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昭、刘锋等：全民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全民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张广昭

来源：悦博

前言：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亲自推荐，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18日发了社论。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人民日报：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刘锋：思想家托克维尔对于中国的意义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时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书中提及两悖论：一是经济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编者按：2012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微博上曾说，他在面见中央高层领导时，有领导推荐他阅读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并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高层领导人如此重视这本书，到底看重了书中的哪些思想呢？写这本书的托克维尔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逝去人的思想，总影响活着的人。150多年前去世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影响中国人的头脑也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推介，他的影响范围更大了，以至于我这个读书人也要凑一凑热闹，说一说他对中国的意义。

托克维尔，法国人，1805年出生，比马克思大13岁，贵族血统，法律专业，当过律师、省议会的议员、众议院议员，44岁时做过4个月的外交部长，经历过5个动荡的“朝代”，游历过美国、英国、阿尔及利亚等国，写过两部最为著名的作品——《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曾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一生追求自由，54岁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思想却没有逝去，而且越来越香飘全球。

他在中国有多香？

在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社会学讲座上，你能听到他饱含忧虑地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名言。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开篇就用“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为题来讲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在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中，你能看到他在反复运用托克维尔的研究资料，或论证或批判。在许多已毕业的研究生中，许多人把托克维尔的著作当做毕业时的学位论文来研究，后边仍有许多研究生在绞尽脑汁地研究他。已经出版的研究托克维尔的书信、思想全集的著作，又被许多人再度咀嚼、品评。在中国阅读政治学家亨廷顿的作品中，你也能多次遇到托克维尔的名字和思想。在网络上，有的编辑已把托克维尔的作品做成吸引人的读书专题供网友阅读。在微博上，有关托克维尔的名言、警句常常被四处传播。在执政的高层领导人中，阅读托克维尔的作品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在涉及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溯源中，你不能绕开托克维尔的视角。只要你真正地研究政治的价值，你就必须倾听他的诉说，感受他的思想魅力，体会他前瞻性的哲学洞见所带来的冲击。一个知识人在逝后能有这些荣光，不就是在验证思想的无穷力量吗？不就是在论证知识人穿越历史的高贵品质和远见智慧吗？

读着托克维尔的书，想着中国的那些事儿。30多年开足马力的前进，让中国人尝到了市场经济自由带来的甜头，让一部分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也让阶层之间的矛盾凸显。今天的中国走到了改革的关口，不改革，无活路，想改革，又怕风险太大，代价太大，失去太多，因而，不能不从托克维尔的洞见中寻找些思想资料以资借鉴。

中国人常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可是，发展也可能诱发革命，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的两个悖论：一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的繁荣，刺激了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也刺激了政府收税、投资建设的欲望，两种欲望有共识的地方，也有矛盾的地方。当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种错误政策、执法阻碍实现的时候，革命的到来就不难理解了。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在极端压抑的制度下，民众革命的欲望和能力也被压抑住了，久而久之，民众对压迫不再敏感，长久的忍耐成了他们的习惯。一旦这种压力减弱，民众对周围的压迫变得敏感起来，各种欲望被调动起来，革命的欲望常常随之而来了。因而，托克维尔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干涉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无法忍受。”“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两个悖论”，当然也在警示着中国改革的发起者。30多年的经济发展似乎太顺利了，民众的收入也多了起来，但是民众的不满声音似乎越来越大了，民众不像以前那样对执政者的政策、路线抱有绝对的信任了，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似乎已经形成，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不那么牢靠了。如此情势已是“最危险的时刻”，不改革，走不下去，改革吧，又怕刺激革命的到来。怎么办？渐进地改革、保守的改革、小心翼翼的改革，必然成为改革的路径选择。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政坛失意的知识人，托克维尔对周围的一切思考甚多，内心里充满了敏感、焦虑、纠结、自我怀疑、自我坚定，好在他复杂的心态可以被他良好的理性训练、冷静写作所平衡。在他的书信、著作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获知这一点。对于自由、平等、民主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托克维尔给出的排序方式是，自由优先，平等、民主其次。他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托克维尔眼中的自由，是一种信仰上帝、法律权威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干涉的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追求这种快乐，需要长期的培养与呵护，并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获得物质利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自由，而更喜欢平等。但是，平等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追求自由权利的平等；一种是在专制条件下做稳了奴隶的平等。令托克维尔悲伤的是，革命浪潮中的民众常常选择做平等的奴隶。“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中，也必将继续发展和推广。这一判断无疑具有前瞻性。而对于民主的好处和坏处，托克维尔也有冷静的思考，“民主的真正好处，并非像人们所说是促进所有阶级的兴盛，而只是对最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法国大革命的功绩就在于它用巨大的血的代价执着地肯定了民主的正当性，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此外，他认为，民主实现的最好方式是代议制，美国民主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原则是美国立法者的最大功绩。当然，民主也有致命的坏处。当民主沦落为一种“多数人的暴政”或是“多数人的专制”时，民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因为，这种民主侵犯了少数人合法的自由权利，也就颠覆了民主的本质——追求平等自由权利的多数人的意志。此处，读者可以充分理解托克维尔自由优先于平等、民主的理念所在。

为什么法国底层民众那么热衷于革命？多愁善感的托克维尔，从自身的从政经历和现实观察中，反复研究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他的结论。他认为，长期遭受深重苦难的法国底层民众被教士阶级、贵族阶级所抛弃，造成了底层民众与教士、贵族阶级之间的截然对立，形成了法国农民的仇教、仇贵心理，最终，教士、贵族阶级被人数众多的底层民众掀翻在地，所有的旧制度被打碎重建。所谓的革命就是一句话：“起初，你们抛弃了我，最后，我也就抛弃了你们。”要缓和这种阶级的对立，必须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充当缓冲地带，使社会各阶级的流动顺畅起来，才有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并没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

法国底层民众是苦难深重的，同时，又是自私自利的，“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导致社会各阶层严重的自私自利。由此，读者不难理解法国大革命前后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在专制环境下熏陶出来的底层革命群众，学会了专制政府侵犯公民自由、财产权利的一切手段，因而，革命的野蛮、血腥、荒谬性都可以在特定时期一股脑地爆发出来。读过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人都会有这一深刻印象。法国专制政府的教育、诱导、压迫，教会了底层革命民众使用一切破坏性、非人性的暴力革命手段，来最大限度地侵犯无数公民原本合法的自由权利。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用冷峻的笔触为读者留下了一笔宝贵思想遗产。在他的遗产中，知识人可以多角度地思考关于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话题，也可以看到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法国知识人，如何在政治边缘地带和内心紧张焦虑中坦露自我的学者良心的。他观察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的丰富视角，以及他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追求的排序、论证，都源源不断地散发出知识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永恒魅力。

