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少有文革的作恶者忏悔？

作者：佚名

来源：网络

诸君，你有读到过、听说过在文革中作恶者的忏悔么？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你会和我一样陷入困惑，也许还带着哀怒：为什么那些当初在文革中作恶的人、迫害别人的人，没有几个站出来道歉过？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文明劫难，集体忏悔去哪了？

其实这个问题，《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作者冯骥才先生，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已经问过了，然而至今我们——至少我还没有看见过回应。《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本关于普通中国人的文革受难史，属纪实文学。虽然以前我也接触过一些文革史料，但近日读完该书(中国文出版社2008年10月版)，仍然颇受冲击，譬如：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只因给学生讲了一个“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的故事，竟被揪出来说诬蔑伟大领袖，于是定为“右派”坐牢八年；而这个伟大领袖藏身水沟的故事，其实是这位老师从一本书里读到过、然后讲给学生听而已，但哪一本书他却死活想不起来了；他的文盲妻子为了救夫，便四处找这个故事的出处，只要是张纸，她就去捡来求人读上面有没有那个故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她也就变得疯疯癫癫，最后不幸被火烧死，和她的孩子一起……

无比凄惨——这是《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开篇故事《拾纸救夫》。

最后的结局呢，伟大领袖的那个故事，果然在一本官方的“革命回忆录”里有记载，然而此时这名乡村教师已经坐了八年牢，家破人亡。用故事叙述人的话说，这是一起”千古奇冤”。的确是。

而造成这一奇冤的、以及造成其他许许多多奇冤的，是因为文革，是因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崇拜”。以前读余华的《兄弟》，里面讲到文革中有人拿铁钉砸进自己脑袋自杀的，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有一篇《六十三号两个女人》的故事，亦讲到了这个悲惨的自杀方式——“反革命”因不堪忍受污辱折磨，便用这样的方式求得了一死。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部普通人的文革受难心灵史，冯骥才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也一定想过希望听到一些忏悔的声音，然而看起来他一样失望。在这本书的前记中，冯骥才写道：我时时想到，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这是一个扔向全民族的大问题。既然大王还在，小鬼们自然就不怕了，作了恶之后，继续当官当领导的大有人在。这是我们看不到文革有集体忏悔的重要原因。

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十年文革劫难，中国那些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恐怕和整个二战中死亡的5000多万人不相上下了。若在正常国家，导致发生如此严重灾难的人，恐怕早已被推上了断头台。

中国人真是可悲至极。

如今，当年那些文革中的革命小将，大都也有五六十岁了；而那些文革中的工宣队、军代表们，或许有个七八十岁——他们在哪里？他们忏悔的声音在哪里？他们曾经有过内心的忏悔吗？是不是以为既然罪恶推到了“四人帮”头上，和自己就无关了？仅仅是个忏悔，哪怕只是内心的，可是也没有。

我相信一定还没有什么人发出过那样的声音，一个泱泱大国，竟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么？难怪冯骥才说，他虽然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他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虽然有党国的原因，却也不应该至于如此鸦雀无声。

诸君，也不要统统怪罪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上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礼仪之士，有知耻之士；而经过了文革十年及文革前几年的统治，则彻底“礼乐崩坏”，也难怪在那些腥风血雨中过来的曾经作恶者，还会有多少良知可言——千万别说”在那个时代谁都是受害者”那样的话，这不符合实际。

的确，一个不知道忏悔的民族，是值得怀疑的民族。诸君，不要认为这事和现在没有关系——请想想，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可曾有过一个官员引咎辞职？我是不曾听说过。而你觉得在那样一场巨大的灾害中，难道某些官员不该谴责自己的良心吗？在当今中国，任何一次大的灾害或社会事件发生，我们总是很少看到有敢于出来承担责任、并为责任引咎辞职的官员。所有这些，和文革中的作恶者不道歉、不忏悔，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

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开始发表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时离文革结束仅仅过去十年；在文革发动三十周年那年，他还是没有碰到“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中作恶的那一代人都将相继离世，忏悔之门会不会永远关上？

