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国”往何处去？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一个时代最深的悲哀是无路可走的悲哀，前无去路，后无退路，举步维艰，裹足难行，只能在原地打转，虽然前无去路并不是真的无路可走，而是不肯走，不肯走的原因很多，此地太好，留恋难舍，宁愿老死此处，也不愿前行，因为前行风险莫测，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我想起泰戈尔的那句诗，鸟的翅膀被系上黄金，鸟就飞不起来了。主宰着今天中国的特权阶级如同翅膀绑上了黄金的鸟，再也飞不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往上面绑黄金。与沉重的黄金相比，意识形态已变得毫无重量，连“美丽中国”这样空洞的口号也出来了，实在已词穷言尽。

早在半个世纪前，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就写出了《新阶级》，他说：“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物资。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而且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并非得力于资本家的帮助，而得力于国家机器的帮助，就更显得如此。事实上，是这个特权阶级在推行工业化，国家机器不过是它的护身和工具。……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正是这个新阶级葬送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把20世纪人类最大的乌托邦实践送进了博物馆，他们来不及好好享受剥夺全社会利益带来的特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灰飞烟灭。

与吉拉斯笔下的“新阶级”一样，中国的特权阶级在权力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事实上就是辩护也常常显得疲软无力，只能依靠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不断地加强掌控，阻止人民层出不穷的批评、质疑和抗议。日复一日，以高压态势保持现状，为继续扩大私利提供保障。在他们的把持下，主流媒体释放的信息都是暧昧的、甚至是虚假的，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人类正常的良知，人性中正直、善良、美好的一面一点点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自私、贪婪和扭曲。官、民已成为截然对立的两个部分，大批的年轻人发疯似的想考公务员，挤进这个特权阶层的边缘，分一杯羹。当然，大多数人不可能如愿以偿。全民族陷入了一个进不得、退不得的死谷。无路可走，“老路”、“邪路”都堵死了，如同大多数城市都在堵车，到处都是“堵城”，中国今天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堵国”，特权阶级的豪车塞满了所有的大路，整个国堵死在那里。人民一次次期盼掌权者自上而下实行有诚意的改革，一次次的失望，最终等来的将是绝望。十年又十年，熬断了青丝，熬断了白发，特权阶级越来越嚣张，越来越贪得无厌，这个国家越来越没有指望，路尽了，不是真的走到了路的尽头，而是堵死了路，堵成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堵国”。

当前行的路被堵死之后，老实说，特权阶级也已无路可走，即使坐在豪车里海吃海喝、极尽玩乐，又能如何？他们相信，凭借国家机器超强的力量，足以扑灭一切人民的不满，足以屏蔽一切批评的声音，甚至足以应付一切突发事件。他们相信，牌都在他们的手中，所有资源都在他们的控制当中，所有国家机器归他们支配，他们可以玩弄汉语于股掌之上，可以玩弄中国于股掌之上，可以玩弄历史于股掌之上，十几亿芸芸众生的生死不在他们的眼中，整个民族的命运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耿耿在念的只是子子孙孙、万世家业，他们昼夜思想的是将中国的资源转化成他们个人家族的财富，转往国外。他们摸透了人性的趋利避害，不到大泽乡困境，人民不会揭竿而起。他们对强权的迷恋，如同对财富的迷恋。哪怕绑满黄金，飞不动了，他们也不愿放弃到手的利益。

在这种心态之下，任何触及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启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之路，已经被他们一次次地否定了，他们选择的是一条不变应万变之路，就是维稳、维稳、再维稳。他们压根不信强大的暴力工具挡不住历史的洪流，更不信人民手无寸铁的力量最终有可能翻转这个时代。他们蔑视一切非暴力的力量，他们藐视一切没有实力的抗议，他们无视一切正义的呼声，他们只相信国家机器万能。