脱胎于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国人，在社会心理和情绪气质上，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法国民众有一些相似。对平等的长久性的热切期待，对民主的长久性的实践不力，对自由的长久性的认知不足，对革命的长久性的习惯应用，都在集聚着今日中国人潜在的革命心理。一旦急切、暴躁、毕其功于一役的快速革命心理、行动占了上风，30多年的改革福利将付之东流。对此，中国人不能不警醒，不能不从世界文明史中去寻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

处在权力上位的执政者，阅读一下托克维尔的作品，很有好处。他们最应该考虑三点：一是如何教给民众一种重视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知识，训练他们用行动去追求这些权利，利用法治保障去实现这些权利；二是学会借鉴国外权力相互制衡的制度手段，而不是仅仅靠自我修正的手段去运行权力；三是着力培育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增强社会的流动性，缓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的和谐充满柔性的色调。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微博名“锋语彩虹”　)　

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端宏斌

来源：作者博客

故事要从一则微博说起，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几个月前发了一条微博：

“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他见的这个老领导就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只要在网上简单搜索，你就会发现王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此书。不仅是他，央行的副行长也在推荐此书。据说京城的高层前段时间都在热读该书，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名，总觉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处嘛。其实不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过：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觉得中国的现实几乎是法国当年的翻版？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写到这里，相信你已经明白政府高层在担心什么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同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要说法国大革命有啥成就？估计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仑，让他当上了皇帝。王副总理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会不会一语成谶？

高层重读托克维尔的革命反思

作者：博客天下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论作为历史学家的托克维尔》、《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南方人物周刊》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000年以来，中纪委几乎每年都会邀请数十名专家参加座谈会，这是每次党代会后中纪委的重要节点式会议。

讨论结束后，专家周淑真记得，大学专业为历史的王岐山向大家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不是高层第一次推荐这本书。经济学家华生2012年2月25日发了一条微博：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这本书早已开始热卖，“几乎一夜间就热销起来了”。这让该书责任编辑、商务印书馆的张燕丽也觉得突然。今年7月份开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销量扶摇上升。“两个月内重印了3次，还在加印。”这是这样一本学术书籍在销售上令人艳羡的数据。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它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什么新的启示？

托克维尔曾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也正因为他的特殊背景和经历，他能够阅读到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

在书中，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尽管路易十六力图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却恰恰削弱了政府对民众原有的控制能力，反而为大家释放不满创造了环境，这样一来，浩劫将无法避免。

他将这一矛盾阐释为革命的悖论：“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2006年12月7日，署名张杨的作者在光明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分析了在托克维尔时代，世界发生的通往现代政治的3条道路。其中有英国的“贵族＋演化”道路、法国的“专制集权＋革命”方式和美国的“宪政民主”立国。他认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异常重要地提到了第四种方案的可能性，“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遵循托克维尔的研究思路，西方学者劳乐对同类问题进行了新的概括:“这种条件的改善导致不满足的吊诡状况，是托克维尔对政治科学最着名的贡献—所谓增长期望带来的革命。实际上，托克维尔承认‘这看起来不合逻辑—但历史充满了这样的吊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最后，这个法兰西政治思想家专门强调了这个观点的重要性—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2012-12-18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本好教材

作者：于德清

来源：于德清_新浪博客

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面对大革命的激进，以及带来的灾难和破坏，他们都宁可选择保守。看《旧制度与大革命》颇为有趣的一点就是，托克维尔对伯克颇有些“瑜亮情结”。尽管，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托克维尔还是处处给伯克“穿小鞋”，认为伯克并不懂得法国的制度和民情。因而，伯克“法国人向英国学习”的那些建议，都是空洞而不切合实际的。每个国家、社会、时代都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准确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除了需要洞见，还需要对制度和民情的具体分析和深入考察。托克维尔也是这样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他的前辈孟德斯鸠写出了《论法的精神》。《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带给我们以观点，还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和分析方法。这恐怕是更加实用的东西。

据说是因为王岐山的推荐，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很火。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解读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意见。

于德清据说是因为王岐山的推荐，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很火。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解读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教材。这部书出版于1856年，至今已经有146年的历史，而汉译本问世才11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此书早一些得到中国人的重视，或许，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认认真真地学习好的东西，永远也不晚，关键还是，我们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托克维尔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距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也过去了很多年。然而，革命与旧制度的复辟似乎仍然轮番上演，法国仍在苦难中轮回。这让托克维尔开始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按照今天的说法，大革命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于是，托克维尔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法国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也就是大革命何以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同样有他们的贵族阶级，但是，英国贵族搞成了“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立宪，而因为政治自由失去，法国的贵族无力《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教材。这部书出版于1856年，至今已经有146年的历史，而汉译本问世才面对大革命的激进，以及带来的灾难和破坏，他们都宁可选择保守。看《旧制度与大革命》颇为有趣的一点就是，托克维尔对伯克颇有些“瑜亮情结”。尽管，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托克维尔还是处处给伯克“穿小鞋”，认为伯克并不懂得法国的制度和民情。因而，伯克“法国人向英国学习”的那些建议，都是空洞而不切合实际的。每个国家、社会、时代都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准确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除了需要洞见，还需要对制度和民情的具体分析和深入考察。托克维尔也是这样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他的前辈孟德斯鸠写出了《论法的精神》。《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带给我们以观点，还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和分析方法。这恐怕是更加实用的东西。11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此书早一些得到中国人的重视，或许，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认认真真地学习好的东西，永远也不晚，关键还是，我们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

《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

于德清据说是因为王岐山的推荐，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很火。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解读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教材。这部书出版于1856年，至今已经有146年的历史，而汉译本问世才11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此书早一些得到中国人的重视，或许，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认认真真地学习好的东西，永远也不晚，关键还是，我们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托克维尔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距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也过去了很多年。然而，革命与旧制度的复辟似乎仍然轮番上演，法国仍在苦难中轮回。这让托克维尔开始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按照今天的说法，大革命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于是，托克维尔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法国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也就是大革命何以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同样有他们的贵族阶级，但是，英国贵族搞成了“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立宪，而因为政治自由失去，法国的贵族无力按照今天的说法，大革命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于是，托克维尔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法国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也就是大革命何以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同样有他们的贵族阶级，但是，英国贵族搞成了“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立宪，而因为政治自由失去，法国的贵族无力制衡国王专制的权力，而难以左右政局，最终眼睁睁看着大革命发生。

