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知识分子的底线与责任──从莫言领奖谈起（桑博：如何批评莫言——与许纪霖先生商榷）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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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知识分子的底线与责任──从莫言领奖谈起（桑博：如何批评莫言——与许纪霖先生商榷）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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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底线与责任──从莫言领奖谈起 作者：许纪霖 来源：明报 12月5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应“Co-China”的邀请，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演讲.早前，许教授曾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评论，引起内地与海外关注。演讲当天，适逢莫言启程赴欧领奖，许教授即从莫言谈起。他认为，莫言代表了当下内地知识分子的主流…… 在往中大的路上，我在铁路车厢内的电视上，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莫言。他启程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我想从莫言谈起。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我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批评莫言〉。人家喜事的时候我去冲喜，结果引起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围攻。这条微博被转了3万多次，评论有近万条，是我发微博以来回应最大的一次。 后来为了澄清为什么要批评莫言，我又在香港报纸发表了一篇〈鸡蛋与高墙〉。莫言获奖后，反对的声音在内地报刊出不来，所以我只能在香港发声。 莫言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莫言的作品里有一种很强的中国农民的原始欲望，通过这种文化对当下的批评和反抗，这是让我们对莫言有所尊敬的地方。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莫言，似乎和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知道，他和100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但是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是去年薄熙来最大红大紫的时候，莫言在微博上主动的、没有人逼迫的他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莫言说他不关心政治，对政治也不懂。但是他在现实中的表现，和他的作品好像判若两人。 莫言坦率地承认，在作品中他是“胆大包天”、“色胆包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是“孙子”、“懦夫”、“胆小鬼”。这样的“双重人格”在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和我们说的“底线”有关。 当然，莫言是不是“知识分子”，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如果按照1980年代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不是学者，而是作家，比如刘宾雁、刘心武、王蒙。他们继承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作家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但是今天，作家是不是认为他们和知识分子没有关系了？和良知没有关系了？他们是不是可以例外？ 之所以从莫言谈起，是因为如果莫言只是个案，真的不应该把他拉出来讨论，这对他不公平。问题是我发现，莫言代表了今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主流。为什么说是“主流”呢？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堕落。 莫言的事情被挖出来以后，很多人为他辩护。有个也是手抄〈讲话〉的作家，他觉得很后悔，但是他想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去抄呢？他说，他的家族明明受到毛泽东时代的迫害，照理说他是不应该抄的。他回想说，他好像觉得手抄〈讲话〉这事不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件好玩的事吗？做就做了，如果不做也许很见外。
今天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过去所说的很多底线──包括道德的底线、政治的底线、学术的底线──都在被突破。大家觉得薄熙来可怕，是因为他是个没有底线的人，跟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在一起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出现的情况是，很多知识分子，照理说是对底线问题最有自我意识的人，今天却失去了底线，底线变得很模糊，甚至不需要有底线。有个评论者，如此嘲笑对手抄〈讲话〉的批评者：“我们早就放下了，你们为什么还没放下呢？”放下的是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放下的是底线。被轻描淡写地、非常优雅地放下了，这个时代似乎什么都行。问题很严重，这是时代的病症。过去中国古代士大夫是最讲道统的，道统和伦理、道德的底线有关。这些人都放下了，还指望谁去坚守呢？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大陆，有两种放下底线的知识分子。 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这种人觉得什么都放得下，是非善恶已经说不清楚了。抄〈讲话〉怎样？歌颂“唱红打黑”又怎样？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充其量只是场游戏而已。他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对待一些在我们看来和气节有关的问题。有人为莫言辩解说，莫言当年发表《丰乳肥臀》后，也受了迫害，他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很奇怪。如果莫言是一帆风顺的，我还可以理解，因为他没有亲身感受过〈讲话〉所代表的极左路线的危害。但莫言是从那个左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痛，难道就这样轻易地“放下了”吗？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有些东西是不能忘记的。走了一趟重庆，没人逼你，就主动出来唱赞歌了。