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红卫兵记忆

作者：唐小兵

来源：《随笔》2012年第5期

2010年，《南方周末》文化版曾刊发《历史深处的来信》，披露了北京红卫兵在时隔四十四年之后，对当年被殴打和羞辱的教师的致歉，引发了国内外关切红卫兵历史的公众的极大兴趣，红卫兵是否应该集体道歉甚至赔罪，也在网络上激荡起经久不息的争论。而随着红卫兵这一代人，已成为或将要成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精英，公众对这个在"文革"初期掀起滔天巨浪的青年人群体，也存在着政治性的探究兴趣。但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出身和教育背景如何，与高层政治斗争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联，其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特性和利益诉求，红卫兵运动中的暴力程度如何，这场运动是如何终结的，等等，至今仍旧是谜团重重，面目模糊。

所幸的是曾经是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北岛等人，继集体记忆《七十年代》之后，又邀约这所那个时代北京最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在时隔四十多年之后，从各自的立场、意识形态和情感出发，重访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的运动现场，为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见证，编辑成《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遇罗克是那个时代一个标志性的独立思考的典范，但其人其事，很少为人所知。牟志京是北京四中《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而遇罗克的《出身论》首次刊登即是经过他的改订和润色，因此，牟对遇罗克有一些珍贵的回忆，比如他第一次见到后者的情景："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洪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据牟的观察，遇罗克并非常人所认为的书痴或书呆子，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折射出睿智和灵敏，而其政论写作，更是"出污泥而不染"，没有受到那个时代社论体语言的污染。遇罗克的心智生命非常丰厚，他兴趣广泛，在跟牟数次聚会时谈论的都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精神性的命题，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等现实议题。更悖论的是(如果牟的记忆属实的话)，遇罗克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其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这个细节，让我们反省此前对遇罗克作为"思想烈士"的定位和论述，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遇罗克等那个时代的异议分子，与毛象征的这个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遇罗克之死，在公众的历史记忆中，似乎就是因为《出身论》挑战了那个时代阶级成分论的"政治正确性"，而遭致迫害。可是，根据北京四中红卫兵运动核心成员刘辉宣的回忆，遇罗克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对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说法。同为四中红卫兵运动重要成员的牟志京的说法又不一样，他提供的细节更具体，包括对遇罗克的审判和判刑的改变及其原因，都有解释。据他的叙述，对遇罗克的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只字未提，其缘起是1967年夏天东北武斗时期，《中学文革报》部分成员北上，为自卫计，在长春火车站每人发放武器，本应在离开长春归还武器的遇罗克哥哥遇罗文，却因个人对化学等的喜好将之带回了北京，并在情势危急时刻掩埋在香山。当局恐吓之下，有人将他们兄弟俩都招供了。遇罗克之死因扑朔迷离，究竟真相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档案史料发掘，以及对当时整体政治情景与社会心态的重构。

《暴风雨的记忆》的另-个众说纷纭的"公案"，就北京四中在1965-1970年的红卫兵运动中是否发生武斗，如果确实发生，那么暴力的程度如何，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程度又如何。这些都是历史的关键问题。秦晓是当时北京四中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根据他这个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其时四中一帮学生搞突袭，将校长杨滨拉去游街，戴高帽。主任孔丹和秦晓等采取各种策略，保护了杨滨。秦晓还引用杨滨临终前的话"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来证明"'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并言杨滨的儿子宋心鲁称之为"四中现象"。那么，北京四中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红卫兵运动中比较普遍的殴打、羞辱教师的暴力呢?  (徐干生的《文革纪略》对苏州中学的红卫兵此类行为有详细描述，见徐贲编：《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同为北京四中红卫兵组织发起人之-的刘辉宣，就尖锐地指出："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绩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遍览《暴风雨时的记忆》一书不同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记述，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当时确实发生了针对教师的暴力。秦晓的说法具有强烈的为北京四中的红卫兵运动辩护的色彩，而之所以北京四中没有发生殴打、羞辱教师的神话会被编织出来，据刘辉宣的分析，是因为这些经历此次创痛的老师都不希望重提往事，也不愿因此而给当年学生的今日生活、工作带来不便。