于德清据说是因为王岐山的推荐，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很火。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解读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教材。这部书出版于1856年，至今已经有146年的历史，而汉译本问世才11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此书早一些得到中国人的重视，或许，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认认真真地学习好的东西，永远也不晚，关键还是，我们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托克维尔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距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也过去了很多年。然而，革命与旧制度的复辟似乎仍然轮番上演，法国仍在苦难中轮回。这让托克维尔开始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按照今天的说法，大革命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于是，托克维尔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法国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也就是大革命何以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同样有他们的贵族阶级，但是，英国贵族搞成了“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立宪，而因为政治自由失去，法国的贵族无力托克维尔既有历史的探幽，去上溯法国大革命发生之前数百年的历史，也着眼于革命发生的当下。路易十六是个开明的君主，同情美国革命，致力于改革，而在那个时代法国农民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法国的繁荣远远胜过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但是，人们因为获得的自由越多，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越强。人们对君主的改良越来越失去耐心，开始自己动手改造一切，甚至不惜为这场改造而放弃自由。

托克维尔认为，“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最小的改革家。”所以，在他看来，“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

于德清据说是因为王岐山的推荐，最近《旧制度与大革命》很火。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解读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是本好教材。这部书出版于1856年，至今已经有146年的历史，而汉译本问世才11年。这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如果此书早一些得到中国人的重视，或许，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认认真真地学习好的东西，永远也不晚，关键还是，我们能从这本书中读懂什么？托克维尔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距他写出《论美国的民主》，也过去了很多年。然而，革命与旧制度的复辟似乎仍然轮番上演，法国仍在苦难中轮回。这让托克维尔开始深入反思这场革命的原因，以及其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给予了法国大革命以高度的历史评价，但是，这本书也是对大革命进行了祛魅。因为，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看似腐朽的老欧洲的旧制度在被革命摧毁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的多”。按照今天的说法，大革命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于是，托克维尔试图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法国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痉挛”，也就是大革命何以发生，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托克维尔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同样有他们的贵族阶级，但是，英国贵族搞成了“光荣革命”，完成了君主立宪，而因为政治自由失去，法国的贵族无力在托克维尔之前，写法国大革命的是英国的辉格党人伯克。伯克是个信奉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除此之外，他还有个快笔头，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不久，他就写出了《法国革命论》。伯克充分洞见了这场革命不同以往的本质，因为，法国大革命试图把老欧洲的一切连根拔起，既包括陈腐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包括宗教、习俗。因为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恰恰来自这些所谓的传统，毁灭了老欧洲的一切，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处处可见托克维尔对伯克的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托克维尔和伯克政治观点上的接近，面对大革命的激进，以及带来的灾难和破坏，他们都宁可选择保守。

看《旧制度与大革命》颇为有趣的一点就是，托克维尔对伯克颇有些“瑜亮情结”。尽管，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托克维尔还是处处给伯克“穿小鞋”，认为伯克并不懂得法国的制度和民情。因而，伯克“法国人向英国学习”的那些建议，都是空洞而不切合实际的。

每个国家、社会、时代都是不同的，因此，如何准确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除了需要洞见，还需要对制度和民情的具体分析和深入考察。托克维尔也是这样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他的前辈孟德斯鸠写出了《论法的精神》。《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带给我们以观点，还提供了一套认知框架和分析方法。这恐怕是更加实用的东西。

王炎：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博客全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cb51180100dz07.html?tj=

托克维尔的历史忧思：从民主政治到“多数人暴政”

作者：高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棠译，桂玉芳和张芝联校。。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本报专访了已故张芝联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21世纪》：《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高毅：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9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21世纪》：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

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简单说来，英国1066年才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的势力发展不够充分。美国原本只是一些英国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么贵族势力。而法国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种骄横的贵族也只承认暴力的逻辑，从来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也只能由国王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来完成了。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的法国的绝对王权，也由此成为欧洲最典型、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无权无势的人就是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位高权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还拥有极庞大的土地财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在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21世纪》：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他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当然更认同美国革命，因为他感到美国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数的暴政，而法国革命在这方面则完全失败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就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失望情绪，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而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21世纪》：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21世纪》：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王尔德

“旧制度”与“大革命”：历史可以借鉴而不可比附

作者：寒竹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f9268901018sp4.html?tj=1

最近一年多来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出现了一波“托克维尔热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成了关心中国命运的文化精英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也不奇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来，法国大革命就是中国文化精英圈内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各种褒贬都有，而且有的评价甚为极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是社会革命，所以，彻底、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主流中一直具有伟大光辉的形象。康有为等人认为大革命是导致法国近代长期动荡的祸首，却被中国知识界主流视为异端邪说而大加鞑伐。

近三四十年以来，英美文化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逐渐上升，对革命的反思成为潮流。由于法国大革命是西方最为激进的暴力革命，而现代中国则是以暴力革命立国，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又开始在法国革命的弊端中去寻找中国革命的弊端。随着今天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和诸多的社会问题，各种新的比附又开始出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提出的社会发展悖论：革命往往会在苛政开始改善，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爆发。因此有人认为，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革命的风险；托克维尔指出，统治集团只进行有限改革，而拒绝从根本上改革旧制度，所以会被革命所推翻。因此有人预测，如果今天的中国拒绝彻底改革，暴力革命终究难免；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了专制社会是产生暴民的温床。因此很多人担忧，中国社会今天出现的暴虐现象都是专制酿成的，中国如不从根本制度上改变，中国将被暴民摧毁。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研究历史，总是希望能够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启发。但是，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事实，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如果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裁剪历史，就成了“六经注我”。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相信历史可以给当下的发展和未来的道路提供宝贵的借鉴。但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必须立足于对现实的认识和了解。如果简单地用历史上特定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解读现实，最后难以避免演变为一种脱离现实的自言自语。托克维尔在历史上有很多真知灼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启迪。但是，历史只能借鉴而不能比附。毕竟大革命前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