特权阶级之外的亿万中国人更是无路可走，堵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路上，“堵国”人民虽然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可以一年一年的等，甚至十年十年的等，只要饿不死，就可以继续等下去，但有谁知道，哪一天“堵国”人民也会等不下去了？不断高涨的群体性事件，凸显出这个时代的矛盾正在日趋激化，一次次动用国家机器诚然可以暂时的乃至有效的把人民的怒火扑灭，但是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在不断的积累当中。换句话说，“堵国”只会越来越堵。是继续堵下去，堵到不可收拾、彻底塌陷为止，还是从今开始寻找疏堵之路，逐渐开通一条可以前行的路？这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最现实也是最迫切的问题。视而不见、继续装下去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当权者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控制着全部媒体，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白的可以说成黑的，但是这样下去便真的无路可走了。特权阶级绑架整个“堵国”是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他们早已做好移民的选择，无非继续移民而已。掌握着全部优势资源、可以轻而易举地攫取最大利益的特权阶级，在自己的统治下却没有任何安全感，而是以移民为最终目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没有发生过。

无路可走的痛苦，长期的压抑，毫无疑问会毒化一个民族的情绪和心理，整个民族渐渐会变得不耐烦，产生出大量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来，这是多少强大的国家机器都解决不了的。这些年来，被曝光的或未曝光的大量恶劣案件，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堵国”综合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病只会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滑坡问题，一个只为自身捞取最大利益的特权阶级，以及只知道维护他们利益的统治集团，当然不配谈道德，但正是他们企图唤起人民的道德心，来应对全社会蔓延的“堵国”综合症，这无异于缘木求鱼。治疗“堵国”综合症的唯一办法，就是走出“堵国”，重新疏通道路，让人有路可走，特权阶级有路走，无权的人民有路走，中国有路走。在“老路”和“邪路”之外，唯一的新路、正路就是民主宪政之路，这是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痛定思痛，在四川江津的石屋里想清楚的。这也是共产党领袖赵紫阳先生在1989年后软禁在富强胡同的岁月中想明白的，他说，“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无论特权阶级愿不愿意走，宪政民主都是一条正路，一条走出“堵国”的新路。愿更多的人不再目光朝上，只注视当权者想什么、要做什么，而是更多地转向下，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相信历史一定会在没路可走的地方开出路来，君不见，任何一个时代的特权阶级都已被翻过去了吗？

                                                                           2012年11月25日

“剥夺剥夺者”何以可能？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近十年前的旧文，今天看来还没有过时，中国的问题还是老问题。——2012.12.25】

“天街踏尽公卿骨，府库烧完锦绣衣。”“穷人的慷慨是假的，富人的吝啬是真的。”自少年时代起，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徘徊着这些与财富有关的诗句。我们是一个富有仇富传统的民族，“劫富济贫”在民众心目中历来是得到肯定的，《水浒》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张扬了宋江的招安，而恰恰是梁山好汉多有“劫富济贫”的义举。但穷人未必就不向往财富，甚至更加贪婪。看看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一夜之间得到数额巨大的赔偿款，导致了亲人反目、残杀亲人等惨剧，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赌博盛行等现象。我深信财富本身不是罪恶，财富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来造福社会，也可以用来吃黄金宴、喝婴儿汤，醉生梦死，一掷万金，关键在于掌握财富的人的精神境界，对这个世界的体悟，对人生的认识。现在中国也有富人在倡导“财富与责任”了，昨天我从浙江图书馆经过，看见一条横幅，过几天“富布斯亿万富豪榜”的德力西集团老板胡成中要到那里做报告，题目就是“财富与责任”。掌握财富的人意识到对社会的责任，并不是单纯把自己的财富作为个人享乐、传子传孙的不世之财，这是财富观的一种进步。在西方、乃至在东方许多地方，这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包括比尔盖次这样的超级富豪都没有将巨大的遗产留给子孙的打算。富人处理自己财富时的态度诚然和性格等个人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约束、舆论氛围等等。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家不仅摘掉“万恶不赦”的帽子，重新取得了社会的主导权，而且几乎已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各种各样的富豪榜层出不穷，就连曾以“社会良知”著称的《南方周末》也来凑热闹，加入了评选新富豪的行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谈论财富观就不仅是属于富人的专利了。

