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零陵“八·一九”残杀“黑五类”知青事件——文革1967

作者：余习广整理（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及县“处遗”材料；彭稚鳌：《血溅东风镇》）

来源；余习广博客

这是1967年8月19日，在湖南零陵地区大屠杀风暴中，零陵县前进公社发生的屠杀下乡知青的惨案事件。因“文革”后零陵县城芝城镇（亦为零陵地专所在地）改名为东风镇，故又称“东风镇惨案”。

1967年6月20日，湖南零陵地区“四代两站”派和“六条战线”派两派群众组织在永州城发生武斗后，零陵地区武斗连连。8月，零陵地区发生以道县为中心，波及11个县的大屠杀事件。

1964年9月，因实行毛泽东的阶级路线，大批家庭出身不好的长沙和零陵城市青年被下放到零陵地区农村当知青。“文革”后，因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的压制，下乡知青一般都支持当地造反派，大都参加了“工湘”派。零陵地区武斗最猖獗时，芝城镇（零陵地专所在地）两派大撕杀，双方死伤数十人，其中多数是长沙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因此，下乡知青被时称保守派的头头和支持该派的地方当权派视为眼中钉。而下放知青与当地农民也存在着不少矛盾。下放知青每月可领到国家津贴，农民则终年劳累也缺衣少食；知青尽管身在农村，却仍然不变城里人的做派；更重要的是：知青下放，国家并不减少对接受知青的社队的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征购任务，农民认为知青抢吃了农民口粮。等等。因此，保守派的当权者在大屠杀风潮中策划对知青的屠杀，很容易就得到了该派农民的响应。

在道县8月大屠杀开始后，道县铜山大队在屠杀中开始把风向转向下乡知青了。该大队有二十多个知青，知青手里有几枝枪，为了自卫，与当地“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进行了激烈的枪战。知青中己有死伤，一个知青被吊死在樟树下。在道县8月大屠杀中，先后有7名知青遭到杀害。

8月19日，道县牛路口团结大队牛路口知青点接到江永县知青报信，说江永已经开始杀知青。21日，知青们接到牛路口公社武装部准备对知青下手的消息，于是决定开始突围。这支37人的逃亡队伍，向西南出广西永安关，然后晓宿夜行，过汶市，直插广西全州方向，于25日在全州车站上车，返回长沙。他们中有人随即在街头贴出大字报：《道县告急!知青告急！》，将道县惨案和零陵地区大屠杀及知青危境公诸社会。

随即，零陵县也发生了大规模杀人风潮。在零陵县保守派头头和武装部负责人授意下，保守派民兵决定对各公社知青进行屠杀，首先就拿长沙知青开刀。风声传开，引起各知青下放场点的恐慌。据当事人彭稚鳌回忆：8月18日晚，前进公社知青点周围的山头上突然出现许多火把，还不时传来枪声。长沙知青集中的这块地方似乎已成为某种目标，这促使我们决定赶快逃离那里。一时间，知青们急速相伴返城。

8月19日下午3点多钟，下放零陵县前进公社的20多个知青，搭乘前进公社的一辆货车，去几十里外的县城，零陵知青要回家，长沙知青怕逃亡中发生意外，想去县邮局给家里汇寄积攒下的生活补助费。当卡车进入零陵县城入口处，即遭到预先设伏的杀人者的伏击。他们在公路上拦挡了三根捆在一起的杉树。当汽车停下，知青下车搬树时，埋伏在公路旁零陵县东方红小学校内的民兵们一起朝汽车开火，步枪、冲锋枪和机枪子弹密集地射向车上，并用迫击炮向汽车开炮。经过数十分钟的射击和炮轰，民兵们冲到车前，命令车上还活着的知青下车。下车知青又遭到民兵们的射杀。

在这场屠杀中，一共打死了9个知青，他们是：何小明、唐立人、杨海洲、吴德胜、陈文华、王成章、廖忠普、余泽、彭柏元。9人中，彭柏元1人是零陵知青，其余为长沙知青。伤15人。

该惨案引起社会强烈震惊。返城的下乡知青和家长们纷纷向湖南省革筹、湖南军区和中央呼吁，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在零陵，枪杀知青的派性组织慑于罪过很快解体。数日内，整个前进公社所有知青全部撤离。

“八·一九”惨案，引发了零陵地区下乡知青的全体大逃亡，引发了湖南大多数地区下乡知青的1967年返城风潮。

 

 

湖南零陵逃亡知青与“暴徒袭击”56次列车事件——文革1967

作者：余习广整理（资料来源：零陵地区“揭批查”材料；刘蒲生：《八月的逃亡》；《江永县志》）

来源；余习广博客

这是1967年8月25日左右，在湖南道县、江永及零陵地区大屠杀风潮中，零陵地区部分逃亡知青出逃到广西全州后，为抢上56次列车回长沙，与车上旅客发生暴力冲突，而被上报为“暴徒袭击列车”，几乎招致被镇压的事件。

1967年8月开始，在湖南道县、江永及零陵地区和周边几个县发生了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风潮，零陵地区的一些地方出现屠杀下乡知青的惨案，一些社队的革委会和人武部制定了进一步屠杀下乡知青的杀人计划。数千下乡知青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由此，8月中旬开始，下放到零陵地区数千长沙和零陵的知识青年开始了大逃亡。其中大部分长沙知青绕路而行，他们先后在梆州、全州、桂林火车站开始聚集，以搭乘火车返回长沙。

在全州火车站等车的知青，一连几天都没能挤上火车，返家心切的知青们占领了全州月台。第三天，他们等来了256次列车。但当时每节车厢都塞满人，车窗关着，车门不开，知青们无法上车。随后，当56次列车在全州站停车后，车上情况仍然十分拥挤。近千名逃亡知青不顾一切往上冲，因遭到车上旅客的反对，知青们即以手中的扁担、杆担，与车上旅客发生武斗。男女知青一齐扑向车窗车门，爬进车窗，挤进列车。

上车后，一伙伙男知青，把郁结在胸的积愤，发泄到曾经阻拦他们上车的乘客身上，并打伤十多人，抢劫了一些旅客财物。

56次列车遭“暴徒”袭击的电讯，当即报告给了长沙铁路局，随即上报至北京。按有关方面指示，衡阳设立了“抗暴指挥”部，拦截列车，要严惩“暴徒”。“抗暴指挥”部迅速调动武装民兵，将列车拦截在衡阳站，准备“采取有力行动,坚决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

在得知他们是从道县等地大屠杀中逃亡出来的知青的情况后，“抗暴指挥”部头头决定将列车和逃亡知青一起放行。全州“暴徒袭击”56次列车事件得以妥善解决。再经过3天的行程，知青们终于死里逃生，返回了长沙。

江永知青大逃亡的情况，引起了长沙市民和湖南全省的极大震动，知青们一时也得到了当时省会驻军47军的深切同情，破例对回城知青予以保护，并由街道每月向每位知青颁发9元生活费。

但在9月后，47军即下令所有下乡知青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