法国旧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托克维尔本人出身贵族，但在思想上却倾向于自由主义。目睹1848年法国革命，以及路易?波拿巴政变上台的史实，托克维尔感时伤世，追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革命，撰写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由于托克维尔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历，他能以比较全面的视角来考察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对大革命前的旧制度、革命的合理性和弊端，革命后专制主义的复活都有比较中肯和理性的评价，而没有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单化论断。但是，这也导致他对旧制度的看法有很大局限。尽管托克维尔在很多地方批评旧制度，并为法国大革命辩护，但他始终坚持“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在他看来，波旁法国要比革命后六十多年后路易?波拿巴的帝国有着更多的自由，尽管这种旧制度的自由时断时续，有很大局限。

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上分析，会发现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确实是一种奴役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制度，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欧洲各国，可以说是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在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对大革命前法国和欧洲的血缘等级制度，已有基本共识。但是今天许多讨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其实，不了解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就不能够理解法国的旧制度，也就谈不上理解法国大革命。

法国的血缘等级制度首先表现在君主专制制度上。在欧洲各国中，法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最为典型，并在路易十四时达到顶点。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制度不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相对更完善和强大。国王通过御前会议完全掌握了中央权力。为了防止地方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坐大，国王把最富有的三千贵族招纳入宫，让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又不给他们管理国家的权力。革命前，法国地方事务基本掌握在国王派出的官吏手中。关于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了很多，但他更多是从中央集权制度与贵族冲突的角度来看问题，更多是为贵族受到王权的压制而惋惜。对于王权与贵族制度都依托于血缘等级制度这一关键问题，托克维尔谈得很少。这不能不说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缺陷。

贵族制度是法国血缘等级制度的中坚。贵族不仅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王室成员，而且是构成三级会议的重要力量。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法国贵族虽然丧失了管理政府的权力，但贵族血缘制度本身还是很强大。即使在第三等级兴起后，贵族仍然凭借特权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在17世纪，法国公爵们的收入是巴黎富有资产阶级的100倍，殷富工匠的500倍。在18世纪，80%的法国贵族虽然不事生产，但仍然过着体面的富裕生活，其中大约有40%的贵族拥有仆人。从路易十四开始，法国几千最富有的贵族都集中居住在大巴黎地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跟普通民众的穷困形成鲜明对比。与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大约从13世纪起就获得免税特权。到了1695年，路易十四的王权达到顶峰，开始向贵族征收人头税和什一税，但贵族仍然享有很多免税特权。由于第一等级的僧侣不交税，第二等级的贵族交很少的税，法国财政出现了严重问题。路易十六希望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问题，却揭开了革命的序幕。

与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不同，由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占了法国人口的95%以上。尽管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农奴制度的束缚而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在整个社会阶层中仍然处于最底层，而且负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没有任何权利。最重要的是，法国的王室和贵族垄断了上层社会的所有职位，第三等级的人无论如何勤劳富有也无发突破血缘等级的藩篱。正如西耶斯在革命前夕的演讲《第三等级是什么？》中所说：

“谁是第三等级?”“谁都是。”“现在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们希望什么?”“不再什么都不是……”显而易见，法国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构成了旧制度的基础，这个旧制度的本质就是奴役和压迫。今天人们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事实，去探讨经济的繁荣、苛政的缓和等等非本质的现象，最终是不得要领的。狄更斯的《双城记》已经把法国大革命的根源讲得很清楚，很形象。

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分裂当然，仅仅讲到法国旧制度的本质还不能够解释大革命为什么爆发，因为封建的血缘等级制度并不为当时的法国所独有，而是整个欧洲大陆共有的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既把法国的封建贵族制度跟海峡对面更为开明自由的英国贵族制度做了比较，也跟欧洲中部和东部的日耳曼社会做了比较。与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相比，法国毕竟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而在路易十六时代经济还相当繁荣。为什么在一个苛政正在减轻，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人民正在获得更多自由和财产的时代，法国竟然爆发了大革命，而在此之前更为专制和贫困的年代，在欧洲农奴制盛行的国家却没有爆发革命？托克维尔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些人热衷于用法国历史来比附今天中国现状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的革命都不是爆发在苛政最严重，民众最困苦的时代。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政治学家对这种历史现象都有论述。一般说来，民众起义或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通常都是社会发生分裂。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另一方面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发生分裂，而这两种分裂都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之中。这使得法国社会形成四个对立的社会群体：王室、贵族、第三等级中的富有者与农民，这四个群体的对立使得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

首先是法国社会中的王权和贵族的分裂。封建制度之所以能有效治理农业社会，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在于分权。层层分封构成了一个分层式的梯田结构，所谓“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是，法国是欧洲封建制度最先衰落，王权最强大的国家。到路易十四时，法国贵族在政治上的统治权逐渐被剥夺，贵族逐渐成为有头衔、有地位但无实权的政治贵族。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为了防止贵族重新坐大，常常以国王身份代表全国民众来压制贵族。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路易十六还把如何防范贵族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

如果仅仅是王权与贵族的分裂，还不足以引发革命，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分裂也可能导致贵族革命而弱化王权，像13世纪初英国贵族强迫无地王约翰签署《大宪章》。引发法国革命的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分裂，这就是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

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错位与分裂，第一个表现是贵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在大革命前，尽管王权和贵族在总体上掌握着巨额的社会财富，但贵族本身在经济上发生了分化，中小贵族开始出现贫困化。而在另一方面，第三等级中有产者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由此形成了法国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裂。

在贵族继承制度上，法国和英国虽然都是长子继承制，但两国实行起来却有很大差异。英国是在贵族爵位和财产两方面都严格实行长子继承制，唯有长子才能继承爵位和全部财产。这种制度在家庭内部虽不公平，但却保证了贵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始终居于强势地位。而法国通常是次子也能继承贵族爵位，但只能继承少数财产。由于法国贵族本身并不从事生产活动，许多豪门贵族经过几代分家就会出现一些贫穷的贵族。这些贵族保持着贵族的政治地位和高傲，但却常常不得不向第三等级中的有产者借钱。由于不屑从第三等级的手上拿钱，破落贵族常常是用剑从前者手中挑起钱袋以显示自己的高傲，这种现象本身就彰显出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

