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学家王年一的一次谈话

作者：唐开宏

来源：作者博客

著名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老师2007年9月13日因病逝世，从此中国史学界痛失一位标志性人物。为纪念这位《往事》的老朋友，我们将他的一次谈话摘录登出。遗憾的是，王老虽已谢世，我们对他的言论也只能“摘录”——这就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环境，王老在天有灵，当能谅之。

在本次谈话中，王老涉及到两个启发性的问题，一是理论何以成立，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他敏锐地抓住了理论的本源问题：“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不但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前者是思辩的，第二者是实证的，后者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乌托邦。

问题在于，如何从资本主义积累中推论出剩余价值学说？如何从私有制的运行中推论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何从资本主义矛盾中推论出实行共产主义的未来？

黑格尔曾说，密纳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晚才开始飞翔。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才能有对历史的哲学陈述。也就是说，哲学只提供解释。

但马克思却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于是，事后的解释变成了预先的设计。

正如王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从经验到超验的一跃仍在书斋之内，而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却如同从哲学的魔瓶里放出一个巨大的幽灵。从此它四处游荡，给世界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创始人的理论不仅存在差距，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王老引证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王老在谈到曾被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时说：“不要以为有多少大道理在里边。”他是在恢复常识，恢复被各式各样的宏大叙事和伟人神话淆乱的视听。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不能只想到“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率性而为的个性，的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王老的去世，使我们再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但他的著述仍会被引用，他提出的问题仍会被探讨。他活在历史中，他的生命，比压抑他的权力更久远。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今年（指2006年），香港一个刊物要我的文章，我开始拒绝了。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文革发动40周年，一点都不表态不好，就想和朋友一起写一篇。可前天我们单位发了一本文件，送到家里，上面印了官方的好多指示，大意讲：不许给国外境外新闻机构写稿，不许在国外境外出书，不许与国外境外的人交往。尽管我不满意，不同意，也没用，我还要遵守，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邓小平讲了很多次，我们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后天失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受苏联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抓住两条：一条是计划经济，一条是公有制。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又碰到了这么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自负。他非常自负，非常自信。他对经济理论不感兴趣，承认不懂经济，可是死不认输，所以他用后一个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王若水指出来的）。他的错误不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他清醒的很，他是故意的，为了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知道刘少奇没有搞资本主义，并不是误解。不，他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并不是先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先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为了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重要，来制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是这么一个次序。

建国以后，本来毛主席很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见证》），他到延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就要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他要让大家过好日子，这个愿望不能否认，延安时代就有这个愿望，这个不是假的。

毛泽东有一个毛病，往往他缺什么就提倡什么，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正是骄傲的时候他才说这话。

建国以后他就跟刘少奇闹矛盾，就是山西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会问题等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本来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说中国缺资本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走不到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的。从战争年代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1949年进了北京城以后，刘少奇还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他在天津对资本家说你们多开几个工厂，剥削有功嘛，大家有饭吃，工人有工做，中国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从1952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刘少奇，批周恩来，特别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过口号“巩固新民主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发火了：不但搞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巩固资本主义？

1953年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提纲》，胡乔木他们搞的。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反复的修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分析的中国工业多少，农业多少，这些东西都没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毛泽东不满意：“太慢。”到了1959年就提出了一个叫赶超战略，超英国赶美国。赫鲁晓夫要在多少年之内赶上美国，毛泽东兴之所至啊：我们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后来又急了，十五年改成十年，十年改成八年，最后变成三年。有些老同志也在当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比如说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三年赶上英国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同意了的。

第二年就提出三面红旗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老人家说了很多胡话，渺视这个，渺视那个，“对马克思也不要崇拜”。在北戴河作的《建设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有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渴望，已经对社会主义不满足了，要搞共产主义。吃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啊，都是他老人家欣赏的，赞成的。根据各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长期陷入乌托邦的迷梦里，怪圈里，他从年轻时代就崇拜这个东西，还亲自搞过实验。

刘少奇讲了很多话，对毛刺激很大。刘少奇到家乡做调查，看到老百姓生活这么困难，就动感情地说：“老乡们啊，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没有饭吃！要把这个教训刻在石头上，让老百姓永远记住。”饿死人的问题。我现在看到的资料，非正常死亡最多的说七千万，最少是一千万，根据人口统计的推算要远远超过一千万，是四千万。就像王若水讲的，这本帐躲不掉的。刘少奇说了句很精彩的话，“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泽东敲了警钟：你现在不要得意，将来历史会写上一笔的。

