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与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发现了“条件反射”：当他在训练一条狗时，把食物与某种动作联系起来，那么今后他指令这条狗做某种动作就非常容易，甚至狗会为了食物而不自觉地做某个动作。列宁听说了巴甫洛夫的理论，若有所思，过了几天，他让人把巴甫洛夫招进宫来。

能被列宁招到克里姆林宫，巴甫洛夫很是兴奋，且做了一番功课，准备把自己的高深理论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伟大领袖。但列宁只听了一半就打断他，慈祥地笑着说：你的试验非常有意义，但我对狗没有兴趣。他饶有兴致地问迷惑不解的巴甫洛夫：如果把试验中的狗换成人，会怎么样呢？

巴甫洛夫后来是否直接介入大规模对人的试验不得而知，但列宁同志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造，则是有目共睹的。从此以后，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公民们”言听计从，只要你不相信、不服从，你就有可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于是乎，只经历不到两代人，苏联人民，基本上都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为了食物、为了生存，而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动作，例如告密，例如“爱国”，例如疯狂地热爱冷酷无情的领袖与那个残害同类的党，例如杀人、放火……

这个从对狗的试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苏联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东欧、亚洲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对民众进行“洗脑”的科学依据。据苏联的老同志在回忆录中记载，列宁同志曾兴奋地宣称，把巴甫洛夫的科学理论用于人类，是比任何武器都强大百倍的“致命武器”，它能确保苏联的江山万年不倒。他的继任者则计划，搞定了苏联人民后，只要再把这个理论推广到西方国家，那么不用核子武器，全世界都将会匍匐在苏联的脚下。可惜，苏联当时没有四万亿，所以无法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否则，我们今天可能不是驾驶日本、德国车，而是驾驶伏尔加；我们不是在看好莱坞大片，而是拉着手风琴而唱着红歌。

不过，千万别以为苏联不存在了，上面的故事就成了笑话。苏联已经倒掉20多年，但如果你去现在的俄国接触苏联时代教育出来的人，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大多苏联人同巴甫洛夫试验的那些狗还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洗脑”的威力，这就是愚民、奴化教育的强大力量与难以消除的后果。

还有几个鲜活的例子值得一提。去过东西德的人都会注意到，两德统一这么多年了，西德也不遗余力地资助东部德国，可这一国的两个地区还依然判若云泥，社会主义东德留下假大空的建筑以及对资源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人的价值观、信仰与精神面貌。一位德国教育家曾伤感地告诉我：东西德要想真正“统一”，除非等到被社会主义东德教育起来的那几代人都去见了上帝。

如果你觉得扯欧洲的事有点远，那么，你应该不难接触到朝鲜人与韩国人吧？我可以告诉你，南北朝鲜的统一并不困难，（由于国家不大）经济差距也不是无法弥补的，但要想现在存活着的朝鲜人与韩国人在价值观与思想上达到“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北朝鲜政权对朝鲜民族最大的伤害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用那种违反文明社会规则、反人类的方式进行“洗脑”，弄残了整整几代的朝鲜人！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希望才能够闪现。

一个政权能够对国民造成的最大伤害除了肉体上消灭与精神上折磨之外，最大的就是“洗脑”了。有人说，洗脑对统治者有利，也可以维护社会和谐，让民众失去反抗，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却不知道，洗脑是让一个民族脑残，让一个国家永远沦落到劣等国家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被洗脑，他们不但在人格上永远沦落为犬类，而且在发明创造，在生产精神财富上，也永远落后于其他民族。因此，当一些人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帜来洗脑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才要坚决地抵制洗脑！

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国家，国民除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利用民主决定统治者的合法性，以及用法治捍卫个人自由之外，对政府介入“教育”公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大家知道，能够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美国之音”是不允许在美国国内广播的，而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到小学去做一个有关国会的演讲，竟然都被家长抵制，最后不得改变初衷而去讲了一些不关痛痒的教育问题。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如果被灌输意识形态与某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我们会立即到学校找老师理论，甚至会去国会大厦外抗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对学校的孩子们进行国情与爱国主义教育（有的称通识教育）的情况，例如，当我在澳洲首府堪培拉访问时，战争纪念馆与议会大厦不时涌进一大队的澳洲小学生，老师与家长带他们到处参观，为他们讲解。看一孩子脸上的表情，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爱戴。然而，如何教育孩子，采用的什么内容，以及用什么方式，却直接决定这到底是爱国主义教育还是赤裸裸的洗脑。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较高高、社会相对稳定的国家，都对“教育”与“洗脑”有着非常明确的界定：一个政权教育民众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对当今执政者的政策与成绩歌功颂德，是洗脑；一个执政党（例如澳洲的工党）向孩子们灌输爱党就是爱国，是洗脑；一个老师，不教导孩子们独立思考，而是填鸭式地告诫他们如何服从老师与当权者，也是洗脑；把大量有违事实的“知识”、大话甚至谎言塞给孩子们，并让他们考试的时候以此作为“标准答案”，更是洗脑。

