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发云:“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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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发云:“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
作者：胡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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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发云:“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 胡发云按：身在海外，邮件接受了家乡媒体《长江商报》的采访，今天已经刊出。编辑做了少许删改，在当今言论环境下已属不错，另外关于我的介绍，是从网上下载的，属于十多年前的信息，其中许多早已变化，比如我在六、七年前已经退出中国，湖北，武汉三级作协并奉还所有不曾认领过的职务，所以在此删掉了。这里贴出的专访部分使用了原稿，媒体发表稿链接如下：http://wenhua.cjn.cn/mrft/201301/t2186010.htm
专访胡发云:“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 长江商报消息: 胡发云新作《迷冬》问世，讲述“文革”期间武汉往事2012年第5期《江南·长篇小说月报》上刊登了武汉作家胡发云的《迷冬》，这是继2006年《如焉》出版之后，胡发云的又一重量级作品，也是他计划书写的系列作品“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小说的时间从1966年冬天开始，主人公多多被人在一艘被缴获用作客轮的美军登陆舰上发现，那场已开展半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都牵扯其中。 注定无法逃脱时代的青年，在顺应时局的面目下悄悄梳理内心的迷思，多多和好友组织成立了一支名为“独立寒秋”的文艺宣传队，这是一群“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十五六岁的青年人，他们在音乐里小心保护对艺术与自由的理想，并以此在风暴眼中获得了短暂平静与精神快乐。 胡发云用自然主义的笔触，把1966年冬到1967年湖城的动荡历史，从一群青少年之眼中折射出来：好派、屁派在夺权斗争中的此起彼伏，人的大脑如要思考即知已遁入无限黑暗，而闭上眼睛随波逐流或许还能抓住希望的稻草。 历史书上的“文革”止于1976年，但胡发云认为，“由于在思想上还没有做到深刻反省，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说中国的‘文革’并没有结束。”邢小群说：“老三届都已步入花甲之年，但有深度的表现‘文革’的长篇小说似乎还没有问世。”而《迷冬》终于出版，从文学的角度，它可能将对于“文革”的记忆、反思、研究又向真实的维度推进了一步，这是民间的真实，也是更为可信的真实。 《迷冬》是直面书写文化大革命的长篇之作，“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线索是一个由中学生组成的“独立寒秋”文艺宣传队起起落落的过程，背景是1966年冬天到1967年，虚构的湖城实际上是武汉。 1.《迷冬》的整个故事都很真实，真实到让人觉得这是一部自传，这部小说是完全根据您的亲身经历所写的吗？真实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吗？ 答：一部小说，如果读者感觉到真实，那么它是否是作者自传，就不重要了。在这部小说中，我希望做到的，不仅仅是故事的真实，还希望做到心灵的真实，精神的真实，后两者其实更重要。 2.您书中描写的很多场景，比如鸭子凼、“独立寒秋”排练用的租界大楼，容易让人联想到武汉许多有相同特点的地方，为什么不直接点出这些地点的所在？这个发生在湖城的故事也可以发生于任何其他城市吗？ 答：我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写武汉的场景比较方便。六十年代，武汉还有许多“鸭子凼”一类的贫民区，也有许多“统战部”大楼一类的西式建筑，不管是虚构，还是写实，细节都可以信手拈来。但关键的是，一个地方的环境和一个地方的人有着某种深刻的内在联系。 我没有将小说故事地点写为武汉，所以也就无法写出真实地点，读者可以自己去联想，找一找自己熟悉的地方。 这个故事当然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但是语言，环境，氛围，气质，会有各自的色彩。 3.主人公名为多多，意为“多余的人”吗？他时而微弱时而强烈的存在感，不合时宜的心境，处处都让我想到俄罗斯小说里的“多余的人”。 答：小说里写到过“多多”这个名字的来历，也说到他从小就是一个和环境、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你可以联想到俄罗斯小说中的“多余的人”，俄国那时候的“多余的人”，还有将自己多余出去的自由，但是在多多那个时代，他是连这个自由都没有的。 4.小说中很多细节非常逼真，比如大字报上的诗歌，各种斗争的口号等等，这些繁琐的历史，与身处其中转瞬间的心情，您是如何记忆下来的？ 答：记忆不是有意而为的，你看看大家当年倒背如流的英语单词，数学公式，化学分子式，如今还有几个人记得？记忆是和心灵有关的东西，触动过你的心灵的，你会长长久久地记得，比如饥饿时期的一块红薯，或小姑娘的一只蝴蝶结。 5.小说第八十三节，写到多多为绝食的妹妹写了小歌舞剧《妈妈，让我留下！》，而其中的歌词在许多年后听起来，却让多多不明白是真情还是矫情，是历史弄人的荒谬还是一段青春的真实写照。作为作者，您现在是否有更明确的答案？ 答：没有答案。 6.第八十四节中，您对武汉市民的描述非常准确而深入，“情感与利益决定了选择。民间伦理战胜了正统意识形态。”这种武汉市民的性格是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普遍性的吗？ 答：是的。其实不光是武汉市民——或者说“湖城”市民，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会是这样。 