其实文革中那代人许多恰恰还是我们的父母辈，希望上天能给予他们忏悔的勇气。忘了在哪看到的一句话，说“今日中国文革的演员其实都还在，只是缺少文革的导演罢了”。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对那样深重的文明灾难，竟然连忏悔都没有。对于文革，只有受害者的心灵倾诉却没有作恶者的忏悔，这是严重变态的“后文革”悲剧。

 

为何无人忏悔？

    ——关于文革，致每一个未曾忏悔的人

作者：梁丁

来源：凯迪社区

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

                                                            ——选自余华《1986》

事实上，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因为，早在1986年，文革结束仅仅10年，就有人已经洞察到了这样的事实，关于文革，这场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伤害和创痛的灾难，已经被遗忘了，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

时间转到2007年，21年又过去了，那些印有标语的墙很多已经不是被粉刷了，而是被摧毁，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一栋栋新的建筑，它们高大挺拔，象征着我们蒸蒸日上的社会，而那些标语，宛然前进路上的几块小石头，已经被碾成粉尘，不见了，消失了。

作为一个80年代生人，我为自己的国度出现这样的一幕感到耻辱，当我在任何一个论坛，都可以许许多多的声讨日本军国政府对中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声讨为什么日本人不道歉，不忏悔的时候，我感到悲凉，我们无法释怀别人对我们的罪恶，我们如此坚决，表现着对于侵略者的愤怒和不满，然而，与此对照的，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我们自己创造的罪恶，却被隐藏，被遗忘，这难道不令人觉得悲凉吗？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揪到体制之根，来为这段历史被遗忘做辩护，然而，无论如何，对于每一个曾经的作恶者，我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你忏悔了没有？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在那个“斗争”哲学主宰一切的时代，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愚蠢的，丑陋的，恶劣的，罪恶的，禽兽不如的，惨无人道的，惨绝人寰的，我们所能够想像到的和不能够想像的所有人类的劣根性行为，都在那个年代得以“发扬光大”，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亲历者中，那些做过恶的，给他人带来过痛苦和伤害的难以数计的人们，受到法律追究和惩罚的是极少数的，而余下的人，难道都是受害者，那么一大群做过恶的人，难道就这样消失不见了，我想说的，作为我们的长辈，你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中坚，难道，你们就这样给我们树立榜样的力量，你们难道不自责，不反省，你们又为何不忏悔呢？

尽管我不是一个当事者，尽管我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出生，但是，当我阅读“十年文革”的种种史料，我的心依然在不断的抽搐，我甚至无法相信，所有这一切的行径是我们的前辈们所犯下的，而我更不能够容忍的，那些作恶的人，竟然就这样消失的。我记得最开始接触这方面的史实，我甚至没有别的想法，只会神经质念叨，“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因为，我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无论因为任何原因犯下这些恶行，也不应该逃匿。

在“文革”中，有多少老师被自己的学生批斗，被羞辱，被打骂，被游行示威的？有多少人是被自己的儿女亲人出卖，检举揭发的？有多少校长，领导是被自己的下属欺凌？有多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变成牛鬼蛇神的？有多少女知青为了换取回城的机会，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甚至是被强行凌辱的？有多少人遭到了羞辱和践踏，被大字报攻击，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被剃阴阳头，游行示威，在万人大会上被声讨，被毒打；有多少人连家都被抄掉，被赶离家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有多少庙宇，多少教室，多少学校，多少图书馆，多少实验室被砸烂，被摧毁的。难道这惨无人道，惨绝人寰的一切悲剧，就是那几个元凶，所谓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所引发的，其责任也是只需他们承担的？不，当然不是，肯定不是。那么多的参与过罪恶的人，难道还只是认为，自己只是执行革命指示，只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中，被洗脑被损害的那一个？难道还只是认为，自己只是犯下“理想主义”的冲动，陷入对领袖的崇拜和对革命的狂热之中吗？难道还只是认为，自己也是极权主义下的牺牲品，是斗争哲学下的牺牲品吗？如果真的只是这样，那么，我想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和信心，对于这一代人的，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我没理由看得到。我也不会相信，每个人都是被领袖所控制，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狂潮，而没有自私自利，落井下石等等人的劣根性作祟，而且，就算你只是被领袖控制，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狂潮，陷入革命理性和造反的狂热当中，那么，你所犯下的恶行就得到了解脱的理由，你就不需要反省，就不需要忏悔，倘若如此，天理何存，良心又何安？

