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徐友渔答客问》——中国有回到“极左”的危险

作者：张弛

来源：张弛博客

【问题焦点】有人在网上说自己是一个政府官员，他对毛泽东推崇备至，觉得毛泽东管理下属、搞斗争非常高明。

我觉得毛泽东做法是一整套东西，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毛泽东那一套，以至所有极左的一套，在中国是很有社会基础和心理文化基础的，有一整套东西。

无论是从体制因素上讲还是从社会因素上讲，都还无法完全消除“毛泽东复辟”的危险。有哪些社会和政治因素还会把中国拉回极左的危险？

【徐友渔问答】文革是非法治的，文革实际是靠毛泽东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靠搞“四大”发动群众的，文革的特点如果少了发动群众这一点就完全谈不上。所有党内斗争都是非法治的，斯大林搞布哈林是非法治程序。在这种意义上作比较，处理文革的方式实际是宫廷政变式的，当然是非法治的，但是这种方式是在中南海靠中央警卫把“四人帮”抓起来，这哪儿是文革的方式？标准的宫廷政变方式嘛。

首先，文革的罪魁祸首没追究，文革的真正原因都没有得到研究和讨论，客观地说，中国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变化的，还是以前那套，整个中国国家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没有变，这些就很说明问题。当然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跟社会的环境关系还是很大，比如在社会不公正变得明显以后，有些左的东西就出现了，你设想如果是在80年代的时候，赵紫阳和胡耀邦当政，像重庆的做法肯定是不可能大行其道的。可以这么说，文革被重新上台恢复权力的领导人否定了，表面上否定得很彻底，但是执政理念没有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

在最有希望的80年代，也没有彻底批判文革，没有认真批判对于文革负有责任的毛泽东。那些重新上台的人，虽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并对毛泽东有怨言，但并没有打算改弦更张，在他们所作出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们仍然赞扬毛泽东的功绩。时至今日，文革是研究和出版的禁区，甚至连翻译出版国外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都很难做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时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改革变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已经不再是人民可以寄托希望的改革，而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改革。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瞩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年代的局面与80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得益。

王科力：包括这三十年没有根本变化。

徐友渔：执政理念这一点没有变化。有人在争论说中国已经变成另外一个社会了，哪是另外一个社会？在这种问题上应该看到，执政的党还是那个党，执政的方式还是与原来一样的方式，这些基本框架、基本制度、基本理念、基本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变化。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另外一个社会，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认为以前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哪儿是空的？从小学的政治课到大学的政治课哪儿是空的，哪个地方不是党委说话算数。有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

王科力：但有人会觉得这套东西已经破产了，其实已经不管用了。

徐友渔：哪儿不管用？在大学那些政治教育起的作用太强大了。

王科力：重庆事件没出来之前，中央很多人对他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明里暗里的支持很多。

徐友渔：如果没有毒死英国人的事被翻了出来，他就得手了。有些人老容易看到一些觉得是新的东西，我觉得其实中国不变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某些方面变化当然很大，比如变成了消费社会，大家的心理是追求金钱的，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心理的变化、消费模式的变化，这些比较表浅，但是执政的理念没有变。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完全无法看清楚薄熙来的本性，他们以为政治领袖中少有的好人失败了。逮捕、刑讯逼供、判刑、财产充公、处死等等没有整到自己头上，他们可以一厢情愿地畅想、畅谈重庆的新气象。

中国最现实的情况是贵族型或寡头型，当权者抱成一团来应付形势。现在我们看中国形势完全是这样，为了既得利益抱成团，对各山头、个人的利益都有精心的考虑、衡量、调节，大家彼此照顾，哪有那么多好出风头，那么会讲演，那么一表人才，说话有煽动力的？平庸是常态，出格就要出局，韬光养晦可以，坏了规矩就是毁了前程。魅力型人物造成了法西斯，客观地说是比较偶然的因素。最可能的就是一群寡头死抱成一团，为了怕船沉下去，尽管有大量内部争斗，但是为了共同利益，对外表现还是一体的，这种东西像是寡头政治，不是法西斯魅力型的政治，现在或今后既没有这种人，也不是他们习惯的行动方式。你看实际情况，我觉得这个思路要比他说的更现实一点。

