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识”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资中筠

来源:特级教师蒙冤的博客|来源日期：2012.11.16 |

上午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我很钦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动。这些意见多少人多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好像还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权者采纳，可能吗？我想起我曾写过的一篇小文章：《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那是诠释顾炎武的话，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又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意思是“匹夫无责”。当时明朝亡了，他说你们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给折腾亡了，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为什么自古以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碍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不是如何说服他们改的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谈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在上者难道真的看不到？他们也不是弱智。社会危机他们想必比我们体会更深，否则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几千个人开会？那么害怕，心虚？现在去分析讲话中哪句话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与实际已经空前脱节，空前的虚伪。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而无社会主义！现在还讲“我们”社会主义、“他们”资本主义，是十分可笑的。事实是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与跨国资本相结合，互相利益攸关，受害的是中国的劳工和那些国家的劳工。

刚才有人说到“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是谁死？改革了，整个中华民族会死吗？我认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改革，否则虽然不一定会“死”，但是会堕落、沉沦。人们都痛恨腐败：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正是全社会腐败。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我们在座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下一代人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只看自己怎么在里面玩儿了。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孙立平先生的“溃败论”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对教育问题特别忧虑。这个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眼睛向下，着眼于民众的启蒙。民众和领导的素质是互为因果的。民众的觉悟是最重要的。前一阵发生的以“爱国”为名的打砸抢暴行，(指9.18反日游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我不是要把哪位领导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动开始就是当局纵容、默许，或者就是有意组织的，把国内矛盾转到一个境外敌人身上，这是惯技，到后来失控，再行压制，然后和外国还得妥协。总之，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是对全民族负责呢，还是对王朝负责？

如果要说改革的切入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会自然会有活力，自我调节。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党内纪委实行“双规”的做法是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我觉得有点像帮会的自己清理门户，绝不是现代国家的法治。纪委谁来监督呢？没有公众舆论的监督，没有透明度，没有权力的制衡，腐败是不可能治理的。

另外，还要澄清一个观念，美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绝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民主宪政的理由。我们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汇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人权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平等的权利，没有东西方之分。平等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过去封建社会，人们都在一定等级之中，也就认了。而现代社会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权利。以美国对外的霸权行为，还有英国过去是海盗起家等等来否定人权、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饱了饭，身体健壮了，出去打人，甚至杀人，我们就拒绝吃饭了。那是两回事。向宪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与外国无关。

（责任编辑：黄南）

 

 国家兴亡，匹夫无责

作者：资中筠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