第二个分裂是第三等级，或者说无套裤汉中有产者的崛起。第三等级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很容易在经济领域大展拳脚。第三等级中的银行家、商人、作坊主、律师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却有很大机会迅速暴富，这些新富起来的第三等级对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极为不满。大革命前就流传一个故事，第三等级中的富翁有一次买了剧院豪华包厢的席位，演出刚开始，一个贵族家庭来到剧院，而剧院包厢已坐满。这时贵族发现一个无套裤汉和他的家人竟然坐在包厢内，于是叫来剧院老板命令让他们离开包厢。在政治权力的威逼下，这个无套裤汉只好带着他的家人离开，但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话：“不要说你这个包厢，就是整个剧院我都可以买下来作我的马厩”。在当时的法国，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分裂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都不能继续照旧生活下去了。

第三个分裂是法国农民的反抗。在1789年，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但是农民却要向教会、国王以及领主缴纳多种赋税，经济状况十分悲惨。一个农民需要缴纳的税有：年贡(cens)交给领主；田租(champart)作为当年收成的一部分交给领主；杂税是为使用领主的磨坊和压榨机交税；三十年税，租地的农民每隔三十年交给领主，以证明这块地不是他自己的；土地交易税，农民可以买卖租来的土地，但卖者需向领主交纳地价的10%；继承税，租地的农民去世后，如果他的儿子想继承土地，就要向领主交纳继承税；人头税；交给国王；什一税，把收成的10%交给当地神父。所以，尽管农民与商人、银行家、作坊主、律师同属于第三等级，但他们在经济上的巨大差别决定了他们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冲突。以上可看出，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国王和贵族对立，国王、贵族和第三等级对立，第三等级内部对立，整个社会已经无法继续以原状持续下去了。经济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政治格局的变化就意味着法国血缘等级制度的崩溃，对此法国的王室和贵族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分裂的情形下，革命已经无法避免。

关于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状况，20世纪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讲得比托克维尔更为深入细致。乔治?勒费弗尔认为，早在网球场宣誓前的1788年，“法国贵族就利用政府危机，希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夺回曾被国王剥夺了的政治权威。在搞垮了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之后，贵族阶级为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城市里的群众革命和最后的农民革命开辟了道路，并发现自己亦被埋葬在旧制度的废墟下。”乔治?勒费弗尔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场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四种革命就像汹涌澎湃的江水，一浪高过一浪。这四种革命恰恰印证了革命前的法国社会已经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群体，。

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中法两国不可比附托克维尔是出身于贵族的政治家，担任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游历过英美等国，以如此丰富的政治实践经验来研究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最大贡献是立足于经验，全面理性地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和爆发的形式。无论是对旧制度还是大革命，托克维尔都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这让习惯于非黑即白思维方式的中国知识界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产生的根源与条件、社会转型与革命、革命与改革、经济繁荣与社会矛盾等问题的论述比大多数书斋里的学者更有现实感，对今天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许多政界和学界人士已从不同方面探讨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今天中国的现实意义。而本文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完全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两国所经历的革命也大不相同。今天中国的现状与当年的法国差别实在太大。如果过多地用法国的旧制度或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的现状或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可能既不能准确解读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也不能给中国现实以启迪。

从制度上看，法国革命前旧制度的本质是血缘等级制度，国王与贵族、贵族与第三等级在身份上是无法转化和流动。而中国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就消灭了贵族，一千多年前设立科举制度，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已有上千年的时间。中法两国虽然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国的中央政权远较法国的中央政府强大。即使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太阳王的权力与威望也难以跟中国古代的皇帝相比。

从现实上看，今天的中国虽然处于剧烈转型中而矛盾重重，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流动性，中国政界的高级官员和商界成功人士大多出于平民阶层，这从他们的出身和经历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等级制度，而是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现象。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亟需解决既有问题，但整个社会并未像法国那样分裂为几个泾渭分明的等级，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也并未发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有极大空间跟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法国多米诺骨牌式的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城市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很难在中国发生。

从革命的性质上看，中国在上世纪爆发的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以社会革命的形式实现现代建国，这跟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后来俄国十月革命都有根本的区别。中国革命的初始根源是来自外敌入侵构成的危机。从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列强瓜分，到日本全面侵华，中国近代一直濒临亡国边缘，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历史使命。但是，谁能承担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如何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清王朝历经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后，由于中央权力衰落和土地兼并，中国的上层社会已没有能力凝聚社会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当时唯有动员下层民众进行社会革命才能重新凝聚社会，这是中国革命最深刻的根源。中国在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都离不开救亡图存、现代建国这个最基本的主题。简单地把中国革命比附于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简单地把中国今天的问题都看成是革命的后遗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概而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政界和知识界引起热议，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现象，说明中国社会正在日益走向成熟。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旧制度需要推翻，但旧制度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社会自由与经济发繁荣是巨大的进步，却可能引发民众更高的欲望和期待，这种高涨的欲望和期待极有可能引发革命；大革命是合理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积极遗产，推翻专制制度后的大革命有可能造成更为专制的制度，等等。托克维尔这些看法确有独到之处，也对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有很大启迪。但是，如果过度地拿法国旧制度来比附中国今天的现实，或拿法国大革命来比附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可能会既误读法国历史，也脱离中国现实，最后成为一种政治狂想。

