴脸，将这个时期和工作组的“50天”一并划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
“第三次发动”的响应者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被誉为“五大领袖”的那几个人（聂元梓是一个例外，她是“第一次发动”的第一号响应者）。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就是蒯大富。经过两个月的调教和预热，他们开始逐渐占据文革的舞台.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邓问题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意图开始落实到实处。 此时，各大中学校校掌权的老红卫兵方感大势去矣。在城区中学，反工作组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逐渐开始掌权，他们的市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叫做“首都兵团”。这些人中的知名者后来都成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的常委。而女附中的郑仲伟等人如果不是在66年年末卷入“12月黑风”也会在红代会的常委中占有一席之位。大学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蒯大富还是王大宾，他们都是在13期红旗社论之后才开始真正挺直了腰板。 之所以会有上述这种局面出现，除了第十三期《红旗》杂志社论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陈伯达在10月召开的中共工作会议上发言，其中对对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它是宣传“反动地主阶级的血统论”。这就从精神上解除了老红卫兵的思想武装。陈伯达关于对联是宣传血统论的讲话内容在两个多月之后被写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 陈伯达在10月的工作会议上批判对联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两个月前，对联鼓噪京城之时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耳闻。但是，毛泽东在表示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同时并没有正面评价这个后来被认定为宣传“封建地主阶级的血统论”的对联。然而，毛泽东在8曰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已经留下重要伏笔。他在信中写下了对红卫兵的支持的语句后紧接着写到： “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的这段话话分为三句。 第一句话强调要“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核心内容，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甚非计也。 第二句话强调“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这是在重复他一年多前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亲自撰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五项条件”中的其中一项；第三句话是在强调“解放全人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 这三句话明显是在调教红卫兵。 尽管毛泽东8月1日已经发出《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但是，在8月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关于支持青年学生的那段文字却是含混不清，居然没有注明“红卫兵”三个字。时隔46年，只有麦克法夸尔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 “十六条”的有关文字是这样写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条”的执笔者之一是张春桥。“红卫兵”三个字没有出现在“十六条”中，此“遗漏”是有意还是无意，很值得研讨。 “十六条”上述这段文字中所说的“革命大方向”就是“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这一点显然是“血统论红卫兵”所不具备的。因此，“十六条”所言“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不是指的“血统论红卫兵”，而是指敢于和薄一波、王光美叫板的蒯大富那一类人。 “十六条”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重复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关于团结大多数的的内容，并且直截了当的讲明了运动的整人重点：“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什么“反动老子”的“混蛋儿子”，也不是什么“流氓”、“阿飞”。 化解和利用红卫兵的躁动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毛泽东一方面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和《十六条》中昭示阳谋、留下伏笔，道理早已讲明，将来弃之不用时，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毛泽东放纵红卫兵，让其血债累累，尽快走向反面。正所谓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可惜啊，狂热的少年“老红卫兵”还沉浸在“英雄”“好汉”的自恋中，怎能读懂伟大领袖的用意？ 红卫兵把北京城搅得污七八糟之后被毛泽东逐出文革舞台。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方才得到理应归属他们的荣耀。老红卫兵不退场，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主题曲就永远无法奏响。 两年后，刘少奇倒台已成定局。毛泽东故伎重演，让蒯大富双手沾上工宣队队员的血，将其逐出历史舞台。