我发现，如今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弥漫着浓郁的价值虚无主义，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一在乎的就是：是否可以得奖，是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另一种是“犬儒主义者”。这种人内心是明白人，私下聊天时比谁都明白，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上就做什么事，在什么山唱什么歌，随波逐流。这种犬儒哲学如今在大学生当中相对普遍。谈到现实比谁都愤青、愤世嫉俗，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比谁都主动积极地去适应自己所痛恨的体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恶体制，一方面主动适应体制。钱理群老师对北大、清华所代表的学生精英有个批评，他把这些人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非常清醒明白，自己在这个体制里，通过什么方式，能获得最大利益。 今天，这两种人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里已经成为主流了，这是让我很忧虑的。底线，或明或暗地被突破，而且愈来愈模糊；虽然存在，却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是用来衡量别人的标准。 过去孔子讲“狂狷之道”。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今天，我们不能对所有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那是逼人为善。但是有个标准，在我看来不是逼人为善，而是底线，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要求自己成为“狷者”。
做“狂者”很难，要有很高的德性，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但“狷者”的要求是守住不应当做的那条底线。简单地说，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首先是不作恶，或不与恶为伍。如果与恶为伍是被逼迫的，那还可以理解。但问题是，今天很多时候不用付代价，很多人却做不到有所不为。比如，不加入手抄〈讲话〉，并不意味着你要付出什么代价。有两位当代女作家王安忆、方方就拒绝了。但近百位作家却做不到，失去了底线的判断力 狷者的要求不高，不是圣人，不是君子，只是个“正派”的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最低要求。在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守住本分。作为学术人，不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说假话，作假证。作为文化人，守住基本的道德、政治底线。但是，今天很多人守不住。 守不住的不一定是恶人，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平庸。平庸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汉娜.阿伦特所批评的“平庸的恶”，他只把自己变成执行最高意志的工具，积极主动。莫言还算不上“平庸的恶”，他属于另一种类型：“平庸的乡愿”。 “平庸的乡愿”不主动作恶，只是好好先生，识时务，随大溜，消极地附和恶，但“平庸的乡愿”是与“平庸的恶”一样，都是恶的体制之基础。薄熙来事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文革很可能再发生一次。文革怎么搞起来的？不是一两个领袖脑子发昏，而是下面有群众基础，有一帮“平庸的恶”，也有更多的“平庸的乡愿”。这些平庸者，内心没有底线，只是“识时务”者，跟着最有权势、最有市场效应的人走，于是一场悲剧就发生了。
今天我们要改革政治体制，这当然很重要。但不要以为体制是外在于我们的，所有的黑暗都是体制造成的，好像我们个人都是清白的，不必负任何道德责任，黑暗在的时候一个个都跪着，黎明来临之后都一个个站起来“控诉”。其实，体制的黑暗就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就是体制的一部分。体制在今天已经内化为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以才可以大行其道。我们当然要争取体制的变革，但是在体制暂时还无法改变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原谅自己，什么都行。不，即使在某个岗位上，都有将枪口抬高一寸的道德责任。 改变自己，要对各种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说“不”。如果有更多人这么做的话，我想体制的黑暗不会这么猖獗。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进步很多。过去是你没有不作为的自由，今天不作为的自由还是有的。空间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人家恩赐给你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内心的蜡烛，就是底线。
我为什么要批评莫言 作者:许纪霖 来源：搜狐博客 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学风格，但我知道，有不少专家和读者热爱他。超越个人的品味偏见，我愿意承认，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巨人。 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如果莫言像一些左派作家那样，真诚地信仰《讲话》的精神，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同样在人格上会尊重他。 然而，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我们不能做到在公共正义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毕竟这个国家在进步，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的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起来自觉地坚守价值底线，守护一己之信念，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失去了社会基础。 王安忆能做到的，其实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也能做到，包括莫言。只是我们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正是“平庸的恶”的帮闲。 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点滴抵抗”和坚守良知。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蜡烛不在他人手上，就在你的心中。 2012年10月12日
