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报纸曾报道在闽西武平县的唐屋村发现了几株有百年树龄的“杉树王”。这则不足百字的新闻一直令我耿耿于怀：哼，“发现”！真是大言不惭！ 1969年我插队落户就在那里，从所在的“炭坑生产队”到“唐屋大队”，回回必绕经“杉树王”而过。只要一想起闽西，那几株粗似人民大会堂圆柱的树身就一下子堵在了思路的中央，于是叶荫下山风的凉爽与仰头张望时的微晕，便一同向眉心袭来。
    其实，唐屋值得炫耀并非仅有“杉树王”。“下排生产队”知青住的院落里，红军留下的标语就有七八条之多，都是用毛笔写在杉木条柱和斑驳的白墙上的，署名为“红军独立师宣传队”。有“打倒列强！”“打倒AB团！”“保卫苏维埃！”等等。字字句句，清晰如初。
    近日偶然闲读一篇题为《周恩来刘伯承派出的特使》的史记得知，30年代初唐屋所属的帽村乡是当时工农红军粤赣军区第三分区所在，为扼守红都瑞金的东南门户。在那里有过红军的标语自不足为奇。奇的是这些革命的呐喊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不免遭白军的戳刮而如此完美地存录下来。
    “红标”历经30余载的冬寒夏炎，进而在一股历史的狂潮里与漂泊至此的厦问知青结下朝夕相处的情缘。仿佛生前有约，谁也不敢说是谁的“发现”。然而我个人在武平倒另有一次货真价实的“发现”：那是被调到处明村后的事。我住在大队“赤脚医生”聂达贞祖传的一幢闲置的老屋里，一张框式木床边红土夯打出的壁墙上，均匀地牢贴着几张旧报纸。报纸的纸质几乎与红土原色的壁面溶为一体。这铅印的旧报是民国九年（即1920年）的《武平新闻》。初见时我相当吃惊，“文革”的烈火竟没有燃及这张“国民党的残渣”。加上日日与之照面，“民国九年”的字迹就穿透了眼帘而字贴在记忆的壁面之上。
    80年代初我上大学时曾浏览过一本新闻史之类的书，方才觉察到那几张旧报纸的珍贵足以改写若不是中国至少也是福建的新闻史！1990年我参加了厦门知青作家团重返闽西，老屋怀旧土楼“取宝”一直兴奋地推拉着我近乎无措的手脚。但为时已晚，那幢“聂氏老屋”已在1983年特大山洪中被冲得片瓦不留。我无言以对，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旧址，几团云絮正悄急地掠过远处绿色的岗峦……
   （后记：本文1994年在《厦门晚报》发表后，引起《福建日报》新闻研究室的重视，来函询问。可惜没有物证，我口说无凭。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图书馆微缩胶卷阅览室查阅家父早年在闽西长汀的旧作时，发现了该室存有武平1945年以前的全套旧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