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解放前”·为“1949”重新定义
作者：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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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解放前”·为“1949”重新定义
作者：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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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解放前” 历史文献，多见于皇家、官方及宗教方面，便是县志，也多为记载本县大事，且较笼统概括，民间细节的东西很少。这就有一个问题，历朝历代老百姓怎样生活，似乎不甚了了。汉唐元明不说了，就是“解放前”的百姓生活，除了七老八十亲身经历者外，几个能说得清？我一个朋友生于1949年9月30日，自称“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对“解放前”的事，也如雾里看花，再年轻的一辈，更不用说了。除了文献记载的缺失，“讳言”恐怕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所了解的“解放前”，大抵来自官方宣传。《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和喜儿，《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包身工》中的“芦柴棒”，《恶霸地主刘文彩》中的冷月英等等，就是“解放前”劳动人民生活的全部写照，这可以解释中国革命何以发生的原因。但历史文献式的记载，却很少见到。一个普通农民每年大体收入多少钱，吃、穿、住的情况怎样；一个工人月收入如何，子女教育、医疗情况如何；一位小学教师的情况又如何，等等，都不甚清楚；甚至“解放前”的一位处长或一位团长的经济状况如何也不甚了然。比较知道的是大学教授的状况，比如赵大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父亲的收入，大约是每月300块大洋，而且说那时两千块大洋就能买一座小四合院；鲁迅文章中也曾写到，他离开教育部以后，一次回部领取歉发的工资，99块大洋，是某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沉甸甸底揣在怀里”，发出“人生不足百，常怀千古忧”的感叹，从中可知，他老人家当时的月薪也在300块大洋左右，可见，那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是相当不错的。“文革”期间，一次召开忆苦大会，一位老贫农站起来说，要说苦，还得说1960年，白薯秧子都吃不上……，话未说完，别人赶快让他坐下了。在这种状况下，后辈人不知“解放前”的生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仅“解放前”，问问现在的年轻人，“三反五反”是什么，“公私合营”是怎么回事，“反右”是怎么搞起来的，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如何，相信多数人说不上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历史，许多至今仍属“禁区”，不提倡研究，更不许随便发表。历史只在历史之中，不得浮出今天的水面，以免把“和谐之水”搅浑。 前不久，一位学者发表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掩盖历史，难免会重蹈历史覆辙，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摆脱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走出一条真正的光明之路来。本人深表赞同。 2008-07-15
为“1949”重新定义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的大日子，也是世界的。这是六十年之后我们才敢说的话。而在六十年之前的那一天，充其量只是一个大节目的开幕式，就像奥运会的开幕式，再壮观、华美，如果没有中国的51块金牌，没有菲尔普斯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没有博尔特潇洒戏谑的冲刺，甚至刘翔令人叹息的退赛，那就只是一出滑稽的杂耍，引人捧腹，却轻飘飘地没有分量。 余生也晚，能够记得的大事，始自“公私合营”，一家叫作“三益德”的文具用品商店前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的景象，始终是我脑海中关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原生态画面。直到1958年，当我把家里的斧头、锤子、铁锨乃至箱子上的“铜活”亲手扔进胡同儿空地上的“小高炉”时，才亲身体会了源自1949的激动。“镇反”“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我是稍大以后从报纸上零零星星地知道的。也有相对切近的感知：我一个中学同学，父亲曾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什么官儿，“镇反”时被“毙”了。那时人们很忌讳说这种事儿，只是因为同学中流传着这种说法儿，我和他的关系又不错，当我向他求证时，他也就没有回避，说的时候像讲别人的事儿——父亲死时他还太小，毫无印象，也就谈不上感情。“反右”的当时，我直接的感受来自胡同儿里一位不常见的邻居。据说此人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某部的一个副总工程师。他从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在胡同儿里站着跟邻居聊天儿，更不会在电线杆子底下下棋、打扑克儿；偶尔见他出门送客，总是与客人讲英语。忽然有一天，看见他穿一件皱皱吧吧的西服，蹲在墙根儿底下抽烟斗，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接连几天总是这样。后来才从邻居嘴里知道他被打成“右派”了。我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只是从那位老兄的神态推想，那不是什么好词儿，八成儿是犯了“事儿”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倒是有切身体会——经历过的人，谁又能没有呢？后来知道，总共饿死了差不多三千万人，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除了缺油少肉常吃窝头外，我并没有怎么挨饿。倒是一个比我大几岁，正在念大学的邻居，得了“浮肿”，为此还休学一年。至于以后的“反右倾”“四清”等等，也只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似是而非、懵懵懂懂的印象而已。“文革”是我的“青春期”，当学校宣布停课时，第一个反映是高兴——终于可以不上课了，可以“足玩儿”了。过了“抄家”“打砸抢”后，居然可以“免费旅游”——大串联了，我第一站就跑到广州，又游历了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很开心，当然，大字报还是要看的，这不光是革命任务，也挺有意思。稍稍让我触动的是，学校的老师被剔了“阴阳头”，挨打，挂牌儿批斗，校长跳楼自杀，教师们每月工资被减成八块、十块，一个高年级同学使劲抽着自己的嘴巴在台上大叫：我出身地主，我就是“狗仔子”！人们都疯了！我的长大，从“上山下乡”开始，那是196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20年，那年我17岁。在寒冷而广漠的“北大荒”，割地、锄草、扛麻袋、打石头、拉沙子、伐木、烧炭、打井……整整9年。这期间，林彪死了，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倒台了……庄稼熟了，树叶落了……整整9年。我记得，在后来的几年里，干了一天活儿之后，我常常坐在连队的养鱼池边，默默地看着太阳一点点坠下，心里充满了无边的绝望……我不知道，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是不是就是1949年的那个“开幕式”之后，所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还是“节目单”后来被人改变了。不管怎么说，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角度讲，这可都不是人们在“开幕式”上所期待的那出好戏。 1978年12年18日，是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大日子，这一天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发展模式，走上了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道路，简单而明确地称为“改革开放”。从那时至今，整整30年过去了，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年分。30年来，中国发生了30年前无法想象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乃至政治层面，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相比，几乎已不再是同一个国家。那么，今天的这个样子，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幕式所预先设定的节目吗？我宁可相信，这是经过修改后的节目单，是经过比较，觉得“西洋歌剧”中也有不少中国民族歌舞所不具有的优点，于是“洋为中用”，在本土基调上，加入一些西方因素，成为有“中国特色的XXXX”。这个前缀用得果然好，解决了许多难以明确定义的问题，在“摸着石头过河”时，总能比较准确地摸到石头，使得“过河”比较顺利。简单地说，现在中国的节目是“边演边看，边看边改”。这使演出效果更为理想，这似乎也赋予了1949年的开幕式更多的合法性和更为重要的意义，就像更多的金牌和更多的世界纪录之于奥运开幕式一般。 在上数第二行中，我用了一个“似乎”，我的疑问是，1978年12月18日是否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幕式之后的一个节目，抑或其本身就是另一个开幕式。我倾向于后者，至少，那是完全颠覆了预定节目的另一场演出，即便不需要重新购票。而已经购票入场并参与过前面演出的人们，会觉得改变了的节目，比之前的更有味道，更值得参与其中，而不仅仅当一个看客。尽管节目的新任导演会说，我们的节目是从1949年开始的，人们也不会太多地与之计较。即便导演们不愿意放弃原有的节目名称，这个节目也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 中国的大戏还在继续，节目单也许还会改变；随着每一次改变，1949都将被赋予新的意义。 200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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