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后的反思

作者：白磊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网

“文革”运动的狂热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政治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乃至他们的生存价值。从后来他们的命运来看，这种观念的改变影响了他们的后半生。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上来回眸三十三年前那长“史无前例”的运动时，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文革”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怪圈。

由于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大多数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对文化的审视变的简单而粗暴。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句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从揪“妖头怪发”、“奇装异服”、烧图书、砸招牌、改街名、毁教堂发展到后来北师大的学生在谭厚兰的带领下到山东曲阜砸孔庙、掘古墓、毁文物，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刻被打得粉碎。现在看来，红卫兵在“文革”中许多行为与义和团的落后特征有很多雷同之处：由于蒙眛无知而产生的自大狂、反理智、反文化、蔑视文明与人性。

由于“文革”带给多数红卫兵意识形态的限度，导致红卫兵错误的将“人性论”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毒素”并予批判，人性不复存在，剩下的则是“成分”和“阶级”。于是许多红卫兵在“以革命的名义下”的理想主义光环中，人性急速分化，而使得恶的一面因素膨胀。在这种错误的主观意识下，所有人被划为两大类：即“革命”和“反革命”；所有生命被归为两种状态，即施虐者和受虐者。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导致了揪斗“黑帮”、殴打“黑五类”及武斗的出现。1966年8月22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劝红卫兵不要打人，红卫兵立即表示反对，说打不打人的问题要作阶级分析，笼统的讲不要打人是不对的。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支点燃的鞭炮塞到一个双手被绑、双眼被蒙的“走资派”的耳中，鞭炮炸响，“走资派”摔倒在地，痛的哇哇乱叫。当有人问那个女红卫兵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一点，那个女红卫兵说，“走资派”是阶级敌人，这么对待他还算轻的。“文革”中反人性和非理性达到极致在这件事上便可略见一斑。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引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许多“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自觉或不自觉的响应这一号召，离开生养自己的城市到偏远的地域“上山下乡”。红卫兵运动在一片“上山下乡”的呼喊中渐渐消逝了。

1971年“林彪事件”后，大多数仍在“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前红卫兵开始从盲信走向反思，从狂热变回理性。他们开始看了很多在“文革”初期曾被视为“封、资、修”“反动黄色”的书籍，如吉拉斯的《新阶级》，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些苏联当代小说，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来马克思是肯定人性的。归复人性和肯定文化是红卫兵从迷失到觉醒的一个关键性标志。

三十三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文革”运动中红卫兵的狂热时，才发现红卫兵作为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它已经渗透于整个民族的精神，是整个民族精神缺陷的集中体现。当处在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我们每一个人尤其要以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每个人都要面对真实的历史，进行狂热后的反思。

                                                   一九九九年七月写于西安城东

 

毫无目的的残酷

作者：白磊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网

《毫无目的的残酷》原来是景凯旋先生笔下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这个标题很能让人反思历史上的一些细节，就顺手拿来“借用”了。题目不变，内容还都相似，都是对曾经发生的那段历史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和剖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并检阅了游行队伍，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想、敢干、干革命、干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自此，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在革命的名义下迅速形成并在短时间内达到空前的高潮。

从“揪出”到斗争到打人,红卫兵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的规定；一条铜头皮带将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种种关于善恶之分的文字抽地粉碎。

196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在校学生揪出该校校长史青云和一名副校长及该校的教导主任，由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史青云校长和两名学校领导，逼迫他们跪在地上围着学校操场爬行，红卫兵以此为乐，并“规定”谁爬得满就要挨打。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怕挨打而爬得很快，而史青云校长由于体型较胖，爬得比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慢而惨遭红卫兵毒打。就被采访者讲，史青云校长被红卫兵打的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份不清哪里是衣服，哪里是被打的血痕。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并成为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该校的红卫兵打成重伤。他们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老教育工作者史青云被毒打的经过，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三十五年前这段充满着血性和暴力的历史在今天重新被翻开，揭示了历史暴虐的毫无必要和人行邪恶的不可理喻，打人除了给施虐者带来自以为优越的快感之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毫无目地的残酷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施虐者的重要特征。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语录，即“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的话语方式鼓舞了千百万人的施虐行为和暴力手段的产生，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数施虐者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甚至是毫无目的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残酷和暴虐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

 

音乐的暗伤

作者：白磊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网

1967年1月，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因不堪“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迫害，携全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被强迫唱《牛鬼蛇神队队歌》。马思聪说：“在被造反派关押中，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强迫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牛鬼蛇神队队歌》。”

前不久，我在旧书市场中购得一册由某大学革委筹备委员会印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歌》，书中除了大量的那个年代中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歌词、语录歌外，竟然还有一些诸如《十唱十六条》、《欢呼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这样的歌曲，而让我最感到丑恶和不可理喻的，就是那首标明为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的”《牛鬼蛇神队队歌》，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兰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我的一位长辈曾毕业于北京101中学，他告诉我，1966年“红八月”，北京许多红卫兵在各自的校门口逼迫学校中已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这首《牛鬼蛇神队队歌》，谁若是唱不好，小将们立马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们唱好这首歌为止。

饱含着人类屈辱和伤痛的语言被谱以人类艺术最高尚的方式——音乐，二者在扭曲的世界中无奈的融合了，从而形成了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

造成音乐的暗伤的原因有多种，而最直接的也是最致命的则应当归于思维的极度偏执，在这种思维的极度偏执下，任何一种艺术的表现方式都显得苍白无力。音乐也暴露出了最软弱的一面。鲜血一滴一滴渗透了历史的表层，从而构成了这音乐的暗伤特有的颜色和疤痕，当我们抬头仰望贝多芬、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及他们不朽的作品时，音乐的暗伤却在早已遗忘的思维肌体中隐隐作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叫“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牛鬼蛇神队队歌》以及诸如此类歌曲所呈现出的文化符号扭曲的状态了。

我又在不自觉的抚摸历史的创伤了，这种不舒服的抚摸可能会使得某些“过来人”感到心里隐隐做痛，但会令我们站在历史的面前更清醒一些。

                                                                 2000年1月7日写于西安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