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品味高音喇叭
作者：柳杨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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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品味高音喇叭
作者：柳杨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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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品味高音喇叭 1966年6月，“蓄谋”已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 高音喇叭立刻成了大革命的武器之一。 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我家阳台对面“机床附件一厂”的高音喇叭死皮赖脸，硬成了我家生活的一部分。永远不知疲倦的喇叭，除了讨伐黑帮，颂扬领袖，整天介是民乐伴奏的女声小合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手捧书本心向党，心呀么心向党哎，嗨心呀么心向党哎。 要问我，要问我，要问我读的什么书哎，毛主席著作哎闪金光哎，闪金光。 那是上海高桥化工厂工人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照上海人的说法：声音太“喳”，尖尖的女声，不够圆润，也不够协调。那曲子倒是通俗的小调，有点老土，有点欢快，有点软绵甚至是有点缠绵的，正好体现民间下层女工们对主席著作的那个“一往情深”。 广播里虽然也常放磅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放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放的最多的却还是这支老土的女生小合唱《毛主席著作闪金光》，闪呀么闪金光。 不管革命年代还是造反时期，时尚的演变和流行的骚动永在，一夜之间，李劫夫的“毛主席语录歌”风靡大江南北。于是我们楼我们家整天被淹在了语录歌里，湿湿黏黏地缠上了你，紧紧贴身和你“零距离”。 还好，听得出对面喇叭的主人也不全闭眼瞎放，也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审美，比如喜欢播《我们的教育方针》。 开口第一句，“我们的教育方针”，有气无力，甚至觉得稍有“哀怨”。或许是劫夫同志为“主席语录”谱曲初期时的心态吧，有些小心翼翼的试探，有种战战兢兢的崇拜，有种诚惶诚恐的抖忽，唯恐出错，掉了脑袋。总之曲调平平地不带起伏，拖着长音，或受宗教庙堂音乐启迪也未可知，很有催眠安神效应：“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 寄养在外婆家、也就周岁、我那一头柔柔细细黄毛的小外甥，常常在慢吞吞的“我们的教育方针”中甜甜蜜蜜进入梦想，嘴角缓缓淌下晶莹的馋涎……十七八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念了6年外语的他，高中毕业时执意放弃外语，后来得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都是教育专业，京沪两地我们大家都奈何不得。主席的话儿威力大，由此可见一斑。 喇叭里也喜欢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共产党人好比那种啊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曲调悠扬、融洽，有亲和力。那时的种子少有伪劣，那时的土地尚未污染，听着听着，晃晃悠悠，也就少了火气，去了斗志，人也平和起来。 别说，那年头这小厂子的广播员还真算是有点品位的。 比如播放“颂歌类”，曲调一般也挑缓慢抒情的。有情深颂扬的：“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八角楼的灯光》）；“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而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想念恩人毛主席》）。情之切，爱之烈，确实出乎内心。 有绝境时的热切渴望：“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红军想念毛泽东》）。曲调悲壮，盼之极，望之极，晨曦中的一丝未明曙光。这首歌后来成了两派武斗中，失势一方的哀叹绝唱。 有满怀敬仰的：“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亮晶晶，伟大的领袖灯前坐，铺开祖国锦绣前程……”（《战士歌唱东方红》），曲儿撩人，浮想联翩，战士们热泪盈眶。 也有亲切深情的：“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你们格外亲》）。词曲作者绝对想不到，这首歌当年颇受上海街头“小流氓”的青睐，竟被他们看中，有了共鸣，流里流气吊儿郎当挂在嘴边！ 虔诚祝福的，多个版本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歌词大同小异，因为小老百姓崇拜的话语搜肠刮肚早已经说得差不多了，玩不出什么新鲜花样，只能从旋律去变化。千变万变，顶礼膜拜热情祝福不变。恐怕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唱几句不同曲调的“万寿无疆”。这种曲调已经如此顽固，用那时的流行语说，已经“溶化在血液里”了，烙印实在太深太深，很难从这一代人的脑海里挖掉了。 要奔放热情的，也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们是草原上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革命的歌声响入云……”。