现在的问题不是宪法的问题

作者：秦前红

来源;作者博客

《大革命》一书的启迪是任何变革尝试一定要坚持保护自由

秦前红：谢谢千帆教授，对北京之外的高校人来说都有一个北大情节，童之伟教授曾劝我说不要在武汉做教授，因为在上海做教授比在武汉做教授影响力高50倍，在北京可以高100倍。呵，我此刻就感觉是高100倍，我过去在武汉市做人大常委，武汉市市委书记以下的很多官员都被我公开批评过，《南方窗》专门给我写了我人大常委的八年生涯，但武汉媒体却很少知道我干了这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们这一次到北京来开宪法年会，其中讨论一个的命题是关于中国宪法实施三十周年的问题，在我们学界里对此有一个主流的说词并表现为两个判断，第一，82宪法是新中国最好的。第二，我们改革开放GDP做的猛长得快，是实施宪法的结果。我不同意这个判断，82宪法不是最好的，82宪法的出台有很多是非宪政的东西。我们举个例子，82宪法的制定不是以78年宪法为基础，是以54宪法为基础。如此就自然产生一个追问，，78年以后宪法颁布建立的秩序是什么秩序？我们要不要接续这个法秩序？当年为了审判林彪和四人帮集团，我们突击颁布了九法一例，这个九法一律在我们82宪法之前制定的，在82宪法颁布之后还实施，法律出台在宪法之前，现行宪法颁布后它们是否还有效力，如有，是自然而然继续有效，还是要通过宪法解释或者人大特别决议赋予其效力？它们其中与宪法冲突的如何处理等等？学者们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我认为82宪法颁布之后，如果中国社会有进步，有成绩，不是宪法文本和宪法规范实施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在充满对宪法浪漫主义的想象中促进的一种进步。当吴邦国今年在“两会”宣布中国已经是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候，民间对中国法治却做出了如下判断：大规模的立法，选择性的执法，公信力缺失的司法，普遍违法的。官方操弄法律，工具化使用法律，老百姓不信法律。这里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我宪法里要强调要恪守法制精神，不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反法律，超越法律。但当今天举国上下要迎接十八大顺利召开的时候，反腐败的执法部门就可能要控制反腐节奏。我们已经选出了2200个党代表，这时候你反贪部门、纪检部门遇到党代表涉嫌腐败的案件，就必须慎之又慎。好不容易把他们选举出来了，你很快又对一些代表采取反腐措施，那就会对十八大的召开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就是选择性制度执行的问题。前不久中纪委研究室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中国反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有关反腐的基尼指数排列里已经超过了印度、缅甸。请你们在网上去看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纪委反腐越反越腐，腐败是前仆后继的。据说当年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庆红说我们为了反腐搞了“双规”这个临时性举措，“双规”可能不那么合法但是管用。但是后来“双规”变成一个常规化的东西，到今天这个手段我们用了近二十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公平清正廉洁的社会吗？没有。我们腐败的问题已经超出社会的容忍度。宪政的最大价值之一是满足社会的稳定预期问题，而恰恰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一些权贵、精英、富翁等有所成就的时候想到了什么事情？是把自己弄出国外，把的子女弄出国外，把的家属弄出国外。大家好像对中国未来没有充分信心，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充满了忧虑。我们还可以说出宪法没有实施的其他情形，比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讲，我想干很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其中一个问题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宪法我们写了总理可以介入军队事务的，因为国务院的职权中有负责国防建设的事项？你们可以看九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军委主席之外谁到地方视察敢去军营？国务院总理到地方视察，碰军队就犯政治忌讳。汶川地震时总理就为调不动军队，发过脾气，这跟宪法的规定是背离的，西方之所以有宪政，有宗教的情结问题。西方很早就有社会势力的分层，有三个等级之间的相互制衡，这些奠定了宪政的基石。在中国当下，当谈及宪政建设的时候，我过去无数次做演讲时都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不能法治单兵突进，还要要去喊民主，建设民主，宪政、民主绝对不能须臾分离。如果不解决好民主的问题，法治建设不会有实质性进步，法治是没有未来的。2008年台湾政治大学请我们到台湾去五都选举，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主要观点是，只有民主才能让权力谦卑。我们现在设计很多的制度，前几天也有人还主张在中国可以设计一个防腐败的链条。从表面上看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得天衣无缝，不仅是管八小时之内，八小时之外也可以管，但其实是成效甚微。作为民主制度最为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竞争性选举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是太过重要的东西。当我们谈所谓政改的时候，你可以有系统设计和顶层设计，但是最要害一定要靠选举解决问题，通过选举来改变权力的授权体制，改变公权的掌握者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改变干部选配的神秘化、封闭化操作状况，杜绝吏治的腐败。某个地方人大常委会曾在人事任免中否决了几个主要官员的的任命，可是到年终写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时候，人大主持工作的主任却说这个问题不能写。人大职权主要是四项职权，人事任免权、地方立法权，重大问题决定权、监督权，运用人事任免权搞掉了几个，为什么不写？人大你把同级党委提出的干部名单搞掉了，这算不了多大的事情，这不正好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吗？殊不知，中国过去的干部选拔体制是一个链条，当人大安排一个副市长的时候，执政党的组织部门已经把下面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科长，全部安排好了，你搞掉一个全部打乱。在中国人大制度里，干部和人事问题为什么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会成为一个不能碰的东西，其道理主要在这里面。我们过去讲的中国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主要民主方式之一。但人大代表的选举产生制度有很多弊端，其中之一是把太多的中共党员、干部、老板都选进人民代表大会，把人民代表大会弄成了变相的干部大会、党员大会或官员大会。这个民主样态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我们过去老骂美国搞一次选举花多少钱，中国开一次全国“两会”要花多少钱？多得去了。2000多个人大代表，2000多个政协委员，再加上工作人员十几天吃喝拉撒的费用多少钱。很多官员代表带三大班子进京，让秘书班子帮忙写稿子，宣传班子跑媒体，办公室班子安排吃请请吃，也要所费不菲。你们都知道在每年开“两会”期间，是媒体赚钱的好机会，来了那么多省委书记、那么多省长和部长，他们把版面重要时段都占了，还有一些其他官员如想到媒体露面，就只能通过花钱搞定了。每一次开“两会”还要维稳。北京去年开“两会”动用了70万多人次上街，保证五个电线杆站一个社会保卫人员。今年“两会”还没有开，河北书记已经动用了两万多人到各个部门，河北省委书记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一定要消除对北京“两会”不利的隐患……总之讲宪政和法制一定要讲民主，没有民主的法制单兵突进，不可能有优良的真正法治。相反会搞成古人所说的那样，规则越多秩序越乱。