你得承认毛主席的权谋是第一流，权术大师，他有的是办法——发起和苏联论战。不是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赫鲁晓夫骂我们，说我们没有裤子穿——我和你论战。论战又不要粮食，不要钢铁，要些秀才（王力、姚臻、吴冷西这些人）就行了。

现在关于跟苏联的那场论战党内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邓小平说法：总结教训，外国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多管，到后来是不会有好处的。这话是很客观的，老实说也是很偏心的，是不讲是非的。还有一种说法，吴冷西的，完全是“客观主义”，哪一年开会，哪一年怎么怎么样，没有自己的任何观点，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连邓小平说的话他都没有，还认为我们正确。老的新华社社长啊，就是这种修养。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多的，网上的说法：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错了。怎么错了？毛泽东要抢苏联共产国际领袖的大旗啊。中国开始论战的时候提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你提总路线干什么？提总路线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拥护我的总路线，在我的旗下。老人家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啊，觉得他是后辈啊。这一打打了十年，怎么样？没有成功，失败了。怎么失败了？各国共产党还拥护苏联，我们没有几家拥护，虽然我们给了些钱、东西、粮食啊。相反的，我们把各国共产党搞的一分为二，你比如说巴西共产党，一家一半，一半拥护我们的，小党，我们给加个括弧——马列；不拥护我们的——老党，好象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1966年7月8日毛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论战事实上也不会成功，因为好多地方讲蛮理，比如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啊？还有“九评”中好几评讲过：要肯定个人崇拜，否定个人崇拜那是否定领袖的作用。

论战不成功怎么办呢。再来一个运动，改变大家的视线，改变大家的印象，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了几年想出来这么个主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呢？算总帐。凡是反对过他主张的人，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都要清算一下。1966年12月他过生日的那天跟王力、江青讲了一些话，说这场斗争是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的，一个要搞社会主义，一个要搞资本主义，这种斗争一直到今天（他给他的政敌加个帽子，叫“搞资本主义”，说自己要搞社会主义）。1966年他73岁，要考虑自己的后事了，后事如何，百年之后的名声究竟怎么样？他讲趁他现在还没死，把建国以来的帐统统算一算，究竟哪个对，哪个错。这种想法说的不大好听就是非常狂妄的，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曾经有两个人经过中央批准访问汪东兴。汪是推脱的，说这个问题中央档案馆有你们可以去查，这个问题啊呀记不得了，那个问题当时我就不知道，但是汪东兴说了句真话，他说：“毛主席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独立见解，独立人格。”很显然他讲这话是有个人用意的，因为外面盛传毛受汪支配，所以他讲这话是摘开他自己，说毛主席不受任何人支配，当然也不受我汪东兴支配了。但我认为这句话讲的很对。毛是何等人物啊？他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所以说江青想骗毛主席那是不可能的，林彪想骗毛主席也是不可能的。放心，他的部署是非常严密的。现在《决议》说他被这个利用，被那个利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文革大事我们都经过，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大体都了解。比如搞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开始林彪还勉勉强强的，不大愿意，还和江青吵了一架，江青最终说出来了，“是毛主席叫我来的，请尊神”，现在档案都在。那个座谈会纪要是毛本人修改过的，重要的地方是他改的。再比如夺权，那是他和谁商量的？和林彪商量的啊？没证据。号召夺权是老人家的意思。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可能没大注意：1966年8月18日的大会。天安门的动员大会是毛主席决定要开的，毛穿上了军装。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是陈伯达起草的，经过毛审阅的，毛提出让林彪在大会上念念，表示军队支持搞文化大革命了。再根据《晚年周恩来》等等回忆，林彪打报告要辞职不干，多次讲过他做接班人不合适，能力不够，随时准备让给别人。这些文献上都有，他多次这样讲，叫人不要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有位朋友提过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1966年刘少奇和邓小平搞镇压学生那一段很可以拿来研究，这又是反右派，打击面之广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题目很有水平，没有人研究过，因为看在刘、邓的面子上不好研究。其实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编了一本书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很厚一本。在那本书上资料非常的全，他在那个学校讲，这个学校讲，确实是杀气腾腾，所以后来毛那么愤怒也是有来由的。不少人都打了反革命。不拥护党委的，说党委坏话的打成反革命，思想作风上有问题的，也是反革命，后来为什么一解放了大家很高兴，很拥护毛主席？打成反革命以后又把他们解放了，当然他们拥护了。