就大、中学校而言，“第一次发动”的受害者就是陆平（北大学校长）、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卞仲耘（师大女附中副校长）、杨滨（北京四中校长）、沙坪（女三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五中校长）、万邦儒（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这些校级领导干部。 同样，“第二次发动”的受害者还是上述这些人。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被红卫兵打死。当然，在“第二次发动中”被红卫兵打死的人还包括那1700多名死难者。 “第三次发动”的受害者人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66年10月开始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8年3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这段期间，党内高层斗争日趋残酷，但是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从王晶垚先生公布的《王永海谈话记录》和《汪玉冰全校控诉会控诉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现象。王永海工友和汪玉冰老师都是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才敢拜访王晶垚家和在控诉会上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笔者的朋友也是文革研究人员，他倾向对文革初期作另类的“二次发动”划分。就是将王年一所谓的“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合并为一个阶段。而将笔者的所谓“第三次发动”定为“第二次发动”。其理由是，要以文革受害人群的变化为依据，来划分文革发动阶段。而以往的文革研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过多地关注发动者的主观意愿和谋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卞仲耘是“第一次发动”的直接受害者6月2日，刘进、宋彬彬和马德秀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第一张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3日团中央干部张世栋率队进入师大女附中后就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 北京大学6月18日发生群众不听工作组劝阻，揪斗殴打干部和教员的事件，史称“6.18事件”。在师大女附中情况却是截然相反。6月21日，女附中工作组和师生代表会（宋彬彬、刘进、李松文都是其成员）召开批斗卞仲耘大会。在这个会上，卞仲耘受到残暴的殴打。学生用木头步枪不断对卞仲耘做刺杀动作，卞仲耘后背的皮肤被戳烂。工作组组长张世栋是这次暴力批斗会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张世栋、宋彬彬、刘进、李松文坐观施暴、均无劝阻。6.21事件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女附中的第一起暴力事件。它的示范作用和教唆作用在8.5惨案中显露的清清楚楚。（笔者将另外成文《从6.21到8.5——卞仲耘的死亡之路》） 批斗会后若干天，卞仲耘被定为“四类干部”，属于敌我矛盾。 卞仲耘是“第二次发动”受害者。她在校园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文革殉难者。 没有“第一次发动”将卞仲耘定为“四类干部”，卞仲耘就不会在“第二次发动”中被当作“坏人”活活被打死。刘进曾在8月6日的广播中咆哮：“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但是刘进再疯狂也不会说：“好人打好人，死了，活该！”“第一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政治生命，“第二次发动”结束了卞仲耘自然生命。
和卞仲耘的遭遇正相反，在师大女附中，宋彬彬是“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这是无容辩驳的事实。毛的“第一次发动”是在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女附中，宋彬彬应声跃起，贴出攻击学校领导的大字报，成为文革“第一次发动”的响应者；毛的第二次发动的重要举措就是支持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被耀武——成为二次发动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符号。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五人联名的《也谈卞仲耘之死》，还是宋彬彬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刘进、宋彬彬从来不深谈她们是否参加过7月29日的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这个话题。