洗脑的种类很多，但最可怕的一种洗脑就是当权者主导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启蒙，也有些朋友认为我一直在做启蒙。实际上，近代欧洲等启蒙的历史表明，启蒙要想成功，当时的国家政权一定不能太独断专行，例如允许部分的言论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强力主导“洗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才有可能成功。而在希特勒、斯大林主导的国家里，“洗脑”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强大到无处不在，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洗脑”，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基本上已成为思想上的侏儒，精神上的畸形儿，可以说靠杯水车薪的启蒙是无法奏效的。当然，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甚至大多数人又参与到对自己和对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

以个人或者群体知识分子为主的启蒙运动，根本无法对抗以全民体制为主的“洗脑”教育，历史事实揭示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真理：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启蒙运动发挥作用而渐变，最后的变化要么就是靠杀死独裁者的革命，要么就是靠执政者内部的某种形式的“政变”。毫不客气地说，大多民众，被洗脑得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有被洗脑——而这正是被洗脑的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脑。

谢天谢地，列宁、斯大林式的洗脑国家，在当今地球上，除了北朝鲜之外，还真没有几个了。对于我来说，这些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想以自己的文字，把一些事情尽量说清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真要靠这样几行文字，试图去纠正一个强大的教育体系的洗脑结果，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还有香港，我恳求你们，留一片净土吧！爱这个国家的人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以洗脑的方式强迫人家去“爱国”，那是误国，那是残害民族，而不是爱国！

                                                                             2012.9.3

 

 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现在的愤青都不会用了耶），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是国家和人民支付的（？），一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大学毕业又直接分配到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工作，有吃有喝，如果说我不知道感激，听到人家批评自己的祖国不愤怒，那是很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是盛产愤青的地方，在那样的教育和那样的宣传下长大，你不是愤青倒不合常理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愤青。不过，和普通愤青不同的是，出学校后我从事的是外事工作，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我充当愤青的对象不是中国同胞。

我很理解现在一看到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帖子就怒发冲冠的年轻人，毕竟我们都受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之敏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好像人家要挖我的祖坟，又好像我生活的支柱马上就要被破坏。虽然由于外事纪律我不能火冒三丈，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中国辩护，有道理时我得理不饶人，没有道理时我也强词夺理，总归要把外国人要就是弄得“理屈”，要就是弄得“词穷”，我才会鸣锣收兵，心安理得地自以为爱了一次国。

当然我当愤青最辉煌的经历不是在中国，而是到了美国后。

1997年8月，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来美国的路费完全是自己出，介绍到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是我的恩师和朋友帮忙，生活费也靠自己打工挣来，研究费用我自己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我私人朋友赞助，我不从中国或者美国政府或者依附于它们的任何机构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到今天（2008年1月27日）为止，像我这种既不从国家和政府、也不从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拿经费到华盛顿这种级别的智库从事和国家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就一个人，就是我杨恒均。

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等讨论和论争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他们攻击和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也不害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首先应该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NGO），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台关系最紧张的1996、1997两年里，整个华盛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唐吉珂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

现在，我早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也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了，但我始终认为，愤青心中那股憋不住的爱国的热情和对一些自认为邪恶事物的愤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们的问题是既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爱国，也没有分清哪些才是真正的邪恶。

在美国，我找到了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

和现在的愤青一样，当时的我听到那些批评中国，说中国不好的话，总要跳起来辩护。也和现在的愤青一样，都或多或少受到知识和经历的局限，经常结结巴巴甚至理屈词穷。例如，我现在写文章针砭中国时弊，总有愤青过来叫骂，其实，我的文章当然有不足之处，而且由于经常是在飞机火车上一蹴而就，漏洞很多，有些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你如果知识积累多一点，经历再丰富一点，很可能对我言传身教一番，我也会虚心倾听。可是，所谓愤青也就是只知道愤怒而不懂得讲道理的，在他们那里，爱国、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被烧红的烙印硬生生的烙在了当时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里，使得他们自小就认为尿布里渗出的都是真理。

