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出走

作者：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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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出走，往何处去？

吟游大地，走江湖去。

如果是在宋朝，就会有人请他讲学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书院可居，如同僧人有寺院可去，思想者往往书院去。

有唐一代，思想者居然没有理性化的生存空间。这不但是李白个人的悲哀，也是盛唐时代的悲哀。思想者一旦从朝廷出走，就难免要自问一下：出走以后怎么办？要是宋人就好办多了，前面有书院在等他，他可以讲学去，而李白却没有民间书院可去。

作为诗人，他可以呆在朝廷，可作为思想者，他必须走出朝廷。李白一生悲哀，哀在以思想出走，却没有被人们承认。

他怀才不遇，不仅对朝廷而言，亦对历史而言，浪迹于山河大地，使他超越那些走在仕途上的诗人，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可作为一个思想者，他未能以一种存在形式、一个思想者的独立价值，显示其思想的存在。

春秋战国时，诸子以争鸣而存在，世说新语时代，名士以清谈而存在，在盛唐之音里，诗人以诗存在，思想者如何存在？

李白漫游江湖，思想无根，进入山林，亦无以自立，时代没为他的思想，找到一种合适的存在形式，而宋人却能将他们的思想安放在讲学里。有宋一代，书院比王朝重要，因为宋朝不在，书院还在；正如唐诗的江山比唐朝重要，因为唐朝不在，唐诗还在。

印刷术发明了，与此发明相伴生的，除了以“交子”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业，还有书业和印刷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书院。

书院，首先要有书，事实上，书院是从藏书楼发展而来的。印刷术发明前，书院罕见，因此，最早的书院，便是朝廷的藏书楼。

在藏书楼校书、讲书，书院就这样出现了。例如，唐朝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就是这样的藏书楼，类似朝廷的图书馆。

宋初社会，私学兴起，民间思想有了广阔天地。

书院从朝廷向民间发展，刚好适应了蓬勃兴起的私学需要，成为民间思想的渊薮，个体人格的产床，诞生私学的地方。

那时，士人有两条路，科举是一条路，讲学是一条路。

朱熹，这匹思想的犟驴，驮载着他的“理学”主张，行走在闽赣乡间小路上，不时在书院里歇脚，朱熹，自进士及第，做官不过10年，终生都在讲学。他一生开办、主讲的书院有70余所，几乎耗尽了他的心血，他是多么伟大的讲学者！

鹅湖之会，便是民间各路学者讲学的盛会。

思想者行脚，对于南宋士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他们的足迹在书院穿梭，他们的思想在山林、溪水、野花上织锦，过瘾！

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兄弟，携二三弟子，在鹅湖相遇了，思想撞击，碰出朱陆异同。朱熹英迈刚明，子静坚实有力，小东莱圆融大气。求同存异，相视一笑，然后相忘于江湖。

朱熹还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以为切中要害，直奔主题，学者当共守勿忘。朱熹晚年对陆学表示敬意，但他没想到以书院起家的朱学，竟被朝廷钦点，去走官学路线，而陆学则行于民间，兴起陆王心学，为异端根源。

民间思想者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朝代历史价值的重要指标。当民间思想者，如雨后春笋般生长，那一定是历史上的好时候。可惜，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好时候，只有在宋朝，民间思想者才享受了富裕和自由。这自由，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的自由，它还属于中世纪的生存权利的范畴，即便如此，那也很美，很风流。

思想者不依赖王朝，就敢于从王朝出走，将王权的异化作用减到最少。思想者有书院可去，就不至于像可怜的娜拉，被人在后面追问，出走以后怎么办？他们上山下乡，到民间去，办书院去。

商品社会，货币经济，不仅培育了《清明上河图》的市井气，还在乡野山林，展开了江山如画的书卷气，思想者创业，不是做官，而是办书院。民间是广阔天地，办书院没问题，只要你愿意。