毛想把中共党的历史清理一下，是非整理一下，究竟谁对谁错。他想通过这个实践建立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大的新世界，工农兵学商，五七指示，按照那个纲领搞。他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批示不是偶然的，不是即兴的，是深思熟虑的。8月1日《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学校”，阐发了他的意见——当然不会成功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越乱，后来只好真正借重于军队了，支左、支工、支农啊。这样子军队坐大，革委会当头儿的都是军队的了，中央各部委头头也是军人，总后二级部的部长都调到中央当了部长，担任军代表，他还有一个军委办事组，等等。这样军队力量相当的大。所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苏联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他对军队是非常敏感的，说的不好听为非作歹就仗着手上有军队，把军权当作他的命根子。他对这一点非常之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定了一条，凡是调动一个排以上军队的命令要军委主席批准。

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不听他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听他的话，他的话你摸不清楚。毛老人家诡计多端，大事小事他都有计，所以弄不清哪个是计哪个不是计。而且他也不许你弄清楚，谁弄清楚谁倒霉（他自己说《二十四史》看了十四遍。久浸其中，必受影响。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批判吴晗，耍了多少花招啊？）。五个常委四个主张设国家主席，一个主张不设，主张不设的是毛泽东，主张设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四个常委。

毛主席最早对林彪有意见是1967年七二零事件。他发现省军区、人武部都支持保守派。他满肚子火，做了指示：要武装左派，要发一百万支枪。当时上海没发，北航红旗发了，人民日报报道的。他的理论是右派有枪左派没枪那不是吃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示给江青。结果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搞不通，他让黄永胜顶中央文革，讲：对中央文革要软顶，不能硬顶。

邱会作说，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什么错误我都可以承认，就有一条错误我不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奋斗一生，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我颠覆它干吗？”毛跟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闹分裂。林要发展生产，十大报告说林、陈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报告。

毛在讲江青的时候说她是过渡性人物，因为她有好多优点，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不动摇，有她的原则性。他是说过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结果一直拖下去了。现在给了另样解释——可见毛的决心之大：横竖都要解决。真是人嘴两张皮，随你怎么说。

毛主席有时候胡思乱想。人老了嘛，跟我们现在的脑子差不多，想这个想那个，另外一天这么长时间也没事，没事看看古书，《二十四史》，再没事就找几个女友来玩玩，打打闹闹的，再没事就算计人，该算计谁啦？“拥护以聂荣臻为代表的……”，拥护你，不拥护我啊？有的书上说他有多疑症、妄想症。处于这样的高位，一点儿也不奇怪。有时候不要以为有那么多大道理在里边。因为都是人，人犯的错他们都会犯。我们心平气和地讲，周恩来是伟大人物吧？可他也做过苟且的事，他昧着良心做苟且的事！他知道事情是怎样的，他偏要那样做。他不知道卜占亚是怎么样的人啊？为了顺从毛的意志不得不这么做，他不这么做自己倒霉。这里并没有多大的道理，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

文化大革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假如他老人家不去世还结束不了。毛从好的愿望走到愿望的反面，可以讲他不会愿意把中国搞坏吧，不一定吧？可是最后他搞成这个样子，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不难理喻的“文革”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証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牵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长长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之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自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之际，“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20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文革的真相和追究

作者：唐开宏

来源：作者博客

随着岁月的流逝，“四人帮”走入了历史。那段扭曲岁月给他们带来的打击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最后岁月，他们或癫狂、或平静、或郁闷、或沉默，但是谁也没有留下一本属于自己的公开回忆录，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心事，以及那段灰暗的个人史。我根据海内外公开资料对四人帮的最后岁月进行了梳理。

1991年5月14日凌晨3时许，北京酒仙桥江青的住处。虚弱而绝望的她从卧室爬到卫生间，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江青用被子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踢开了身下的被子等物……这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一书中所记载的一幕。用这种近乎凄绝的方式，江青——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