这在中国目前还行得通，例如在当今网络上，愤青们仍然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大多网站和论坛管理员一般不会删除愤青的帖子，要删，也是删除那些激起愤青愤怒的帖子。

可是现实可不是网络，特别是在美国，当一名愤青可不那么容易。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发现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中国辩护不但让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美国人也失去了兴趣。不过，美国人可没有失去批评和攻击中国的兴趣。所以，作为愤青，我还得愤怒，还得战斗。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再干巴巴地为中国辩护，而是以毒攻毒，转守为攻，主动批评和攻击美国！

一旦找到了突破口，简直是如虎添翼。说实话，为中国辩护我力不从心，但批评和攻击美国我则是得天独厚，很快我所受的教育就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当美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我立即攻击美国的人权——呵呵，想起来，我比咱们的外交部长更早地使用“美国的人权也不咋样……”这样经典的句子。

当然比起国内的愤青，我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我在国内外的经验都丰富，体制内、体制外都混过，对美国的社会也有不浅的认识，加上我拿得起，放得下，心无成见。静心比较一下，我确实可以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的弊端和弱点。例如，虽然我也承认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的一种价值观，但对于他们向世界各国推行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以及那种让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很不以为然。记得当时我曾经指责美国人在处理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上过于简单，有时又偏激，并直言这样会引起极端主义的报复。美国人都是一笑置之。可是，我就感到很紧张。于是，找个机会把儿子从华盛顿送到澳大利亚。结果，在送走后的第二年，在我华盛顿住处窗口所及的地方，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在五角大楼上。

后来我继续告诉华盛顿的美国朋友，如果你们不改变一下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建议他们自己也赶快搬离华盛顿。我说，在全世界都在学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最好能够学会与全世界人相处。否则，等到核子武器很容易制造的时候，我担心华盛顿迟早会被袭击。

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我很多对美国的批评甚至攻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让我感觉到自己批评美国有道理的正是美国人自己。我以前就说过，我并不是学人，也不知道如何搞研究。

我一下子到了那样的顶级智库是有点手忙脚乱的，加上我见人批评中国就跳起来反击，结果，一开始并不顺利，也不受美国人重视。可是，恰恰在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如何找到美国的弊端和弱点并揭露、批评它后，美国人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了。

就在要离开理事会时，竟然有好几个研究机构包括海军的研究机构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项目，这可是大出我的意料。可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知之明，我一看研究报告就头大，哪里能够参与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可是人家美国人就偏偏要请我——才三十出头，学历没有学历，知识没有知识，也就一喜欢观察的愤青，人家美国人看重了我什么？

原来他们看中的竟然是我那逢美必反的愤青性格，以及批判美国政治和政策的独特角度，哈，他们竟然要出钱让我攻击他们，愤青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

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

美国人对我另眼相看的原因，那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当时中美关系很紧张，虽然中美之间有学术交流也有高层和民间往来，但像我这种总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的各种缺点的愤青并不多，至少到美国这种高级研究智库的就没有几个。而美国人也发现，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注重高层和学术界、军界的反映，也需要听一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包括来自愤青的叫嚣。

那一段是很牛的，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是美国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然后来一通冷嘲热讽。想一想不可思议，前段时间，我自己出钱为中国辩护，现在美国人出钱请我来批评和攻击他们。

当然我也不是一般的愤青，要批评美国，而且要批评得与众不同，可不那么容易，毕竟美国人好像从上到下都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和美国人比起来，我显然有他们无法企及的经历和知识，这种经历和知识在很多场合显露出来。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游戏中，我的意见让美国军事专家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模拟朝鲜突然出兵南韩，中美介入朝鲜半岛的模拟战争。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南韩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

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游戏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的无知，以致在他们玩得正开心时，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这两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整个游戏的错误发展方向，最终使得这种严肃的模拟战争推演搞得真如一般的游戏了。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删除54字）