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 作者：许纪霖： 来源：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hpl/2012/1211/72724.html 时光倒退二十年，没有谁能够想到，从胶东半岛的高粱地里，会走出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当今中国文坛的怪才、鬼才，他的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像江南style一样，让洋人见识了东方文学的“他者”。他的得奖，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诺奖宣布的那个不眠之夜，有多少国人欢呼，又有多少国人不服：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而不是村上春树？拿莫言与村上相比，如果仅仅以文学的理由，或许见仁见智，然而，争论的焦点，不在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处世。 村上春树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村上所说的高墙，指的是体制。莫言固然是体制内作家，且身居高位，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重要的不是身体在高墙之内抑或之外，而是心灵究竟属于高墙还是鸡蛋？有些人，在体制外讨生活，却无所不向往体制，以体制化方式思维；而有些人在体制内生存，却尽其所能地翻越高墙，从内部颠覆这个体制。 严格说起来，无论在高墙内外，我们都在体制内生存，笼罩着体制的阴影，高墙无所不在，体制内化为日常生活本身。于是，真正的鸡蛋，只是一种抵抗意识而已。这种抵抗，不一定在政治的关键时刻，更多地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莫言有抵抗吗？当然有。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隐藏着极大的颠覆性，以土地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生存欲望不断挑战人间的既存秩序。这是“自然”向“名教”的讨伐，欲望对文明的反抗，从《红高粱》一路走来，直至惊心动魄的《蛙》。小说家的莫言是文学的巨人，当世的异端，是一枚充满着倔强泥土气的重磅鸡蛋。 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莫言，犹如他的笔名一般，却是另一重形象。最让人诟病的，是去年薄熙来最炙手可热之际，在腾讯微博发表打油诗，欢呼“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在今年，又与百位中国作家“共襄盛举”，手录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那一段。 作为小说家的莫言与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让人感觉彷彿今年诞生了两个人格迥异的诺奖得主。如此分裂的双重人格，究竟从何索解？莫言曾经以经典的莫氏风格作过一幅自画像：“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世人皆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未必在价值上都是正当的、值得追求的。因为这个理，乃世俗之理、生存之理、高墙之理，而非向善之理、鸡蛋之理、自我超越之理。如今大学里的研究生，经常关起门来，彼此切磋生存竞争的技艺，他们在价值上痛恨这个体制，比谁都痛恨，恨到咬牙切齿，但在处世上比谁都更体制，按照体制的规则生存，成为钱理群所痛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分裂人格，不仅弥漫于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文化精英，而且也成为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的常态。 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然而，国家毕竟在进步，体制也比过去松动许多。虽然我们无法在许多公共正义的问题上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但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价值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与无聊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护一己之价值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些微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无论是歌颂重庆还是手录《讲话》，对于文学家莫言来说，都属于起码的“有所不为”，做了颇为无聊，不做也未必招来麻烦。同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就低调地抵制了无聊，她所做到了的，其实绝大部份知识分子都能做到，只是没有像王安忆那样认真，“自觉地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在相对的孤独中完善自我”而已。然而，莫言为世俗所驱，识时务、随大流，虽然不算什么作恶，却是一种“平庸的乡愿”。而“平庸的乡愿”，在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是“平庸的恶”之帮闲。 在二○○九年法兰克福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莫言说了一段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在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是否对国王的仪仗行礼，那是个人意愿之选择，但行礼的理由倘若仅仅因为“尊重世俗”，那个被体制严重污染的世俗，倒是令人担忧的。 就在同一年，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说了另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反思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也是对我们自身灵魂的拷问。一个国家的掘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掘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取决于体制的改变，也有待于每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坚守底线”和“点滴抵抗”。
