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初春，我在厦门过完年后就返回了落户的闽西武平县永平公社唐屋大队。不久突接家信告之，母亲也被下放武平，在十方公社处明大队。我心乱如麻，一家四口竟在半年之间被扯向四方，我的唐屋紧挨着江西省会会昌县的洞头公社；妈妈的处明与广东省的蕉岭为邻，哥哥下放的寿宁县翻过一座山便是浙江省的泰顺；留下双目失明的父亲仍守在海峡边的厦门。一时间福建省的位置便是以如此勾心的四条线纠缠着我的梦境。
    我向大队“再教育领导小组”请假获准，便匆匆踏上探母的征途：先攀行五十里小路到公社所在地——帽村，再搭乘隔天一早的班车到县城，接着寻机登上过路车到十方，再步行八里小路到处明。从北到南几乎横穿一个武平。
    抵达目的地已是第三天的傍晚，山清水秀的处明村炊烟袅袅，小水电带给暮色中的田庄点点昏黄的灯辉。顺着热心的放牛娃争先恐后的指点，我步下曲曲弯弯的石阶，穿过一条溪流，又跨过一条小河，然后扑向一幢两层的旧土楼。我在“吱呀”声中推开很沉的大木门，几乎同时就是一声急不可待的“妈——！”
    疲惫中的母亲一下显出容光，未过门的嫂子麻利地宰杀了一头早已备好的土鸡，村民送来成捆的蜈蚣草和杉树枝“噼噼剥剥”在灶中伸缩着火舌。不一会儿我在楼上就闻到了鸡汤的香味。 
    在大嚼大咽一饱口福的高潮，却突然乐极生悲：一截锐利的骨刺不偏不倚，正好卡在喉头，横在喉壁上下滑动，且报之剧烈的刺痛！不一会儿喉头充血肿胀，情形岌岌可危。此时老天突然变脸，大雨如注，风风雨雨，如同电影更渲染了气氛的紧张。我忐忑不安，母亲与嫂子一筹莫展：公社简易的防保院在八里的夜雨之外，县医院则更远更远。生产队长聂飞裕和会计聂济裕闻讯立刻赶来，紧接着他俩又唤来了刚端起饭碗的“赤脚医生”——“达贞哥”。
   “达贞哥”当即提出一洋一土的抢救方案：打一针青霉素防止伤口感染，再冒雨到河中取一碗水，用筷在水中写个“狐”字，以此水去骨，因为狐狸吃鸡。他善解人意，深港城里人不大相信土方法的心理，一板一眼，耐心讲解。
    母亲的焦灼难有缓解，无奈中唯有默默企盼奇迹的出现。我从小在南普陀偷吃供果，可此时不信神鬼反倒令我七上八下的心地坠入了无望。
    聂济裕一马当先，不一会儿就湿淋淋地端来了一个粗瓷大碗的“河心水”。“达贞哥”正儿八经地用竹筷在水中画了一个“狐”字，我则暗暗叫苦，这一碗生冷之水，细菌无数，喉咙不治，还反倒又添腹泻，该如何是好？！在聂氏乡亲们热心的注视下，我推托不得，硬起头皮端起大碗，将微略带有草泥腥味的河水咕喀咕喀连饮两口，喉头在生冷之中抽搐了两下，我明显地感到有一异物已顺着喉壁滑落，喉头虽还有痛感，但已明显由刺疼变成灼痛了，我惊喜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母亲和嫂子更为这意外的结局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只筷写的狐狸会吃鸡自是往昔淳朴乡情写就的童话，但那碗生冷的河水却温馨着我终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