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嫉妒它比中国强大，比中国富有，（更不用说西方人那种根深蒂固地看不起中国人的德行）所以我才是一个愤青。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不是刚刚到美国，我现在心里已经慢慢明白了，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人民效劳呀……

那时我在美国也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为了学好口语，每天晚上趴在电视机前从一个时事节目换到另一个时事节目，没有时事节目了连脱口秀也不放过，看了这么久的美国电视节目，再顽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媒体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节目都是批评美国的，不是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批评美国社会，或者其它什么的，歌功颂德的只有政党花钱买的竞选广告，没有人看。

再追溯远一点，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以致资本主义两百年的历史，不是一直在这种批评中发展和前进？美国的制度有什么了不起？从他第一次设立时候看，几乎千疮百孔，连奴隶制都无法废除，可是，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来自民众的批评和监督，这个制度本身也在批评和攻击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

顾准不是在多少年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而我却要等到多少年后飞到美国，住在那里，到白宫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每晚坐在电视机前，才逐渐体悟到这个道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政局稳定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有飞机大炮和核子武器，不是他们政府控制媒体搞强力宣传，也不是他们可以印刷美元，而是他们把批评这个武器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媒体，用批评来监督政府、当权者和各种利益集团，从而使美国的制度可以不断完善，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无法与时俱进。

现在来促使美国更加强大和完善的人中又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愤青——杨恒均，呵呵，青年朋友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在西方国家赚钱有很多方法，搞研究是赚得最少的，我之所以不选择更赚钱的职业而在这里批评和揭露美国，总以为是在维护中国，觉得很有意义，可哪里想到，我这个愤青一直在为美国服务？

为美国人民服务，未尝不可，可在骨子里，我就一愤青，如果批评一个国家能够让它不断改进，能够让它越来越强大，我没有理由去批评美国，对不对？如果批评这个武器能够让一个国家强大，那我也应该批评中国而不是美国，对不对？

批评中国而让她不断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

听起来是不是特幼稚？哈——没办法，当时就这样想的。现在写下来，觉得逻辑简单得有些可笑，其实人生并不复杂，支撑我们一生的道理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再说，这也是我如假包换的心路历程，没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添油加醋。

一旦意识到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为美国人民做贡献的时候，我也就失去了任何批评美国的兴趣，毕竟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祖国。再批评下去，不停帮他们找弱点，找缺点，敦促他们改正，靠，那中国不是要和美国差得越来越远？在愤青眼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帮助他们建设和谐社会，才是汉奸行为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经独自思索，我一听到人家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就暴跳如雷，真是在维护祖国吗？当时我心里是不是真认为中国什么都好，没有必要改进了？或者是因为后来我出国了，看到了一些在国内看不到的，开阔了眼界，作了对比，才发现中国其实有很多值得批评，需要改进的。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第一是我以前在国内被洗脑了，对西方很仇视，这次在国外看到了一些好东西，想带回国内；第二就是我在国外时被洗脑了，或者说精神被污染了，被弄得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事实是，到此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知道读我这篇文章的不仅仅是青年网友，也有一些老师、学者以及我的同辈人，他们中一定有一些人会冷笑着说，杨恒均，你丫的也太幼稚了，你亲眼见证了1987和1989年，又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贪污腐败，你竟然直到1997年后思想才发生变化？

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是的，比起很多靠读了启蒙的书就能够从善如流的老师们，我真是惭愧得很，我有点愚笨，而且有中国农民的顽固，要接受新事物总需要眼见为实，可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虽然在大陆时，我也对丑恶现象发几句牢骚，但在骨子里，我不但不知道如何避免这些丑恶现象，而且我自己也和这些丑恶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让我靠他人的几本启蒙读物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到了国外，到处流浪，再次回到大陆，加上读了几本书，我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变化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批评在政治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看法和认识。我认为西方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批判。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限制对它自己的批判，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批判的历史，越批判越改进，也越进步。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权威是所有批判对象中最大的目标，其他的最重要目标还包括所有的既得利益者。