我再说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回应刚才张千帆教授苗连营教授的争论。我同意苗连营教授的立场。左和右是撕扯不清的，很难有一个明晰的标准。你讲反对宪政、民主、人权就是左派，重庆薄熙来那套作法被公认为极左，但他也没有完全不讲人权。有人讲重庆薄熙来虽然倒了，但是他所关注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式问题，是人权中的平等权问题。重庆的问题意识也许不无可取之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是反宪政反法治的。所谓重庆模式极力强调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的阶层冲突，贫富悬殊问题，它要关注民生，消除贫富悬殊，那不是人权吗？张千帆教授划分标准中的人权只能是柏林讲的消极主义的人权。最近有一本书很流行，那就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此本书讨论的很多问题对当下中国现实来说，不无启迪意义。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以薄为代表的平等取向和大革命式的实现路径。历史上的大革命有两个，一个是苏俄大革命，一是法国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只能算半个大革命。所有的大革命都有一个极富浪漫主义的愿景，要战天斗地要改变天地，甚至要实施对人性本身的改造，要促进灵魂深处的革命，但所有理性主义的狂妄和浪漫主义的动机，最后都会因制度的反人性，制度的不可持续而敲起了丧钟。另外一种是尊重传统，接续传统，继往开来有历史感的自由主义的取向，可能会在发展策略性的竞技中占了上风。我认为中国宪政的未来发展，应该更多让争取一个有自由的社会，有尊严的社会。恰恰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这样一个执政党，往往从一种所谓善良崇高的动机出发，干了很多侵犯经济自由的事情，侵犯人民政治自由、人身自由的事情。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演进往往是感同身受性的，只有直觉体验，没有理性自觉。我过去写过这么几句话，但是因为有了网络以后，好像我就没有知识产权了。我提过当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时候拿起了宪法。当我们说八二宪法尚可以的时候，是因为彭真是这部宪法修改的支持者。彭在牛棚里被打过耳光，在牛棚里遭受了侮辱，所以他在主持八二宪法修改的时候，立主要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写进宪法。最近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那些主持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人没有关乎人权丧失对待感同身受的东西，因此在他们立场上便会倾向于强化诉讼法的打击功能。在某种程度我们今天出的法律远远不如80年代，其原因在于缺失了感同身受带来的人权强烈期待。未来中国法制和宪政的发展，如果说上帝给我们一个眷顾，把我们想要的都给我们，我们全要。如果上帝不能给我们这个眷顾，我们再多项的改革架构里只能选择一项，首要的是选择自由。前几天我为中国改革杂志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房地产调控跟宪法的关系问题。我的立场是，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是政府僭越了自己的权力边界，侵犯和违背了宪法里面的市场经济条款，是侵犯自由条款。表现了近些年国家主义的强大，国家职能的日益强大，这都是我们要保持一份警惕性并要特别加以防范的。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托克维尔著冯棠译

简介【作　者】(法)A.d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丛书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形态项】316 ; 20cm【读秀号】000000534846【出版项】商务印书馆, 1992【ISBN号】7-100-02204-5 / K565.41【原书定价】￥12.80网上购买【主题词】法国大革命(1789～1794(学科:研究)史评(地点:法国年代:近代)【参考文献格式】(法)A.d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2.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冯棠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我审订，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欧美，托克维尔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也是近几十年才最后确立的。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序言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冯棠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我审订，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欧美，托克维尔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也是近几十年才最后确立的。

在托克维尔之前已有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马丁等文人政客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和帝国史。这些著作对这场大革命都有独到见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叙述史。托克维尔不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与他们不同（他几乎从不援引这些历史家），而且视野更为广阔、更为深邃：他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之为法国革命。

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除欧美各国外，他还到过阿尔及利亚，发表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1836）一文（见附录）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免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1848年1月29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那么，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

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可以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比较研究也是托克维尔史学方法的一个特点。他曾说：“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英国贵族并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德国（除莱茵地区外）的农奴制长期存在，农民不像法国那样早已拥有土地……他甚至还批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王权的美化。

最后，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全书的结尾描绘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尽管书中的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处——旧制度末年的财政状况、国际关系和对外战争等——也被指出，但就整体说来，这部仅200页左右的小书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这不是偶然的。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人们越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和特点，越感到有进一步研究旧制度的必要，特别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去进行探索。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这方面开辟了道路。当年鉴历史学派在法国盛行时，托克维尔注重分析政治结构的方法也自然受到了赞赏和推崇。《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至今已12年。这些恐怕都不是托克维尔本人所能奢望的。

中译文根据的是J．P．迈耶主编的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并参照《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迈耶主编，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第二卷第一册第67－25页的原文。原注有一些过于专门，不得不割爱，只留下一些必要的注释。附录两篇都是比较重要的论文：一篇是“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篇是“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是朗格多克”，分别译自《托克维尔全集》第二卷第一册第31—66页和第251—261页。译者对有关的史实、人物和典章制度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欢迎读者对译文不妥之处批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支持，特此致谢。

张芝联1991年8—9月北京—北卡罗来纳《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导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1850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写信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还觉得，比起15年前来，我今天更能著书。因此，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下同。〕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我常常想到帝国，帝国是人们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复去写前人已写过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却步。然而这次，主题以崭新的看来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我想，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而需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这样，事实的叙述不再是本书的目的。可以说事实只是我头脑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据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因此这书可能很短，也许一卷或两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我在这新范围上绞尽脑汁，带几分兴奋地发现许多开始时没引起我注意的各种看法，这一切还只是在我脑际飘动的云影。你对这主题意见如何？”托克维尔写给路易·德·凯尔戈尔莱的另一封信同样发自索伦托，日期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边引用的话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图。我们在这封信中读到，“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苦恼着我。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辩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因而我自认为比起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更能处理好一个政治学专著的重大主题。但是选择哪个主题呢？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不仅因为需要找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主题，尤其因为需要发现一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因此几年来我经常在寻求（无论如何还有一点安宁，使我可以观察一下四周，观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这一小团混乱），就是说，在寻求我可以着手哪个主题，但是一无所获，没有能使我满心欢喜或着实使我动心的主题。然而，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成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百般思绪，也可说所有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处的孤独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严肃、更加深入地再度寻求一部书的主题思想。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当今世界呈现的景象伟大奇异，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使之无法付出许多代价来满足有闲而博学的社会对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但是选择哪一个当代主题呢？最为新颖、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赋与习惯的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的总汇，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

“但是当我去找同类主题的焦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连结的一点时，我却没有找到。我看到这样一部著作的各个部分，却看不出它的整体；我抓住了经纱，但是没抓住纬纱，无法织成布。我必须找到某个部分，为我的思想提供牢固而连续的事实基础。我只有写历史才能碰到它；潜心研究一个时代，对它的叙述使我有机会刻画我们时代的人与物，使我能把所有这些零散的画构成一副画面。只有法国大革命这出长剧，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时代。很久以来我便有此想法，这点我曾向你表露，我把自1789年至今这个大时段（grandeétenduedetemps）继续称为法国大革命，从中挑选出帝国的十年，论述这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和灭亡过程。我越思考越认为要描述的时代必须选择好。至于时代本身，则不仅要伟大，而且要独特，甚至独一无二；可是时至今日，至少依我所见，它的再现都带有虚假庸俗的色彩。此外，它要把强烈的光线投向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这肯定是对全剧作了最好的评价，最能使人对整出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法国大革命的一幕。我的疑虑不在选择主题，而在论述方式。我最初想以我的方式将梯也尔先生的著作重写，就写帝国的功业，只是避开军事部分不写；相反，梯也尔先生再现了帝国的战争，写得春风得意，充满才华。但是，我对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主题仍然犹豫不定。著书立说是需要漫长努力的事业。历史学家的拿手戏是善于组织史实，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掌握这种本领。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史实；就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而言，我所知道的这种能力除非越出体裁并使叙述变得累赘，只应偶或以附带方式运用。最后，这有步梯也尔先生后尘之嫌。公众很少会因这类试图而感谢你；两位作家写同一主题，人们当然认为后者是老调重弹。这些便是我的疑虑；向你合盘端出，听听你的意见。