民间有钱，还有印刷术，有了印刷术，民间就有书。有钱有书，便是书院的基础。印刷取代手抄，书籍就这样普及了。

宋代除县学、郡学、府学、州学、公衙印书外，还有大量的私人印书铺，书院也纷纷自行印书。思想者们兴高采烈，他们的主张可以一遍遍被复制；他们不端科举的铁饭碗，在书院著书、教书、印书、藏书，积蓄的精神食粮，后人享用不尽。那精美的宋版书，就是思想者与书商合作的产物，拿起宋版书，思想者有福。

程颐退归河洛时，致函文彦博，想寻求一讲习之所，他说：我去看了胜善上方的旧址，颐虽不才，亦能为龙门山添胜迹于后代，岂不是为您门下之美事，行与不行？期待着您的回音。

文彦博很快就回信了，他告诉程颐：鸣皋镇有小庄一址，粮地十顷，可给膏火，谨奉构建学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也，这便是伊川洛学之鸣皋书院的由来。由洛入蜀，程颐行脚匆匆，可谓两袖清风，而洛学却随身带。他在此讲学十四年，求教者日夕盈门。

思想者在官场，时乖命蹇，于民间，却如鱼得水。其时，官学皆奉行王安石新学，二程等人，便以私学抗衡官学。

做一个民间思想想者，并没有召来迫害，王安石是宽容的，真正的思想者，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坚决捍卫言论自由。

尽管王安石身上，有着强烈的哲学家王的冲动，也期望能以他的新学统一整个士林的思想，但他并没有禁止对手发言，更没有想过要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他的声音虽然一度覆盖了官学，但书院却成了对手的天下。王安石执政时，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可以讲学、办书院，批评新学、新政。司马光复辟时，就没有这样的雅量，不惜用了铁腕，除了将新政全部推翻，将新学也彻底扫荡。

宋代问罪宫员，轻者谪居，重者安置，最重才是编管。

编管，是在指定地点，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程颐被编管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已相继去世，官场已经烂了。但即便如此，民间依然对思想者充满敬意，他一到涪州，就有人来问学。

诸子争鸣，名士清谈，宋人讲学，不光理学家讲学，官员也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官场做官去，另一条腿走书院讲私学，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要讲学，有一种讲学的使命感和情结。

苏东坡和王安石，上上下下，都办过书院，讲过学。他们的讲坛，他们的书院，他们的身影，如今还散落在山林、乡野、市井，仿佛就在我们跟前，他们肩并着肩，一起“骑驴渺渺进山去……

宋人认为，讲学比做官重要，这是新觉悟。

《中国经营报》2012年5月6日

 

思想者的“共和”气象

作者：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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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黄州，谪途漫漫，自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伤心人语，何其悲也！

那时，时空的尺度是脚步，他以为再也会不来了。

“君门”，指朝廷，经此一变，他才知道，朝廷的门槛很深。“深九重”，那就是深渊了，他是深渊里的牵牛花呀！

以“君门”对“坟墓”，他大彻大悟，穷途而哭，这觉悟了的牵牛花，幸有民间的阳光雨露滋养他，使他从死灰里面往上爬，终于活过来了。

黄庭坚来看望他，在江天晚霞中，听渔歌唱和，悠扬悦耳，便脱口而出：晚霞映水，渔人争唱满江红。苏东坡答道：朔雪飞空，农夫齐歌普天乐。虽然苏东坡还未完全从“朔雪”般的政治僵冷中缓转过来，但诗情却在黄州农夫的热情中早已迫不及待地解冻了。

“渔人”，“农夫”，是民众；“满江红”，“普天乐”，是民间气象，这样的天人合一，是民间才有的。若身在“君门九重”，便会以为是天理所在呐，如王阳明所言，是因那时“心与花皆寂”。一旦走出“君门”，心与花便一起开了，开得明明白白：原来天理在民间呀！

于是，他反而要感恩这次的落魄，“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从此鱼樵杂处，幅巾芒履，游于岭上溪谷之间。他来到黄州第二年，友人替他请得东坡田地数十亩，作为营生。

但地久荒芜，多荆棘瓦砾，又适逢岁旱，坡老深感“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可他依然怀着感恩之心，耕读起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麻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他在田间的东坡得一废园，“筑而垣之”，修缮了一座堂屋，名曰“雪堂”，因其建成于大雪中，故绘雪于四壁，“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