在我看来，今日中国的现实，与文革最为相关的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统论取得了全面胜利。文革刚一开始，高级干部的子女就提出以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思想的血统论，他们宣扬“权权权，命相连”，叫嚷“高级干部子女就是要掌权”，要把不承认他们先天优越地位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论证说，中国几千年的作法是“父业子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情况将仍然如此。

这种现状，与一个法治的、现代的、文明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说明，中国人在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也说明，彻底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必须补的一课。

徐友渔：我自己是研究文革的，我也是这代人，我还是希望持有一种很现实和客观的看法。我觉得文革因素还会有，因为他后面的一些人也是下过乡的，这些因素还是会有。这种因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会再像老一辈那样坚持那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的制度就是好，谁说半个不好就是右派。他们是受过锻炼的，下过乡的，对基层情况是知道的，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也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基本国情都知道，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这个社会制度的弊病是知道的，你别去跟他讲中国有那些问题，怎么不好，他知道得比你更清楚，你这套是说不动他的。但是许多人是实用主义，他们并不是说我相信我的制度好我才去从政的，你再说不好，我可以说知道得比你多，我还是要这么干，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价值立场问题，这是知青、下过乡的这代人，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的特点，这种特点别的朝代和别的民族不一定有。有很多统治者是真心诚意觉得我的制度，我的那一套就是好的，而实用主义者看重的是权力，对于社会弊病他们其实很清楚。

王科力：法治这个标准还会不断的被用起来。

徐友渔：对。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践踏法治。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红卫兵从家中带出去批判斗争时，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自己还是共和国主席，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这个举动赢来的只是一片嘲笑。刘少奇主席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被带到外地秘密关押，在虐待中痛苦地死去。

王科力：民间对文革的高举，可能还有一种考虑，文革里面的造反和现在的公民抗争运动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会不会利用文革造反的合理性来论证现在抗争的合法性？

徐友渔：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很难说清楚的。你看周伦佐写的那本《造反派真相》，在这方面说的很有意思。还有一个著名作家胡发云，最近写了一部关于文革和造反派的小说叫《迷冬》，他现在只是把文稿传给我，下个月书就要出来了。从这两本书里面能看出来，当一些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起来反抗强权，你就相当于看到狄更斯的《双城记》里描写过的那种东西，最后他们爆发出来的认为自己在追求公平和平等的精神和情绪，在道义上确实占领了一个制高点，很感人，那种东西最后可能产生冤冤相报和暴力，我觉得要说清楚是很困难的。在这一点上，虽然我自己曾经是一个造反派，但是我对文革中的造反派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不相信真理全在这一派手里，我不认为造反派的行动全然是正义的，我不把文革中的造反简单归结为就是追求社会正义。我认为很多曾经的造反派没有做到彻底的反思，对自己的过去肯定得多，否定得少。首先，我觉得当时的红卫兵或造反派算什么造反？从道义上说你有本事去造反吗？你敢打倒刘少奇，你敢打倒国家主席，但要不是毛泽东在你背后撑腰，你敢打倒吗？在这种意义上，造反派所有的光辉形象、英雄形象，那种硬骨头作风，我觉得是不成立的，你那算什么造反？你打着皇帝的旗帜，仗着皇帝的力量去反其他的官僚，你说你是造反，铁骨铮铮，这些话我就不信。

第二点，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还是强调法治观念，就算那些所谓“走资派”作恶多端，有那么厉害的整人手段――你看蒯大富的遭遇，确实是很不讲理、很不像话，但是我觉得要追求正义一定是要在法治的基础上，中国人这点并没有过关。我承认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报复和攻击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是如果没有法治，只要是“走资派”就可以打倒的话，那“走资派”反过来迫害你不也是照样的吗？这其实是没有是非的。

在这种问题上，我觉得有毛泽东最大的当权者支持，你可以对别人为所欲为，“走资派”落难的时候你可以去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别人重新掌权整你也照样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冤冤相报，一个民族是最惨的，永远在仇恨和报复中循环。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当下层的弱势群体时机成熟以后那种疯狂的报复，同等残忍，你的道义同情不会那么简单和一边倒。我提出一个自认为深刻的问题，就是弱者在有自己合适的机会中有没有权利报复，是通过法治，用法律的名义伸张正义呢，还是通过这边势力大了以后进行报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中国人很难有这种想法，中国人总是“替天行道”。

（作者简介：徐友渔，男，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徐友渔在本学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

                                                                                2013-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