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良心与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附党治国文）

良心与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

作者：李慎之

来源：凯迪社区 2007年3月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9年了。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骑就占领了他的祖国。他12岁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62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

虽然他几乎没有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与民主的传统”，他还是能够对极权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是，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么捷克在1989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 还有一点，我对捷克的历史近乎无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权主义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1956年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匈牙利称做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那么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捷克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在1968年曾有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为苏军的镇压与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1968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http://www.tecn.cn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INTR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而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1989年11月27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 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能够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另外一层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的观点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1977年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就出自他笔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力。我们现在期待他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能赞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

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总统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他在1979年底到1983年初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给他的妻子奥尔加写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信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是其实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于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是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人们的口中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译“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20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和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

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仅仅在几年之后就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

哈维尔的发现——论后极权主义

作者：党治国　

来源：凯迪社区 2009年11月

一.

彩虹桥原是重庆市綦江县的一座钢结构拱桥，前几年的一天突然瞬时坍塌。在桥上行走的四十个人，非死即伤。对于彩虹桥的隐患，虽也有过微弱的警告声音，但没有人会相信。“哪会呢？刚才还有车辆行人从桥上走过呢。”于是彩虹桥终于没有任何预警地坍塌了，使它成为寿命最短的桥梁。决定的因素是，彩虹桥的内部结构坍塌前已不为人知地达到了破坏极限，即使没有四十个行人走过，一阵从天空落下的风也会使它坍塌。

当彩虹桥坍塌时，瓦茨拉夫.哈维尔先生正担任捷克总统。他并不知道什么彩虹桥，自然也与彩虹桥的坍塌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前十四年，即已预见到那座社会主义捷克的“彩虹桥”终有一天要坍塌，而这个结论却是通过他对当时捷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得出的。历史的演进证明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发现堪称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一项伟大成就。

哈维尔称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碾碎后的捷克为“后极权社会”。但捷克不过是当时苏联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一个有着独立地位的国家，而是一切听命于“苏联老大哥”并为其控制，因此这个“后极权社会”并不是捷克的独立存在，而是当时整个苏联集团的状况。就是说，哈维尔关于“后极权社会”的发现，不仅适用于捷克，适用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而且也适用于控制着这些卫星国的宠然大物苏联，后来整个苏东集团在短短的时间内发生的演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后极权社会的涵义是“后期极权社会”，在前面与它相区别的是前期极权社会，在后面与它相对的则是一个民主的、多元的和开放的社会，例如今天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20世纪前期极权社会的创立者是列宁。前期极权社会的特点一是全面而严格地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这种控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以前的君权专制制度；二是它有着远大的越出一国范围的世界性的目标，要发动世界革命，要解放全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三是它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高居于全社会之上，作为自己行动和目标的指导，认为自己已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有能力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确的经济计划，战胜一切困难后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这个社会的领导集团也理应始终高居于社会之上。特别是，在整个过程中，伟大的领袖和英明的党是不会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因而不容许任何越界的批评甚至怀疑。它只容许一种批评，即专制得还不够，统治得还不严密，谦虚得有些过份等等。

前极权社会比之后极权社会是意气高昂充满了信心的，它敢于公开自己的主张，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它敢于公布事情的真相，敢于在报刊上和不同的意见公开论战，把论敌的文章公开发表或出版。不仅像列宁这样的最高领袖坚信其目的的正当性，他的同事、干部和党员们大多也都有这类坚定的信心和意志，而且相当数量的群众也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相信领袖和党为他们描述的目标，并把一切不择手段、不计代价的行为理解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必须，而所有的挫折则反映了道路是曲折的必然。另外，前期极权社会是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而且其中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

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种演变首先从上层开始，甚至首先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的。前极权主义之所以演变为后极权主义，除了它在世界观和理论体系上的缺陷，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手段（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而使手段转化成了他们自私、近视和猥琐的目的。斯大林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大迫害，连他自己也不相信那许多受迫害的对象真的是什么要复辟资本主义。他的鹰犬们对像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一批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做工作说：为了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目标，党需要你们承认自己反对党和企图暗杀斯大林同志，以便更好地和资产阶级敌人作斗争。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但斯大林的目标却绝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为了独揽一切权力。布哈林这些人把自己的冤死同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则只能看做那些昔日的共产主义者精神崩溃的表现。从大镇压开始，苏联上层已开始进入后极权状态，他们不再相信自己拥有伟大而光明的目标了。

捷克这些卫星社会主义国家的遗传基因来自苏联。尽管当1948年捷共开始掌权时苏联上层早已不再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但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的领导人和革命者仍然要经历从前期极权主义到后期极权主义的生命历程。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一文中写道（1987年）：

“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装满好几万无辜人们的巨大集中营。与此同时，建设工地充满着好几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具有新的信仰，唱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歌。那时有拷打，枪决，穿越边境戏剧性的追逐，密谋。与此同时，颂词正在写给首席独裁者。共和国的总统为他的亲朋友好签署死亡许可证，但是你有时仍然可以在街上看到他。”

但是经过了1968年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前极权主义的面纱被撕破了，于是很快地，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使捷克从原初的极权社会迅速进入后极权社会。

过去的20年，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可以作为图解一种发达的、后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作用的一本教科书。革命的精神和恐怖已经由沉闷的惰性，受托词支配的小心谨慎，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和无意识的、照章行事的行为方式所取代，所有这些的惟一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

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声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如果共和国总理终于在街上被看到，那么他是躲藏在呼啸着开往机场的轿车防弹玻璃后，去会见卡扎菲上校。

二.