人们从刘、宋的文字中无从分辨她们是否参加了7.29会议。 关于7月29日前的情况，刘进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从刘进的这段文字中，人们无从分辨，刘、宋到底是跟着大多数同学一起去外地军训了呢，还是去了马神庙整老师，或者哪都没去，留在了师大女附中。 “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交接时刻就是7月29日。那一天，北京大中学校的文革骨干云集人民大会堂。毛刘周邓都到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宣布撤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而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离校后掌管学校权力的人。这些人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是她们在后工作组时期具有文革领导者身份的证明。 刘、宋在7.29问题上的含糊其辞有刻意掩饰之嫌。其刻意的遮盖之目的很显然，如果确实存在着一个如她们所描绘的“权力真空”时期，或“无政府主义”时期，那么，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人员应该是随机的，每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都应该有同等的机会。退一步说，所有属于“红五类”的学生都应该具有具有同等的机会。但是恰恰相反，能够参加7.29会议的人员就是工作组时期的红人，工作组走后，她们就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学校的权力。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彬彬、刘静、马德秀还有那个叫李松文的人都参加了7.29会议。当然，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肯定是没有资格参加7.29会议的。“有资格”和“没有资格”是权力认定的结果，这种权力认定的存在就是“权力真空”根本不存在的最好说明。 8.18上天安门的人员名单的确定也是“权力真空”不存在的证明。凭什么刘进就可以决定谁可以上天安门，谁就不可以上天安门？除了权力能够决定此事，还有别的什么玩艺儿吗？ 想借“文革二次发动”论开脱宋彬彬是徒劳的。有人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的最大贡献只是搞了一个有字的红袖章。不对！女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卞仲耘校长，用这个示范性事件开启北京城红八月的死亡之门。 从文革“二次发动论”中推演出来的“权力真空”论的本质是将“第一次发动”和“第二次发动”的响应者——红卫兵的退场时间最大限度地模糊化。将“第三次发动”时段红卫兵方才具有的失落心态前置到8月初，这样就可以使红卫兵所犯种种罪行之客观效果和主观心态不能对应，一切罪恶便可一推六二五了。 这种诡辩或许可以骗骗80后和70后的年轻人，甚至60后的中年人。就是骗不了文革的亲历者。 关于文革的“三次发动”的话题到此结束。
第四章 宋彬彬还走的出冠名门吗？ 早在2010年夏季就听说宋彬彬要发忏悔文。题目好像是《向全国人民道歉》。乍听时，吃惊不小。莫非宋彬彬真的要孤身认领红八月北京红卫兵群体犯下的滔天大罪？抑或是坦陈承认卞仲耘校长被害过程中有自己确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后来的消息又说忏悔文暂不发了，因为宋的家人反对。 2012年1月31日，宋彬彬的忏悔文如期而至。题目却是《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仅看标题，就觉得很奇怪。既然有话想说为什么要憋四十多年？是谁拦着你不让说吗？就是有人要拦岂能拦得住的呀？宋彬彬在中国肯定是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去了自由世界美国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粗读宋彬彬的文章感觉很异样。这个文本的话语系统是那么的不统一。不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笔，拼凑的痕迹很重。这个“自辩词”很像一个集体的创作，类似文革中的罗丝鼎、梁效之文。“宋彬彬”三个字只是被冠名而已。无论是否出于宋彬彬的亲笔，这确实不是一篇忏悔文，而是一篇不吐不快的辩护词。文章中扭捏说出的那几声道歉的话实在是多余。 在以后的2月天里，有不断有消息传来，说那篇“自辩词”确实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宋彬彬文章的原稿被集体否决。之后，不但有人重新执笔，而且被十数人等修改过N次。再后来，有一代笔者在坊间放话，说，此作是由她代笔完稿，因为宋彬彬总是写不好。 宋彬彬的一生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冠名门”了。 老话说，事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 第一次，宋要武在1966年8月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红袖章》。40年后，宋彬彬否认该文是自己的作品，说那篇文章只是被冠名而已，真正的作者是光明日报记者。 第二次，1966年秋天，宋要武在《武汉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同样是在40年后，宋彬彬也否认了是自己的作品，“宋要武”也罢、“宋彬彬”也罢是又一次被冠名。导演冠名门的人似乎是王任重及其湖南省委。 第三次，是发生在2007年女附中校庆期间。