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双湿润的眼睛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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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双湿润的眼睛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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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双湿润的眼睛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伯尔中短篇小说集》，1980年代买的，那时我从中文系毕业不久，在一家职业高中教语文课，虽然喜欢诗歌写作，但书架上的外国小说远远多于诗集。 伯尔中短篇小说的中文译本，到现在也没有看完。要么是翻译的语言差一些，要么是编选的篇目差一些，要么就是伯尔本身的语言就是那样枯涩生硬，最后的一种可能是前面的几种可能性同时存在，让我没有读下去的兴致。许多年里，我在整理书架时偶尔把他的小说翻开几页，依然读不出味道，再插回书架上去。 世界上有一种仅仅为了内容去读小说的人，但我不是。我需要好的文学语言，把我带进小说。那一层书架上有茨威格、黑塞等德语作家的作品，每个人还不止一部，我看了，很喜欢。 后来我才读到伯尔两位同胞的文章，知道这里面确实有伯尔的因素。 一位是汉学家顾彬。他说，伯尔的语言太差了。“语言没有自己的价值，语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政治的工具。通过他们的作品，他们想帮助西德进行改革或革命。所以他们主张内容，不主张风格，不主张文笔，不主张美。”另一位是小说家格拉斯，他在接受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说中，说到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西德作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文学语言。“十分年轻的战后文学，用德语写作时备感困难，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这种语言遭到了腐蚀。”他们说的话，都有道理，但我更倾向于格拉斯的说法。 以我在中国生活与写作的经历，体验到二十世纪极权统治，有着强大的腐蚀能力。如果给了极权者足够长的统治时间，他们会把人类带回到亚当夏娃之前的时代，愚昧空虚，思维停滞，语言迟钝，容易摆布，没有羞耻感。当然，如果给了极权者比较短的统治时间，他们也会把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全部抹杀掉，还会让个体的身份、个体的差异性、个人的判断能力完全消除，仿佛一只只木偶。 当希特勒宣布他的党化教育成功，已经把德国少年儿童改变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时，那一代人就成了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并且是容易磨损的部分。对于长大以后想写小说的一部分人来说，遭到腐蚀的，可不仅仅是词语和表达，还有性情和思维，以及他们的一切。 于是，二战之后的德国文学，像一个失语症患者，需要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才有可能恢复。 我们不会把伯尔排除在这一代人之外。他的作用，只能是用自己拼命写作的热情，使战后文学恢复的时间缩短一些。 出生在1917年的伯尔，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场景，是他两岁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败归来的军队从他的面前走过。“归家的队伍是一队队灰色的、整齐的、绝望的行列。我在母亲的怀里向大街上望去，那里有无尽的队伍从莱茵桥上齐步走去。”到了1945年底，伯尔想不到的是，自己也成了战败归来的一个老兵。他的这段经历，我们知之甚少。据说，读大学一年级时他被征兵，几个星期后二战爆发，他随着德国军队到过波兰、法国、苏联、匈牙利等国家，1945年被美军俘虏，同年被遣送回来。让人惊讶的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世界大战，只负过伤，没有送命。更幸运的是他没有成为苏联人的俘虏，很容易保住一条命，也没有被遣送到东德。 一个厌恶战争的人，又怎样熬过这场战争呢？我们仅仅知道，他从当工厂主的父亲那里学到了宽厚的包容心理，甚至被人称为“科隆好人”，但那种心态只对一个作家发生作用，并不能支持他熬过血腥的战争岁月。 总之，他回到成了废墟的故乡科隆，除了插在口袋里的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那座城市，天空中出现过世界上最密集的轰炸机群，建筑物炸毁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战后人口大约是战前的百分之五。他回到大学，继续读他的日耳曼语文学，同时开始写战争中的故事，写战后的悲惨生活，写穷人和小人物。 废墟之上的德国，出现了废墟文学。加入这个流派的，不出我们所料，都是刚开始文学创造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是两个废墟，一个在眼前绵延，一个在心灵崩颓。那些青年作家要把希特勒时代的社会思想与文学传统，统统砍尽伐光，从思想上开始探索，从语言上开始重建。 他们确实像顾彬说的那样，企图通过他们作品的内容，帮助西德进行改革或革命。比如伯尔，他的早期作品想让民众看到纳粹党徒的恐怖统治，看到邪恶的政治力量与战争一样，都会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毫无意义的苦难。 