对后极权主义的否定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的理想和理论批判后极权主义的专制、肆意侵犯人权和权力控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于是替极权主义辩护的先生们说：历史是有规律的。皇权专制固然不符合关于民主、人权的理想，但是它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于是借口理想来否定极权主义的企图便轻易地遭到失败，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和打击也常常得到许多民众的理解而畅行无阻。

第二种否定前进了一步，不是用一种思想、理论来批判现实，而是用一种事实和另一种事实做比较。通常是用西方的民主、人权等现实成就来否定后极权主义的种种制度弊端。这种否定从两方面受到辩护者的消解：一是西方制度也是有缺陷的，这可以举出大量的个案来证明，而我们的目标则是要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我们社会的种种弊端恰是旧社会的遗留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二是我们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我们定会创造出超过西方的社会制度。当共产主义的实验失败后，民族主义就上升为后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哈维尔的发现与上面两种思路相反。他不是通过高尚的理想和另一类事实从外部去否定后极权社会，而是深入到极权社会的内部结构中，观察它、研究它、解剖它，分析它的矛盾，指陈它的演变，最后得出这种社会由于自身生命之不可抗拒的逻辑，必然要走向崩溃、解体或者安乐死的结论，后者在捷克、波兰等国发生时，被称之为“天鹅绒革命”。

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对“布拉格之春”进行镇压后，如同历史上每次社会振荡之后一样，人们又回到他们日常的劳作中，因为他们要活着，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投身于巨大的生产定额，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他们像一个人那样投票，一致地选举某个推荐给他们的侯选人；他们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活动，参加会议和游行；他们宣称支持他们应该支持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地方可以看到对于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持异议者的迹象。”

但是哈维尔在《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中问道：“所有这些是否进一步巩固了您的成功，完成了您的小集团所制定的任务――它们赢得了社会的支持和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形势？”

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表面上看，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全都联合起来的社会给予其政府以全部支持。”但对不带偏见的观察者来说，其回答则是：“他们被恐惧所驱赶。”

“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母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

但这种恐惧并不是针对个别人的特殊案件才发生的，而是“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是一种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

“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恐惧甚至连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亦不复存在，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

前期极权主义威胁人们的主要形式是逮捕、审判、拷打、没收财产、流放、死刑等等。后极权主义的压制采取的却是更微妙更精致的形式，“转向生存压力的领域”。尽管如此，“问题的核心并没有改变”。

后极权社会使得任何个人“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最恭顺的劳动者，“可能因为在一个会上或酒吧里说出他头脑中所想的而遭到残酷的惩罚。”

之所以每个人都处在生存的恐怖中，因为政府已经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可以免除匮乏，因而也就没有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生存基础是有保障的，从而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包括那些当权者。

这种笼罩着一切人的生存压力，来源于对一切人产生生存压力的制度，这种制度则得到“这种权力结构的腹地的支持”，国家警察全面地、粗暴地、无所不在地控制着整个社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国家权力像蛛网一样覆盖着全社会，以致没有任何人可以向其挑战，同时头脑最简单的公民又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感受到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把自己的行为、言语最后是思想调整到这张蛛网容许的范围。“十分突出的事实是，国家警察可以在任何时候干涉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他反抗的任何机会；可以充分地剥夺一个人的生活中本来的和可靠的方面，将其转变为没完没了的伪饰。”

因为每个人，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权机器上的齿轮和杠杆都不得不生活在恐怖和虚假中，结果使伪善上升。“那些忠诚地相信官方广播所说的一切和无私地支持政府权威的人比以前更少。”在这种制度下，自私成为生活的唯一动力。“在近代很少有像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如此公开和厚脸皮地给这些人提供领域：什么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便支持什么事情；在追逐权力和个人目的的时候准备做任何事情，没有原则，没有脊梁骨；乐于接受任何羞辱，随时打算为了一个巴结当权者的机会而牺牲他们的邻居和他们自身的忠诚”。而腐败则存在于所有形式的公务员中，“他们公开地愿意为任何事情接受贿赂”，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蔓延开来。