校方在校园和纪念册中展示宋为毛戴红袖章的照片，引发广泛的质疑。可是宋彬彬又说，那不是她的本意。她的言外之意是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应当对此事负责。 尚未走出前三次的“冠名”门，宋彬彬又陷入第四次“冠名门”。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出自宋彬彬之手？一个获得美国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母语独立完成与自身经历有关的文字的写作呢？ 47年的间，宋彬彬三出四进冠名门，虽然冠名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不太相同。但是有两点表现是很相同的： 第一点、被冠名的时刻都是很乐意的，也是很认同的。比如47年前被冠“宋要武”之名，领袖的恩赐，何等的荣耀，哪有不接受的道理？后来形势变了，荣耀之事变得不荣耀了，所以有以下第二点。 第二点、冠名若干年之后，或数十年后都要出来那声明不是自己的亲笔作。宋彬彬已经否认了以前三次的冠名作是出自自己的亲笔和本意，焉知若干年后不会再次声明，说《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也是出自别人之笔手，自己只是被冠名而已。 记得一年前，曾和一朋友有过一次聊天。他说，他是最早接到宋彬彬文章初稿的人。那时的稿件似乎还没有被代笔。宋说，你可以修改。他说，你的文章我一字不动。我很赞同这个朋友的做法。韩含的《三重门》即使真的是由其父代笔也是可以谅解的，那时的小韩含年方只有十六，初入社会，老爹不帮谁帮？可宋彬彬就不一样了，文章文字无论写成什么样子，都不能代之修改（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除外），因为这是一篇交给历史的答卷，需要宋彬彬本人独立完成。别人插手就有作弊之嫌。所谓作弊就是执笔者将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掺入文章之中，使读者无从分辨哪些东西是来自宋彬彬本人，哪些东西是来自执笔者和修改者。 “宜粗不宜细”是早就定下的章程。现在却有人得便宜卖乖，要搞什么“真相在细节中”，也就是将“宜粗不宜细”改为“宜细不宜粗”。这两年，宋彬彬明摆着是一个“宜细不宜粗”的试验品。8.5案件就像一幅泼墨写意的中国水墨画：操场的一侧，一位死者趟在一辆垃圾车上，身上堆满了肮脏的大字报纸。她的头发和双脚暴露在外面，鲜血从车板上流下来。操场的另一端，一群看不清脸面的人物都身着绿色的服装，闪烁其间的红色条状物可能是臂膀上的红卫兵袖章。她们或挥动拳头或做鼓掌的姿态，表明这伙人很亢奋，“一点也不害怕”。现在有人对这样一幅历史画面提出异议。她们无意改动画面的全局，她们只是想在保留这个模糊画面的大前提下，用工笔的手法将宋彬彬的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眼珠子、指甲、和口中的牙齿都要宜细不宜粗的画出来。如果美院的哪位老师或学生愿意尝试一下局部之局部用工笔，大背景和其它细节用泼墨的创作布局，不妨就用8.5这个题材，此创作的标题可以叫做“细节在真相中”或者“真相在细节中”。 年轻的时候遇到运动群众的年月，宋彬彬被毛泽东和谢富治玩偶一把确实是一件可以原谅的事情，最起码宋彬彬已经自己原谅了自己。但是40多年后被一些阿猫阿狗玩偶一把，宋彬彬的内心就那么心甘情愿？真是活见鬼了。 遗憾的是，宋彬彬搞不懂其中的道理。所以，她的一生就注定要被冠名、被利用、被弃放在历史的舞台上丢尽脸面。宋彬彬年纪已近七零。她还有机会吗？她还走得出“冠名门”吗？
第五章 也谈“中国没有斯维特兰娜”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2011年11月30日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去世。网络上的纪念文章很多。有人写文章把斯维特兰娜和李纳、林豆豆、宋彬彬做比较，其中说，文革过去了46年，中国的林豆豆、李纳、宋彬彬至今不道歉。 事情很凑巧，布哈林的女儿也叫斯维特兰娜（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维奇）。有了这样的巧合，“中国有没有斯维特兰娜”的话题涉及的内容变得更加宽泛。 应该承认，反思历史时，用斯维特兰娜——布哈林的女儿或斯大林的女儿类比中共高干的女儿是一个很不错的视角。 对斯维特兰娜现象的思考，尤其是对照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基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翻看70年的联共（布）党史，无论是党内斗争最为残酷的斯大林时代，还是解冻的赫鲁晓夫时代，或者是倒退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的解体时代，几乎没有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子女卷入过父辈政治斗争的记载。斯维特兰娜及其同伴只是他们父辈权力斗争的旁观者。其不知情的程度比克林姆林宫红墙外的普通百姓没有太大差别。当灾难降临的时刻，她（他）们只是默默地承受命运的安排——流放、监禁和死亡。 布哈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维奇）的一生是在苦难中渡过的。布哈林“毫无罪恶的头颅，株连了几千名无辜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和女儿。斯大林在布哈林被处死11年后的1949年将古尔维奇和她的母亲被关进监狱。苏俄当局直到1956年召开反对个人迷信的二十大后才释放母女。2003年古尔维奇·斯维特兰娜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至于托洛斯基的子女们的悲惨下场更是令人扼腕。 斯大林为了报复托洛茨基，将其全家赶尽杀绝。两个儿子，一个被枪毙，一个在做了阑尾炎手术后，神秘地死在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里。