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你们会让自己的晚辈如此的沮丧，如此的难过，甚至耻辱。我曾经和几个亲历文革的老教师交谈过，其中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文革前夕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因为自身喜欢文学，因此，和一些得意门生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介绍和讲解各种文学名著，文革爆发一段时间后，因为其所介绍的文学名著中，包括前苏联的一些作品，因此被他的得意门生们揪出来，被打成反革命，受尽了屈辱和批斗。虽然，时隔多年，经过岁月风霜，老人多了一份淡定，对那些学生也表示一定的宽容，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然而，当我问及学生们是否道歉过的时候，依然可以从老人的眼神中读出激动，老人说：“有一个学生说过，其实，我也不是要揪着他们不放，但是，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错了，而且，无论如何，他们道歉都对我是个巨大的宽慰，至少表明我没有白教他们！”停顿了一会，老人又叹了一声：“可惜，就一个。”

忏悔是必要的，无论对于受害者，对于那些给他人带来巨大伤害和创痛的人，对于我们的历史，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必要的。

我当然知道，对于这种全民化事件，很难对每个人都追究罪责，尤其是在今天，已经距离文革结束31年了，这种制度化的追责已经不可能实现。然而，倘若历史因此被遗忘，作恶的人消散在历史烟云之中，那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整整一代人的道德破产，而作为你们的后辈，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群精神侏儒般的长辈，面对一段残缺的历史。因此，对于受害者而言，虽然忏悔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实际的补偿，也不能够改变他们曾经受到巨大伤害和创痛的事实，但是，任何具体的针对个体指向的忏悔都会给当事的受害者感受到巨大的宽慰；而对于那些给他人造成过巨大伤害和创痛的人来说，实际上忏悔是对自我负责的一种态度，忏悔仅仅是一种道德行为，而非实质性的惩处，它不可能抵消当年所犯下的过失，但是，却使得忏悔者自身的历史责任得到一次较为完整的清算，也使得忏悔者的道德立场发生质的转变，由一个逃匿者变成一个承当者，试想，谁又愿意真的背负一身债责过一生呢，何况还是道义的债责，良心的债责。在此基础上，之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你们的后辈，面对的将是一群具有承担精神的长辈，面对将是一段受到审视和反省的历史，而这一切，也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巨大的道德财产和精神资源。

你们为何不忏悔？当这个问题一遍一遍的纠缠着我，当我看到某些忏悔沦为一场作秀，甚至当对于文革的忏悔沦为一个时髦话题的时候，我让自己隐去激动，开始思考这背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何种原因，让那段历史被遗忘？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给他人带来巨大伤害和创痛的人不忏悔呢？我想，如果我还只是一次次进行“你们为何不忏悔”的这种道德和灵魂拷究，那么，只会离开答案越来越远。

极权主义，领袖崇拜和集体无意识极权主义存在终极目标，严格的按照目的论来推行政策，然后通过严厉的思想控制和暴力管制来推行目的论，通过打击臆造的敌人和真实的敌人来自圆其说。

他们的逻辑是，终极目标不可反，因此，作为最高目标，所有的政策指向这个终极目标，因此，任何手段，思想控制，暴力管制，群众斗争，战争等一切包括非人道的手段因为这个终极目标而获得合法性，通过打击臆造的敌人和真实的敌人，来维持逻辑的自圆其说，并且更加证明思想控制，暴力管制，群众斗争，战争等一切非人道的手段的必要性，证明目的论的绝对正确，又重新证明终极目标不可反。

谈“文革”时期这个极权主义的问题，只是一个皇帝的新衣的问题。显然，文革时候的终极目标是显而易见的，而整个“文革”就是以这种终结目标的具体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体现，因为终极目标不可反，而且置身于法制之上，因此，按照目的论来推行政策，只要是指向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都可以能够合法化，这也是当时层出不穷的派系斗争出现的根本原因，因为，每一个派系都会声称自己是依照最高指示行事，是在实现“文化大革命”的大目标。

领袖崇拜，在文革时期，毛主席的个人威望已经到达了巅峰，在相当程度上，他已经和终极目标重叠，因此，根据这个逻辑，毛主席的个人意志就是实现终极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径，这也是他一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正是这种领袖崇拜登峰造极，才使得“文革”作为一个席卷中国的群众运动被开站起来。