当我在自己切身观察中发现这种充斥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各层的批判正是帮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无法逾越的困难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且不要说太远的历史，就拿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和年轻的网友说，我想就算我们抛开政治制度不提，仅仅从我们建国后的历史看，大家不会不注意到，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有人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其实，历史都是很相似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同了，但在大多方面还是一样的。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很快，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没有值得批评和改进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改进，而且有些大的弊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中国迟早会重返历史的怪圈，重蹈历史的覆辙。什么覆辙？我说不好，但可以告诉大家一点作为参考，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很多时候都走在世界前列，也比世界其他地方富裕和繁荣，但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到原点，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动荡、分裂和残杀。以致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是地球上发展最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最低、贫富差距最大、贪污腐败最严重和人的尊严最不受重视、人权状况最堪忧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进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国到中国，我想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我自己包括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种进步的受益人，我为此无数次在内心欢呼。可是这种进步是不是和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那种短暂进步一样，随时会因为根子上的东西和积重难返的积弊而土崩瓦解，回到原形？

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多之大，都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也是我们历史上不多见的，这样的发展能持续多久？和谐社会能够这样维持吗？利益集团真能够用一手遮天的办法取得长治久安？

爱国有很多方法，工人在捣腾中国制造，科学家在搞科研，士兵在准备打仗，间谍们在四处窃取科学技术和政经情报，学生们在认真读书，海归们一边赚钱一边把海外学到的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

至于我，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发挥我之所长，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

我害怕吗？

常常有人问我，在网络上写文章，最让你难过的是什么？最让你快乐的又是什么？我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最让我高兴的则是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

——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体制内，在共和国各个要害部门工作的至今已经都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朋友。我失去他们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太敏感、太危险。这让我感到不爽，也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一不爽和遗憾与写文章得到的“好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好处是让我最快乐的。自从写文章后，我认识了更多的人，除了一些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但一致被我忽视的“小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朋友从虚拟的世界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愤怒我的愤怒，希望着我的希望，也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顺便说一下2007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州和沙叶新老师聚会，我说，好久没有看见沙老师的著作了。我还根据沙老师的丰富经历、敏锐的观察和风趣幽默的风格断定，他如果写长篇小说，一定很棒。沙老师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又叹息道，时间太少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很不以为然，我当然知道要想创作长篇小说，必须停下手头其他的创作，完全沉入其中，不可能兼而得之（所以就连鲁迅，也无法写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的杂文）。我当时就对沙老师说，你少写点其他的，特别是博客文章，集中精力写小说。我这样说，是很希望像沙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写几部反映当今现实的传世之作。

我话音刚落，沙老师叹道，那些小文章我确实没有时间写，可是……看看博客上网友的支持，总感到不能不写……

沙老师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我不但自己没有亲自开博客，而且也很少到其他人的博客去看。一个星期后，我上到沙叶新老师的博客，看到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有那么多读者在支持，每一篇都有那么多网友热情的留言——我理解了沙叶新老师的话。

当然我真正理解沙老师的心情却是要等到后来我在和讯和网易博客逐渐凝聚了一批读者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读者给我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竟然有了几个月前沙叶新老师讲过的一模一样的处境和心情：我的长篇小说《情报局长》已经拖延很久了，但我不会停止博文写作，因为我的那么多读者……

2007年要结束时，我想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总结我的博客，按说博客是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精神家园，但我想到的那句总结的话却是：我的博客是为你而写。

这个“你”就是我的网络朋友们，我的信箱和电话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条网友发来的信件和短信，更不用说博客上成千上万的留言了。虽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他们的信件、短信和留言，但每次阅读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我都很开心，也很感动。

只是在阅读有一种信件和信息时，我心中黯然伤神。那就是读者也许不止一次在我博客上看到过的诸如：“杨老师，你还好吧？”“杨老师，你的博客没有更新，担心你出事。”“请注意安全哦？”“你没有事吧？”……，而那些从信箱和电话上发来的担忧就更直白了。好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或者发现我几天没有露面，就来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是否已经出事了，希望我保护好自己。

为了安慰这些读者，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两句，其实心情却很沉重的。有好几个读者还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出事？

也许就因为我还没有“出事”，又有一些网友就来信问了：你整天写这些文章，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害怕吗？如果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批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何况是在中国这种视批评如洪水猛兽，在共和国历史上一度把批评者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喉咙割断装上钢管，甚至枪毙，或者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的地方，我能不害怕吗？

然而，我能克服这种害怕，那是因为在我内心，我一直坚信自己这样畅所欲言不但不是在干坏事，而且我是在为中国，为社会，为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一眼看出来的弊端，而且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弊端，我都闭口不说，我还是“愤青”吗？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祖国吗？