歌曲充满表现力，舞台效果极佳。这首歌后来成了各种大大小小三教九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的保留节目。舞台上，男女红卫兵一手置胸前，另一手前伸，摆出手握缰绳姿态；身体前后摇动，大幅度跳跃着满台转圈飞奔。不知谁家的发明，飞奔稍一停顿，演员身不再动、肩不再晃，光是颈脖脑壳一阵神经质抽动（据说演出水平就看这脑袋一抽搐，“小分队”档子高低，立马分出）。台下“革命群众”看得过瘾，一片叫好。 有时也免不了播些豪迈激情的：“万里长江波涛滚，江中升起红日一轮，毛主席挥手破巨浪，后面跟着七亿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亮的歌是东方红，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还有“从东方到西方，跨过高山越过海洋，一个伟大崇高的名字，五湖四海到处传扬……”（《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1972年《战地新歌》收入此歌，可能不想搞得太大、太牛，稍作收敛，去掉了“全世界人民”，改名《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词也作了改动）。此类歌，曲风雷同，音律相近，互相纠缠，极易搞混。 也有励志坚定的，如《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宝》：“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一辈子改造思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节奏强烈，决心坚定，只是闹人。 至于热血沸腾的甚至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战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刀山火海都敢闯……）、《工农兵，革命路上打先锋》（工农兵心最红，革命路上打先锋，拿起笔杆去战斗，牛鬼蛇神要肃清，向反党黑线开火，文化革命当尖兵……）；还有《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等等，真的很少听到，或许播了，也没太在意，更多注意那些旋律舒缓悠扬悦耳的了。 天长日久，亲密接触，楼里居民竟都习惯了，喇叭哑了闭了，倒觉得少了什么。邻里互相会问：咦，怎么安静了？是不是又哪派接管了？ 那高音喇叭一直响到70年代，我从东北探亲回家，还能听到。 从1972年起，北京“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当年权贵野心勃勃举止狂妄，说话口气极大，行事惊世骇俗，但说起自身，却又常常往小了去。比如伯达同志自称“小小老百姓”；而权利一人之下，凌驾政治局常委的是“文革小组”，江青、春桥同志也只是小组“副组长”一个；各地造反派大头目都自称“勤务员”，比如蒯大富、韩爱晶；略有正轨后，偌大国家管文化的也只是“文化组”)每年要出一本薄薄的《战地新歌》，有不少曲子还是能听听的，如花腔女高音孙家馨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千回百转的高八度“啊－－啊－－啊”令人耳神一震；金凤浩作曲的“延边系列”（包括《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党的光辉照延边》、《我为革命放木排》）民族风格浓郁；朱逢博也从《白毛女》幕后现身，用她独特的尖利嗓音唱起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咱永向前》（践儿作曲）；还在吉林省森林警察部队文工团老老实实当个小演员的蒋大为，初试啼声，来了一曲《我送报刊走得忙》；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邓韵以《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红色女话务兵》（郑秋枫曲）而一鸣惊人。 可是已挤入我家生活的、对面厂子那高音喇叭的品味却比几年前差了许多，兴许是换了主儿。千里迢迢返家探亲，耳边除了《毛主席率领我们反潮流》，整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一连串的“就是好”，劈头盖脑，蛮横霸道，不由你声辩，听着窒息压抑。《就是好》是上海工人文化宫“什么什么”学员们的大作。还有更无赖的，听到过一首《人民公社就是好》，我曾经用心扳着指头数了好几遍，竟有26个“就是好”！这些歌，曲调已经不重要了，要紧的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好个屁！我家全是“P”派。那时远在四川的大哥被借调到“上海机电设计院”，为后来的秦山核电站（那时称作“某某工程”）的设备研制，设计厂房。他白天在设计院拉着计算尺，改行计算未来厂房的结构，晚上他是家里的铁杆“P”派，散布“奇谈怪论”。 高音喇叭里也确偶有“就是好”的，是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发迹前创作的那些江南民风的歌曲。于作的曲，不同当时的乐坛主流，既不是敬仰的崇拜、歌颂的庄严、追随的激情；也没有狂热的雄心、坚定的意志、血腥的煞气。且听沪语演唱的男声小合唱《社员挑河泥》：沙啦啦子吆，沙啦啦子吆，沙啦啦子吆，沙啦啦子吆，社员挑河泥呀，心里真欢喜呀，扁担接扁担…… 演唱组合训练有素，曲风旋律清新明快；和声重声协调起伏，高音低音交错适宜，轻重缓急配合融洽，极有感染力。 虽然于会泳最后因为跟错了人，做了官，也倒了霉，自杀了。山东人于会泳的作曲才能多少年后说起，连李德伦老先生也是佩服的，称其“中国民乐权威”。李老先生的结论是：于，不该拍马屁的，参什么政！ 我家对面“机床附件一厂”高音喇叭的命运，也终于和于会泳们一样，同起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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