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婿也被枪毙。 托洛斯基的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病死于莫斯科；第二个女儿死在柏林。只有第三个女儿幸存，自1937年起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度过了24个年头，直到1961年克格勃才停止了对她的监视，而那一年她已经是一个87岁的老人。 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高级干部子弟都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那个时期，她们争先恐后，有强烈的参与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逐渐发现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一生一世都休想爬出的泥潭。文革结束之后，父辈之人可用建党建军建国的功勋去抵消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中欠债。而自己呢，除了负债，别无所有，纠结一生，永无宁日。最典型的公主级的人物有两个：刘涛和林豆豆。 刘涛是刘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刘涛在文革初期曾经和贺鹏飞等高干子弟在清华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攻击矛头直指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1966年1月2日刘涛在清华大学校园贴出攻击亲生父亲刘少奇的大字报。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全面攻击刘少奇。在大字报的结尾处，刘涛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文化革命中，在无数泼向刘少奇的污水中，这一盆泼向亲生父亲的污水对刘少奇的伤害之深之烈是可想而知的。 1980年5月17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大会通过CCTV向全世界转播。刘少奇遗孀王光美携子女站在主席台上。人们在刘少奇遗眷的行列中没有看到刘涛的身影。 蒋南翔或许早就原谅了刘涛当年的行为。刘少奇的在天之灵或许也可以宽恕女儿的过错。但是刘涛本人今生今世如何从自责中解脱出来呢？ 林豆豆是林彪和叶群的亲身女儿。她的文革经历比刘涛更加荒唐惨烈。林彪面呈鬼相，助纣为虐，罪恶深重，百死不赎其身。他的死亡结局是中国奸佞史上最为荒诞的闹剧。其荒诞的极至程度至今还令林彪的拥趸们无法自圆其说。面对毛泽东对他的戏耍，林彪显然定力不够，他既做不到“理解的要执行”，也做不到“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于是，毛林摊牌一触即发。就在林彪准备出逃的关键时刻，林豆豆不但不选择与父母兄长同进同退，却选择效忠毛泽东，向中南海告发父兄外逃的计划。256号飞机在夜幕中仓促起飞，最终坠毁在北蒙的沙漠中。林豆豆关键时刻背情弃义，火中投碳，有违人伦法则。温都尔汗焚烧父母、父兄尸骨的烈火早已熄灭，但是林豆豆的余生再也走不出9.13的噩梦。 1986年英国电影《Zina》（幽草）在欧洲和美国上映。其中讲述的是幽草——托洛斯基的女儿（齐娜伊达）在德国柏林生活的故事。斯大林穷尽世间所有之恶名诬陷托洛斯基，但是幽草无意背叛父亲去效忠斯大林，她以希腊神话中的安提戈涅自许，情愿陪伴在两眼失明的俄狄浦斯父王的身边。。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最具人情的角色。由于自责，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用宝剑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后逃离忒拜城堡。他的女儿安提戈涅情愿牵着父王的手走向荒原，无论俄狄普斯父王是否背负着弑父淫母之恶名。 安提戈涅的感人之处不止于此。 七将攻忒拜之后，安提戈涅不顾国王舅父克瑞翁的禁令，毅然埋葬了哥哥波吕尼克斯的尸体。克瑞翁下令将安提戈涅活活关砌在波吕尼刻斯的墓中。谁说安提戈涅就不是一个殉道者？安提戈涅以其短暂的生命揭示了“天地良心”——“它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永恒地存在着”[]。 文革之最罪恶就是将人间的爱非人性化，以革命的名义扼杀所有的人伦之爱。同时也将仇恨非人性化，在人与人之间，将虚拟的仇恨演变成真实的背叛和血淋淋的杀戳。 刘涛和林豆豆在文革中或许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人的事情，但是她们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都说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最为悲剧性的情节，但是，在文革中我们看到的是更为凶残的场面——像蝎子一样——“儿女吃掉自己的父母”的场面。 其次，在俄国、在曾经的苏联、有一种从托尔斯泰那里延续下来的文化承传，它背景于东正教，高于党文化，且不曾因为有了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时代而被阻断，成为俄罗斯人判断是非的最高准绳。中俄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高官的子女的生活形态没有太多的可比性，思想形态更没有可比性。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阅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斯大林这个名字如同铮铮的钢刀声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心。”斯维特兰娜用她的两部书《仅仅一年》和《致友人二十封信》划清了与斯大林主义的界限。