“在上述考虑主题的方式外，我又想出一种方式，即：不再写长篇巨著，而写相当短的也许就一卷的著作。确切地说，我不想再去写帝国史，而是写对这段历史的全部思考与评价。

“无疑我要指出史实，要遵循史实的线索；但我主要的事不是讲述史实。特别是我要使人们明白那些大事，要使人们看到由此产生的种种原因；帝国是怎样产生的；它何以能够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间建立起来；它所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缔造帝国的那位人物的真实本质是什么；看到导致他成功的因素，导致他败北的因素；他对世界命运尤其是法国的命运所起的暂时影响与长期影响。我觉得一部极其伟大的著作的题材就在这里。但是困难重重。最使我伤脑筋的难题是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相结合。我还没看出怎样使二者结合（可是它们必须结合，因为人们会说前者是画布，后者是颜料，必须二者具备才能作画）。我担心一个损害另一个，担心自己缺乏那种要选择好支持思想的史实就必须具备的极大本领；叙述史实要充分，以便自然而然地通过对叙述的兴趣把读者从一种思考引导到另一种思考，又不能赘述过头，以便使著作的特点始终清晰可见。这一类著作中无与伦比的典范是孟德斯鸠论述罗马人盛衰的著作。可以说透过罗马历史会不断看到其盛衰兴亡；然而罗马历史有相当多内容仍需作者加以解释才能理解。但是孟德斯鸠抛开那些一向奉为楷模的上乘之作，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了在我所谈论的著作中尚不具备的才能。孟德斯鸠研究一个极其广大极其遥远的时代，他只能相隔很远挑选最大事件，而对这些事件，他只说最普遍的东西。假如把他局限在十年这段时间内，穿过大量细致精确的事件来探索路径，这著作的难度肯定要大得多。

“我是想通过前面这番话使你明了我的心境，刚才我对你吐露的所有想法苦恼着我；但是现在仍然是一片黑暗，至多是半明半暗，看到的仅仅是主题重大，但并不清楚这广阔空间的种种事物。我多想让你帮我看得更清楚些。我自豪地相信我比任何人更能把伟大的思想自由带进这样的主题，对人物和事件毫无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评说。因为对于人物，尽管他们曾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我可以保证既无爱也无恨；至于名为宪法、法律、王朝、阶级的那些事物的形式，我不谈论其价值，只论我亲眼见到的它们的存在，避而不谈它们产生的效果。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对此，我可以保证；就这种工作而言，这类倾向与天性是有用的，正如在事情涉及的不是评说而是介入人类事务时它们常常有害一样……”

没有谁能比作者本人再清楚不过地界定《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目的与方法了。也许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两封信中提到了最使他头疼的难题：“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相结合”。实际上，赋予他的著作独一无二特征的就是这“结合”。托克维尔之前或之后写的所有大革命史，人们都可以推定其产生时代，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托克维尔的著作永葆青春，因为这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不论是维科的《新科学》，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还是布克哈特的《普遍历史论见》，都没有陈旧过时，哪怕我们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已变得更为专门化。毫无疑问，《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必须列入这一类经典著作。

《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托克维尔著冯棠译　　

简介　

【作　者】(法)A.d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

【丛书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形态项】316 ; 20cm

【读秀号】000000534846

【出版项】商务印书馆, 1992

【ISBN号】7-100-02204-5 / K565.41

【原书定价】￥12.80网上购买

【主题词】法国大革命(1789～1794(学科:研究)史评(地点:法国年代:近代)

【参考文献格式】(法)A.de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2.

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经冯棠翻译，桂裕芳教授校阅，最后由我审订，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似乎委屈了这部“经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欧美，托克维尔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也是近几十年才最后确立的。

序言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1848年1月29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那么，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尽管书中的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处——旧制度末年的财政状况、国际关系和对外战争等——也被指出，但就整体说来，这部仅200页左右的小书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法国文化部的支持，特此致谢。

张芝联 1991年8—9月北京—北卡罗来纳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　　

导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1850年12月26日，托克维尔从索伦托写信给他的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道：“如你所知，很久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作一部新著。我思量再三，假如我要在这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还觉得，比起15年前来，我今天更能著书。因此，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下同。〕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我常常想到帝国，帝国是人们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的一幕。但是看到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尤其是想到我好像要重复去写前人已写过的名作，我常常望而却步。然而这次，主题以崭新的看来更可以接近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我想，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而需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这样，事实的叙述不再是本书的目的。可以说事实只是我头脑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据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它的特点，涉及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涉及由他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因此这书可能很短，也许一卷或两卷，但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我在这新范围上绞尽脑汁，带几分兴奋地发现许多开始时没引起我注意的各种看法，这一切还只是在我脑际飘动的云影。你对这主题意见如何？” 托克维尔写给路易·德·凯尔戈尔莱的另一封信同样发自索伦托，日期为1850年12月15日，它比前边引用的话更清晰地透露了作者的意图。我们在这封信中读到，“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苦恼着我。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就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过去的十年中，我在许多方面都一无所获，但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辩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因而我自认为比起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更能处理好一个政治学专著的重大主题。但是选择哪个主题呢？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不仅因为需要找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主题，尤其因为需要发现一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因此几年来我经常在寻求（无论如何还有一点安宁，使我可以观察一下四周，观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使我身陷其中的这一小团混乱），就是说，在寻求我可以着手哪个主题，但是一无所获，没有能使我满心欢喜或着实使我动心的主题。然而，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成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百般思绪，也可说所有这些心神不安，在我所处的孤独境地，自然而然地促使我更加严肃、更加深入地再度寻求一部书的主题思想。我想表露我的想法，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当今世界呈现的景象伟大奇异，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使之无法付出许多代价来满足有闲而博学的社会对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但是选择哪一个当代主题呢？最为新颖、最适合我的智慧禀赋与习惯的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的总汇，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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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昭、刘锋等：全民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林子搜集