伯尔喜欢写短篇小说，也许仅仅是因为它写得快，写得多。战后两年里，他就写了六十多个短篇，抢占了废墟文学的制高点，成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在某些方面，可能很重要，至少是在获得国内国外的声誉方面——假如出现了比他写得好的人，也只能排在他后面了——比如说吧，格拉斯1959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铁皮鼓》，成为西德1950年代小说艺术的高峰，二十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却要等到1999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伯尔呢，1971年写出他最好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1972年就登上了诺奖领奖台。 1972年，伯尔获得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证书中写道：“由于伯尔在作品中将他那个时代的广阔前景和对人物性格的描写的杰出技巧结合起来，因此他对德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我想，这是在表彰以伯尔小说为代表的废墟文学。 伯尔面对的废墟，也是文学的废墟。在《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中，看得出他重建文学语言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果。 小说写一个普通的女人莱尼，从她的少女时代一直写到她四十八岁，经历着坎坷人生。但是莱尼几乎没有出场，有关她的一切，都由一位虚构的人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收集各种材料镶嵌与拼贴而成。那些被采访的人物，具有个性，他们操着与各自性格和身份相符的语言。这样写小说，特别需要娴熟的叙事艺术，而伯尔对于场景和事件的穿插，已经很有经验。 战争已经结束，世界遭到破坏，家园成了废墟，人们应该思索。但在一段时间内，这只是一批青年作家的想法，不是那个民族的共识。伯尔有过犹豫，要不要把自己的风格坚持下去。他说，“用田园生活来诱骗同时代人似乎使我们觉得太残忍，而揭露这些又会使人惊诧不已，或许我们真的应该互相捉迷藏？”让他坚定了继续揭露而非捉迷藏的，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像一战以后的军国主义复活一样，二战以后的的德国，仍然有复活法西斯极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潮流。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小说家，真的没有办法后退。伯尔就挺立在那里，直视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力量导致了废墟，是什么导致了民族灾难，以及如何防止它的重新出现。 我欣赏伯尔对他的欧洲文学前辈狄更斯的一番描述。伯尔说：“他有一双很好的眼睛，一双人的眼睛，它通常不是完全干涸的，但也不是泪汪汪的，而是有一点湿润——湿润这个词在拉丁语中还有幽默的意思。而他的观察是如此敏锐，以至他能够描写他的眼睛所没有看到的事情。”眼睛没有看到的，会是什么？在喜欢哲学思辨的德国作家那里，可能是指人类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本质处境。伯尔觉得：废墟的存在历史，绝非仅仅起自希特勒发动的战火，而是早已起自更加遥远而隐蔽的历史角落；它也绝不是战后德国的经济重建奇迹所能结束的，而是有可能持续下去。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他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后，甚至有德国人说：伯尔为德国在世界赢得了它本不配得到的荣誉。 1985年伯尔去世，活了六十八岁。有国外的报纸评论他说，“他把德国人的灵魂从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阴影里解救出来。”我所在的国家，封闭了几十年以后，1977年开始允许读外国小说。那一年就出版了伯尔的一部小说，而接下来短短几年，伯尔的小说差不多都有了中文译本。我没有读完的那部《伯尔中短篇小说集》，在它出版的1982年，被评为中国青年中最受欢迎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那时候，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一片废墟之上，正需要中国的伯尔，正需要一双湿润的眼睛。 北岛的眼睛曾经是湿润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对历史有过深入的观察：一位想自杀的知识分子，最终放弃了自杀。他原本打算容忍历史的残暴把最后的审判交给时间，但陡然发现更可怕的是那残暴会自动生成历史叙述；“废墟”并不天然具有价值，而需要不断地被揭开、晾晒和质疑。 可是没有多久，阅读伯尔的青年读者几乎集体消失，借鉴伯尔的青年作家同样消失不见。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和理解，那时候的情形，仿佛是二战结束前的科隆：人们纷纷从防空洞钻出来，想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可是空袭警报又响了，又有炸弹在地面爆炸，他们又钻回防空洞，以后也没见他们出来。 201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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