7.经历过这些动荡，您在直面书写的过程中，内心有何种感受？会痛苦吗？还是一样的敏感吗？ 答：没有痛苦。如果永远不写，或不让写，也许会有痛苦。现在写了，倒有了一种释放的快乐与轻松。如果说敏感，应该感谢当年的敏感，让我内心记住了我今天能够写下的一切。 8.有过相同经历的读者会对您的小说有更深的感悟，也因此会有更多的意见与挑剔。您是一位为自己书写的作者吗？还是更多地为了读者，为了一代人，为了未来的人？ 答：文革是一次漫长复杂的社会运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感受和评价，对这部小说有不同的意见，是太正常不过了。这是一件好事。一段历史，有许多人来说，来争议，才能渐渐显露出它真实的全貌。多年来，许多重要历史，只让一部分人说，甚至一个声音说，后来我们发现，他们说的，并不真实，由此误导了后人，再次造成历史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写自己的文革，自己的生命史。只有为自己内心写作的人，才能为他人提供真实的读本。对于我们的后代读者，更是如此。 9.到今天为止，您认为那荒唐残酷的岁月对人心的影响是否随时间流逝而被冲淡？您是否曾对人性感到绝望？在犬儒与激进，理想与现实中，您对自己的位置是否有过调整？ 答：只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有认真诚实的清理与反思，所有荒唐残酷的岁月都会重演，甚至不断加进新的荒唐与残酷。十多年前，我在《今日名流》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就说过“文革并没有结束”。这个我们今天应该看得更加清楚。重庆薄王的系列故事就是一个证明。 与犬儒相对的并不是激进，也有温和的勇敢正直，也有打着激进旗号的犬儒，当今几个著名犬儒，都曾非常激进过，从他们的演变看来，那也只是一种算计过后的激进。 我崇尚表里如一，真诚磊落，这样的话，即便错了，也容易找回真理。对于为了私利不说真话的人，已无对错之分。 10.《迷冬》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之一，后两部的风格与架构是《迷冬》的延续吗？读者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见到？您觉得这费尽心力的三部曲最大的意义在何处？它们最该被什么人看到？ 答：应该是。《迷冬》已经出现了数十个人物，其中很多还会在后两部中展开自己的命运，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因为这些人物已经活动起来，往下写就要省事一些，准备两年写一部，完成这个三部曲。 这三部曲，想不受任何关于那段岁月的既定解读与多年教化的约束，写出我的经历、感受、思考，和当年的世态人心，特别是当年那些少不更事却不得不卷入其中的青少年的成长史。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它的总题《青春的狂欢与炼狱》所寓意的那样，它是一种另类的青春小说。所以，我觉得它最应该被今天或往后的青少年看到。防止文革以及其前后一系列社会运动的重演，就像今天的欧美青少年，对二战及法西斯运动那样了然于心，让那些历史梦魇不再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刘雯采访） 书摘： 有一种张力，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对于湖城的大多数市民而言，保联代表着正统和权利，这对他们来说是压迫多于亲近的。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们会顺从，会应和，但是内心深处，那是一种异己的力量。 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以及他们后来培养出来的支持者，并不是从这个城市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城市的居民，都生活在一个自洽的小社会中，一条巷子，一个行业，一片聚族而居的街区，他们靠自己的劳作、聪慧或坚韧，创造自己的生活，没有单位的管辖，没有组织的领导，也不参加什么党派，便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从不和执政机关打交道的。他们有自己的从业规则，有自己的为人之道，这两样做好了，谁也不必担心什么，便是天灾人祸直至像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依然保留了一块小小的个人天地。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远大理想，没有雄心壮志，一日日，一年年，一代代，过着一种他们能够理解也能够把握的生活，不管富裕还是清贫，就像他们中的一些没文化却有哲理的老人说的，人不求人一般高。 他们许多的生活准则，都来自于《增广贤文》《朱子格言》一类的通俗典籍，一些连名字都没有的老妇人，张口就会来几句。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幸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之类等等。便是洋务了，便是新潮了，数十年间，也没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因为那个时节，没有谁能够强迫他们改变。但是骨子里，还是旧社会那一套多，对于权威，敬畏甚于诚服。当社会分成几派的时候，他们的倾向就天然地流露出来了，这种流露是在大街上，不是在单位里，危险要小得多。 当保联的车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的时候，市民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情感与利益决定了选择。民间伦理战胜了正统意识形态。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的。这样一种张力，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着。 （《迷冬》第八十四节中胡发云对武汉市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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