斯维特兰娜告诉世人，苏维埃政权的铁幕后面是黑漆漆的，在许多事上，他们（指斯大林）共同有罪，你能看到观众在鼓掌，而人民沉默无言[]；斯维特兰娜坦言，与之同龄的一代人的大多数，他们经历过的生活和我比起来要充实的多，他们能活过来的人不多，活过来的人都成了时代的精英，他们是明天的十二月党人。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才了解和知道了斯维特兰娜。所以笔者认为，以人比人不如以书比书。中国有另外两个公主级人物都是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学生。这两个人都写了书——邓毛毛的《邓小平在文革中》，罗点点的《点点回忆》。 邓毛毛的书涉及红墙内的秘闻，阅读性是没有问题的。 罗点点的《点点回忆》的每个章节的开头都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句子作为导读。语录式摆放的弥尔顿诗句与党文化的叙述形式及其内容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也找不到焦点。读者似乎只是感觉点点是在做比喻，文革前北京南池子的那个王府是她和她们家的乐园，文革来了，失乐园了。《点点回忆》快要截稿之时正值苏联解体。中国和全世界都以平静心态接受这个现实。罗点点却借康克清的嘴说：“怎么得了啊”。记得读到这里时，笔者几乎笑喷。嗷，她心中的“失乐园”原来如此。但是，罗点点应该记得，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就认定列宁缔造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被资本主义复了反革命辟。“怎么得了”的时刻到底应该从何时谈起呢？ 题归正传。用宋彬彬类比斯维特兰娜——斯大林的女儿或布哈林的女儿，似乎都有些牵强。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都是冠名小品。这些冠名小品确实不好拿来与斯维特兰娜的《仅仅一年》《致友人二十封信》进行比较的。
第六章 评范世龙的诋毁文及其它 为了分散读者对《宋彬彬谈话纪要》等材料的注意力，也为了表明自己效忠红卫兵的立场，《记忆》编辑部急急忙忙在第82期的的首篇位置安排了一篇攻击卞仲耘的文章《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署名范世龙。不知是笔名还是人世间确有此人？这是一篇诋毁文，更是一片献媚文。用诋毁文革受难者的文字向红卫兵表忠心。其相之丑，其态之陋令人作呕。 该文章在厚颜吹捧宋彬彬和刘进的同时，将污水泼向卞仲耘校长。文章引用当年师大女附中高二（2）班学生罗治的一篇日记（刘进曾在“五人谈”中提及罗治的日记），以卞仲耘1966年5月的一次报告的摘录为据，下结论说：卞校长做报告的那一天为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发动日。 该文中某些叙述清晰地表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参与策划了这篇中伤卞仲耘文章的写作。 46年前，卞仲耘执行了宋硕的北京市大学工作部的文革部署，安排学校师生整天学习报纸和文件，这种文革局面与后来的打人杀人相比，对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和学生而言都是利多弊少。而宋彬彬刘进鹦鹉学舌效仿聂元梓，在校园贴出大字报，以领导文革不力之名问罪卞仲耘。 46年之后红卫兵红外围左倾变右倾，反口呲牙，指责卞仲耘领导和发动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她们左右开弓之目的就是要让卞仲耘、沙坪、梁光琪这些被红卫兵残杀的人们徒生枉死。 范式龙文章的逻辑表达水准处在正常人的平均线之下。现在可以通过外延推导式的方法展现一下其逻辑的荒谬： 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____以清华附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泼向当年的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校长（文革中被清华附中红卫兵残酷殴打，肾脏被打坏）；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____以女三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泼向当年的女三中校长沙坪（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____以女十五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泼向当年的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将文章改标题为《文革是怎样发生的____以北京八中为例》，此盆污水就可以泼向当年的北京八中校长华锦（文革中被红卫兵殴打致死）；…… 最近，红卫兵的尾随者又在放风，说，卞仲耘不是高、大、全，为什么不可以碰？ 是的，卞仲耘确实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完人。何止是卞仲耘啊，还有孙维世、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都不是完人，她们和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打死的1772名北京市民一样；和南京大屠杀中被杀死的30万南京市民一样；和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死难的600万犹太人一样都不是高、大、全的完人。这些受难者生前或许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道德缺陷和政治过错。指明这些死难者的缺点在政治和历史上的意义何在？可以抵消掉德国纳粹、日本鬼子和北京红卫兵的罪恶的吗？哪怕是一分一毫！