集体无意识，而在文革中甚至可以用“集体癫狂”来表述。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有多少清醒者，当然有清醒者，比如说顾准；但是，清醒者是发不出声音的，一旦发出声音，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付出生命，比如反出身论的遇罗克，比如说林昭。我从一些文革红卫兵的纪录片中，看到那巨大的广场中，堆积的人群，全身洋溢着激动的，歇斯底里的红卫兵们中，因为远远望着毛主席而欣喜若狂。是集体癫狂的最好注解。

从极权主义，领袖崇拜和集体无意识分析了深层的体制原因，那么，我就有可能为“你们为何不忏悔”这个原因找到较好的解答。

一个坏的体制和个人道德败坏是呈现出一种逻辑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文革”中国显然存在一个很坏的体制，很多的人，尽管给他人造成过巨大的伤害和创痛，但是，可以从坏的体质上获得一种逻辑支撑。首先，在极权主义的体制之下，你只能够遵守指令，如果你不遵守指令，那么，你将成为牺牲品；其次，面对着登峰造极的领袖崇拜和集体无意识思潮，个人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和革命的狂热当中。总之，在这个坏的体制之下，做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合乎当时逻辑的结果。因此，坏的体制为个人道德败坏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比如说检举揭发老师，出卖父母亲人，打击朋友等等等，丧失了基本伦理道德秩序的行径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个人之恶又反过来继续败坏体制，让坏的体制更加败坏，而最终导致所有整个伦理道德秩序，整个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全面崩溃。在今日的语境，很容易就得出必须忏悔的结论，但是，应该忏悔的人，很容易的会跳到“文革”时期的语境，从上面我们知道了，在这个语境中，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拒绝忏悔的一个体制化的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尚未对那段历史进行体制化的清算和反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让他们成了拒绝忏悔者的精神庇护所。

文革贯穿了十年历史，不但是高层的政治斗争，更是一层席卷中国的群众运动，其风云变幻，波涛汹涌使得大多数人无法的幸免。在文革期间，几乎没有稳坐钓鱼台的左派，（除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极少数人之外），任何派系，任何人一不小心都有可能被打到，沦为右派，而丧失革命地位，只能够接受挨打的份。今天你还是坚决执行最高指示的根正描红的革命闯将，明天就可能成为“走资派”，“牛鬼蛇神”之类。这是个“斗争哲学”主宰一切的时代，自然也从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也使得这个时代的很多人都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整人者，会给他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和创痛；一面是受害者，被其他的革命派伤害，批判，甚至承受牢狱之灾。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每个人都会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而可以掩盖自己作恶者的身份。如果单纯是一个作恶者，那么还有很大的可能良心不安，但是，一想到自己也是个受害者，就很容易的在道德上自圆其说，因此，拒绝忏悔也就顺理成章，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是的，看起来，我似乎找到了某些深层次的原因，但是，这些所谓的发现让我更加悲哀，因为我依然无法解决“你们为何不忏悔”这个难题。作为一个公民，或者高调一点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明白，我无法，任何人都无法要求他人进行道德自省，进行忏悔。我也很清楚，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和大部分的转型社会类似，中国也出现了价值解体，道德沦丧的社会情景。我也很清楚，当前的社会涌动的是经济决定论，是消费主义，是去政治化和犬儒主义。在这样一个社会，忏悔这样一种追求自身生命完满的形而上的行为，无疑是不合时宜。那么，这比我已开始的答案更加沮丧，我知道某些原因，但是无法改变结果，没有谁会真正的忏悔，而那段历史，那段仅仅发生过31年的历史，就不得不被遗忘，消散于历史烟云之中。

在最后，当我想再一次发出“你们为何不忏悔”的道德请求的时候，我被一种满布身心的无力感所缠绕。但是，我依然想发出这样一种微弱的声音，作为一个后辈对于长辈们的期望，我希望我的长辈们，那些曾经给他人带来巨大伤害和创痛的长辈们，在面对“文革”这个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性事件，在面对“你们为何不忏悔”这个请求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你们的每一份声音，都意味着希望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