裴宜理曾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方式》中特别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对人性的基本情感的操控、动员及利用，私人领域高度政治化是-种常见的现象，而这种将私人生活的温情、友谊与爱意等连根拔起，归化到共产革命中的同志爱和阶级恨的单一模式之中，造就了中国革命中怨恨、负疚和热爱等各种炽烈的情感交融并汇的复杂纠葛。《暴风雨的记亿》却展现了这种"情感极权主义"的反向运动之可能与经验。为数不少的北京四中学生，恰恰是在红卫兵穷形尽相地侮辱、殴打其作为阶级敌人的家人时，萌生了极其强烈的超越阶级、政党与意识形态的人类基本之爱，原本试图摧毁的亲情，反而在畸形的暴力中被重建。这亦充分说明人性确实不是一块可以任意变形的曲线板。导演陈凯歌当时也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他的父亲被红卫兵贴上"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的标签，并在公开场合被殴打时，红卫兵组织的领袖要求陈凯歌通过对父亲"施暴"来展示其革命的忠诚性，以及与旧式家庭彻底决裂的心志。陈凯歌对当时心态的回忆，对于分析、判断红卫兵运动中的从众心理、变态心理(对亲人的暴力越凶狠，似乎革命性就越强，就越容易受到组织的认可，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出身不够纯正，而对革命文化又有强烈向往的人身上)有一定之价值。陈凯歌如此忆述众目睽睽之下的这-段场景与内心："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楚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运动，除了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之外，也有学生群体的家庭出身、社会等级、教育背景等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长期"潜伏"的族群冲突的导火线。作为当时红卫兵运动的旁观者北岛认为，北京四中既是"贵族"  (红色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这就表明，红卫兵运动的起源除了意识形态、高层政治斗争等因素，其实还有学校里不同族群在日常生活里积累的压抑感与隔阂感，这些族群也是利用高层释放的空间来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自然，《暴风雨的记忆》除了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式的描述之外，也有历史叙述之外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论述，更能够折射这些经历过时代风潮的年轻人，在岁月磨洗之后人性的斑斑痕迹。大致来说，以见证人自居而保持审慎的价值立场的居多数。刘辉宣认为红卫兵运动，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革命有典范意义："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像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种"卸责论述"，归咎于体制和高层，是从消极的层面来为红卫兵运动进行辩护，而从红卫兵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来进行辩护，又是从唯结果论的积极角度巧为辩护。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在"文革"一代人的观念世界比较具有普遍性。受害者的论述最容易牵引后人的同情之心，而革命者的论述更是容易刺激世人的蓬勃之志。

阿伦特在论《集体责任》一文中，针对-些巨大人道灾难之后常见的"我们都有罪"的论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道德性的反思与个体性的罪恶之间划分了一道严格的界线："那乍听起来如此高尚而诱人的'我们都有罪'的叫喊，实际上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开脱罪行。在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就没有人有罪。与责任不同，罪过总是有针对性的；它是严格地属于个体的。它针对-个行动，而不针对意向或可能性。对于父辈或本民族或人类犯下的过失，简言之，即对那些我们没有参与其中的行为，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感到有罪，尽管事情的发展确实可能使我们为它们付出代价。而既然有罪的感觉，或者良心负疚、对做错事的意识，在我们的法律和道德判断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限制这种虚假感伤也许是明智的，从字面上理解，它们只能导致混淆所有真正的问题。"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道德，除了正面引入普世价值的资源之外，通过历史的重现与论述，让被遮蔽在历史暗处的真相呈现出来，并形成不同群体、个人与观念的对话，让今天的年青一代在充满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间自由地选择和反思，并经由苦难的记忆与历史的纵深来凝聚共识，也许是重建人格与道德的历史途径之一。或许这正是像《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这样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更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