从某种意义上，人们都公开地被贿赂，用他们被剥夺的权利来贿赂他们自己。“如果你在工作中接受这样或那样官方的位置――当然，不是作为为同胞服务的一种方式，而是为领导服务――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好处。如果你入团，你将被授予某种权力和接近这样那样的招待会。作为一个创造的艺术家，如果你参加官方机构，你将得到这样那样的创作机会。想想你在私下的情况，而一旦你和别人取得一致，克制住不要去制造麻烦，压抑你对真实的兴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大门就会为你敞开。”

其结果是人心的普遍冷漠，不仅对超出个人生活之上的真理、正义失去信心，而且对这种制度的支持也持冷漠态度，仅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例行公事的表演。”所谓“群众性参与”的实质不过如此而已。“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一个人越是（对社会）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住宿，他们为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而当权者则“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社会的注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通过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仅仅对消费品的兴趣上，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政治上、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将他缩减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是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政治参与的自由和精神发展的自由被代之以随意地选择某一种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于是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生活必然地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但是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是人之作为人所能跌落的谷底。因为人不是蔬菜，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人有思想。西方的哲人说：“我思故我在”；中国隋朝的思想家王通先生说，人是宇宙间认识的主体，而非以“圆颅方趾”的外部特征与其他动物相区别。于是后极权主义压制的重点必然导向对文化的压制，用中国文革期间的语言，就是“在各种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

“在全面控制社会、压制不同精神发展的地方，通常首先要压制的是它的文化”，“因为文化是一种固有的对抗‘精神’操纵的现象。”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仅仅认同他们在特定时刻“需要”的“真理”，他们也只认同宣传这种“真理”的自由。

但真理只有在一种真诚的求知气氛中才能繁荣发展，而在一个权力控制的利害关系气氛中，文化只能蛰居于“精神不育的，原则僵化的世界中，其刻板不变的信条必然导致无信条的专制主义。”而这个“

禁止、限制和秩序的世界，是一个文化政策首先意味着文化警察力量操作的世界。”

关于成百上千的被禁止的书籍和作家，成批的被肃清的期刊；关于删掉的出版计划和剧场节目及切断所有知识分子团体的联络；关于对展览厅的掠夺；关于在这个领域中实行迫害和歧视的荒诞不经的做法；关于解散所有原先的联盟和无数的学术机构及它们被一些傀儡所替代，而这些傀儡由放肆的狂热者、声名狼藉的野心家、不可救药的懦夫们，在普遍的空虚感中急切地抓住机会的不够格的暴发户所操纵。

文化的本质，它的灵魂是“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但在警察力量操纵下，文化的本质在总体上被阉割了。只有那尚未意识到人自身和社会处于奴役状况的表面文化才会被当权者容忍。“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好的演员被禁止，主要是因为他太好了。”

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因为他“活着”，灵魂、精神被阉割使人不再成为人。人类社会也是具有自身生命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这使它区别于动物界。对文化进行压制、取缔和阉割的后果却是人们无法预知的。

这样一种杂志强迫性的取消－－譬如说，一个有关剧场的理论性评论刊物－－并不仅仅是它的特定读者的衰竭。甚至不仅仅是对戏剧文化的严厉打击，它同时并从根本上，是对于一个特殊器官的取消，在多种营养（这种营养将生活维持在多层次有机体的水平之上）的循环、交换和转换的意义上，这是一种难以准确描述的干涉。这是对有机体内部进行的动力过程的一种打击，对它的许多功能平衡地相互作用过程的一种干扰。正像长期缺少一种维生素（在数量上仅仅是人类食物中可以忽视的一小部分）可能使一个人生病，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失去这个刊物对社会有机体的影响远甚于粗粗的一瞥。更何况失去的不只是一本期刊，而是全部。

这样的文化阉割不仅使人的心灵残缺，也使社会残缺。但问题还不只在于这种文化阉割造成的整个民族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而是它一天天地制造着潜伏的危机和未来的冲突。这种危机和冲突的最深刻根源来自生命本身与压制生命的对立，来自从人的生命和万物的生命汇集而成的社会和世界的生命动力与这种压抑一切生命活力的僵化制度的不共戴天的关系。

正像熵的不断增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一样，建立更高的结构和与熵进行斗争是生活的基本规律。生活反抗所有的整齐划一与平均标准；它的目标不是弄成一模一样，而是多样化、永不满足的超越、对于新奇的冒险和反抗现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而后极权社会权威的本质却尽量限制个人和社会的生存范围，通过强制的整齐划一来保护自己的永久性，对多样化和独特性一概否定，对超越现存秩序绝对不宽容，对一切未知的不能控制的事物十分厌恶，对千人一面、一致性和墨守成规癖好成性，对保持现状则执着而又坚决。“在那里，呆板的精神胜过生命。”总之，追随熵不断增大的趋势，“走向反对生活的方向。”




			李慎之：良心与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附党治国文）作者：林子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