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已经46年，王晶垚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红卫兵红外围对他们还是愤恨难消、耿耿于怀呢？ 红卫兵对卞仲耘和王晶垚先生的仇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当初，她们游戏般的把人整死了，只是为了政治投机、哗众取宠，其实并非心头真的藏有血海深仇。时过境迁，game over,她们洗干净沾满鲜血的双手，想读书去了，想拿个学位，还想恋爱结婚，学着普通女人的样子去做一个贤妻和良母，不希望有人总是提起往事坏了心情。她们希望死难者家属能够和她们一道快乐地忘记过去。一旦得知死难者家属还没有忘记血腥的残杀和被害的亲人的时候，红卫兵就心烦意乱，46年前那虚拟的仇恨开始变质，质变成真真切切的仇恨。这种世界上最最不讲道理的仇恨开始在老年红卫兵的心中滋生蔓延。此种非人性的仇恨的聚集是红卫兵46年来拒不忏悔的源头，因为有了此种仇恨，所以就有了十年持之以恒的鬼祟和欺诈。 现在，王晶垚和宋彬彬对簿历史公堂，是非划界、泾渭分明。站在宋彬彬身前身后的红外围已经挤成一团，上有70岁的老人，下有40岁的中年妇女。他们以《记忆》为阵地，向王晶垚先生和死去的卞仲耘抛出一些烂砖头。这种场景在46年前就曾出现过：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一群红外围尾随红卫兵围殴无助的卞仲耘。这些过去和今天的红外围分子的情感取向是无法用常规和常识去解构的。他们昨天热衷于做林彪的拥趸，今天又成了宋彬彬的Fans。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物伤其类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现象，如王友琴所说，牛是不吃染过牛血的草的。在人的世界里确有着另类的物伤其类，这个“伤”字已经有“伤害”的意思了。 王晶垚老先生虽然由衷地感激为铜像捐款的几百名师大女附中师生。但是，他对红卫兵参与和操纵雕铸并安放卞仲耘铜像是不认可的。 问他，为何？ 他说，那个人（指塑像）根本不是卞仲耘！ 2011年母亲节前夕，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实验中学举行。这个仪式被拍摄并刻录成光盘，其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个光盘的解说词严格遵守了红卫兵关于8.5事件的口径——卞仲耘是被学生打死的（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并在解说词中宣称：“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就连亲历打斗校领导的老三届学生至今也不清楚8.5事件的真相”。会议主持人罗治进一步宣称：“我们认为，真正揭示历史真相探讨悲剧根源的任务还必须由比我们更年轻，更深入研究历史的人来完成”。这实际上是在用建一座铜像推卸掉了揭露一场血案真相的历史责任。卞仲耘不是被暗杀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的。卞仲耘被害那天，师大女附中在校的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估计应该不少于一千人。这一千人在这46年间与杀人者默契了一个最大公约数：绝不指认任何一个凶手，绝不说出任何一个凶手的姓名。王友琴说，当年不能出面制止暴力的实施，无异于同谋！那么，46年间与凶手共同坚持一个拒不揭示惨案真相的攻守同盟是不是也同样无异于同谋呢？ 2012年7月9日，王晶垚先生将记录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退还给罗治。在退还光盘的说明信中，王晶垚先生写道：“由于塑像的问题，我肯定不能接受。”[]捐款人中不乏红卫兵人。她们以为塑一座体态丰盈、面带微笑的卞仲耘铜像就可以自赎了吗？卞仲芸告别人世时是铜像塑出的那副模样吗——安静、祥和——鬼都不相信！ 红卫兵不允许在碑文中注明卞仲耘的死因，但是允许卞仲耘以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形象存留于世。 但是，卞仲耘注定要以一个文革受难者的形象被记入史册！这是她生前生后的宿命。“三尺琼花骸骨掩，一腔鲜血练旗旋”，冤死的窦娥可以洁来洁去，或许是苍天的怜悯。而卞仲芸呢？遍体鳞伤，粪便染身，生的痛苦，死的无颜。46年前不能感天动地，46年后也没有换来红卫兵的眼泪和忏悔。莫非真的应验了那句中国的名谚：狗行千里吃粪，狼行千里吃人。
结束语 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碑群的东南角有一道石阶通往地下。地下是信息厅。一个声音在宣读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壁上淌过。从头到尾听一遍全部死难者的名单，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历史记住了卞仲耘。但是，被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的玉华台饭庄19岁的女服务员叫什么名字？被男四中红卫兵打死的社会青年叫什么名字？被北大附中红卫兵骑摩托车多次碾过身体的老妇人叫什么名字？在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1772名死难者的名单在哪里？他（她）们正在被遗忘。或者说已经被遗忘。上天无情，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安排的吗？ 死相惨烈的人是上不了阿修罗道的,更莫说天道。断魂桥上，60年等一回，她（他）们在等谁？在等那些诬陷过她(他)们的人，羞辱过她(他)们的人，残害过她(他)们的人，杀死了她(他)们的人，还有那些为暴行辩护和狡辩的人，牵着她们的手共赴无间道。 2012年4月26日初稿2012年7月25日定稿于北京植物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