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报上看到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消息，有许多感慨。三年前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正常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全国共征收个人所得税660亿元，其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就有283亿元，占了42.86%，高居各个应税项目之首。200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共收入464亿元，工薪阶层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税、漏税，而普通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本来具有调节财富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相隔一年以后，我又在报上看到《朱镕基质疑富豪不缴个税——国家将加大对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的消息。在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中不少人还是政协委员，他让税务部门一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富豪统统没有交个人所得税。他对此大为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超过800元的都交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据统计，在2001年中国的7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占据了80％的存款比例，其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不到总量的10%，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广东省去年，全省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84.69亿元，其中来自高收入者的个税款只占2.33%。面对这一现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帮富”的嫌疑，影响了社会安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他建议，实行结构性调节税收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课税率。对此，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作这样的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流失原因是对大款们的偷漏税缺乏有效防范措施。……但在防止富者逃税上十分软弱无力的税收机构在征收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上却很有力度。如今，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非常低，到了低收入者也要缴纳的地步。中、低收入者多是工薪阶层，只要工资或稿费之类收入达到起征点，所得税就被有关部门代扣了（代扣时甚至未考虑对其供养人口的豁免）。”又是两年过去了，情况到底好了多少呢？

个人所得税本来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具有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税负公平等特征的良税，自1799英国首创，200多年来在许多文明国家无不行之有效。可是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在征收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时十分强有力的税务部门，在面对富豪、大款逃税时如此的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富人阶层作为社会的强势阶层，自然具有很强的避税、逃税能力，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道德觉悟、自我约束肯定是不够的，办法恐怕还得在制度上想。当然，富人并不因此就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了。自古以来，富人的社会责任感缺失，骄奢淫逸、贪得无厌是导致普通民众产生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是专家的共识。无论是从人类发明这一税制的初衷出发，还是从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十多年前引进这一税制的目的来看，我们都绝对无法想象——个人所得税实施的结果竟然是“劫贫济富”。毋庸讳言，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这个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掌握了大部分的财富与社会资源。一方面却是低收入群体一天天的扩大，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群不断膨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至少还有几千万以上的人口还在为温饱而努力，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贫困人口呈现反而上升的趋势。

当先富起来的人们不需要为他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当然不是所有人如此），亿万普通的工薪阶层则在工资尚未到手之前就被“代扣”了个人所得税。本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用意在于调节过高的贫富差距，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结果却正好相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加剧了贫富悬殊，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工薪阶层纳税办公共事业，暴富阶层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心安理得地逃税、漏税。据新华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也承认，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为此专家们已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比如修订税法，提高现有八百元的起征点，同时有效杜绝一些政府部门对富人的地方保护，防止纳税人和税务人员上下其手、偷税逃税；由健全金融制度入手，通过储蓄实名制的完善遏止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从而建立起良性的个人收入调控体系；加大对高收入偷税者的法律惩罚力度，等等。早在1919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就对这些问题做过十分认真的思考，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提出以累进财产税、累进所得税、高额累进遗产税等手段“剥夺剥夺者”的设想。他说：

“国家对于以来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平均征收约三分之一的累进所得税，使大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多于收入的三分之一，小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少于收入的三分之一。”尽管我们与奥托·鲍威尔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但不能一笔否定他在80多年前的思考。他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不人云亦云，不唯唯诺诺，坚持独立思考，独立探索和平到达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思想、主张，而被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定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鲍威尔的言论》，作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之一，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本摆在旧书摊上的“反面教材”以其睿智的思想火花吸引了我，使我有机会领略马、恩、列、斯之外的社会主义者的探索。他的思考当然不一定都正确，对我们这个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正日益流失的时代却不是没有启迪的。在中国历史上，“劫富济贫”向来被看作是“替天行道”，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措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面对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不由得想起了奥托·鲍威尔当年有关累进所得税的思考。我不知道专家和国家税务机关的负责人是否读过奥托·鲍威尔的书，无论如何，鲍威尔——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中包含了对文明社会良性调节、从而寻求平衡、健康发展的诚意与追求。他的思考本身对不断调整、解决将与人类相始终的贫、富问题，人类对财富的支配、享有、继承也只有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才是可靠的、良性的，才有可能最终避免“天街踏尽公卿骨”之类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