“张春桥在文革中推行毛泽东的路线不遗余力，他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真正传人，是一个搞政治的人。”北京的一位文革研究者说。作为“宣传专家”与“理论家”的张春桥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所谓“四人帮”中名居第二，位列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之后。

1958年9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刊登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于10月13日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使他一炮打响，被毛泽东视为精神知己。1975年，张春桥撰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曾令毛泽东爱不释手。

作为“四人帮”重要成员的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文革”中曾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王洪文原是上海棉纺织17厂的保卫科干事，“文革”开始后，成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头头，后受到毛泽东赏识，于1972年被调进京，又于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从而成为继刘少奇与林彪之后，毛钦定的第三个接班人。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在中共高层曾受到很大阻力。据文史资料记载，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预选名单，周传达了毛的提议：让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大陆“四人帮”成员之一姚文元，于2005年12月23日病故，姚原籍浙江诸暨，其父姚蓬子，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据记载，年轻时姚的自我介绍，往往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但姚蓬子曾变节一事为人所知后，姚文元就回避再谈自己的父亲了。

1955年，姚根据张春桥、江青从内线了解到的“圣意”写了批判胡风的投靠性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得到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高度赏识。1957年，在毛泽东提及的3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惟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同年，姚刊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的千字文章《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毛泽东看到后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姚由此一跃而为文坛“新星”，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一般认为，点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是姚文元执笔，却是报人出身的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文革”开始，姚任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姚要么不写文章，一写就会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国各报一律全文转载，传达的无不是“毛主席的声音”，体现的都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成为全国“政治学习文件”。而自姚成了“中央首长”之后，“中央首长姚文元讲话”风靡全国。

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排名顺序和方式清楚地表明：38岁的姚，已成为中国的第8号人物，成为前24名首脑人物中最年轻的一个。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70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受到了审查，姚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中共“十大”后，江、王、张、姚4人不断被毛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姚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据报道：“开庭公审时，在10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枝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姚的过世，再次提醒世人那段10年荒谬历史的存在。对此有海外媒体评论，姚之死，代表中共党史上那一段以“小说反党”、以“学术夺权”的荒谬。虽然今年将是“文革”结束30周年，“但对大陆历经那段动乱年代的人们来说，一些伤痕仍在，一些影响仍在，一些情绪也都还在。”“迄今为止，文革的真相和追究，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曾身历“文革”旋涡中心的王洪文的秘书朱永嘉说：“我一直呼吁要把‘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其次才是讨论‘文革’。但现在‘文革’结束30多年了，仍缺少对此进行的一个系统研究。”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故。至此，“四人帮”全员谢幕。然而，那个年代飘荡在中国社会上空的精神幽灵，依然让人们警惕。

 

 毛泽东以特例否定规律

作者：唐开宏

来源：作者博客

毛泽东在1964年还曾经以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名人都没上过大学为例，说明成功未必要经过正规教育。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你不能按照一个突出的天才反过头来要求改造整个培养人才的制度。毛泽东是以个别出现的天才，或者我们说的‘怪才’反过头来要求按照他们这些奇怪的人，天才来改造整个教育制度，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举出的是百分之99点99以外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普遍性。他把整个制度给搞乱了。你说美国的比尔.盖茨，不是哈佛（大学）都没有毕业吗？我们是不是因为比尔.盖茨的成功而把哈佛（大学）给废了呢？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哈佛（大学）辍学了，他成功了，就认为哈佛（大学）不要读了。所以他是要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来改造普遍的东西，那个是荒谬的。”

国失人才

从1970年四万两千人入学，到1976年，中国一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据中国的统计，文革10年，中国少培养大专毕业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因此造成中国在文革后一度严重短缺高、中级专业人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时候，在毛泽东公开鄙视知识分子的时候，各级实权人物却纷纷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子女送入大学，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老九不能走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一反常态，竟然也说起知识分子的好话来了。他说知识分子象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说：“教育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实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最后这句“老九不能走”借用了当时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反派头目座山雕的一句台词，后来成了全中国人们津津乐道的“名言”。

12届考生同赴考场

文革结束一年以后的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和原来的大学学制，文革10年积压下来的570万考生参加了这次高考。

在文革以后的1980年11月，曾经闻名全国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顾自己“辉煌的过去”，“隐名埋姓”，把校名改成了江西农业大学。

毛泽东这场荒诞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无声无息地告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