一个社会出现愤青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批批麻木不仁，不但不敢愤怒，而且连同情、爱和恨都不再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

我仍然是一名愤青，只是我已经知道该对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愤怒；我仍然把爱国不但常常挂在口头，而且也时时放在心里，只是我认为自己更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我当然也知道害怕，只是，还有更让我害怕的——

我当然知道害怕，而且，我也感到最近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和某种“黑恶”势力正渐渐逼近我。在这种“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一个普通小民如我是会分分钟陷入困境甚至绝镜的。更何况，我杨恒均一向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被我触怒的“黑恶”势力真要下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也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所以说，如果说自己不害怕是假的。

可是，在心底里，我相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有更多理解我的，支持我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这思想解放中最需要解放的就是当权者对于民众的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成见和束缚。而且，我坚信，以胡温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会以更加宽容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监督，把政权和利益集团置放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中国才能走出几千年都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和可怕的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害怕——那就是那么多体制内的朋友因为我写文章而离开我，让我感到害怕！

还有，我对那么多网友为我的安全感到害怕而害怕！这些网友中有些竟然是年岁非常小的，这让我愈益感到害怕，为我们的社会和青年而感到害怕！

我很想知道：是谁，又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害怕注入你们的血液？烙进了你们的大脑？

我只希望，以我的不怕，能够帮我众多的亲爱的网友消除他们心中的害怕。

                                                                            2008-1-27于湖北随州

 

 未来十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法治

作者：杨恒均

来源：作者博客

新华网8月9日消息，安徽合肥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检方称，薄谷开来与张晓军趁伍德醉酒后将其毒死；两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杀人罪追责。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将择期宣判。有网友评论说，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多的网友则希望通过这次审判，把中国往法治的道路上推进一大步。

“世纪大审判”：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次审判虽然保持低调，也没有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然而，此情此景，尤其是网友的期盼，却把我拉回到32年前（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那场“世纪大审判”：站在被告台上的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大权在握的时候，无法无天，迫害了一大批老干部，破坏生产与国民经济，弄得民不聊生。“四人帮”公审那天，民众都集中到有电视的地方（当时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视机），可谓万人空巷。

看热闹的当然不少，但更多的则是心系中国前途，想借此审判看看“法律”是个什么东西，怎么可以“制服”江青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一些老干部与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这次审判，能够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把国家拉回到文明的轨道上。

然而，审判并不顺利，利用此案推动法制建设，更没有那么顺利。江青虽给人语无伦次、装疯卖傻的印象，可她却准确地抓住了那次审判的“软肋”：她声称这是一场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她对法官与证人提供的可以指控他无法无天的罪证不以为然，轻松地以“都是那个人让我做的”做挡箭牌。而“那个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江青在法庭上咆哮道：你们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主席。她说：（你们）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话：‘打狗看主面’，“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这极其粗俗的一句话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却难到了法官，甚至整个审讯进展都遇到了困难，使得原本要给全国人民展示“法律”威严的审判在江青的“胡闹”面前多少显得有些可笑。很显然，法官与审判团搞不清江青犯下的那些罪行，究竟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还是她利用毛泽东的威信自把自为——她究竟是不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呢？

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发现了问题，那就是：既然是罪行，为什么要确定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难道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罪行就不再是罪行？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指示，江青就是在犯罪？罪与非罪，不再以法律为准绳，而取决于“狗与非狗”？！——这就是江青抓住的“软肋”，也是我们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决的、持续了几千年的问题。

法治：总统犯法与庶民同罪

研究中国历史与法律的人士大多认为，中国历史上寻不到“法治”的根源，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重视道德与个人修养，而不重视法律与外部约束；有人得出结论：没有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当今中国人不尊重法律，自私自利，是实行法治的最大障碍。我则认为，这些人要就是过份解读历史，要就是睁眼不看当今的现实：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的中国，普通百姓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人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并不与法律相冲突，不喜欢打官司，强调“和为贵”，确实与西方动不动就闹上法庭不太一样，然而，中国伦理与道德文化并没有鼓励民众不遵守“王法”啊。只要王法合情合理，不把老百姓往死路上逼（当时的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因为不合理的法律逼迫所致），中国人遵守法律几乎达到了“顺民”的地步。

说中国人没有法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和西方历史上都经历过从“刑不上大夫”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过程，唯独在近代，中国落后了一步，就落后在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进一步：“国王犯法也与庶民同罪”——而这就是对现代文明社会法治最形像的描述。