作者：桑博 来源：观察者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2_12_10_113461.shtml 作家获奖，评论家批评，原是文坛常态。但近日网上偶遇著名批评家许纪霖批评莫言的文章《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一读之下，大感异常。公允地说，这种批评，已经越过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边界，而指向作家的品行人格；且以对莫言的人格冠以“分裂”、“病态”之类的侮谩，而变成了另一种“触及灵魂”的大字报。 许纪霖先生在《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一文中对莫言的批评，细究起根据来，主要有莫言的两件“政治行为”：一是莫言去年在微博上发表了两句“追捧重庆”的打油诗，一是莫言今年参与了手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而且抄写的又是最强调党性、强调文学的政治立场的那一段”。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其它“‘平庸的恶’之帮闲”的确切罪证。平心而论，莫言“歌颂重庆”确实难免政治媚俗的嫌疑。但若能以平常心分析莫言的那两句打油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恐怕也算不上一种多么严重的政治恶行：就算歌颂“唱红”错了，能说歌颂“打黑”也错了吗？而“举国翘首望重庆”的理由，不就是由于“唱红打黑声势隆”吗？如果能对当今市民百姓对黑恶势力的普遍痛恨之情有一些理解，则莫氏这两句打油诗，为什么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对底层民声的朴实表达呢？若说莫言是借这样两句打油诗去向某种政治势力邀宠，是一种政治媚俗的话，那么一年之后的今天，流行的政治俗又是什么？在今天这种政治流俗之中，深挖细找别人一年前的两句网络打油诗，许纪霖先生恐怕也难脱政治媚俗的嫌疑……何况就是两句文人信口而诌的打油诗，实在上升不到“人格分裂”的高度。 至于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此举的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分析一下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出于敷衍体制的职务行为；二是出于莫言本人对“讲话”思想的认可，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许纪霖先生认为，前者虽可抵制，但犹能原谅。我的看法与许纪霖先生正好相反：若是出于前一种原因，能抵制却媚俗，足证莫言之俗俗不可耐。而后一种原因，恰恰是今天最值得讨论的文学命题：作家究竟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这是一个旧命题，且是一个大命题，更是一个当今文坛最该讨论的命题。这篇短评不尝试作深入探讨。但“政治”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坏词。作家写作出版，既是个人行为又是社会行为——就其社会行为的一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达、一种政治追求，本身就是政治行为。作家的政治立场对与错是一个问题，作家应不应该有政治立场是另一个问题。许纪霖先生在对莫言的批评中，将政治立场与体制完全等同起来，笼统斥之为“世俗”、“邪恶”、“平庸的恶”，不仅是一种概念混乱，而且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批评”——在批评莫言的文章中，许纪霖先生认为最可宝贵、最值得推崇的“反体制”立场，算不算一种政治取向、是不是一种政治立场？所以，站在一种政治立场上——不是去批评他人的政治立场错误、而是去指摘对方有政治立场，这是不道德的。 在另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批评莫言》的文章中，许纪霖先生说：“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抛开这种批评的“诛心”之嫌不去论，仅就许纪霖先生把“道德”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本身，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文学家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反体制是一种政治道德，附庸体制也是一种政治道德；他为社会提供一种健康的、有益的精神食粮是一种政治道德，他向社会传播一种邪恶的、有害的精神毒品也是一种政治道德。所以与其把“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倒不如说：不存在什么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善的德性”，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的文学家道德。 抛开全部的观点之争，文学批评也好获奖事件评论也好，都理应把对象确定在评论对象本身，而不必去深挖细查一些个人行为细节，把矛头对准个人的某些政治媚俗行为，借用批评对象自嘲的文字来施以“孙子，懦夫，可怜虫”这种漫画式的形象丑化，更不应该以此对批评对象的人格作出“分裂”、“病态”一类的侮谩——这样的风气，难道不正与许纪霖先生文中深深担忧“文革复辟”的心愿完全背道而驰吗？毕竟，诺贝尔文学奖是奖给《檀香刑》和《丰乳肥臀》的作者，而不是为了奖给一个名字叫“管谟业”或者“莫言”的中国人。而这个作者除了会在人前吃喝之外，肯定也会在人后拉撒。与其津津有味于他的“拉撒”，不如把兴趣和目光放在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上。 莫言的获奖，特别是由此而来的久热不衰的媒体狂欢，确实大有可批评之处。我对许纪霖先生《鸡蛋与高墙：莫言的双重人格》中的一句话极其赞同：“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国家承认的扭曲心态。”我以为，许纪霖先生此一语，堪为这场诺贝尔狂欢以来最具独立精神也最深刻的评论。不幸的是我们总会看到，最渴望被西方国家承认的往往是一群自名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我们不作“华夏之外皆蛮夷”的狂妄呓语，但我们能不能把“诺贝尔文学奖”就看作一个文学奖、而不是一个瞬间能让十三亿神州尽尧舜的神话？没有“诺贝尔”的时候，司马迁、李白、鲁迅就在那里；有了“诺贝尔”而不得的时候，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仍在那里；今天获得了“诺贝尔”的时候，文学价值高于莫言作品的作家作品不仅在那里，而且大大地在那里——琢磨中国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她的大。 但中国之大的伟大，不仅在于她的疆域大、人口大，出现伟大的可能性大，也在于她的胸怀大、气度大。而不是像今天的媒体和部分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奥运会诺贝尔、诺贝尔奥运会……好像世界上没有个奥运会没有个诺贝尔，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一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文学奖项，但它所代表的也只是某一种价值判断，并不能据此判处中国文学死刑或者救中国文学的命。何况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萨特就已经明白地说了：“诺贝尔奖客观上成了一项授予西方作家和东方背叛者的荣誉。”（萨特《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我们不因为莫言获奖就推论说他是“东方的背叛者”，但我们能不能以一种平常心待之：既不靠“诺贝尔”来论证中国文学的伟大、论证中国的崛起，也不要像阿Q先生那样：“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趣味彰显品位，这个话题实在是乏味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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