“雪堂”，离江边不到十步，放眼望去，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坐落在他的几席上，于是感叹：平生此幸为第一。

与范仲淹老不同，坡老处江湖之远，便能放下心中的天理天下，无挂无碍，若有所得。个体首先要能精神自理，生活自处，就像一位老农。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有江山助，更有民风朴，如人之初。

于是，重又开始著述、讲学，作《易传》九卷和《论语说》五卷。

耕作之余讲学，释耒而叹，如获新生。便想起重新给自己取个名号，就叫“东坡居士”吧。为纪念，作“东坡八首”：

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
    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
    可怜杜拾遗，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其八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这样纯朴的人情里，有伟大的友谊在，让他感恩于心。故旧，或反目，或离他远去，而“潘、郭、古”三人，一边营生，一边来问学，“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更有“马生”，一介贫士，追随他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却反而被我连累，不但无悔，还“至今夸我贤”，你给了他一点好处，他就当作得了一千。在这样的人情里，思想者如鱼饮水，知足。

成就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是要有真诚的友谊为其人生之助的，是要有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以为其民生之助的，还要有对江山和历史的感悟做他的精神之助。因此，思想者要把自己放下来，放到友谊里去，放到民生中去，放到江山和历史的情境中去，坡老那些最伟大的诗文，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就在这一时期完成，明显得了江山、历史以及民生和友谊之助。

当他“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吟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时，感觉他更有福了。这是惟有民间思想者才能享有的清福，这样的江山，才是我们所说的思想者的水土。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活在这样的自然风物里，他很知足，“步从父老语”，像一条活泼的鱼儿，在民风里游泳，“新浴觉身轻，新浴感发稀”，被淳朴的民风洗礼了，“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坡翁的伟大，不在理论，也不在诗文，而在于他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一种美的生活方式。

当年孔子曾说“吾与点”，但那只是一种境界的提示：春天三月里，穿上便衣，同几位朋友，带几个孩子，到沂水河去洗澡，在求雨台上乘风，唱唱歌就回去。这是学生曾点的回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闲第一了。用古希腊的教育理念解释：闲暇是学校，在闲暇中完成精神自我。

陶渊明是“闲暇”的伟大的实践者，他的性情，如清空之明月，如秋风之稻菽，使人俯仰赞之，却有一种难以亲近的玄味。而坡翁却能“俯见月在衣”，使月近人，因此，人们崇敬陶渊明独行，却亲近苏东坡洒脱，惟有苏东坡，能将“自由之思想”，化作自在的美的生活——快乐。

坡老有文自赞，得意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失意间，如遇山石曲折，亦能随物赋形，自由本色。一路颠沛一路行，一路留雅一路风。

自黄州归来，坡老理解王安石了，两个伟大的思想者，政见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超越政见的最高的境界上和解了。

而当王安石再见坡老时，尤惊为天人，非复当年机智有余才华横溢的苏轼，而是“惟其感恩，所以有福”的苏东坡了，这个苏东坡呀，要几百年才出一个，你看啦，那一份古今罕有的洒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一切尽在眼前景，一切皆为心中客，逝者如斯，来去任凭生。

苏东坡重读王安石，就恨不得要去追随了，路过金陵，他去拜访下野的王安石，诗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当年的苏轼与司马光相从，那是政治上的相从；而今苏东坡要与王安石相从，则是超功利、超政治的精神上的相从。这样的相从，向我们昭示了一种新的气象，即思想者之间的共和气象。这种气象，先秦诸子未有，汉唐以来亦未有，有自北宋苏东坡始，南宋有朱熹和陆九渊继之，但此二人者，皆以淳儒自居。

苏东坡的思想是自由化的，儒道释和诸子百家兼而有之，与王安石相似，当他用自由化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就开了有宋一代思想者共和的风气。

当年“乌台诗案”，苏轼身陷囹圄，王安石虽被罢相，却坚决上书神宗，要救他这位政敌。为政可以持不同政见，但做人要坚持共同道义。

《中国经营报》201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