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高于一切：不但高于特殊的利益集团与任何党派，也高于“国王”——无论这“国王”是披上总统的外衣，还是穿上国家主席的马甲。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包括那些被一些国人推崇备至的有法治精神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情况。中国的皇帝“犯法”了，最多搞一个“罪己诏”，弄一个“自我批评”；蒋介石犯错了，顶多玩一次下野，而毛泽东，充其量躲到庐山去玩几天那个“天生的仙人洞”。

只有近代以来出现的民主制度，才第一次实现了“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早已在世界各国屡试不爽：从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到克林顿掩盖办公室恋情而差点被弹劾；从韩国几任“民选”总统都因贪腐而被起诉，到中国台湾的陈水扁“总统”出了总统府就住进监狱里，“国王”早就被置于了法律之下。

形像一点说，检验一个国家是否法治国家的唯一标准就是“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至于大家说的“法治”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一定要在这之下才能实行，否则，一个“三权分立”之上再来一个“国王”或者特殊党派，“独立”在国王的统一管理之下，这样子的国家不可能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向后看：把统治者关进道德的笼子里

这也是32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大审判”被一个疯疯癫癫的江青几句话就弄得下不了台的原因，江青的疯癫引出了法官的窘态：他们不敢也不能继续追问江青的行为根源，以致至今有关那场审判的一些细节还对国人保密。这一切，都源于当时有一个不许碰触的、超越法律、至高无上的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那是一个远远大于法律的东西。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不管法律如何健全，不管民众如何遵纪守法，国家离“法治”文明依然有上千年的距离！

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关进笼子，或者至少让统治者受到制约与限制，是人类坚持不懈追寻的最高政治理想。当西方人从个人自由与集体民主入手，一方面争取个人权利，一方面限制统治者手中权力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却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就是儒家的孔子。

很多人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用来教化民众，帮统治者驯服顺民与愚民的，因此而对他不以为然。其实从孔儒的言论，以及孔子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总想用自己的一套来说服国君，好像一个“丧家犬”的经历，我们不难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孔子当时传播儒学的最大目的不是“治民”，甚至也不是“治国”，而是“治君”，他是想用自己的一套道德伦理说教、感化以及最终“驯服”桀骜不顺的最高统治者，从而“限制”当时握有生杀予夺权的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当然，当统治者钵依了他的儒学后，也自然会把这一套用于“治国”与“治民”。

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回头看，孔子当然是“很傻、很天真”，有时还“太简单”，但是，当全世界的统治者都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当西方人限制最高统治者的办法也只不过是“上帝”与民众反抗（而不是民主与法治）时，孔子使用“儒学”，用“仁、义、礼、智、信”等来试图把统治者关进他设计的“道德”笼子里，难倒不是两千年的历史中长河中别无选择下的一种选择？

一个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者，如果能够在知识分子的忽悠与感召下实行“以德治国”，总比绝对不受限制、指鹿为马的秦暴政要强一些吧。要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法不上皇帝的时候，对皇帝们真正有一定约束力的还真就是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与伦理。一旦皇帝真不喜欢，也只有农民起义与暴力革命了。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不过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反而是儒家文化稍微能够对绝对权力有所约束。

向前看：限制执政者权力，争取民众的权利

站在历史的高度往回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站在文明的高度向前看，我们必须认识到，文明世界已进化到法治的时代，用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与良心来限制“君权”成为共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试图以道德与伦理说服、制约最高当权者，要他们用“良心”与道德来治国，那就不仅仅是可笑，而是在阻止历史车轮，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

从32年前审判江青到今天合肥开审，我们在法治的道路上走了多远？法治，就是要把统治者置放在法律之下，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就是要让绝对的权力受到限制，就是要用法把统治者管起来，迫使他们依法而为，而不是靠他们自身修养、良心发现与道德水平来治理国家、管理民众；法治，就是公民依法维权，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时，争取、保障每一位国民的权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中国的转型如何进展？中国的民主从何迈步？无论对于我们这些普通民众，还是即将执政的新一代领导人，法治，将会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关乎能否转型成功，中华民族能否跳出恶性循环、不走回头路，真正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

                                                                   2012年8月10日

 

（两文为南通华西村、什邡“走遍中国”系列之“路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